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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资治通鉴》是*部编年体通史,与纪传体的《史记》并称史学双璧。

《资治通鉴》不仅是帝王书,也能使我们了解中国文化,认识中国历史,明白做人处世之道。
【内容简介】

《资治通鉴》是宋代史学家司马光所著,其宗旨是:“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息”,“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它犹如一面历史的镜子,成为历代帝王治国的秘籍,明清两朝的皇帝,将此书作为皇子的教本。

经过时间之浪的淘洗,《资治通鉴》成为人人可以鉴往知来的大明镜,教给人们“嘉善矜恶,取是舍非”。

这部改写本选择原著所述的内容,依照原书周、秦、汉、魏、晋、隋、唐诸纪的次序,做扼要的介述和讨论,是对原著精华的呈现和解读。
【作者简介】
雷家骥:祖籍广东,现居台湾,文学博士。专长中国中古(魏晋至隋唐)史,为《中国中古史研究》创刊人兼总编辑(2002年迄今)。发表论文六十余篇,专著十部。现任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代表作有《中古史学观念史》《隋唐中央权力结构及其演进》《武则天传》。
【媒体评论】

我们要走向现代,但是我们要了解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寻求一个中国文化的根脉,怎么样重新生根发芽,帮助我们这个社会迈向更好的现代。

——龚鹏程

中华文化,有那么丰富的人生故事,有那么精彩的绘声绘色,有那么有趣的奇想异设。当然也有哲理,但那些哲理又是那么自由、多元,任凭取舍、选择、评判。人们从这种文化中看到的,是一种完整的人生实践,组合成一种刚健恢宏又温文尔雅的生命交响乐。这样的文化,充满生动的质感,也容易让大家了解真正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

——余秋雨

《中国历代经典宝库》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台湾影响*、水平*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大众学术普及丛书。此后图书一版再版,加印不断,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人。大陆九州出版社引进后,经一年多时间编辑,今年起陆续推出简体增订新版。

这套书从25万册古籍旧藏里归纳综合,整理出60部“当代记述较多而常被翻阅的”经典,包括六经及诸子、文艺各领域。当时台湾出版人高信疆、柯元馨夫妇遍邀名家为之疏解,其中有著名学者龚鹏程、傅佩荣、曾永义等,另有知名作家张晓风、传媒界大腕詹宏志参与。60多名专家学者联手,倾力打造,一时风动岛内,家喻户晓。

——《人民日报》2018年04月20日

本次丛书的大陆再版,以2014年的台湾版为底本,每一本都由作者或编者做了修订,质量进一步得到完善,且增加了《易经》与《大学•中庸》两本书。装帧设计上也有创新,开本的设计便于携带,更适合青年读者阅读。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5月9日
【目录】

