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霭理士是维多利亚晚期的性学先驱，沉没的一代思想大师，被称作他所处的时代里*文明的人。这位性学先驱，同时也是*后的博物学家，努力将诸如道德起源、生物学、性学、儿童学、医学、妖术史、民俗学等文理知识海纳百川汇入自己的学术版图。他以“性”为*本质的捷径，单刀直入借此解放人类的道德。
英国哲学家罗素赞美霭理士的巨著是“少有的令人放心的杰作”。社会学家潘光旦对霭理士敬仰如师，自称“私淑于今二十年”。周作人则终其一生宣称霭理士是对他影响*的思想家。霭理士与周作人，仿佛一对精神上的双生子，皆为荡子与贤人的矛盾体。现代中国社会仿佛一则巨大的语病。隔着无际时空的霭理士，站在周作人这个“语病”背后，如同告解室里静静聆听的精神分析师。
一个人和他的镜子跳舞，一个人和他的替身跳舞。正如在巴赫的平衡律中，荡漾起一支霭理士与周作人合作的圆舞曲，他们交织的舞蹈，将成为一场无意义的圆满……
【内容简介】
本书是霭理士和周作人两个人传记和思想的相互发明与相互映照，它试图融合*的美与*的思考，是一部华丽而晦暗的美学文本，填补了周作人研究中的空白。
在周作人的思想参照系中，霭理士是*明亮的一颗星辰。西方评论界认为，霭理士在“性的现代化”上做出的贡献，可以等同于马克斯·韦伯之于现代社会学，或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之于现代物理学。同时，这位性心理学的伟大先驱，还被评价为“*文明的英国人”“伍尔夫之后*伟大的英语作家”。
周作人终身宣称霭理士是对他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他说：“我读了眼上的鳞片倏忽落下，对于人生与社会成立了一个见解。”在霭理士的映照下，周作人的内心世界得以浮出水面，他究竟是离经叛道者，还是书斋活古人？究竟是人类文明的革命者，还是与世隔绝的归隐僧？
在错综复杂的面向里，霭理士作为一个永远在场的参照，可以驱散萦绕着周作人的种种误解和偏见。周作人令学界和世人争论不休的玄奥暧昧，终于得到一次澄清。
【作者简介】
戴潍娜，诗人、青年学者。毕业于牛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杜克大学访问学者。荣获2014中国•星星诗歌奖年度大学生诗人；2014现代青年年度十大诗人；2017太平洋国际诗歌奖年度诗人。出版诗集《我的降落伞坏了》《灵魂体操》《面盾》等。翻译有《天鹅绒监狱》等。自编自导戏剧《侵犯》。主编诗歌Mook《光年》。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媒体评论】
作者在差异性语境里凝视历史，述而成诗，咏以见道，意夺神骇。于忧思中打开一扇陌生的精神之门。——孙郁
《未完成的悲剧：周作人与霭理士》不仅深入探讨了周作人与霭理士的思想关系，而且对于霭理士思想不与周作人重合的部分——也许这更为重要——做了必要的介绍，值得一读。——止庵
潍娜是新一代人中罕见的声音，她将词语之锐利、思想之敏锐与知识之拓展，融为一体。——许知远
【目录】
序曲 / 001
后的维多利亚博物学家与后的书斋活古人 / 001
乐章·以美为教 / 025
古希腊及先秦的大母神崇拜与弑母 / 027
隐秘生活的启蒙者 / 034
文艺批评与道德批判 / 044
路吉阿诺斯及“三盏明灯”的非圣与中庸 / 051
艺术创世及艺术家的殉情 / 060
第二乐章·圣人与罪人合体 / 065
一只薛定谔的历史猫 / 067
周作人落水及霭理士贝德洛夫审判 / 068
叛徒、合作者，抑或“文化种子”？ / 076
“反常”与“天才”的逆向辩护 / 087
圣人之心与隐士之路 / 090
第三乐章·无法无界 / 097
撒旦的复职与复兴 / 099
外部世界的叛徒 / 103
内在世界的解放者 / 109
艺术公民与世界主义者 / 113
在悲剧中臻至圆满 / 122
第四乐章·好色家与情人党 / 127
同伴之爱与同工之爱 / 130
