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1．名家新著，樊树志先生细讲晚明史新作，“重写晚明史”系列之一, 以全球史的视野聚焦晚明王朝，由朝廷间的日常细节建构晚明大历史；从万历与朝臣的立储之争，到大臣间的相互攻伐，晚明如何陷入层层纷争而不能自拔：
☆ 樊树志先生年届八十而笔耕不辍，在全球史视野下聚焦晚明王朝，以朝廷间的日常细节描绘出一幅晚明的历史长卷。
☆ 晚明社会自海禁开放后，又经过万历新政，社会发展可谓欣欣向荣。但自万历后期至天启年间，朝堂之内怪相迭出、戾气弥漫——皇帝和大臣间的立储之争、阉党和大臣的党争攻伐、廷臣之间的相互倾轧，使得朝堂人心涣散。史家说明朝实亡于万历，是耶非耶？读者见仁见智。
☆ 历史研究是通过回顾过去以展望和建构更好的未来。樊树志先生以六十余年历史研究专业素养和八十余年的知人阅世经历解读晚明，深刻体现了学人的担当意识和作为社会脊梁的责任感。
2. 大众历史的笔法：
☆ 樊树志先生以六十余年历史研究专业素养和八十余年的知人阅世经历，解读晚明政坛跌宕起伏的人事更迭、朝政纷纭；用大众写作笔法，浅白流畅讲述发人深省的历史故事，可读性与思想性俱强。
☆ 通过诸多细节对话和场景还原，立体呈现了万历皇帝复杂的内心世界，及东林士人在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信念与阉党横行、颠倒黑白的现实世界中的思想挣扎。
☆ 细节勾勒与宏大叙事相得益彰，故事性、代入感强，非虚构的严肃历史著作读来胜似虚构文学作品，扣人心弦，动人心魄。
☆ 读史明智，本书更是一面历史之镜，让人不断反思晚明的兴衰成败，看清过去，照亮未来。
3. 学术前沿的专著：
☆ 挖掘大批史料基础上重新书写晚明历史。本书建构在大批晚明历史人物的奏疏、书信、文集、邸钞、实录及方志等材料之上，资料详实周全，但凡书中所涉人物，作者无不一一翻阅其相关著述，并在相互比照研读后，还原历史实况，在大批鲜活生动的细节材料之上，重新书写晚明历史，真实而生动。
☆ 以细节勾勒与宏大叙事相结合，提倡历史学者放开眼界看历史。近二十年来，学界的学术研究出现越来越严重的碎片化现象，导致近年来史观在学者和民众中渐趋模糊。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学者，作为社会文化的脊梁，樊树志先生一向主张学术研究要在宏大的历史观指导下，以广阔的视野和开放的胸怀进行，只有这样，才能让学术研究推进社会发展。樊树志先生以本书“向宏大叙事致敬”！
【内容简介】
本书是樊树志先生以全球史的视野细讲晚明史的新作——“重写晚明史”系列之一。作者站在全球的角度聚焦晚明王朝，史识史见与历史新知交融笔下。本书描绘了一幅从万历间皇帝与大臣的立储之争，到天启年间阉党与东林党争的历史长卷。通过诸多细节对话和场景还原，立体呈现了万历皇帝复杂的内心世界，及东林士人在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信念与阉党横行、颠倒黑白的现实世界中的思想挣扎。
本书分六章：*章《“争国本”：围绕册立皇太子的纷争》，第二章《疑影重重的内廷》，第三章《勤于聚敛怠于临朝的皇帝》，第四章《东林书院的实态分析———“东林党”论质疑》，第五章《从泰昌到天启》，第六章《畸形的阉党专政时代》。
【作者简介】
樊树志，复旦大学教授。代表著作有：《晚明大变局》（2015）、《明代文人的命运》（2013）、《明史讲稿》（2012）、《张居正与万历皇帝》（2008）、《大明王朝的后十七年》（2007）、《国史十六讲》（2006）、《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2004）、《晚明史（1573－1644年）》（2003）、《国史概要》（1998）、《崇祯传》（1997）、《万历传》（1993）、《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990）《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88）等。其中，《晚明史（1573－1644年）》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晚明大变局》入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新华网、新浪网等二十余家媒体2015年度好书，并入选新华网2015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
