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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制度，所面临的问题都是深化改革，求得完善。中国未来三十年的走向和命运，取决于如何面对这一阶段的关键问题和行动。
中国正将目光聚焦在未来三十年。如何突破新旧利益的博弈格局，在全球挑战中寻找新的机遇？本书立足于这两年出现的问题、挑战、矛盾，把脉当下时局，预测未来趋势，给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以微观调研把握宏观中国，用战略思维观照现实国情。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深度解析新时代下的决策之路，关注现实问题，兼顾大局观点，读来有豁然开朗之感。
【内容推荐】
以微观调研把握宏观中国
用战略思维观照现实国情
时值中国改革40周年，自全面深化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面临新的局势与机会。几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很多成效，也出现了新的问题，比如这几年经济的增速放缓，新的举措如何制度化，从而预防和遏制新问题的出现？目前的改革遇到了哪些新的困难？中国如何处理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如何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把国家提升成为一个富裕社会？
改革和发展的顶层设计固然重要，但如果不执行或执行不到位，停留在纸上文件，只会导致更多的麻烦。政府每年有什么改革新进展，有什么新的举措要完善，将成为未来几年观察中国的焦点。中国未来三十年的走向，取决于如何面对改革进入深水区这一阶段的关键问题以及采取的行动。
在这些新秩序、新挑战、新矛盾的面前，我们该如何面对并积聚新的力量，从而更从容地面对变化的世界？本书就是试图通过分析和回答这些新挑战、新矛盾、新力量出现的原因、目前的情势，以及应对的策略，对我们无法确定的未来给予更多的指导。
【作者简介】
郑永年，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近年来，先后出版专著20多部。其中，英文著作7部、中文著作22部，包括《中国模式（修订版）》《未来三十年》《不确定的未来》《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保卫社会》《通往大国之路》《改革及其敌人》等。先后在《比较政治研究》《政治科学季刊》《第三世界季刊》等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目录】
序十九大与中国未来三十年 / V
第1章新常态下如何推进改革
新常态下如何推进改革 / 3
防止“新常态”变成“非常态” / 10
一个自由放任改革时代的终结？ / 16
中国会按照自己的逻辑走下去 / 30
第2章改革的风险与挑战
中国的新经济政策及其风险 / 41
中国不改革的政治风险 / 48
中国不改革的社会风险 / 55
中国经济改革的风险 / 61
中国意识形态的回归及其影响 / 67
中国民粹性民族主义的危害 / 72
第3章反腐败运动如何深化
十九大与反腐制度建设 / 81
中国反腐败运动如何深化 / 87
运动式反腐为制度建设创造条件 / 93
反腐败与中国第二次政治革命 / 98
中国反腐败运动揭示什么？ / 104
中国反腐败运动的新政治意涵 / 110
腐败与中国的历史周期律 / 117
反腐制度设计不能理想化 / 124
第4 章政府治理的关键问题
十九大与政商关系的重建 / 131
中国重返法治国家建设 / 138
法治与中国“空转政府”的治理 / 144
中国如何避免“官员不作为”现象 / 150
不能有官场新秩序已建成的麻痹思想 / 157
中国政治中的“群众路线” / 163
开放、竞争和参与：实践逻辑中的中国政治模式 / 170
集权为了改革，改革需要分权 / 181
第5 章“一带一路”与中国的崛起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 193
中国“一带一路”的政策工具 / 204
中国实施“一带一路”的优势 / 211
“一带一路”与中国的可持续崛起 / 217
“一带一路”与全球经济再平衡 / 223
“一带一路”与中国的“时代精神” / 229
中国“一带一路”的几个重大问题 / 235
“一带一路”：做什么、怎么做？ / 241
第6 章中国崛起已不可阻挡
塑造中国崛起的新国际战略 / 249
中国外部崛起不可阻挡 / 256
地缘政治变迁和政治秩序重塑 / 268
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与陆地地缘政治 / 275
反思中国多边主义外交 / 292
第7 章中国的大外交时代
中国要避免轻信或者恐惧西方 / 301
中国如何建设性地“平衡”美国力量？ / 308
美国的“日本困境” / 320
中国要和印度确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 327
中国与东北亚的未来 / 333
跋行动与中国的命运 / 341
【前言】
十九大与中国未来三十年
党的十九大已经召开，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未来。十八大以来，中共一直号召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工作。人们可以把十九大的使命置于这“两个一百年”的架构中来理解，这是一个关乎当代中国从哪里来、到了哪里、往哪里去的问题。
从现在起，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中国就要迎来个“百年”。个“百年”的目标已经很明确，即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多数人认为，实现这个目标尽管并非易事，但是可以实现。因此，十九大所要考虑的更多是第二个“百年”。