纯粹理论的实验性婚姻 / 138
羽毛床替补 / 148
女叛军 / 157
被分享的暮年 / 163
附录1 霭理士译介史 / 167
附录2 霭理士创作年表 / 217
参考文献 / 223
后记 / 247
【前言】
后的维多利亚博物学家与后的书斋活古人
一爱默生发问：“如果繁星隔千年才出现一晚，人类将如何信仰与崇拜，并世代保留上帝之城的回忆？”自私又自负的人类，在接下来抵抗遗忘的千年里孜孜不倦地建造宫殿、律令、道德以及审美。那座世人心境中反射的“上帝之城”，于是多半建立在世代巩固的偏见和长夜难明的谬误之上。若有勇士妄图力挽狂澜于既倒，刮垢磨光恢复上帝之城的本来面目，则难逃被扔到巨大赌场的轮盘转前的宿命——艺术家、巫师、先知、救世主、圣人、殉道者、改革家、解放者……天界的赌场绝不比人间的更公道，命运的轮盘针多数停留在了异议分子、离经叛道者、精神病患、乱臣贼子这类宫格。一面要与千百代的故鬼幽灵纠缠，一面还要与时代肉搏，若输得漂亮，可以成为祭品被奉上时代的供案；倘若输得狼狈，则沦为时代的垫脚石，遭遇同时代人以及他们没完没了的子孙后辈的踩踏。鲁迅早说了，国亡的时候文人和美女往往做了替罪羊。回望20世纪的中国文人图景，如一部节奏倏忽变换、不时被打断的诗剧，其间穿梭着各式耀眼的、晦暗的、热闹沸腾又悲欣交加的背影，他们在一个社会政治急剧转换的变调和切分中，传承并塑造着这个国度的价值观念、情感方式以及社会风尚；在剧情的动荡推进中，他们终抵达了那一代知识分子集体性的悲剧。这群活命于语言中的人类主体掀起的风暴至今未平，他们中一些人在死后仍在啜饮自己的悲剧。其中，“以文字而获荣辱，反差之大者，无过周作人”。舒芜研究周作人的整个人生，称其为“未完成的悲剧”。这个终身钻在线装书里的“活古人”，于1967年走完了他的人生，但他的悲剧远未随其去世而落幕。这个比东条英机年小18天，且长相有几分相近的文弱书生，有着一张颇具东洋味道的脸孔，细加察看，那表情是江户的，是歌麿的，是明末大城的，是左祖右社的旧北平的……他喜欢的都是诸如民俗学、性心理学、女性学、儿童学、希腊旧剧、日本俳句这类轻而淡的“软学问”，闲适清淡里还透着浪漫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且其深谙平民趣味，保持着对咸鱼、软膏、香椿、野荠等一律“吃食”的喜迷，上知天文地理，下晓花鸟虫鱼。然而，自1939年3月26日受任日本侵略军麾下的“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备员”伪职起，这张原本韵味淳然的脸孔逐渐被折磨得羞辱不堪，日渐模糊。及至1947年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民权10年的前夕，黄裳在老虎桥模范监狱见到周作人已是“东坡风貌不寻常”——“他穿了府绸短衫裤，浅蓝袜子，青布鞋。光头，瘦削，右面庞上有老年人常有的瘢痕，寸许的短髭灰白间杂，金丝眼镜……与想象中不同的是没有了那一脸岸然的道貌，却添上了满面的小心，颇有《审头刺汤》中汤裱褙的那种胁肩谄笑的样儿。”“以文化替代政治”的50年代，寿多则辱的周作人亟愿死而速朽，人死销声灭迹；至60年代，贫病交加的他变卖日记，并公然宣称如果卖不出去，他就要“托钵于市矣”，其后期的散文也“一变而为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了”。生前就开始变卖日记，可对自己的附逆一事却始终讳莫如深——“凡大哀极乐，难写其百一，古人尚尔，况在鄙人。深恐此事一说便俗，非唯不能，抑亦以为不可者也。”面对窘辱，绝口不言，这“一说便俗”背后似有甘饮毒鸩的难言之隐和不希冀旁人理解的默然倨傲。一层玄妙高深的迷雾笼罩上了这张炼狱之火烘焙过后的东方面庞，它变得难理解、晦涩、前后不一，在驳杂哀凉之外又拥有了一种“思想深处不可理喻的复杂性”。以至于盖棺50年后，时代依旧追不上他的道德和审美逻辑，世人依旧难于辨清这个复杂幻象背后支撑的秩序、根由、意义和价值。