【目录】
章 “争国本”：围绕册立皇太子的纷争
第二章 疑影重重的内廷
第三章 勤于聚敛怠于临朝的皇帝
第四章 东林书院的实态分析——“东林党”论质疑
第五章 从泰昌到天启
第六章 畸形的阉党专政时代一
《重写晚明史》后记
【书摘与插画】
“争国本”的由来
皇后王氏秉性端谨，专心侍奉慈圣皇太后，颇得其欢心。在皇上疾病缠身静摄休养时，协助封识整理堆积如山的章奏公文。每当皇上提及某事，随即取出公文呈上，毫无错谬。她母仪天下四十二年，以孝慈著称。但万历六年（1578）大婚后，皇后多年没有身孕，直到万历九年（1581）十二月才生下皇长女。因无子嗣，皇太后未免有些焦急，文书房太监向内阁传达皇太后懿旨：“命专选淑女，以备侍御。”内阁首辅张居正心领神会，乘着经筵的机会，对皇上说： 皇上仰承宗庙社稷重任，远为万世长久之图，而内职未备，储嗣未蕃，臣等日夜悬切。但选用宫女事体太轻，恐怕名门淑女不乐应选。不如参照嘉靖九年（1530）选九嫔事例，上请皇太后恩准。
就在册选九嫔的时候，皇帝看中了皇太后身边的宫女王氏。此人一直在慈宁宫当宫女，多年来未曾引起皇帝注意。一天，皇帝往慈宁宫探望母后，索水洗手，宫女王氏捧了面盆服侍，皇帝见了甚为欢悦，看中了她。于是就有了所谓“私幸”，还赏了她一副“头面”（首饰）。一来二往，宫女王氏有了身孕。
按照宫中惯例与祖宗家法，宫女受到皇上“宠幸”，必有赏赐，随侍的文书房太监必定记注皇上“宠幸”宫女的年月日，以及所赏赐的物品，以备日后查验。这就是所谓“内起居注”。皇帝自己对此却讳莫如深，左右内侍当然也守口如瓶。某日，皇帝侍候生母慈圣皇太后宴饮，母后问起此事，他沉默不语，继而矢口否认。太后命太监取来《内起居注》，让他自己看。皇帝面红耳赤，不再隐瞒，低头聆听母后的规劝：“我年老矣，尚未弄孙，若生男，宗社之福也。母以子贵，宁分差等耶？”深受宠幸的德妃郑氏，常在皇帝面前戏弄宫女王氏，动辄叫她“老嫫嫫”，暗含讥刺之意，皇帝也默然不自得。听了母后的规劝，皇帝在万历十年（1582）六月册封怀孕的宫女王氏为恭妃，派定国公徐文璧、大学士张四维举行册封礼仪。册封之后两个月，恭妃王氏果然生了一个男婴，就是皇帝朱翊钧的长子朱常洛。
皇长子诞生于大婚数年之后，当然是非同小可的喜事。成国公朱应祯等勋戚贵族代表皇帝前往郊庙、社稷，举行祭告仪式。皇帝本人则在皇极殿接受群臣祝贺。次日，内阁辅臣张四维等题奏，皇子诞生，诏告天下，宜有颁恩条件，请皇上“乘此大庆，名降德音，弘敷惠泽”。九月初六日，在皇长子满月日子到来之前，皇帝诏告天下，宣布大赦。诏文写道：“以今年八月十一日子生，系恭妃王氏出，上副两宫圣母忧勤之念，下慰四海臣民仰戴之情。”因此颁布若干恩例，以示普天同庆。
皇长子的诞生，按照惯例，两宫皇太后应该加奉徽号。九月初九日，皇帝亲自到慈庆宫，向嫡母仁圣皇太后恭上“仁圣懿安康静皇太后”徽号，群臣随至徽音门行礼。次日，他又到慈宁宫，向生母慈圣皇太后恭上“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徽号，群臣随至思善门行礼。
诞育皇长女的皇后王氏、诞育皇长子的恭妃王氏，不受皇帝宠爱，真正受宠的是诞育皇二女的德妃郑氏。万历十一年十一月，德妃郑氏生皇二女，皇帝十分欣喜，破例赏赐内阁首辅申时行红云苎丝二匹，银抹金脚花二枝；赏赐内阁次辅余有丁、许国及讲官沈鲤等人，各红苎丝一匹，银脚花一枝。这种做法已经有点出格，更为出格的是，万历十二年八月，册封德妃郑氏为贵妃，其地位仅次于皇后，而高于恭妃及其他嫔妃。万历十四年正月初五日，郑贵妃生了皇三子朱常洵，进一步巩固了她受宠爱的特殊地位。由于生于万历十二年的皇二子于次年夭折，因此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实际上就是次子。皇帝见爱妃喜得贵子，比皇长子诞生还要高兴，准备大加庆贺，特地传谕户部：“朕生子喜庆，宫中有赏赉，内库缺乏，着户部取太仓银十五万两进来！”
