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历史充满偶然，我们总是误会历史；历史没有真相，重要的是你怎么看
继《战天京》十年后，谭伯牛重温晚清历史，独到视角，重磅发布《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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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近代史研究者谭伯牛关于晚清以降军政人物的另类之作。全书以时间为经，以人物故事为纬，在广博的史料基础上，从细节入手，以人性角度厘清了这段群星璀璨历史中的诸多误读，再次展现谭伯牛对历史的精通和对人性的了然，精细打磨一个与你印象中不一样的晚清军政界。
这里的事，知者或鲜，值得一记；这里的人，百年后思之，仍使今人感佩万分。这里既有爱吐槽的中兴名臣曾国藩，絮絮叨叨的左宗棠，一身痞气的李鸿章；也有靠个人力挽狂澜的名将鲍超，有着高明的权术、却看不清时势走向的“海翁”钱阿穆……在谭伯牛笔下，晚清群雄跳出你我刻板的印象框架，或庄或谐，或悲或喜，尽显鲜活人性。
【作者简介】
谭伯牛
近代史学者，著有《战天京》《天下残局》《湘军崛起》《盛世偏多文字狱》《近代史的明媚与深沉》《毕竟战功谁*》。作者对历史的看法独到，叙述语言幽默风趣，观点令人耳目一新，文字令人捧腹大笑，自在天涯社区更文，便有“千军万马来追（谭伯）牛”一说。
【目录】
*卷 万马齐喑（1851-1872）
世态·一
天国臆想集
湘军众生相
脸谱·曾国藩
脸谱·咸丰
第二卷 一江春水（1873—1895）
世态·二
脸谱·左宗棠
脸谱·李鸿章
第三卷 直捣黄龙（1896—1911）
世态·三
脸谱·光绪
第四卷 番外
【免费在线读】
暗而难知穆彰阿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清宣宗驾崩。二十六日，皇太子奕詝即位，宣布明年改元咸丰，是为文宗。文宗登极，面临两桩棘手之事，一是南方的叛乱，二是英国的侵略。内忧外患，俱是其父的政治遗产，一时间并无有效的办法，文宗心绪甚恶，可想而知。就这么恶心了九个月，他总算想出一招，以为涤旧迎新的尝试。十月二十八日，文宗亲笔写下一道圣旨，谴责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将其革职，永不叙用。
穆氏早在道光八年（1828年）就进入军机处，十六年（1836年），授武英殿大学士，为军机领班大臣，成为权倾一朝的“首相”。文宗将任职十五年之久的“首相”撤换，表面上看，不过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俗套做法，实际上，另有深意。
首先，他以此表达对道光朝因政治不修、“夷务”失措而酿成当下难局的不满；格于孝道，碍于颜面，他不能公开指责其父治国无方，只能拿前朝老臣开刀，于是，穆氏首当其冲，罪无可逃。
其次，他认为前朝政治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柄国大臣“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穆氏是“首相”，自应担负*重的惩罚。不过，严格地讲，“阴柔”与“揣摩”，并不能视作实际的罪行，只能是一种微妙的观感。文宗亦明此义，故在谕旨末尾，特地强调了一句，说：“穆彰阿暗而难知。”
确实，在近代史上，穆彰阿真是一个“暗而难知”的人。嘉、道二朝，他多次出任主考，门生故吏遍布朝野，时有“穆党”之称；他与另一位“首相”曹振镛（以“多磕头少说话”为做官秘诀者）前后相继，左右了道光朝三十年（1850年）的政局，养成一种“不黑不白不痛不痒”的风气（曾国藩语）；他在鸦片战争时期掌控朝局，赞成和议，罢黜林则徐，实为历史转型期的关键人物。但是，不论善恶忠奸，地位这么高、影响这么大的一个人，我们对他却知之甚少。当时的官方资料，只有《清史列传》一篇传记（《清史稿》本传即据此删节而成），仅述履历，不及其他；私家笔记倒是有十几条，但多是轶闻传说之类，且多剿袭，是否廉得其情，不能无疑；民国至今，史学界没有出版过一本关于他的传记，甚至连研究他的论文也不过寥寥一二篇，品质亦非上乘。