有如一场自设的骗局，要解开其中层层相扣的暗纽，获得对周作人欲求和行为的理解，以及一张艺术化的人格剖析图，首先需要厘清他与周边世界的关系。诚如超现实主义绘画中所表现的那样，人物重要的关系是他在世俗现实之外的真实关系。溪流旁的奈喀索斯看见了自己水中的映像，活命于语言中的人类主体无不在虚空中寻找承载自己的那条溪流，并疯狂抓取镜中的影像，以构筑一个有关自我的参照体系。黑格尔说“人是一个自然意义上的黑夜”，在周作人的参照星系中，霭理士可谓重要的一颗星辰。1918年10月15日周作人在《爱的成年》一文里次译引霭理士的观点，此后他在文章中66次提及、翻译或引用霭理士，并终身宣称霭理士是对他影响的思想家之一。霭理士的《性心理学》被周作人称作“启蒙之书”——“我读了之后眼上的鳞片倏忽落下，对于人生与社会成立了一个见解。”某种意义上，周作人通过霭理士获得了那个被称作自我的幻想。仅仅一个幻象，一个遥相呼应的知觉，造就了一个有稳定意义的自我，及他者与自我的关系。以现代心理学的眼光来看，对周作人的重观不仅是对其外部图像的认同或否定，更要深入到其分离的身体及内部的感觉，从而获得拉康理论关于“支离破碎的身体转向它的整体性的矫形术图像”。霭理士作为一根拐杖、一个校正性工具、一个辅助图像的存在，满足了后世对周作人思想行动格律化的审美冲动，同时亦帮助世人驱散了那些萦绕在这个支离破碎形象上的种种舛误的知觉与偏见。
二
就像文学辞典中，由一个词的释义，引到另一个词，后形成一条能指的链。周作人的词条，从自身的匮乏中出走，不断援引、触碰、勾稽霭理士，看到他者，并将其知觉作为一个整体。于是霭理士作为周作人的证词而存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人与人之间慷慨善意的帮助，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甜蜜奉从”的权力关系。在周作人的文字界与象征界里，霭理士作为一种映照，永远在场。1859年出生于英国克罗伊登市（Croydon）的霭理士，被称作他所处的时代里文明的人。追随达尔文、斯宾塞、弗雷泽等博学家通才的传统，霭理士相信智性与情绪、科学与文学之间并非矛盾隔阂。他认为理性、思想恰恰依赖着感觉和习性的支撑与供养，而他超凡脱俗的均衡，使得他不仅投身饲文，同时成为一个严谨狂热的自然科学探究者，努力将诸如道德起源、生物学、性学、儿童学、医学、妖术史、民俗学等文理知识海纳百川，汇入自己的学术版图。他没有周作人那样对吃食的精到兴味，即便在他数以百万字的随性的日记里，也从未出现过与吃喝相关的只言片语。他是以吃知识为生的怪物。曾有一位女记者将他的形象传神地描绘为“半羊半人的牧神”，似乎只有这圣父与肉欲农牧神的结合体，能够囊括其渊深的学问与庞大的诱惑。像霭理士和周作人这样的“天生老年人”，你很难想象他们稚嫩的童年模样。细看两人儿童时期的照片，都不爱笑，怔怔的，木讷背后似有一种暗哑的悲伤。周作人出生时，有流言传开说他是老和尚投胎，“不是头世人”。霭理士则惊人地自两岁开始就有记忆，五岁开始读写，七岁便开始了周游至世界另一端的航海。难以想象，一个七岁的孩子，对政府花园中各类花草的学名及其属地，产生了强烈的考据兴趣。这个稚童在日记中不忘记录，一位名叫斯图尔特的绅士借给他一本美丽的富有启发的自然历史书。十二岁时，他甚至预备出版他的本书。似乎，某个中世纪的博物学家已在这具小小的身躯上附体。从十岁起，他就开始给每一本读过的书做笔记和注释。他的自传也更多的是其“阅读自传”而非“生活自传”。无论霭理士还是周作人，都过着一种建立在“阅读”之上的人生。活在纸笔上的人，对于世俗生活有诸多艺术高见，却始终缺乏投身其间的燃烧热度。霭理士的文字向来被称道为“风和日丽”。“风和日丽”有时也可以是缺乏激情的褒义表达。有研究者注意到，他常用的两个词语分别是“和蔼的”和“照耀的”，其舒展有致的文风离不开伊比利亚元素的影响和风气的滋养。霭理士的父亲是一名船长，那种典型的、游荡与古板相结合的男性气质与海洋人格，是19世纪末大不列颠的特产。作为船长之子，霭理士一生都在另一座大海上游荡，他在《我的一生》中写道：“我成为了道义之海的探险者，精神之海的先锋……永不疲倦地追寻水域海平面以下的世界。”