皇帝对皇三子的偏爱超过了皇长子，使朝廷大臣预感到即将面临一个棘手的难题： 册立谁为太子？册立皇长子常洛，还是册立皇三子常洵，是牵涉到“国本”的头等大事。由此而引起旷日持久的所谓“争国本”事件，廷臣与皇帝争论不断，使人们的关注程度盖过了其他政治话题。
二月初三日，皇三子即将满月之际，内阁首辅申时行向皇上提议，尽快册立太子，奏疏的题目就是《恳乞宸断册立东宫以重国本事》。他委婉地建议尽快册立皇长子：“窃惟国本系于元良，主器莫若长子……自万历十年元子（长子）诞生，诏告天下，五年于兹矣。即今麟趾螽斯，方兴未艾，正名定分，宜在于兹……惟国家大计，以今春月吉旦，敕下礼官，早建储位，以慰亿兆人之望，以固千万世之基。”申时行毕竟不是张居正，皇帝对他的建议置之不理，寥寥数语搪塞了事：“卿等以册立元子请，朕见婴弱，少候二三年举行。”所谓“少候二三年举行”，是一个托词，其实他另有算盘： 不满意宫女所生的皇长子常洛，想册立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来个缓兵之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决定把郑贵妃的身份再提高一步——进封为皇贵妃。
此议一出，举朝哗然。
万历十四年二月初八日，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字泰符，浙江慈溪人）上疏劝阻。他指出，郑贵妃虽贤，所生只是皇上第三子，而恭妃所生才是长子，理应“主鬯承祧，乃其发祥”，为什么反而使恭妃屈居其下？伦理不顺，人心不安，难以重储贰，定众志。希望皇上收回成命，以协舆情。如果以为事势难以挽回，不妨先册封恭妃王氏为贵妃，再册封贵妃郑氏为皇贵妃。他还请求皇上采纳申时行的建议，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以定天下之本。
姜应麟的这一番议论，不温不火，句句入情入理，却触到了要害，令皇帝大为震怒，把奏本丢到地上，仍不解恨，把身边的太监统统叫来，无端地把他们当做靶子，发泄道：“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科臣奈何讪朕！”越说越气愤，情不自禁地一再拍打桌子，吓得太监们纷纷跪下叩头请罪。少顷，怒气稍解，他在姜应麟的奏疏上批示：“这册封事，非为储贰，因其敬奉勤劳，特加殊封。立储自有长幼。姜应麟这厮心怀别故，窥探上意，疑君卖直，好生无礼，着降杂职于极边，该部不许朦胧升用。”
姜应鳞贬为山西广昌县典史，舆论不但没有被压服，反而更加汹涌了。吏部验封清吏司员外郎沈璟（字伯英，号宁庵、词隐，苏州吴江人），步姜应鳞后尘，上了一本奏疏——《恳乞圣明定大本详大典以固国脉事》，请求皇上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并且进封恭妃王氏为贵妃，庶几无独优贵妃郑氏之嫌。皇帝不听，下旨切责：“已有旨了，这厮如何又来渎奏？姑降三级调用。” 皇帝不想听臣下“渎奏”，臣下偏偏“渎奏”不已。礼部官员出于职责有关，上疏请求皇上册立皇太子，并封恭妃王氏和贵妃郑氏为皇贵妃，与姜应鳞、沈璟相呼应。不仅如此，吏科给事中杨廷相（字君赞，号宗鲁，福建晋江人）等言官挺身而出，上疏论救姜应鳞、沈璟，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二月十二日，皇帝与内阁辅臣谈及此事，强词夺理为自己辩解：“朕之降处（姜应鳞、沈璟），非为册封，恶其疑朕立幼废长，揣摩上意。朕思我朝立储自有成宪，岂敢私己意以坏公论。彼意置朕不善之地，故有是处。”他要求内阁票拟谕旨，替他解围，并在杨廷相等言官论救姜、沈的奏疏上批示：“立储以长幼为序，祖宗家法，万世当遵。朕仰奉成宪，俯察舆情，岂肯以私意违拂公论。姜应鳞等揣摩上意，动辄以舍长立幼为疑，置朕于有过之地。特降处示惩，非为奏请册立之故。国本有归，朕已明白晓示，待期举行。各官宜体朕意，再不许妄疑渎扰。”这种欲盖弥彰的语调，意在压制舆论——“不许妄疑渎扰”，效果适得其反。
