子安宣邦作品集书目:
孔子的学问
江户思想史讲义
何谓“现代的超克”
国家与祭祀
汉字论
现代日本的东亚观
现代日本的中国观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精读
近代知识考古学
本书对于日本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问题“现代的超克”进行了详细的回顾、分析和批判。子安宣邦认为,起因于日本帝国对世界秩序以同样属于帝国主义的战争方式进行重组要求的十五年战争,是日本“现代的超克”论成立的背景。作为对重组要求的回应的“东亚新秩序”“东亚协同论”也应运而生,并由此将“十五年战争”双重化,使之成为“两场战争”,从而为无法正当化的对中国的战争找到历史的和哲学的根据。
正是通过对以上战争时期日本思想界和日本社会整体的深刻反思,作者提出了如何正确面对战时日本文化意识形态,如何正确面对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现代体制、如何促进其本质性转换的问题。
子安宣邦1933年生。毕业于东京大学,大阪大学名誉教授,曾任日本思想史学会会长,日本思想史大家。子安宣邦以一系列著作,对江户时期以来的日本思想界重要人物及其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批判性的研究。子安宣邦知识渊博,思想深刻,在日本学术界有广泛的影响。
董炳月 196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早年留学日本,获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98年)。著作:《“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茫然草》《“同文”的现代转换》《鲁迅形影》等。译著:《国家与祭祀》《蒙古新疆旅行日记》等。
致中国读者
序章 “现代的超克”论——昭和意识形态批判
章 何以“现代”并且“超克”?——“现代的超克”与三次座谈会
第二章 谁正视了中国的战争事实?——“大陆政策十年之研讨”座谈会
第三章 “世界史之哲学”的时代——“世界史立场与日本”座谈会
第四章 诗改变世界秩序——日本浪漫派与文学反叛
第五章 东亚与“日本式和平”的构思——“帝国之希求在于东亚之永久安定”
第六章 何以如此感动于宣战?——在“支那事变”与“大东亚战争”之间
第七章 即使战争无偿而终——保田与重郎的战时与战后
第八章 日本现代批判与“奴隶论”视角——竹内好与两个鲁迅
第九章 “现代的超克”与战争的二重性——竹内好与“永久战争”的理念
第十章 亚洲主义这一近现代日本的对抗轴——日本近现代史与战争的二重性
第十一章 什么是由亚洲进行的超克?——以《作为方法的亚洲》为中心
后 记
竹内好的“现代”话语(代译后记)
致中国读者
所谓“现代的超克”论,就是在昭和日本被称作“十五年战争”的时期日本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话语。在昭和日本的这一时期,他们被要求进行世界史式的、新的自我理解。“现代的超克”论的展开,是作为追求世界秩序之重构的政治话语,或者作为追求世界史之多元性重构的历史哲学话语,进而是作为围绕“亚洲式之物”的文明论话语,或者是作为亚洲民族主义话语,等等。我在本书中所进行的,即为对该“现代的超克”论诸种话语性质的批判性解读,同时解析那些话语所具有的现代意义。
我将昭和日本的“十五年战争”看作“现代的超克”论成立的背景。“十五年战争”一语,是对昭和日本的“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总体性表述。即,从日军以 1931 年的“柳条湖事件”为契机侵占中国东北开始,经过 1937 年“卢沟桥事变”的转折,日本与中国进入未曾宣战的战争状态,战争在军事、政治诸方面均未获终解决,因之日本发动了 1941 年的太平洋战争作为终解决手段,结果在 1945 年战败。这场“十五年战争”的后阶段虽然在太平洋和南亚各地区展开,但可以说,这场战争主要是以中国大陆作为舞台、作为战场的。这场“十五年战争”,是作为“现代的超克”论这一日本知识分子建构的世界史式的自我理解话语之背景的重要历史事实而存在的。
“十五年战争”是起因于日本帝国对世界史与世界秩序进行帝国主义式重新组合、重新建构的要求。——在当时,这样理解的日本人绝不在少数。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等人士应当也曾是这样理解的。但是,努力在强化极权主义国家体制的同时展开“总体战”的日本,对知识人提出了为帝国重新确定世界史位置的要求。对于该要求,他们这些知识人用“东亚新秩序”构想、“东亚协同体”论、“世界史的哲学”等进行了回应。我将那些言论作为太平洋战争开始时他们曾经展开的那种“现代的超克”论进行总括。在当时,这些言论是要在地缘政治学式的“东”与“西”的对抗性框架之中寻求克服“现代”的原理。那“现代”意味着欧洲式现代。所谓“现代”,即由资本主义、物质主义文明的特质与个人主义、利益社会的特质所构成的“欧美式之物”的历史符号。那个“现代”,被看作必须和欧美的一元化世界统治欲求一起被“亚洲的现代”克服的世界史之前的时代。
但是,发生在中国的战争这一事实,持续地用怀疑的暗云覆盖日本知识人的心灵,不停地使他们的“东亚新秩序”论述成为虚伪的话语。唯其如此,对英美开战时包括知识人在内的许多日本人才发出了欢呼声。他们次找到了在中国持续进行无理由战争的正当理由,即“现代的超克”次成为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的历史性、哲学性理由。
不过,这种转换一方面导致了将“十五年战争”作为“两场战争”来认识的看法——即对中国的无法正当化的战争与对英美的能够正当化的战争这种看法——的出现,另一方面又将“现代的超克”这一课题封闭在“东”与“西”这种地缘政治学性质的、“对抗性”的框架之中。这些是应当称作“‘现代的超克’论的战后”的问题,亦即我在本书中通过对竹内好与沟口雄三的评说所讨论的问题。沟口一方面从中国历史中读出了“独自的现代”,一方面展开了对“社会主义”中国所进行的“现代的超克”的阐述。不过,他不知道,通过“东”与“西”这种地缘政治学式的“对抗性”框架所进行的超克,正是基于 20 世纪前期的图式所展开的“现代的超克”论。现在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应当是:全球化资本主义这种现代世界体制的本质性转换怎样才是可能的?
我在本书中所进行的,也并非对“现代的超克”论的现代式重读。毋宁说,撰写本书是为了从置身“十五年战争”中的日本知识人的苦闷之中发现与中国建立本质性联合的可能性。在世界危机持续存在的今天,应当追求的就是中日两国间的本质性联合。这本书的中文版在日中战争结束七十周年的这一年进入翻译出版流程,其意义大概正在于此。
我要对将本书翻译为中文的董炳月先生表达衷心的感谢之情。这本书包含着文学性修辞,不易阅读,将其翻译为中文的,只能是曾经翻译过拙著《国家与祭祀》的董炳月先生。能够幸运地与董先生相遇,我感谢上帝!
同时,我也衷心感谢推动本书翻译出版的林少阳先生和三联书店的编辑叶彤先生!
子安宣邦
2015 年 3 月 1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