如何回答第二个“百年”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要回答的30年完成了什么，邓小平的30年完成了什么，今后的30年要完成什么。不管人们对未来抱有怎样的理想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100年怎么也脱离不了这三个时代。更为重要的是，前面两个时代已经过去，所能掌握的便是眼下这个时代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时代做了什么？时代当然不能从1949年算起。在1949年之前，领导的中共就开始了统一国家这一近代以来艰巨的任务。在之后的30年里，时代建立了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些制度迄今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在结构层面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变化。
此外，时代通过计划经济等手段确立了基本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尽管今天人们对这些制度存有争议，但这是那个时代国内国际环境的反映，并且对之后的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使很多方面的影响并非那个时代的人能够预测得到的。当然，也不可否认，时代也犯了严重的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时代管了30年。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党和政府曾经希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一起抓，但终还是把重点置于了经济建设。在这方面，邓小平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这个概念成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在这一理论下，中国进行了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建，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并且也完成了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
从到胡锦涛，中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上的贸易国，并且促成了数亿人脱离贫困。这些构成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此外，邓小平时代中国在政治上也有重大进步。
不过，邓小平时代也给今天这个时代留下了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过分侧重于经济，造成了被人们称为“GDP（国内生产总值）主义”的现象，即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严重失衡。同时，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红利也掩盖了很多政治方面的问题，造成了严重的党政干部腐败和国家法治体系的薄弱等。
以十八大为标志，中国进入了第三个时代。不过，就社会发展来说，胡锦涛和主政的十年已经是一个转折点。当时，开始质疑经济至上的“GDP主义”，提出了“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并在“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概念的指引下，在社会建设方面努力不少。
时代所建立的社会体系在市场经济来临之后暴露出诸多问题，重建成为必然。在胡锦涛、主政时期，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得以重建。不过，在重建一些社会体系的同时，另一些则继续解体，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
就改革的目标而言，第三个时代的标志便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经济社会改革的方案，其目标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作用。四中全会的改革主题则是建设法治国家。四中全会尽管没有直接提政治改革，但一般都认为这个改革方案所强调的法治国家建设这一核心，便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
那么，就今天而言，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实现得怎样了呢？今天已经走到了哪一步？未来又怎样走下去？这些都是十九大需要回答的具体问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挑战
尽管十八大以来，经济增速放缓，但仍然维持了6.5%~7%的年增长率。考虑到中国的经济规模，中国每年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为所有经济体中多的。到今天，没有人对中国将在“十三五”规划期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中国的中产阶层社会）存多少怀疑。不过，此后阶段的任务并不轻松。