【导读】帝王必看之书

上编 《资治通鉴》及其修撰者

*章 司马光小传

一、司马光的家世与青壮年时代

二、新、旧党两巨擘──王安石与司马光

三、白首执政与著作

第二章 《资治通鉴》同修者略传

一、刘攽

二、刘恕

三、范祖禹

第三章 《资治通鉴》的编集

一、编集的背景与缘起

二、编集精神与结构

三、实际工作的概况

下编 《资治通鉴》精萃

*章 周 纪

一、三家分晋──《通鉴》的开始

二、三家分晋的由来与才德论

三、秦的崛起与周的灭亡

第二章 秦 纪

一、秦朝统一的要素──客卿

二、几乎改变历史的一击

三、秦的灭亡

第三章 汉 纪

一、改变历史的餐会

二、制礼与叔孙通

三、外戚政治与王莽篡汉

四、东汉初期的用人与士风

五、东汉的宦官与外戚

六、*次党锢之祸

七、第二次党锢之祸

八、大冲突的结局

第四章 魏 纪

一、曹丕篡汉与司马光的正统论

二、从几段重要谈话看三国发展的趋势

第五章 魏 纪

一、三家归晋

二、魏晋风气

三、五胡乱华的背景

四、由群雄角逐至南北对峙之局

五、民族的同化融合

第六章 隋 纪

一、*后一次的欺人孤儿寡妇及南北统一

二、开皇之治

第七章 唐 纪

一、唐初继承问题

二、武则天的篡位

三、从开元之治至藩镇之乱

第八章 后周纪

一、冯道──五代十国的一个典型官僚

二、陈桥兵变的空白──《资治通鉴》的结束

结 语

附录 原典精选

《资治通鉴》卷*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四


【前言】

帝王必看之书

雷家骥

本书的结构和某些意义,在此作一番陈述,让读者有进一步的了解。

首先是本书划分为三大部分:上编介述《资治通鉴》主要编修者司马光、刘攽、刘恕和范祖禹的生平及其志业,简叙《资治通鉴》编修的缘起、意义、结构与实际工作的概况。

下编则是选择《资治通鉴》所述的内容,依照原书周、秦、汉、魏诸纪的次序,作扼要的介述和讨论。每一专题即成一节,原则上分就司马光的选择观点、叙述方式、评论意见等,加以介述。《资治通鉴》是编年体的巨著,把人事系于年月,体裁较为散漫,情实较为隐约,这是我改编成类似“纪事本末体”形式的原因,我所选择的每一题目,大体上都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课题,而且多为司马光“臣光曰”所评论过。我所以这样子作命题选择,是因为一来可以由此让读者了解古代历史演变的大趋势,等于读了一本简扼的通史;二来则是让读者了解司马光对这些重大问题的识见及其评论角度、思想意识。当然,对此二者,笔者有时也会加入自己的看法,希望读者由此对这些大事和司马光的学识为人,有更清晰深入的认识。

*后部分则是结语。笔者在此交代了一些在前面两部分不便介述的事情,也将前两部分的某些问题作一综合解释,协助读者对《资治通鉴》全书作综合了解。希望读者对中国历史文化和《资治通鉴》相关问题的理解略有帮助,更希望读者从而引发研读国史与《资治通鉴》原典的兴趣。


【书摘与插画】

结语

或许有人会问,《资治通鉴》既是集体完成的结果,为何仅由司马光单独领编著头衔?它的体例、笔法等是否前后一致?关于这两个问题,其实只有一个答案。

参与编著《资治通鉴》工作的,事实上不仅只有本书上编所述的司马光、刘攽、刘恕、范祖禹四人。元丰七年上《进〈资治通鉴〉表》中,司马光以“编集”职衔署名,副署者另有四人,即“同修”刘攽、刘恕、范祖禹和“检阅文字”司马康。五人联名进表,表示均为完成编著《资治通鉴》的主持人,其他尚应有若干实作人员没有资格联署上表。

表起首即以“臣光曰”为开端,末句又以“臣光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言”为结束。稍后神宗所颁奖谕诏书,亦径以司马光为敕示对象,是则司马光实为*实际主持人无异。援引官修历史的惯例,由司马光领衔应属合理。

唐代以来,官修历史惯例由宰相大臣鉴修,书成后即以鉴修者领衔押名,不论鉴修者是否曾实际主持工作。及至欧阳修等人编修《新唐书》,觉得宋祁所撰《列传》部分甚佳,乃谦虚为怀,以两人名字分别领衔。司马光等编著《资治通鉴》,与上述情况不同。《通鉴》若分为搜集史料及研究、编写长编、完成定稿三阶段的话,则刘恕等人仅参与了*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工作,第三阶段工作诚由司马光独力完成。亦即刘攽等人为司马光铺好了路基即止,*后是由司马光来完成的。

由此看来,不论从主持及实作两方面看,司马光都是*的主持者及*后的完成者。《资治通鉴》一书由他挂名编著,应为实至名归。刘恕、范祖禹诸人,即使选择史料、叙述史实、评论观点等,与司马光有所不同,但也不能径自抒发己见于《资治通鉴》中。他们表示一己之见的方式,就是私下另行选述一书,如刘恕的修撰《资治通鉴外纪》,范祖禹的自著《唐鉴》,均为其例。因此,若说《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的著作,显然也不算是太过分之事。

《资治通鉴》的选材、叙述和评论,既然都代表司马光一家之见,是则有一个重大问题,这里不妨略作解释。此即司马光是否在《通鉴》中发挥了《春秋》精神?

