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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短语

“长头发，十九岁，坐在混凝土地面上，靠墙吸烟，穿一件没有熨烫的衬衫，一条蓝牛仔裤，一双胶底系带翻毛皮鞋，一副天塌下来也无所谓的表情。时间是后半夜三点。”后半夜三点如此模样的这个人是谁呢？村上春树！不相信？这可是村上自己这么说的——在这本《村上广播》中亲自这么“广播”的（《广阔的原野》）。印象中，似乎再没有比村上更低调更在意隐私的作家了；但实际上，应该说再没有比村上更直率更敢于坦露自己的作家了才对。

同是坦露，有的人过于直白浮泛，而村上每每带有文学家村上特有的诙谐和睿智。汉语有个说法：涉笔成趣，用在村上这本随笔集中也足够合适，的确涉笔成趣。

容我试举几例。不少读者想必知道，村上的处女作《且听风吟》因获得“群像”新人奖而径直进入文学殿堂，并作为“商品”顺利进入流通领域，这对于一个小酒吧老板的人生无疑是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但在村上笔下明显带有灰色的自嘲之趣。出席颁奖典礼盛会，自然要西装革履。村上“因为没有西装那劳什子，就去青山的VAN商店买了一套减价的，配一双平时穿的白色网球鞋。”会前去出版社寒暄，不料大约是出版部长的人物对他劈头一句——“‘你的小说是相当有问题的。啊，加油吧！’那口气，简直就像把误入口中的东西‘呸’一声吐出去一样。这个家伙！是部长也罢不是也罢，说话怎么可以那么大口气呢！……既然给了奖——就算给的很勉强——那么至少表面上也该客气一点嘛！”是啊，言之有理。倘村上不自我坦露，人们还以为村上当时一定踌躇满志顾盼自雄呢！不过转念细想，窃以为那位部长口中的“相当有问题”，未必指小说作品，或者针对村上那身橄榄绿减价西装加穿旧的白色网球鞋亦未可知。由此观之，纵使村上，其人生也是相当不容易的。无独有偶，他的《国境以南太阳以西》被译为德语出版后，德国一位著名女评论家在电视台文艺批评节目大声宣布：“这种东西应该被赶出这个节目。这不是文学，不过是文学性快餐罢了！”（《相当有问题》）

再如谈恋爱。恋爱自是再有趣不过，但村上笔下的趣可能大异其趣。村上认为恋爱*年龄大约在十六岁至二十一岁之间。低于十六岁，未免稚气未退，让人看着好笑；而若过了二十一岁，必有现实问题难以摆脱；倘年过三十，“就多了不必要的鬼点子”。他还说年轻时*好不断恋爱。为什么呢？因为恋爱可以使记忆保持鲜度。而只有记忆——感情的记忆保持鲜度，后来的人生才能获得卓有成效的宝贵燃料。“上了年纪也仍在心中保留那种水灵灵原生风景的人，如同体内暖炉仍有火苗，不至于衰老得那般凄冷不堪。”他甚至认为同挣钱和工作相比，“一心仰望星星和为吉他曲发狂”那极其短暂的恋爱时光更重要（《像恋爱的人一样》）——喏，此君简直成了恋爱至上主义者。不过，恋爱至上主义者或许并不难找，而能像村上这样从恋爱这一行为中提取如此旨趣的人又能有几位呢？

不仅恋爱，甚至生死关头都被村上写得不失情趣。一次村上乘坐的希腊老式飞机的引擎在罗得岛上空忽然停止旋转。“飞机引擎死火后，四下鸦雀无声，惟有风声微微传来耳畔。那是个晴好的秋日午后，万里无云，整个世界一览无余。粗粗拉拉的山峦曲线、一棵棵松树、点点分布的白色房舍就在眼下舒展着。爱琴海在远处闪着亮光。我在那上方漂浮着，彷徨着。一切都呈现出虚拟的美，静悄悄的，远在天涯海角。”注意，生死之际此君发现了“虚拟的美”（《在罗得岛上空》）。而下面的现实的美则是在村上坐火车从东德境内穿过时发现的，“秋天的阳光醇厚柔润，在建筑物*闪闪发光。河流，树林，软绵绵的草地，云絮从上面缓缓飘移”（《有餐车多好》）。寥寥数笔，而情趣盎然。如此看来，坐火车胜过坐飞机。现实的美，乡愁，恬适，适度的倦怠感。