这个流浪不止、自由不羁、极度冒险、多才多艺的灵魂认识到自己继承了海员的独特个性、远见及广阔视界。“他的著作很少写到大海，但他迷人的篇章无一不沾染着海蓝的气息。”据说杰出人士的母亲无一例外都是伟大的天使或伟大的恶魔。如果有人来专门研究伟人的母亲，那大概会是极有趣的课题。据传记作家斯图尔特（John Stewart Collis）观察，霭理士的母亲不同于那些“时时感受到女王注视”的维多利亚妇女，为了维持“体面”，极尽所能地为周边人创造悲剧。他举出约翰•拉斯金和D.H.劳伦斯的母亲为例，“她们尽力量去摧毁她们的儿子，并几近成功”。幸运的是，霭理士的母亲尽力量保全了霭理士的天性。伟大母性的光影和力量，使得他终其一生都对女性抱有天然的同情和美好的信仰——这同情和信仰成为一种纯粹的直觉，它几乎像霭理士一笔巨大的债务，一生都要向“第二性”偿还。霭理士在其自传中坦承，他一生无法向母亲以外的任何女人称呼“亲爱的”，且无法向任何人承诺至死不渝的爱情。这个对爱实验终身的人，是否恰是一个爱情的怀疑主义者？或是一个“无爱”信仰的隐秘追随者？或者，只能说他的人生是“一束矛盾”。12岁时，霭理士爱上了舅舅家黝黑健美的女儿艾格尼丝，她年芳16，他们时常在晚餐后一同去林荫道上散步，姑娘偶尔会让霭理士挽着她的手臂，如同挽着一个小小的淑女。可她不知道，这些时刻打开了一颗积满爱矿的心灵。霭理士日后用神秘的笔调回忆起那倾注了全部纯情的少年时刻——“一次生命中的偶遇释放了他的神智，令其与遥远祖先们共舞。那不知情的女孩，她顽皮的手就这样开启了那探究宇宙的黑暗之窗。而这一切，无论如何，与她无关了。”他们当了一阵子“笔友”之后便中止了书信。霭理士感谢他的祈祷没被上帝听见，然而那扇黑暗之窗却对他蛊惑终身。1889年，他加入了伦敦的人类学会，次年读到了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精神心理学原则”，并受其影响，认为情绪与身体的变化是同一的。自从霭理士从澳大利亚回到大不列颠，他就一直在写一本名叫《男与女》的书，有意思的是，他那时完全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愣头青，书中大量关于男女生理免疫学的描写，都来自于他和女作家奥利文（Olive）之间有关“秘密”的交换和探讨。这本册子很快就像一则无人问津的帖子般折戟书海。不过一本书有自己的命。谁也没想到，《男与女》后来连续加印了四版。在《男与女》这本五百多页的霭理士口中的“小书”中，他综合古今中外各类知识，探讨男女的生理差异及生理差异驱动下生发的心理异同。其内容新奇博杂，很难说它究竟是科学还是诡辩。其中探讨话题诸如：“盆腔的进化关系到性、情感、头骨以及大脑的进化；触觉、痛觉、味觉、听觉、视觉以及色听；血液、呼吸、排泄等新陈代谢对霉素、毛发、色素、腺体、声音、胃等脏器的控制；月经的主宰功能，等等。”斯图尔特认为，“他由此引出了关键的问题——女人何以是女人”，在凿实的医学、生物学基础上，不乏神秘主义的玄学讨论，甚至单列出一章专门探讨“催眠现象”。霭理士同时也是个公然拿毒品做实验并加以描写记录的欧洲人。“当梦未醒之时，它与真无异，生活亦如此，只要还在继续，它就是真实的”，通过吞食一把草药，打开身体内部的明灯，凝视黑暗之窗。他本人曾在寺庙里尝试仙人球毒碱等各种致幻性植物，借此内观身体的变化及奇异的幻象。他一面称颂致幻剂带来的“视觉的仙境”，一面不乏严谨地总结道：“真正的极乐——那些源自于虚无的馈赠，无不需要以一定程度的健康损害作为交换。”致幻药如此，性亦是如此。在时而诗意、时而故弄玄虚、时而平实晓畅、时而博大精深的文字背后，霭理士擅长玩弄一种“迷惑的愉悦”。他相信“性”是上帝赠予人类的神秘的礼物，努力对维多利亚时代落后的性观念补偏救弊。“不仅宗教是一种神圣的神秘，爱亦是，艺术亦是。”毋庸置疑，霭理士巨象式的写作对20世纪初的欧洲及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柳叶刀》杂志（Lancet）认为，“性这一精微的主题，在霭理士手中被处理得既彻底又体面”。