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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注疏集之一,修辞学是尼采哲学的精魂


布鲁门贝格曾说:“修辞学是尼采哲学的精魂。


《古修辞讲稿》为尼采1872-1873年在巴赛尔大学讲授修辞学的讲稿。


《古修辞讲稿》标志着尼采哲学和思想承前启后的转折。
【内容简介】
1872到1873年的那个冬天,尚在巴塞尔大学当古典学教授的尼采,围着火炉对着几个学生,开课讲授古希腊罗马的修辞学——彼时,尼采刚刚发表了成名作《悲剧的诞生》,在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正如德国哲学家布鲁门贝格所说:“修辞学是尼采哲学的精魂。”尼采对古代修辞学的谙熟,恰恰说明了他对如何读、如何写有着深刻体悟。在这里,修辞学研究不仅是尼采扎实古典学功夫的一次施展,更是向传统哲学开战前的一次练兵。因此,这部关于古代修辞学的讲稿,或许是进入尼采思想之门的一把不可多得的密匙。

【作者简介】
作者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德国著名哲学家,西方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对西方文化传统所进行深刻的反思,成为了20世纪以来西方思想诸多流派的主要源头。尼采的代表作有《肃剧诞生于音乐精神》、《不合时宜的沉思》、《快乐的科学》、《偶像的黄昏》、《朝霞》、《道德的谱系》、《善恶的彼岸》、《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重估一切价值》等。


译者 屠友祥,1963年7月生,浙江萧山人。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珠海)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以语言哲学和符号学理论为研究重点,著《言境释四章》、《修辞与意识形态》、《索绪尔手稿初检》;译罗兰·巴特《S/Z》、《文之悦》、《神话修辞术》,尼采《古修辞讲稿》,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尚有《索绪尔手稿再检》、《符号学论稿》待刊。《索绪尔手稿初检》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
【媒体评论】
修辞学是尼采哲学的精魂。
——布鲁门贝格
【目录】

中译本说明 / 1

一、修辞的观念 / 1

二、修辞学和雄辩术的门类 / 12

三、修辞和语言的亲缘关系 / 17

四、表达风格之纯正、明净、得体 / 22

五、与修饰言语相涉的典型言语 / 32

六、纯正的变异 / 37

七、转义表达 / 45

八、修辞格 / 60

九、演说的韵律 / 75

十、关于立场的准则 / 84

十一、诉讼样式和手段 / 93

十二、庭辩辞的诸部分 / 95

十三、议事类雄辩术 / 118

十四、展示类雄辩术 / 123

十五、布局 / 132

十六、论记忆和发表讲演 / 140

雄辩术简史 / 145

希汉、拉汉概念对照 / 168


【前言】
中译本说明

译出尼采《古修辞讲稿》,原为研究罗兰·巴特理论之需。
章学诚《校雠通义》自序道:

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

这虽是就目录之学而言,却也适用于一切理论与学术。大凡将一种理论与学术的源流考辨清楚,则既可见出其渊源所自,亦可凸显其创新之处,从根本上阐明这一种理论与学术。
1869年,尼采任瑞士巴塞尔大学古典语文学额外副教授,次年转为正教授。古典语文学为尼采思想的发生地。在他眼里,古典语文学是正确阅读和诠释的艺术,参见 [德] 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上卷),魏育青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1页。实质就是进行哲学创造和批判的艺术,同时也是哲学创造和批判的对象。James I. Porter道:

古典语文学……使尼采对传统观念、成见和臆断特具的历史偶然性有了更深邃的判断力,对这些传统观念、成见和臆断赖以生长繁盛的文化语境有了更深切的鉴别力。由于同样的原因,也可以用古典语文学来揭示、展现当代文化中某些非历史的、自然化的臆断和假定。从这视角来看,古典语文学是对文化谬见的理解方式,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对文化神话制作模式的理解方式。(J. I. Porter, Nietzsche and the Philology of the Futu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4.)