从这些年的政策讨论来看，中国的焦点已经是如何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把国家提升成为一个高收入经济体，或者富裕社会。在东亚，早先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经济体都成功逃离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经济体。但对中国大陆来说，即使要到达今天中国台湾的水平，即人均国民收入23 000美元的水平，还有很大的距离，这个过程并不容易。
在社会发展方面，这些年中国也受到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产生很大的收入差异和社会分化。中国政府出台了诸多有效的政策来实现和保障基本的社会正义和公平。其中，引人注目的要算全国性的“精准扶贫”政策了。根据这个政策，中国整个“十三五”期间，每年在农村减贫1 000万人口。放眼世界，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面临贫困（或者再贫困化）现象，但没有一个执政党能够像中共这样具有如此强大的能力来扶贫。
很多国家，包括一些发达的西方国家，因为面临人口的贫困化，社会抗议运动日益增多，但政府束手无策，使得社会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不过，“精准扶贫”并不能替代社会制度建设。
即使和中等收入经济体相比，中国社会制度的水平仍然较低，表现在社会建设投入不足、城乡分化、统筹级别低下、地区差异巨大等方面。如果有效社会制度得不到确立，国家整体现代化包括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都会受到巨大的负面影响。
不过，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制度，所面临的问题都是深化改革，求得完善。从今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这段时期，重中之重还是政治改革问题。尽管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终究是一个逃不过去的问题。实际上，如前面所说，中共也从来没有逃避这个问题，自邓小平以来，政治改革方面也有了诸多探索。
这些政治改革探索中，有成功的，也有不那么成功的，有些方面甚至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就成功来说，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政治是稳定的，并没有出现颠覆性的错误。没有政治稳定做保障，很难想象这些年来经济和社会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就存在的问题而言，十八大之前的政治形势表露无遗，包括腐败、帮派政治、军队干预政治等等。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可能是一般人估计不到的，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就要铸成“颠覆性错误”。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十八大以来党把权力收归中央，通过把权力收归中央推动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尤其是打击俨然成风的帮派政治，涉及党、政、军各个领域。不过，把权力收归中央不仅仅是为了反腐败，更重要的是要推进改革，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把改革进行到底”。无论是改革的顶层设计还是克服既得利益推进改革，都需要把权力收归中央。现实地看，这些方面的目标也已经基本实现。
实现法治中国建设的选择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全面实施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实现法治中国建设呢？应当说，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法治”并非狭义法律概念上的，而是一个广义概念，法治涉及党、政府、军队、经济、社会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尽管中国的法治建设有其自身的逻辑，既是学习外国经验，也是以自己为主体的学习，并非照抄照搬，不过，就政治发展和变化经验来说，人们预测很可能会是如下三种之一。
，俄罗斯的普京模式。一些人担心中国政治会走上俄罗斯普京模式，因为和俄罗斯一样，中国自十八大以来也经历了大规模的集权。普京式的集权更多是个人集权，而非制度集权；普京本人非常强大，但其背后的制度被大大弱化。就中国来说，尽管需要集权，但人们希望不是个人集权，而是制度集权。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需要相当的制度集权。
实际上，任何近现代国家都是集权的。不过，中国的集权实际上已经和俄罗斯的集权方式区分开来，即集权体现为制度集权，而非个人集权，主要表现在几个新设领导小组的正式化和透明化操作。这些领导小组的设计是为了克服既得利益（往往和旧制度体系有关），为了顶层设计和推进改革。不过，这些小组的运作方式已经和以往的领导小组区分开来。正在试点推行的国家监察委员会更是一个大的制度进步。
第二，蒋经国模式（或者称西方模式）。这种政治变化方式可能性比较低，但也并不是没有可能性。很多重要方面的制度建设例如党内民主、集体领导、社会民主的稳步发展等，如果进展缓慢，那么也很有可能开始大规模的政治民主化运动，无论是以自上而下还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