罗宾逊（Paul Robinson）总结说，霭理士在“性的现代化”上作出的贡献，“可以等同于马克斯•韦伯之于现代社会学，或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之于现代物理学”。同时代的性学大师还有有“性学之父”之称的爱文•布洛赫（Iwan Bloch）、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詹姆斯•欣顿（James Hinton）等。此后又有如撰写性学报告的金赛（Alfred Kinsey）、性教育研究专家威廉•马斯特斯（William Masters）、弗吉尼亚•约翰逊（Virginia Johnson）等后继之人，他们一同塑造了那个时代人们对“性”的看法及日后的社会风尚。早年的霭理士着迷于布尔热（Paul Bourget）关于爱之心理的分析，1885年他狼吞虎咽读完了两卷本的《现代心理学》（Essais de Psychologie Contemporaine）。1890年夏，霭理士终于得到了他的医学学位。同年3月，霭理士出版了一本后来影响深远的著作《新精神》（The New Spirit），其中包括了五篇散文，分别评论狄德罗、海涅、惠特曼、易卜生以及托尔斯泰，其中涉及人类学、社会学、政治科学。他始终不忘讨论女性问题，同时论及艺术将取代宗教成为社会情绪的闸口。由于书中大量关于“女性解放”的激进观念，一度有流言传说《新精神》的作者是个女人。有当年的批评家描述霭理士是一个“新兴的多神教徒”（neo-pagan），他大约36岁左右，高个儿，有一张理想主义者的脸、多且不净的毛发、宽阔的额头，两眼分得很开，脸上偶尔掠过迷人的微笑，但多数的时候是凝重的，甚至忧伤。他是那种极为谦逊孤僻的人——在社会中害羞甚至紧张。除非不得已，很少作公共发言。而他的阅读，却特别关注边缘、出格之异类，可以说思想摩登至极。他关于新兴时髦的社会主义、自由性爱、无政府主义等革命性观念的看法，已将他与同时代的英国作家们区分开来。霭理士当年那些激进的观点，如今一天天变得可行起来，“我们的时代在追赶他”。怀德•弗兰克（Waido Frank）这样的研究者认为，只有通盘读遍霭理士全部的大部头，才能“替那些打破盲目崇拜的沉默进行辩护”。大师在聪明之外更需要的是“笨”。霭理士七卷本的《性心理学》（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笨重而迟缓，非常吓人，其中《性与社会》一卷格外重要。《性心理学》出版后，一时间伦敦疯传霭理士是一个隐秘的同性恋者，在他跳出来澄清否认之后，人们又鼓唇弄舌在坊间暗传他是个无性的男人，一个全然的处子。一个对于“性”有着如此彻底、探究的男人，却有着纯净、晚熟的青春。一种全然的“天真”伴随其一生。1881年，《摩登思想》刊登的文章《何谓纯洁》引发了霭理士的思考，他继续发展了詹姆斯•欣顿的思想，重新考察了“纯洁”一词，在压抑古板的维多利亚社会风尚中发出了尖锐的声音：纯洁并不意味着节欲。某种意义上，他颠覆并重新定义了“纯洁”。所谓性道德，仅是人们的一种想象。几乎像一场漫长的心理实验，霭理士一生与诸多女性建立起了以坦诚倾听为机制，以自由为宗旨，实验性的爱之人生。他宣称自己一生从未失去过一个朋友。从各种现存史料来看，他也的确具备维护各式各样坚贞不渝的伟大“友情”的特殊天赋。研究者丁英格（Dean Inge）声称霭理士是一个“理解的天才”，据说比较起各种数学天才、语言天才、运动天才……那隶属于世上罕见的天才类别。他又深受詹姆斯•欣顿思想的影响，坚信为女性服务的必要性。用流行的眼光看，赞他为牛的男闺蜜，不足为过。早年的霭理士迷恋比较成熟的女性，他喜欢和比他年长的女性一道，这让他能更加温柔地对待对方。少年时，他一度与姐姐建立起无话不谈的亲密关系。在一封给姐姐的信中，他坦承，当我们以为自己无比正确的时候，我们往往大错特错。那是一个新女性崛起的时代，新女性的摩登、自由、叛逆、独立，绝丝不输当今妇女。