他就像一个巨大的影子，无法忽视他的存在，却看不清他的面目。不过，细心观察阴影的形状，或能推知几分造影者的轮廓。
晚清学者李慈铭虽对穆彰阿的“误国”深恶痛绝，于“穆党”却有一番平情的议论，他说，穆氏“引掖后进，地道孤寒，虽多在门墙，而不离文字。较之树援植党、傅法持权者，尚有间也”；意谓穆氏虽构建了庞大的政治势力，但与传统上贪贿弄权、党同伐异的“奸臣”有本质区别，甚至可以说，他在培植人才方面还功大于过。此非泛泛之谈，而是基于史实的判断。
曾国藩便是穆门高才的杰出代表，他出身“孤寒”（其家六百年无科第仕宦），经穆氏“引掖”，三十七岁即官至二品，以此，终生对恩师感激不尽；此外，季芝昌、骆秉章、劳崇光、李星沅、彭蕴章、何桂清、黄宗汉、叶名琛、郑敦谨、袁甲三、罗遵殿、乔松年、毛鸿宾、阎敬铭等咸、同、光三朝的大员，其人之政绩或有优劣之殊，品德或有良莠之别，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全都出诸穆门，且与师门保持良好互动。可见，穆彰阿虽被皇帝扳倒，但是，“穆党”仍是构成整个皇权统治的坚实基础。
当然，从人性上分析，穆彰阿的行为也不算吊诡。对他来说，权力本身—甚或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感觉—就具有极大的诱惑，远迈敛财货积带来的快感。
聊举三例：
*，劳崇光由京官外放，临行登门请训，并奉上礼银，穆云，你在京清贫，哪来*的钱？日后外任有了收入，再跟我讲这个礼节吧。
第二，穆门某人，“气节人也”（穆语），以知县候补部吏，但任上有亏欠，无法交代。穆氏（其时已褫职家居）闻之，立赠三千两，替他解困。后来，此人“以杀贼死”，穆氏慨曰：“以三千金而成一节义之士，所获多矣。”
第三，骆秉章任御史，稽查户部银库，穆彰阿从旁打听他的节操，听说一毫陋规也不收，赞曰：“真体面，此是我门生。”
除了咸丰三年被皇帝“勒捐”一万两银子，穆彰阿并未受到罚没财产的处分，但他过世后不到十年，家境已形破败，令来访的曾国藩大为感伤。适如时人的评价：“若谓之误事则有之，谓其贪黩则不然。”（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
他不是贪官，也不是小人；他对人才有准确的品鉴，却严诫弟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有高明的权术，却看不清时势的走向。换一个“盛世”，他可能“不谥文忠，便谥文恭”（当时对联语）；当彼之世，他只能成为时代的影子。
军机处里偷金印
穆彰阿是道光朝的权臣，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少年成名，入仕后，三次主持乡试，五次主持会试（清代“五典春闱”者，除他之外只有三人），门人弟子遍天下，所谓“敢为科名致身早，风檐轻与辨骊黄”。他的学生虽有良莠之别，但都是近代史上有名人物，*著名的是曾国藩，其他如杜受田（协办大学士，帝师）、黄爵滋（鸦片战争前力主禁烟，姓名常见于中学历史教科书）、骆秉章（协办大学士，“中兴名臣”）、叶名琛（大学士，第二次鸦片战争被英军掳至印度）、何桂清（两江总督，以弃城不守被诛）、彭蕴章（大学士）、阎敬铭（大学士，著名廉吏）、魏源（近代著名学者）诸人，都不是一般人。
尽管权势煊赫，穆彰阿却是一个清官。不仅有很多拒贿的记录，从他子孙的状况，也能说明一二。
其子萨廉，光绪六年（1880年）翰林，仕至礼部侍郎，历史上的名气不大，在当时确是一号人物。主要因为他在官场的辈分太高。譬如，他生于1844年，曾国藩生于1811年，足足小其三十三岁，可曾国藩的老师是季芝昌，季芝昌的老师是穆彰阿，则曾国藩比萨廉晚了一辈，严格说，可以见面磕头了。更不要说到了同治、光绪年间，很多京官甚至比萨廉低了两辈，见面要称他“太叔”了。因此，萨廉有个外号，就叫“京城太叔”。虽然辈分高，萨廉却不是一个耀武扬威的人，哪怕对家中仆人，有表现出骄横恣肆的，他也只是苦口劝诫，不忍疾言厉色，甚至说到自己堕泪。因此，萨廉又有一个“菩萨”的外号。