这里,古典语文学成为文化批判的一种形态。罗兰·巴特延续了尼采这种批判精神与方式。在罗兰·巴特那里,修辞术是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自然化假象的利器,同时,修辞术原本也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实现其自然化假象的有效途径。他与尼采一样,也开设了修辞学课程,并于1970年12月在《传播》杂志第16期发表了长文《古修辞学大要》(L’ancienne rhétorique: Aide-mémoire)。
尼采在1872-1873年的冬季半学年讲授修辞学课程。彼时只有两名学生参加,一来自德文系,一来自法律系。尼采的健康状况此时已经不佳,开课未几,学生便需至其寓所听讲。如此,每周三晚,课程在尼采雅致的家中进行。灯下,尼采手执柔软的红色皮面笔记本,作着口授。学生倾耳而听,记下精言。其间,尼采不时中辍,或是凝神而思,或是予学生时间笔录。座中尼采出啤酒相待,佐以椒盐卷脆饼,他自己也会倾饮一杯。
布鲁门贝格曾道:“修辞学是尼采哲学的精魂。”同样,也可说修辞学是罗兰·巴特思想的根本所在,尤其是对含蓄意指的探究,将含蓄意指的能指(修辞术)的展开过程与含蓄意指的所指(意识形态)的实现过程并观,使两者的一体性凸显,如此,把握修辞术就成为制造或揭示意识形态的关键。
这次修订,得到了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的李鹃博士的校正。李博士通晓希腊文、拉丁文和德文,精心校订,指出不少错误。我内心非常感谢!尔后又花了一年多时间慢慢重译、写定,期间还参考了Angèle Kremer-Marietti 的Nietzsche et la rhétorique。

屠友祥
2018年2月2日

【免费在线读】
修辞的观念

修辞观念的迥异于寻常的演变,例属古代和现代之间的特定差别:这一艺术近时颇有些受歧视,我们现代人即便曲尽其妙,将它置于*为适当的境地,也只不过是弄着玩玩,凭着经验估估而已。一般说来,对真实本身是什么的感受,已有了极大的变化:一个民族依旧生活于神话想象中,尚未有历史可靠性的*需要,修辞术便在这一民族当中产生了:他们宁愿被说服,而不肯接受教导。况且人们需要法庭雄辩术,这必定推动了自由七艺的发展。如此,它究竟而言是种共和政体的艺术:人们必须习惯于容忍*为诡异的意见和观念,并在相互刀来枪往之际持某种欢欣的情绪;必须发自心底地言说,一如自愿地倾耳而听;作为倾听者,亦必须多少能欣赏那运用着的艺术。古人的教育通常以修辞学告终:这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政治人(一个我们听来觉得怪异的概念)至上的精神活动!康德就此作了极明晰的表述(《判断力批判》第203页):

言语艺术是雄辩术和诗艺。雄辩术这一艺术将知性事务作为想象力的自由活动来展开,诗艺则将想象力的自由活动作为知性事务来管束,因此,演说家宣示知性事务,驾驭之际,仿佛只是玩着观念的游戏,以便听众乐而忘倦。诗人宣称只玩趣致横生的观念游戏,然而使知性奏了如此众多的效用,仿佛提倡知性事务成了他的一个目的。

古希腊文化活力的独特之处于是可标举出来:它将一切事物,诸如智慧活动、生命的要务、紧迫的情势、乃至于危险事态,统统都看做游戏。罗马人长时期里在修辞学上都是天然主义者,相对来说较为干枯,粗糙。然而,罗马政治家的贵族气派,多种多样的审判实践,为其增光益彩;罗马的杰出演说家通常是强有力的政党领袖,而希腊的演说家则在同好的私人聚会上讲谈。注意及独特的庄重气度的,是罗马人,而不是希腊人。叔本华所言(《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卷第129页),与前述观念恰相贴合:

雄辩术是这般技能,它在他人身上引发我们对某事物的看法,或我们对待此事物的态度,在他们身上激起我们对此的感受,因而使得他们与我们意气相契;所有这些均经由言辞将我们的思想之流传输到他们的头脑中,凭借如是的力量,此流使得他们自身已然所取的思维方向改道了,将那定势纳入此流自身的趋向,裹挟而去。他们的思想趋向先前愈是与此相歧出,则雄辩术扭转定势之功亦愈显精湛。