南非女作家奥利文、支持同性恋的激进学者伊迪丝（Edith）、“计划生育”的初倡导者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等几位女权主义干将，都曾与霭理士建立起实验性的恋情、友谊或者婚姻，其间充满对“情感的深度”及“性的黑洞”的激情探索。这些先锋实验，很难用道德上的对错横加裁定。他们对于爱之信仰的酌情和无以复加的理性烈焰，锻造出无比辉煌的爱的极限运动。其中，灵魂伴侣奥利文可能是对霭理士剖析深刻，总结彻底的人。从某种意义上，即便作为一个霭理士研究者，奥利文也是无可比拟的。1887年1月13日，奥利文写道：“是的，霭理士有着奇怪保守的精神，他的悲剧在于，外人无法感受到他美好精彩的灵魂，这精彩只在你靠近他时电光火石般闪现。可以说，他是我见过的人类贵的灵魂。”1889年2月5日她又写道：“他是为纯洁高贵的灵魂之一，世人不懂得他。”也是奥利文一直鼓励霭理士不要放弃科学研究，她告诉他，他的科学才华将会救赎他的文学。在奥利文的影响下，1876年至1888年间，霭理士完整记录下了自己所有的春梦。此后的50年间，霭理士倾听了遍布英格兰群岛、数以万计的女性们半个世纪的梦境——她们给他写信，事无巨细地交代自己梦中的细节，寻求他的破译、他的解困、他的安慰。至晚年，霭理士已拥有数目吓人的女性拥趸，“女人们无法抗拒来自于这一圣父与肉欲农牧神结合体的诱惑”。在1923年，欧洲 、美国的文艺妇女们几乎人手一册，都在狂热阅读新出炉的《生命之舞》（The Dance of Life）。短短一年半时间，这本薄册子为霭理士赚得1000英镑巨资。传记作家斯图尔特说：“今日性学著作轻而易举登上畅销榜单，霭理士功不可没。然而他自己的性心理研究并没有给他带来金钱，正如他解决众生的性问题，却无法救赎自己。真正的艺术家寻求的并非一己之得救。”霭理士尊崇如罗素式的自我拷打、奥古斯汀式的自我泯灭、卡萨诺瓦式的道德冒险，他在自传《我的一生》中极尽所能地不作保留与粉饰。他将坦诚记录一生的内心生活作为自己“重要的工作”。某种意义上，他的同性恋妻子、他的悲剧婚姻、他的一世得失，都成为了霭理士的研究样品和文学作品。关于霭理士的婚姻，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有段精彩述评：“这位性学先知，庆祝开花却忘记结果；这位专注于自我的单身汉，他的婚姻是对婚姻的否定；他节制的性生活就像拿破仑的脉搏一样缓慢。”（据说拿破仑的脉搏从未超过每分钟62次，拿破仑声称，他还从没听到过自己的心跳。）自认为可以坦诚，毫无禁忌谈论性的霭理士，对他自身的生理问题绝口不提，“他推崇罗素的坦荡，但他永远没法赶得上他”。很难说，一个同性恋妻子对于丈夫霭理士而言是一场灾难，抑或，这个独特的女性对于毕生探索“性心理学”的霭理士，恰是一把打开黑洞的钥匙。“性心理学”，作为一门如入永夜，被长久压抑的、古老又鲜的学问，一方面集合了祖先身上早已有之的原始问题，另一方面又需要吻合新的时代精神及与之匹配的新人类的感官比率。如此一门包罗万象，同时滞本塞源的学问之更新，所需不止是艰苦探索——它的锤炼亦如干将莫邪剑的锻造，少不了跃入火中牺牲的人肉药引。霭理士肉身献祭，供奉出他一生的一次婚姻，成为了文字使命的殉道者。在谈到人的基本需求时，奇治哥顿说“伟大之爱的沐浴莫过于——毕生浸泡在他的工作之中”。1909年8月7日，霭理士抄下乔治•查普曼（George Chapman）的句子：“我自出生起就被布置的作业已经完成。”他30年的文债终于可以放下，他再也不用害怕七卷本的《性心理学》未完身先死，他感到充满深沉的欣慰——我已做完这项人类需要的，且只有我适合去做的服务，去建造世界，从唯心的内向性途径建造解放人类的精神。作为交换的循环，霭理士在中国需要一个替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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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世界的叛徒1909年，周作人与羽太信子在日本结婚。