萨廉喜欢唱戏，尤擅胡琴，“圆转如环”，据说水平要超过当时的名家梅大锁。穆彰阿的曾孙德珺如，只比萨廉小八岁，也喜欢唱戏，爷孙俩耍成了好票友。德珺如早年唱青衣正旦，其音可裂金石，名震一时，然而是个长脸，故被人取了个“驴头旦”的外号。他一怒改为扮小生，仅论唱功，当时也没有比他更好的角儿。
德珺如与谭鑫培结成亲家。其初，女婿谭小培在同文馆学德语，但谭鑫培唱出名头后不愿子女再做这一行，毕竟是贱业。而谭郭联姻（穆彰阿为郭佳氏），也希望借助历代仕宦的亲家，洗白自家的身世。谁知德珺如不但自己“脱离家庭”，下海做了演员，还“以不学戏为可耻”，严令小培学戏。谭家没办法，只能“俯就”。或也因为有这一出，否则未来的著名老生谭富英（德珺如外孙），戏迷就看不到了。
萨、德只是体现了八旗子弟好玩会玩的特征，穆彰阿另一个儿子萨隆阿，则让人感受到豪门的衰落。
同治四年（1865年）八月十七日，军机章京萨隆阿上早班，见去年收缴的天王洪秀全自用的“太平天国万岁金玺”，放在一处打开的橱柜，趁无人看见，包着就带回家里。七天后，即去东四万盛长首饰铺，伪称是四叔做道员从外省带回来的，请铺伙化成十根金条。铺伙见是熟客，也没多话，帮他做了。十一月，内务府访查此案，才从金铺找到线索，揪出萨隆阿监守自盗。可笑的是，审讯萨隆阿时，他说已向银铺兑了两根，家中还剩七根，可内务府去他家炉坑一搜，发现还有八根。死到临头，还想留一根以后花，对此，除了呵呵无语，实在不知如何评价了。
为琦善点个赞
琦善官运特别好。
十九岁入仕，即授刑部员外郎，二十五岁，擢通政使司副使，是正四品官，而在清代，凡五品以上皆称高官。三十岁，任河南巡抚（正二品），三十六岁，升两江总督（从一品）。据说有人来不及改口，见了升任总督的他，还小琦、小琦地叫，虽然失礼，但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的官场，这都算一段佳话了。五十岁，文渊阁大学士（正一品），直隶总督，已是民间所谓“宰相”；这就是他去广东处理“夷务”时的正式身份（同时也是钦差大臣，兼署两广总督与粤海关监督）。然而，年轻人升迁如此迅速，似乎不符合惯常对道光朝的理解。
清代道光朝，用人行政，*讲究资格。这当然体现了道光皇帝的风格。有人尝试用“心理史学”分析，为什么道光朝是一个“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时代？因为道光皇帝当皇子的时间太长，在竞争成为皇太子的凶险道路上养成了稳重以至失于保守的性格，而等到即位时年纪已经三十八岁，从生理上来说早已进入中年（古人比今人成熟得早，似无疑义），更加求稳惧变，于是，不仅以此律己，还要以此规范百官，自然而然，就养成了至上而下的暮气。初闻此论，觉得很有道理。在他之前，顺治、康熙、乾隆与嘉庆诸朝，皇帝登基之时，从数岁到三十余岁，都比他年轻，称得上虎虎有生气，故气象大不同。但是，仔细一点儿，去查书，却会发现他的皇阿玛嘉庆皇帝，尽管三十七岁就名义上称了帝，可接下来四年的朝政仍由太上皇乾隆主持（虽已是嘉庆朝，但宫中的时宪书继续使用乾隆年号），待到真正接班，已是四十一岁，比道光皇帝登基时大了三岁。不仅如此，他的曾祖雍正皇帝，四十五岁才接班，也没见谁评论雍正朝的空气如何保守，如何压抑，这又怎么破？
“万马齐喑究可哀”，是仕途不得意的龚自珍对他所处的时代做出的判断，这位伟大的文学家，自有他的经验与情绪，后世读者须尊重，然而，不能用他的话来定义整个时代，更别说否定一个时代，因为这不科学。同理，道光皇帝确实打败了鸦片战争，可不能因为这场败仗，就把他个人一笔抹杀。至少，琦善的火箭式升迁，就是一个反证。
当然，琦善出身不一般，毋庸讳言。照修正版的五德始终说，清为水徳，然而尚什么色说不准，只好以宗室的黄色来权代，恰好琦善也是正黄旗人；他的始祖格得理尔，本是蒙古贵族，而能率众归附满洲，因此受封为一等侯爵，世袭罔替，传到琦善，正是第十二代。以此，可说琦善是黄十二代。他是侯爵继承人，即能以荫生授刑部员外郎，远比辛苦参加科举的读书人要轻松。
不过，琦善未来能在史书占据一席之地，不论褒贬，原因在于他既有了先天的地位，可也从不放松后天的努力。
琦善借着家世显赫，不到二十岁，免试去刑部当了干部，可想而知，同事们自然有羡慕他的，也会有从心里瞧不起他的。心里的鄙视，不必写在脸上、出诸口中，但会体现在做事上，于是，如何应付各种刁难，成了琦善初入职场的*难题。