从东亚社会来看，一旦发生民主化，容易走向美式民主化。韩国、中国台湾已经走上美式民主化。中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民主化运动式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也已经展现了民主化的可能方式。美式民主化的动力包括地缘政治因素、世俗文化因素、教育因素等，这些因素一旦发生作用，就会产生强大的政治动力，形成的政治未来不可预测。不过，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经济体的经验已经表明，这种民主化会对一个社会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第三，李光耀模式。李光耀模式是一种典型的制度集权模式。李光耀拥有无可争议的巨大个人权力基础，但其伟大之处在于李光耀并没有成为个人专制，而是把其所拥有的个人权力转化成为以法治为核心的制度权力。在制度集权的方式下，国家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实现了从“第三世界”到“世界”的转型，即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拥有优良的社会制度体系。
今天，即使新加坡的政治因为各种因素也在变化，但高程度的制度化使得新加坡不会受政治环境变化的深刻影响，继续领先亚洲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对中国来说，诸多条件也可以促成自己走上这条路，通过制度集权，完成法治制度的建设，在此基础上，把国家提升为高收入经济体，建设比较完备的社会制度体系。
【精彩书摘】
行动与中国的命运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通过两个重要改革决议之后，中国已经进入了改革和发展的新阶段，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新常态”。新常态是党中央对国家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改革和发展形势、局面的一个基本判断。从经济上说，新常态意味着高增长阶段已经过去，而进入了一个中等或者中速发展阶段。这里，中速发展只是就中国自身过去的高发展速度而言的；较之其他国家，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会处于相当快速的经济发展阶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在新常态下，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重心要从以往的单纯追求GDP增长，转到结构转型和体制改革。如果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核心概念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那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核心概念就是以法治建设为核心的制度改革。在新常态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同时新常态也给制度建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政治背景。
尽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决议没有过多的关于政治建设和政治改革方面的讨论，但普遍认为，这两个改革文件已经隐含了重大政治改革议程。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对中国来说，以法治建设为中心的制度建设更具实质性，是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法治是任何一个国家基本的国家制度。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要获得成功，必须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在后。现在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还有30多年的时间，如果能够顺利实现三中和四中全会所设计的改革和发展的顶层设计，即在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各方面的制度建设到位，那么到21世纪中叶，就可以实现民主富强的中国梦。这实际上也是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对未来中国的期待。
不过，改革和发展的顶层设计固然重要，但如果不执行或执行不到位，停留在纸上文件，只会导致更多的麻烦。今天，老百姓对改革的期待越来越高，如果不能兑现，那么政府就会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从这个角度来说，落实执行政策的意义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重大。改革就是要干活的，无论是反腐败、吏治，还是反垄断、反寡头，顶层设计出台之后，人们期待的下一步就是执行。重在执行，舍此无他。可以想见，如果两次全会的几百项改革举措执行下去的话，那就会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社会。民意如流水。政府应当把民意对改革设计的广泛支持转化成为政策执行动力，而不是等待民意转化成社会怨言。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必须是行动党，而不是话语党，不能把改革主张停留在纸面上，必须要执行。行动当是今天中国政治的主题。实际上，习近平等新一届领导人对此早有认知。早在2011年3月，习近平就曾在《求是》杂志发表一篇署名文章，标题是《关键在于落实》，强调执行是硬道理。