什么是《春秋》精神呢?孔子作《春秋》,门生弟子都说《春秋》贯穿了某种精神意思,使乱臣贼子恐惧,这种精神意思就是正名褒贬。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的自序中即曾申论过这种精神,笔者借用他的说法,于此稍加解释。

有一位名叫壶遂的上大夫问司马迁:“从前孔子为什么而作《春秋》呢?”

司马迁:“我听董先生(仲舒)说:‘周道衰废,孔子当鲁国司寇之官,诸侯、大夫对他加以迫害压抑。孔子知道其言不用,其道不行,于是透过《春秋》这部史书,批判二百四十二年的人事,以作为天下的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伐大夫,目的在达到王事罢了。’孔子说过,我想空泛地议论事理,不及透过史实叙述那样来得深切著明。所以《春秋》是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分别嫌疑,明辨是非,判定犹豫,表扬善者,贬黜恶者,赞美贤人,鄙视不肖之人,保存亡国,延续绝世,拯救弊坏,复兴废颓,弘大王道之书。《春秋》作用在辩论是非,所以特点是长于处理人事;《春秋》又以阐扬义理为主,拨乱世,反之正,其他经典的功能没有更像《春秋》一经的功能了。因此,《春秋》一经,实为维系礼义的大宗啊。”

司马光的这位同宗前辈史学家,对《春秋》精神的解释,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后代史学家的一般认识。与司马光同时代而辈分较老的著名史学家欧阳修,撰史时所力倡的《春秋》精神,也就是这种精神。中国史学既有《春秋》精神此命脉,欧阳修又振臂倡导于当时,所以身为纯儒的司马光具有《春秋》精神的意识,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中国史学往往有两种*,一是过分强调某些主义精神,一是过分偏重客观历史的寻求。前者往往流于主观,排他意识甚浓;后者则接近客观,但却几如呆板的流水账,读来了无生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大体能调和于两端,正文则倾向于后者,评论与构思则倾向于前者。

司马光在进呈《通鉴》之表中,提到他的构想只欲编集“历代君臣事迹”之书,撰作的原则为“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乃是他述事的原则,“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则是他议论的基础。前者在求内容的客观可信,后者则为发挥《春秋》精神的训诲作用,以便有助于治道。但是*初他与刘恕提到他的构想时,即表示这部史书要遵从《左传》的编年体裁,模仿荀悦《汉纪》的简要笔法,网罗众说,以成一家之言。换句话说,司马光*初的构想,不是想学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般,极力强调《春秋》精神的。刘恕就曾为此提出相反的意见,鼓励他贬奸黜恶,上继孔子的《春秋》。

刘恕的意见不为司马光所认可,这是司马光避开渎经僭圣之嫌,从三家分晋写起的原因,也是《通鉴》不论正文和评论均倾向客观,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突出精神意识,主观意味浓烈的情况不同。大体上说,司马光是重视客观的史学家,在《通鉴》中,若非必要,他不加以稍带主观的评论;而他以“臣光曰”作为开始的评议,往往也力求客观,特别强调《春秋》精神的意识之处,不多也不浓。当然,这种意识不是没有,仔细阅读与思考,还是可以发现的,笔者在下编某些章节,亦对此特别剔出,让读者知悉。不过必须知道,司马光撰述的原则之一既为“善可为法,恶可为戒”,《春秋》的这种正名褒贬意识,可以在《通鉴》中找到,应是意料中之事。所以宋神宗在所颁的奖谕诏书中,亦特赞《资治通鉴》“褒贬去取,有所据依”。