有人总结清代政治失败的原因，说主要因为三个字：“例，吏，利。”清代的官方法律是《大清律例》，律文有四百多条，条例却有近两千条，律是成文法，例，则集合了历朝皇帝的诏旨、对臣下奏折的批谕，以及从刑部审定案件中抽象出来的原则性意见。法律是死的，皇帝是活的，由此可以推知，律与例，孰为重要？当然是例。
对胥吏来说，他们虽然没有科举或贵族出身，不能担任各项高贵或重要的领导职务，但是，中央各部官员、地方各级官员，在具体办事与办案方面，几乎都要按照胥吏的意见办。官员们并不想这样，但他们不熟悉业务，办不好这种事情。在胥吏面前，他们都是废物。试想，至少花二十年工夫研究八股文写作的领导，哪有时间去熟悉例案？在一省一部连续工作几乎不超过十年的领导，哪有动力去熟悉例案？可是，在中举后，在赴职后，工作中的每一件事都与例案有关，请问，领导该怎么办？单位里正好有一些几乎一辈子都在同一职岗工作的胥吏，甚至他们的父兄也在同一职岗，而且他们的子孙还很有可能继承同一职岗，请问，要不要请教这些同事，如果嫌麻烦，是不是干脆就委托这些同事去办算了？是的。因此，可以看到六部的长官（尚书、侍郎）对本部基层员工特别尊重，远远超过对中层干部的尊重。
*后一个利字，也就有着落了。胥吏既不能通过科举猎取功名，也不能借助家世掌握权力，就只能通过工作体现价值—精熟例案，挟例弄权，以权谋利。
琦善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的刑部新来的年青人。虽然是干部，但不是领导，上班还得干活，干活就容易被老同志们噎着，噎坏了还没地儿投诉。如前所述，各部首长对本部胥吏都是由衷地尊重，小琦要告他们的状，那是不懂事。
小琦懂事，小琦不哭，小琦爱学习。他花三百两银子，请来一位刑部退休的老同志，咬紧牙关，苦学三年，学到“例案精熟”为止。有品官的地位，则未来有发展的空间，再兼有胥吏的本事，如虎添翼，则前途不可限量矣。为什么琦善在三十六岁成为两江总督？这就是答案。
1841年，当英军兵舰到了天津，琦善临危受命，去广州处理“夷务”，在确信打不过对方的情况下，与英方签订了《穿鼻草约》。他所以被称为“汉奸”，即因这次签约。然而，照当时的情势，不签约，又能如何？不过二十年，有所谓“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不愿完全履行条约，结果是圆明园被烧，广州被占领。或曰，历史不能假设，二十年前后的事情不能用来互证，那好，且看事实：一年后，清廷虽不承认《穿鼻草约》，却须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才能停战。
再看看《南京条约》与《穿鼻草约》条款的比较。前者同意完全割让香港，开五口通商，后者规定割让香港，然由中国保留在香港收取关税的权利；前者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后者只须补偿烟款六百万元。于是，说到丧权辱国，二者皆然。说到外交利益的得失，则琦善谋国，犹有多者。以此，蒋廷黻才说：“倘与《南京条约》相较，就能断定《穿鼻草约》是琦善外交的大胜利。”
做出这种判断，实在不难。然而在当时，在晚清，以至其后的民国与共和国，出于各种原因，大家都不愿为琦善点个赞。仅就当时而言，皇帝事前到底如何授权，事后到底如何卸责，失地卖国的真正罪人到底是谁，就是一桩疑案。虽无确证，但我们从琦善以擅订和约得罪，革职充军，不久即赦还，且很快又做回一品大员的事实来分析，可以相信清宣宗并未真把琦善当罪人。
至于当时的舆论与后世的清议，不利于琦善，更易理解。鸦片战争后，琦善任陕甘总督，有位下属叫张集馨，在回忆录里这么说：琦大人“天分绝顶，见事机警”，在刑部办秋审（死刑复核），有“白面包龙图”之号。在地方做官，办案与用人，亦非不徇人情，但必须情理相合，方肯同意，总以“不贻害地方”为原则。也不是不受贿，但必须“公事结实可靠”，方肯收钱，而决不做买官卖官的勾当。若然，则琦善在有清一代官场，应能获得中上的评语了。但是，张氏又说，琦善“性气高傲，不欲下人”，对当时的“名公巨卿”，基本上都瞧不起，不给面子（林则徐应在其列），以此，以名公巨卿领衔的评论界，对他自然是“毁多誉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