1911年9月，在兄长鲁迅的督促敲打之下，周作人带着信子回到了绍兴。按照钱理群的推断，“如果不是因为母亲和大哥的催促，周作人也许就在赤羽桥边守着自己的日本夫人，这么一直过着游惰的生活，同时编织着超然于世的梦”。回国之后，他依旧希望在游戏中生产伟大的艺术，一心乞愿闭门读书，然而却被政治不断地挑衅、诱惑、纠缠，陷入那些永恒的——“个人和国家之间、劳资之间，以及男女之间的冲突；物质利益的贪欲和人的精神生活之间、民族的有组织的自私自利和人类的崇高理想之间的冲突；同商业和国家的庞大组织不可分的一切丑恶的错综复杂的事物，与人类要求单纯、美观和完全消闲的天性之间的冲突。”华北沦陷时，周作人正“在无聊中写小文消遣”，“南方无处可归，北大至今不闻有正式办法，教授留平者尚有三十许名，正在翘首以待校长之命令也”。不久，除个别年事已高或疾病缠身的老同志，后一批滞留北平的北大教授郑天挺、陈雪屏、邱椿等人也于11月17日乘河北轮南下。根据时任校长蒋梦麟1946年8月14日在周作人审判中呈递的文件及证词，他确曾从南方驰电北平，托付孟森、冯祖荀、马裕藻及周作人四人保管北京大学校产，另每月寄津贴费五十元。而据周作人自己回忆，1938年春，日本宪兵队想占北大第二院做本部，留守事务员找到他与冯汉叔，后由他出面请伪华北临时政府议政委员长兼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挡驾”，这才将北大理学院的仪器设备予以保留。枪击刺杀事件后不久，周作人接下汪精卫南京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3月受认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办员”，开学后兼任文学院院长。在周作人的观念里，既是蒋梦麟要他托管校产，自己以前也是北大教授，那么现在当个院长，只不过是调动工作罢了。这时统治北平的是日本人，管理北大的自然也是日本人，谁统治北大，与自己当不当文学院院长，截然不搭界。加之地缘政治在时局中的作用，顺水推舟也促成了生活于其中的人物心态的松动和挪移。华北伪政府的要员当中，王克敏、汤尔和、王荫泰、余晋和、邵东湖都是浙江人；潘祖显、张剑初、胡铭粲、许修直等也是原籍浙江。其中，王荫泰、余晋和甚至和周作人同为绍兴老乡。虽说出身官宦人家，周作人在做官方面根本比不得鲁迅，他出任伪职上并无作为，多数是执行汤尔和制定的方针路线。及至北平陷落，汤尔和病逝，周作人接替他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此人也颇值得一提，他早年留学日本和德国，是柏林大学、日本帝国大学的医学博士，1922年后历任教育总长、内务总长、财政总长，编译校译了大量的医学书，内容涵盖内科、妇科、眼科、解剖学、病原微生物、免疫学以及精神病学等诸多方面，堪称一位博学的自然人类学家，与周作人的自然历史主义的审美趣味颇有几分相合。周作人作有《汤尔和先生》序一篇，彼时，汤尔和在他心中是纯粹之人，他的为政都是按照医生的标准来进行操作的。1942年11月，周作人写下《中国的思想问题》，文中引用焦循之语，创造性地将儒家思想与人道主义结合起来，认为所谓“仁”的根本就是“人之生物的本能”。时人诟病此篇宣扬儒家思想的文章是向日本人献媚。然而，1943年8月，在第二届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上，日本作家片冈铁兵却借此攻击周作人为“反动的文坛老作家”，因文中有“不应阻碍中国人民欲望的主张，实即是对于为大东亚解放而斗争着的战争之消极的拒否”。周作人两面不讨好。和同时代人不一样，他心里并没装着政府、伪政府、国民党、共产党的区隔；不懂做官，更不懂政治；没有守节的思想，认为看守校产和照顾家眷比守节更重要。爱国和爱政府，在他那里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在《排日》一文中，周作人表示“我不是国家主义者。我对于普通外交上的纠纷大抵不很能够明了其真相。