还有，村上再次提起中国，提起中国的大连。看过《漩涡猫的找法》和《边境近境》的读者想必记得，村上来过中国。准确说来，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乘全日空飞机从东京成田机场飞来大连。那么在大连他做什么了呢？

我喜欢动物园。去外国旅行时常去当地的动物园，去了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动物园。

去中国大连的动物园时，有个笼子挂一个只简单写一个“猫”字的标牌。笼子不很大，里边躺着一只猫。极普通的猫。我想不至于，就认认真真观察一番，但无论怎么观察，都彻头彻尾是一只常见的褐色条纹猫。当时我颇有时间，于是站在笼前看那猫看了好一阵子。猫弓成一团静静睡着，眼皮全然不睁，看样子睡得甚是香甜。

跑来中国一趟，何苦看一只再普通不过的猫看得这么入迷呢？连我都觉得莫名其妙。不过相当美妙的哟，这个。自不待言，睡觉的猫世界哪里都有，而观看动物园笼子里的猫的机会却不是那么多的。我切实感到中国到底是个深有底蕴的国家。

书中还有一处提到中国。除了猫，村上还喜欢柳树，垂柳。自家院子里请人栽进一棵柳树，春夏之交不时搬一把椅子在树下看书，但见绿枝摇曳，但闻沙沙低语，但觉心旷神怡。于是村上浮想联翩，由美国老歌《柳树为我哭泣》而英国小说《柳树》，*后想到中国：“据说过去的中国女性在即将和所爱的人天各一方之际，折下柳枝悄然递给对方。因为柔软的柳枝很难折断，所以那条柳枝中含有‘返=归’的情思。够罗曼蒂克的，妙！”不妨说，村上也够罗曼蒂克的，妙！动物园也罢，柳树也罢，俱是寻常景物，而村上无不涉笔成趣。是啊，文学作品需写得有趣，至少有趣是文学要素之一。至于是雅趣还是俗趣，是都市洋趣还是乡间土趣，虽境界殊异，然并无优劣高下之别，但凡有趣就好。

*后说两句题外话。这本《村上广播》是我译的第四十本村上的书。自一九八八年翻译《挪威的森林》开始，晓行夜宿，风雨兼程，岭南溽暑，北国冬寒，故园萤火，东瀛孤灯，尔来二十三年矣。二十三年间，我之所以始终没有减却对于翻译本身的热爱与虔诚。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有幸得到无数读者朋友的喜爱和鼓励。无论远方来信还是网上留言抑或讲演会场，都让我切切实实感受到了这点——这其实是我*的收获，作为曾经的农民，此外我还需要什么呢？还有什么可不满足的呢？

幸甚至哉，书以言志。

林少华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于窥海斋

时青岛天高地迥满目金黄

关于西装

前几天收拾立柜，得知自己居然有五套西装，领带也有二十来条。可是根据记忆，过去三年时间我根本没穿过什么西装，领带一年扎几次也很可疑。尽管如此，却有这么多西装。怎么回事呢？连自己都莫名其妙。当然，毕竟算是像那么回事的成年人了，按季节准备几套西装以备不时之需也是常识。但另一方面，若改口来一句“我不穿哪家子西装”，由于职业性质的关系，也并非说不通。

怎么回事呢？想着想着，想起来了（本来早已忘个精光）——年届四十的时候曾下过一个决心：“是的，已经不年轻了，差不多该像模像样穿戴一下了，过正规的成年人生活！”于是做了西装，买了皮鞋。当时正住在罗马，一来可以用合适的价格买到可观的西装，二来也有西装革履去的场所。若是不穿意大利品牌服装，去餐馆都要被带去冷板凳。总之那是个以服装取人的国度。至于人格啦能力啦，在日常生活层面几乎派不上用场。不管什么都首先取决于外观。因此，人们无不衣冠楚楚。也罢，这倒也没什么不好……