显然，如果干部官员不作为成为新常态，那么国家就很危险。应该说，中国步入经济新常态后，面临的挑战非常多。目前的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尽管这种新常态只是意味着中国经济告别了两位数增长阶段，进入中速增长阶段，而非西方一些人唱衰中国描绘的那种塌方式衰退，但要顺利逃脱中等收入陷阱，政府和市场必须都要有作为。只要中国经济巩固住、稳定住，就能顺利逃脱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不过，这个过程就要求政府必须有所作为。那么，怎样才能使得干部官员有所作为呢？那就是要执行改革，好好干活。一些官员对新常态和如何干活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在他们眼中，反腐败是和不干活联系起来的，既然新常态意味着不能乱作为，那就索性不作为。这种不作为显然危害巨大。在某种意义上，地方主管官员是经济发展的稀缺资源，如果在经济下行时毫无作为，势必带来巨大损害。实际上，不作为也是腐败，而且是更大的腐败。再者，这种不作为会直接弱化改革，影响全局。
要广大政府官员有所作为，就要有分权。中央做完顶层设计之后，要执行就必须多条腿走路，在很多具体问题上需要中央、地方、企业、社会一起动起来。而目前看来，中央层面的力度和决心不小，其他角色并无很大的作为。中央政府已经在抑制国企扩张、遏制地方政府债务冲动方面做了两件好事，并且在自贸区、行政审批权下放等方面推进改革举措，这些都令地方上的改革进展相形失色。各级政府的一些官员不作为、政府空转的现象，正是令人担忧的大问题。
衡量改革进展如何，并不只在于改革设计做得如何宏大，更是在于如何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分别推出的改革方案实施下去。反腐败运动重在遏制官员的乱作为，整治一些“乱作为”的政府机构；而在此后要整治不作为，让政府转向有作为。现在看来，要实现这种转变困难重重。从实践上看，整治乱作为是相对简单的，有时候一纸禁令就能发挥作用；“把事情做好”比“什么都不做”要难得多，对官员而言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和责任。
党已经把“依法治国”作为下一个要实现的目标。“依法治国”也是要通过法律手段来治理官员和地方政府的不作为现象。通过告别GDP评比、以“作为”和“不作为”来提拔考核干部，强化“重在执行”，真正避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改革设计停留于纸上的局面。从过去几年习近平、对不作为官员的频繁喊话中，人们可以看到，他们正在努力建立新的干部考核体系。
不过如何让整个官员体系都动起来、有作为，这是一门大学问。我觉得，对一线改革者，不妨宽容些。顶层设计有了，不作为被盯住了，下一步该做什么呢？那就是动员改革者。这些改革者是哪些人呢？他们其实就是来自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各个层面的一线改革者。不久前，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给县委书记们上课，就是因为在推动改革过程中，一线政府、一线改革者负有重大的责任。要意识到，改革主体不仅仅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是顶层设计者，在财政体制、税收、货币改革等方面是改革主体，但在更多的方面并不是主体。改革的主体还是社会，需要企业和社会组织继续发挥活力，积极创新。很可惜的是，地方官员不作为，企业没有权力，而上面干着急，这就是今天一些地方的“新常态”，一个不应该出现的新常态。
怎么办？下放权力是关键。但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的改革到了“好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的阶段。“啃硬骨头”就是如今中国社会改革者所面临的实际情况。他们要啃硬骨头，就需要权力，否则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因此，中央一直在强调审批权下放，将其作为改革先手棋，一口气取消和下放了数百项行政审批权。这些举动其实都是在帮助一线改革者。可以说，在一些领域，上级政府部门甚至可以“不作为”，但必须要把相关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企业或社会组织。一旦权力下放，它们的活力就会被激发出来，成为改革的发力部门。而在这些“发力部门”中，一线政府的改革者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知道现实是什么，问题在哪里，他们往往是改革主体的代表者，并成为改革设计在基层领域的实际执行者。就像20世纪80年代不少地方出现改革明星县市长一样，他们在基层发挥的同样是改换天地的作用。要执行改革设计，这些一线改革者显然是可依靠的力量，要让他们啃硬骨头，就需要充分授权和信任。对这些有担当、肯作为的一线改革者，人们不应吹毛求疵，对他们犯的一些小错误也应有所包容。在中国这样一个巨量社会进行改革，必然要触动方方面面的既得利益，如此规模的改革，怎会不出一点小问题？只要他们能把改革尽快运作起来，执行下去，老百姓就能从中获得更大的收益。
改革蓝图已经有了，新一届领导人在不断强调执行。政府每年有什么改革新进展，有什么新的举措要完善，将成为未来几年观察中国的焦点。政策如果不能执行下去，或者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大问题，那么就会导致不可预计的后果，不但不能推进改革，也有可能导致改革的倒退，甚至出现颠覆性的错误。
我之前多次说过，现在离建国100周年也只有30多年的时间了。中国未来30年的走向，取决于如何面对这一阶段的关键问题以及采取的行动。这本书是我近年来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的观察和思考，希望能给读者带来一些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