我听了两方面似乎都言之成理的话时常苦于取舍，不知是哪一边对的，我并不一定觉得本国是不错的”。不谋而合的是，霭理士的诸多朋友在文字记载中都曾写道，霭理士一生从未行使过投票权。他对政治、战争都显现出异常冷漠的态度。1906年他给佩里-科斯特（Perry-Coste）的信件中写道：“我不参与政治。这两个党派都是一码事。”国难鼎沸之时，北平各大院校屡遭日军搜查骚扰；教员学生遭遇侦讯迫害，被迫停课；抓捕、拷打事件随处可闻。周作人泰山压顶而不动，依旧闭门读书。学者钱理群注意到，周作人在1937年9月所写的《俞理初的诙谐》一文透露了其无动于衷的心境：“近来无事可为，重阅所收的清朝笔记，这一个月中间差不多检查了二十几种共四百余卷……”乱象丛生的世界里，周作人用他的杂学建造起一座堡垒，且“这个堡垒是非常坚固的。在这内外分开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他就躲在这个坚硬的壳里做着安然的白日好梦”。这位“莫须有先生”，“不屑为的是一个‘俗’字，他不跟着我们一齐逃了，他真有高士洗耳的精神，他要躲入他的理智的深山，即是危城，他的家在这里。而我们则是逃之”。固守书斋、高士洗耳的还有霭理士，他虽未因此名誉尽毁，却同样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正是这不问世事的书呆子气，而不是后世许多研究者考证出的性无能，导致霭理士失去了至爱的奥利文。一生没有任何绯闻的周作人，对自己的婚姻向来讳莫如深；与他截然相反，霭理士在晚年回忆录中，惊世骇俗地对自己一生的情爱作了事无巨细的披露。根据其公诸于世的早年通信，霭理士的灵魂伴侣奥利文就曾愤愤地指出，霭理士是她一生认识的所有人中的纯粹读书人——除了读书人你什么都不是。在读书之外的其他方面，你死得非常彻底。这是你的弱点也正是你的强大之处。这是为什么你可以去从事于世界有伟岸意义的工作。世界冲撞着你，你却岿然不动，考证着某个英国古代剧作家拼写中是否少了一个点。你亲密的朋友们被拉进监狱，你热衷的理论被尝试施行，残暴的行径被施予无辜儿童——你只是惊讶地看一下，在你正好看到且对方能领教到时，予以谴责……给你两百镑一年，你就能把自己龟缩进抽象的思考，不问世事。革命时代永远别指望你走在十字街头……你静坐一隅，无感，无为……我觉得你从不释放自己的个性与志向。1884年11月，当奥利文遇到了冲锋陷阵意志强烈的卡尔（Karl Pearson），便迅速与之坠入情网。比较起霭理士《女性与社会主义》中表达的对未来女性的模糊观点，及对社会主义持有的不确定感，卡尔的论文显得生机勃勃、直率坦荡、信仰坚定。他烈焰般的革命热情，对奥利文形成了致命的吸引力，她感到自己在价值和意识形态上，已与霭理士渐行渐远，尽管这并不妨碍他们维系终身的伟大友谊——奥利文愤怒的不满里，同时蕴涵了至高的褒奖与崇敬。对于外界的无所冀求，某种程度上，正是其无处安置的对内部世界庞大欲望的表征，一如青春期少年用恶作剧和刻意冷漠去挑逗心仪姑娘的把戏。无论是霭理士还是周作人，都对聚光灯下的生活毫无兴趣且局促无措。尽管两人都是他们时代拥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公知”，他们自身都从未表现出热衷成为“公知”的激情。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霭理士只在极少数文章中提及改变了他所处世界的战争；而周作人一心隐退苦雨斋，甘作线装书中的活古人。即便是对于他们倾其一生为之著书立说、赞美维权的“女性同胞”，二人也都几乎从未展开过真正意义上的猛烈追求。尽管以其情爱姿态对应政治姿态是危险的，但似乎不难看出，他们都有着强烈的“撤退意识”——从现时现代撤出，以便全身心投入属于他们的战斗。济慈口中的“小小的声明”，以及外界的褒贬，对于将自身“圣人化”的过度低调者，显然诱惑力不足。霭理士自信地宣称：“世界赋予了我人生诸多奇迹，也终将在我身上找到一个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