可是回到日本之后，转眼就又重返以往粗布裤加网球鞋的生活，西装啦领带啦皮鞋啦统统忘去九霄云外。伤脑筋啊！

我想，人的实质这东西，再上年纪也是改变不了多少的。就算因为什么而痛下决心重新做人，而一旦那个什么没有了，差不多所有人在差不多所有场合也还是要“吱溜”一下子返回原形，一如复位合金恢复原状或乌龟缩回洞穴。说到底，决心那玩艺儿只不过浪费人生能量罢了——打开立柜，面对几乎一次也没沾身的西装、一道皱纹也没有的领带，我打心眼往外这样想道。但是，如果反过来认为不变也无所谓，那个人却又变了，不可思议。事情也真是奇特。

不过，在我过去的人生中，有一条领带还是记得再清楚不过的，那就是差不多二十年前获得“群像”新人奖去领奖时穿的那套榄橄色棉质西装。因为没有西装那劳什子，就去青山(东京繁华地段。村上事务所就在这附近。)的VAN商店买了一套减价的，配一双平时穿的白色网球鞋。那时觉得自己往下有可能开始新的人生。而若问新的人生实际开始没有，唔，既可以说确实开始了，又觉得说照旧也未尝不可，说不好啊！

有营养的音乐

看了维姆·文德斯电影《乐满哈瓦那》。时至如今，恐怕已无需介绍了。影片讲的是美国音乐家莱·库德把被遗忘很久的传奇性古巴知名演奏家找到一起在当地录音，又乘势去海外演出并获得成功的过程，即所谓“音乐纪录片”。出场的音乐家全都是极有魅力的人，音乐也令人兴奋不已，不知不觉沉浸其中。

问题是，看影片那天是大规模搬完家的第二天，由于搬了好几百件行李（仅旧唱片就有六千张之多），浑身上下累得像麻袋一样瘫软，真担心一旦在电影院椅子坐下去，双腿一软再也站不起来了。站立走动时倒没察觉，可一落座，疲劳就呼一下子涌了出来——这种情形是有的吧？

因为疲劳关系，电影开始后*初一个小时，看着看着就迷糊过去，实在睁不开眼睛。脑袋里明知精彩，而身体却被“吱溜溜”拖进舒舒服服的睡眠泥沼，甚至做了几场短梦。哪个梦都很奇怪，驴唇不对马嘴。每做一场梦，都觉得身上的疲劳多少减轻了一些。这时间里，耳边一直响着惬意的古巴音乐。这么着，电影也许有看漏的部分，但走出电影院时，我的身体已经通过做的几场梦而彻底恢复——用旧唱片评语来说，简直“等同新品”。这让我切切实实感到：我不是用脑袋，而是用整个身体来正当理解和评价这部电影的，我已经让影片彻头彻尾渗入身体，一口接一口吮吸它的营养。对此我可不想一一解释个没完，也很难解释。

不过，如果可能，这类电影不想用录像机，而想坐在电影院椅子上，在感觉亲密的黑暗中、在音乐的包拢下观看才好。否则，有的东西就很难融进来。

吉姆·贾木许拍摄的《我们的音乐年》也是以尼尔·扬的音乐会为中心组成的音乐纪录片，具有粗粗拉拉的独特质感，十分耐人寻味。两部影片都不是用所谓摄影机，而是用小型手握录像机拍摄的。因此，画面未免粗糙，但音乐的律动则栩栩如生。近来投入成本制作的洗炼的音乐录像到处都是，有时很惹人烦。然而真正好的、有用的录像好像反而难搞到手了——看文德斯和贾木许的“音乐电影”时我这样想道。

餐馆之夜

一个特殊的夜晚，我和一位特殊的女士去青山一家高级意大利餐馆共进晚餐——话虽这么说，其实也就是和自己的太太前去庆贺结婚纪念日。什么呀，无聊！难道不无聊？也罢，无聊就无聊吧。