(叔本华)在此从罗马人角度强调了(雄辩术)具独特个性的驾驭一切的优势地位;而在康德那里,从希腊人身上凸现了(雄辩术为)知性事务中的自由活动。
总的说来,现代人对修辞学所下的定义不精确,而就其正确定义的较量,持续了整个古代时期,在哲学家和演说家之间尤为剧烈。所有这些都由施本格勒(《莱茵博物馆语文学专刊》[Rheinisches Museum für Philologie], 第18卷,第481页)编年纂辑,其后由李遐德·傅迩轲缦纂辑(《修辞学》,柏林,1872年)。那些避免给出严格定义的人,至少亦寻求着界定演说家的任务(telos,officium)。这就是说服(peithein, dicendo peresuadere):要把这具体地用定义(horismos)说出来是难的,因为效力不是事物的本质,况且说服之效甚至在*好的演说家身上也不会总是发生。西西里的科拉克斯(Corax)和梯希亚斯(Tisias)说,修辞术是个以说服为业的艺匠(rhētorikē esti peithous dēmiourgos);在多利斯方言中,艺匠(dēmiourgos)这词的意义要比爱奥尼亚方言中的“制作者”、“设计者”高出一个档次:多利斯城邦*有权势的人就被这样称呼(那儿只有“匠人”)。高尔吉亚(Gorgias)和伊索克拉底(Isocrates)也是这样,后者以更为平实的语辞把修辞学解释为关于说服的知识(peithous epistēmē)。
柏拉图对修辞学有着强烈的厌恶感:他称其为技术,某种具有外在魅惑力的诀窍,措辞或声调中含具的快感(empeiria charitos tinos kai hēdonēs apergasias),并将它贬入迎合(kolakeia)之地,与烹调术(opsopoiikē)、装饰术(kommōtikē)、诡辩术相比肩(《高尔吉亚》,第463页)。与此相对,尚有一丝儿别样的修辞学观点的痕迹,参见希尔策(Rudolph Hirzel)《论柏拉图的修辞术及其意义》(Über das Rhetorische und seine Bedeutung bei Plato),莱比锡,1871年。在《斐德若》(239e及以下),宣称演说家应在论辩术的协助下获取对一切事物的清晰观念,以此他总是处于适切地表现事物的境地。他应让自身握有真实之物,以便同样掌控可能之物,由此,他便能够诱捕住听众。因而也就需要演说家通晓如何煽起听众激情的手段,如何以此手段驾驭他们。*后,他必须具有人类灵魂的正确知识,并了解能摇撼人类心灵的所有话语形态。故真正的演说艺术的形成,即以受极深广的教育为先决条件。尽管如此,演说家的任务是借可能之物的协助说服听众,这一假定并没有因受教育的先决条件而有所移易。当然,苏格拉底宣称(273e),无论是谁,一旦达臻知识的绝巅,不会再满足于卑下的任务:较高的目标便是“与他人交流已获取的知识”。明晓这点的人,他既可娴于修辞(rhētorikos),也可擅于传授修辞技艺(didaktikos)。后一个目标只是更高一些而已,确实不应不考虑每一个修辞手段的使用,只不过这不能是生命中*重要之物!

在《政治家》(304d),他否认修辞术可传授(didachē),而赋予它以讲述神话说服大众(plēthos)和群氓的职责。柏拉图也正是以这种方法,把真正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描绘为时而是学园式的授徒者,时而是讨大众喜欢的辩才无碍的演说家。对话中的神话成分具有修辞性质:神话就其内容来说有着可能性,因而不是讲授的对象,而是旨在于听众中激发某种意见(doxa),以此奏说服(peithein)之效。神话属精巧的童戏(pankalē paidia)之列:把修辞成分组合起来,恰如将前人写就的作品拼排一番,纯是为了娱戏。既不能以已写就的形态,也不能以修辞方式,来编织真理。片刻之间,毋需入规合矩地讲解,此际,神话及修辞的成分便活跃起来。诉诸
擅于传授修辞技艺(didaktikos)。后一个目标只是更高一些而已,确实不应不考虑每一个修辞手段的使用,只不过这不能是生命中*重要之物!
在《政治家》(304d),他否认修辞术可传授(didachē),而赋予它以讲述神话说服大众(plēthos)和群氓的职责。柏拉图也正是以这种方法,把真正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描绘为时而是学园式的授徒者,时而是讨大众喜欢的辩才无碍的演说家。对话中的神话成分具有修辞性质:神话就其内容来说有着可能性,因而不是讲授的对象,而是旨在于听众中激发某种意见(doxa),以此奏说服(peithein)之效。神话属精巧的童戏(pankalē paidia)之列:把修辞成分组合起来,恰如将前人写就的作品拼排一番,纯是为了娱戏。既不能以已写就的形态,也不能以修辞方式,来编织真理。片刻之间,毋需入规合矩地讲解,此际,神话及修辞的成分便活跃起来。诉诸见证,是种精巧的修辞手段,柏拉图式的神话同样也经由诉诸见证来引入。
《王制》(376e)很值得注意:柏拉图在此区分了两类言说,一为真实,一为虚假:神话属于后者。他认为神话在逻辑上是真实的,他不是就说谎指责荷马及赫西俄德,而是指责他们没有以正确的方式说谎。他在389e也同样明确地述说道,说谎在特定情况下对人类是有用的,必须允可统治者为了其城邦公民的利益使用谎言。譬如他在第三卷414e引入一个道地的神话,以便在公民的头脑中确立特定的意见,为了这个目的,他并不回避当修辞手段用的说谎。
柏拉图针对修辞学的激烈辩驳,有时候直指流行修辞学的不纯正的目的,有时候直指修辞学者所受的训练全然粗糙而不充分,缺乏哲学的准备。他认为修辞学应筑基于哲学教育之上,并用于善好的目的,亦即哲学的目的,若然,方是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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