几天后，刑部山西司主事孙如法的奏疏，“渎扰”得更为厉害。他从申时行的《恳乞宸断册立东宫以重国本事》谈起，再提及姜应鳞的《慎封典重储贰以慰人心事》，沈璟的《恳乞圣明定大本详大典以固国脉事》，对皇上的处理有所质疑。并且针对皇上所说，进封贵妃郑氏为皇贵妃，“非为储贰，因其敬奉勤劳，特加殊封”，予以辩驳。他认为这是一种托词：“天下之人但见恭妃王氏诞育元嗣，已及五年，是固左右宸居，朝夕奉御者也，岂毫无敬奉之劳？而未闻有奇封之典。贵妃郑氏敬奉勤劳，积有月日固然，而何其一生皇子，即有皇贵妃之封也？奇封之典贵妃能得之于皇子方生之日，而恭妃不能得之于五年敬奉之久？此天下之所以不能无疑也。”他为姜应鳞、沈璟辩护，认为二人被贬，反而导致人心更加怀疑。姜、沈二臣所说，不过是“重储贰”“定大本”，因为立嫡以长自有定分，希望陛下早定而豫教，与陛下“立储自有长幼”之意，正好相合。他们所说的“慎封典”“详大典”，不过是说，恭妃、贵妃都诞育皇子，贵妃不应该独封，希望并封恭妃，并没有阻止贵妃之封。这也和皇上所说“册封非为储贰”之言，并不违背。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把姜、沈二臣放逐、降级呢？这正是天下之所以深深怀疑的地方。所以他主张，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将恭妃、贵妃同时进封为皇贵妃。
孙如法的奏疏，言词虽然和缓，气势却很凌厉，皇帝看了大为光火：“立储定序已屡颁明示，孙如法不系言官，如何出位渎扰救护！宫闱事体彼何由知？好生狂躁。本当重处，姑降极边杂职。再有妄言者，重治如法。”《明神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一，万历十四年二月甲申。皇帝一再严厉封杀批评意见，官员们只得缄默不响了。
三月初二日，贵妃郑氏正式进封为皇贵妃，进封册文对她赞誉有加，什么“妙膺嫔选，婉娩有仪”，什么“辄宣劳于视夜，厥有鸡鸣之助匡”云云。进封郑贵妃为皇贵妃，是皇帝对她的册封。据当时人说，内廷嫔妃的尊称至贵妃而极；截至万历朝，二百五十年中，嫔妃册封为皇贵妃尊号的仅十六位，其中两位是死后追封的。皇长子的生母恭妃王氏，在郑贵妃进封为皇贵妃后，始终未曾封为贵妃；万历二十九年册立长子为皇太子后，仍不封如故；直到万历三十四年，皇太子的长子诞生，才进封恭妃王氏为皇贵妃。可见册封贵妃、进封皇贵妃，并非易事，皇帝在郑氏与王氏之间，厚此薄彼竟然如此悬殊，无怪乎“争国本”永无宁日。
郑贵妃进封皇贵妃已成定局，朝野上下仍然议论纷纭，官员们在猜测，皇上究竟立谁为皇太子，是否立幼不立长？一时间流言四起。礼部身负此责，首当其冲，不得不再次向皇上反映： 先前阁臣及言官奏请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不蒙允准，却进封郑贵妃为皇贵妃，群臣请求同时进封恭妃为皇贵妃，又不蒙允准，因此人心猜疑，讹言相煽。这完全是按照祖宗旧制及皇室礼仪提出问题，皇帝无法驳回，不予理睬。河南道御史杨绍程试图再做一次努力，劝谏皇上：“皇贵妃位亚中宫，分位甚尊。恭妃诞育元子，系则至重。其间礼仪相接，名分相临，或恐有不自安者。”皇帝根本听不进，怒斥杨绍程是“掇拾余言，沽名渎奏”，剥夺他俸禄一年，并且警告言官，不得“再讪君卖直”。
外廷议论得沸沸扬扬之时，宫内的慈圣皇太后也有所耳闻。她是喜欢恭妃王氏的，也心疼她的长孙。据文秉记载，某日，皇帝到慈宁宫向母亲请安，太后对儿子说：“外廷诸臣多说该早定长哥（原注： 宫中呼太子为长哥），如何打发他？”皇帝脱口而出：“道他是都人（原注： 宫中呼宫人为都人）的儿子。”太后听了心生不快，正色训斥道：“母以子贵，宁分差等？你也是都人的儿子！”这一下点中了要害。原来慈圣皇太后李氏也是宫女出身，早年作为宫女进入裕王（即后来的隆庆皇帝）府邸，生了朱翊钧以后，才进封为贵妃，朱翊钧即位后，上尊号为慈圣皇太后。听了母亲的训斥，他自知理亏，如果自己的长子因为宫女所生不能立为太子，那么他本人根本不可能成为太子，更遑论皇帝了。面对母亲，他惶恐万状，伏地请罪，迟迟不敢起来。对于朱翊钧而言，母后训示的压力非同小可，超过外廷大臣的千言万语。以后皇长子常洛之所以能有转机，郑贵妃欲立皇三子的图谋之所以不能得逞，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