好幽静的餐馆。桌与桌之间适当离开。厚墩墩的葡萄酒一览表，连斟酒侍者（sommelier）都有。雪白雪白的桌布，灯光照明，没有音乐。代替背景音乐的，是惬意的静谧和两人的交谈。菜式为北意大利风味，做工考究的地地道道的小牛排。大致感觉上来了吧？总之就是不无做作的餐馆。价格不便宜，并非脚尖一歪就能去的地方。

我俩落座时，稍微离开些的座位有一对年轻男女。入夜时分还早，客人只我们和他们两对。男方二十七八，女方二十四五，男女都长相端庄，衣着整洁，潇洒无比，好一对都市恋人。

要了葡萄酒，点了菜。等待时间里，半听不听地听着——或者莫如说擅自传来耳畔——两人的谈话。听得出，两人即将坠入情网。内容尽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但根据声调猜得出大体进展。我也多少算是小说家了，那种男女心理机微在某种程度上是读得出的。男方心想“差不多该约了”，女方觉得“应约怕也未尝不可”。弄得好，饭后就赶去哪里上床都有可能。桌面正中荡漾着费洛蒙白色的雾霭。而我们这边到底结婚三十年了，费洛蒙基本没有踪影。不过，从旁边看满脸幸福表情的年轻恋人，感觉倒也不坏。

然而，被那种约会镶着金边的美妙氛围，在*道菜上来时彻底烟消云散了——男方发出刺耳的声音“吱溜溜”把通心粉送进喉咙，那的的确确是惊天动地的声音，地狱之门打开或关上的声音！听得我浑身僵挺，我太太浑身僵挺，男侍应生和斟酒侍者也僵止不动。对面座位的女性也已浑身冻僵。所有人都屏息敛气，失去所有话语。惟独作为当事人的男子无动于衷，兀自“吱溜吱溜”啜吸通心粉，一副万分幸福的样子。

那对恋人后来的命运如何呢？至今仍时不时挂上心头。

火烧胸罩

一般说来，小说家大概可以定义为执著于比较怪异（无用的）事物的那种人。时不时为“怎么又来了”那一类事情耿耿于怀。

举个例子。一九七○年前后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的人为了强调妇女解放而作为运动的一环烧掉了胸罩。很久以前的事了，您可知晓？大家聚在广场上，群情激愤地生起篝火，把胸罩一副接一副投入火中。她们的主张是：“这玩艺儿在体制上束缚妇女，岂有此理！”报社记者拍照下来，大大报道一番。

那也未尝不可，我想。我因是男性，从物理角度看胸罩把人束缚到怎样的程度，自是上不来实感。但既然人家主张烧，那么烧好了，不应说三道四。

我为之困惑的只有一点：不知那胸罩是新的，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用过的。这个问号如淡淡的影子紧紧贴在我的脊背。却又因为不能就此细部一一写给报纸（不会写的），所以真相不得而知。不过，估计烧的是一定程度上用过的，新的烧掉未免可惜。我不认为女性会那么浪费。

假如真是新的，那么被烧的胸罩就够可怜的了。在那之前一直恪尽职守（想必）来着，却被一把从衣箱里拽出来，存在意义像被作为十恶不赦的坏蛋一样遭到否定，遭到贬斥，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投入熊熊火中，真是倒霉透顶！尽管没有血缘关系，我还是不由得为之同情。

另外一点不解的，是她们为什么只烧胸罩而不烧紧身裤呢？既然胸罩是束缚人的，那么紧身裤岂不同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束缚人吗？然而紧身裤逍遥法外，高跟鞋和假睫毛也被网开一面，单单胸罩被付之一炬，惨遭始料未及的噩运，就像《日瓦戈医生》（原名《Doktor Zhivago》，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1957年发表于意大利。描写革命时代为个人理想而生活的日瓦戈医生的精神苦闷和爱情。）被作为某种历史扭曲的象征而必须穿过黑暗的命运长廊一样。可怜之至！无论如何我不想成为“某种象征”什么的，不骗你。

也罢，到现在才细细考证三十年前被烧的胸罩也无济于事了。可我还是想了这许多，闲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