世称“文章两司马”,均指西汉的两位大文豪而言,其一即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另一位则是大文学家司马相如。事实上,司马光也擅长文章。他与司马迁可以称得上是“史学两司马”。司马光是编年体的大家,司马迁则是纪传体的祖师,两人均欲“通古今之变”,致力于通史的撰述。然而,《资治通鉴》与《史记》这两部通史有若干差异之处,其中即为决定断限的差异,由此亦可比较出“史学两司马”的精神和识见有所不同。

司马迁的《史记》,溯源起自五帝,终结止于“今上”(当今皇上,指汉武帝),从中国文化可知的开始,一直写到自己生活的当代,约计共有两千六百年历史。他不因孔子曾作《春秋》,就拘束地避免渎经僭圣之嫌,反而有继承孔子作《春秋》之志,声言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即整理古代一切著作之意)。

《资治通鉴》与《史记》比较,实是一部不完整的通史。司马光因为东周以来的历史,孔子的《春秋》已经撰写了,孔子之经又不可以增删,所以他把五帝以来至春秋结束的史事,一笔勾销而不述了。甚至恐怕有渎经之嫌,他也不敢从《春秋》结束那年的第二年写起,而决定以三家分晋那年作为开端。由此看来,《通鉴》有“缺头”之憾,是由于司马光的拘迂而造成。两司马于此即可较出高下。

写当代史而不流于谄谀政府当局,这是大识见与大勇气的表现。《资治通鉴》于五代结束,司马光连宋太祖陈桥兵变也不写,更遑论写到他的当代(宋神宗时代)了。刘恕建议司马光把宋太祖至英宗等五朝也列入计划之内,真是白费气力,不了解司马光的心意。连本朝怎样开国也不敢写,司马光避免触犯时讳的心理可知。《资治通鉴》有“缺尾”之憾,自应不必惊诧。两司马的高下,于此亦可观察出来。

总括而言,《资治通鉴》在当时不能成为一部完整的通史,有缺头缺尾之憾,不应是参与修史者的过错,而应由司马光来独负其责,这也是良深可惜的地方。

《通鉴》共有二百九十四卷。若以卷数计算,《秦纪》仅三卷,占比例*少;《唐纪》有八十一卷,占比例*多。但是我介述本书,挑选内容并不依此比例,原因是:*,有些朝代不一定曾经发生过极具历史意义的事情,或者很少发生过这类事情。第二,为了照顾阅读对象,我必须选择富有故事性的事情来介述。第三,后代的事情与前代类似,不必再度介述强调,如唐代宦官之祸,因在汉代已特立题目,读者对宦官问题已略有认识,故不必再介述。第四,本丛书限定了篇幅,笔者不便有所超逾,故某些问题不得不割爱。本书以《晋纪》涵盖南北朝各代,以后《周纪》涵盖五代各朝,原因亦在此。基于这些原因,笔者在本书下编仅介述了二十八个事件及其发展,但相信已足以让读者略窥《资治通鉴》于一斑。

介述一本书,理应首先注意其开始。《资治通鉴》既是极有意义之书,其开始与结束都不能随便忽略了。前面所提到的缺头缺尾之憾,即已代表了司马光的人格学识,于此昭然无隐。笔者特为三家分晋的*一句话,别立为一节,实因这句话的意义及其随后的长篇评论,均极为重要。三家分晋只此一句话,即已看出司马光对历史与世变的认识。周室名义上的承认韩、赵、魏,无异承认了礼教名分的破产,旧时代、旧秩序已告结束,新时代、新秩序正将来临。尤须注意的是,这句话的随后评论,显然表示司马光在告诉读者,他要强调的“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原则,其根本即植于礼教名分,这也是全书*重要的中心问题。

才德论是司马光知人论人的理论基础,与上述的“名分论”,构成司马光知人论世的两大根基,读者应加注意。司马光的评论你尽管可以反对,但不能不知道他的知人论世的理论基础,否则你也会陷于主观的泥泞之中,而不明白司马光的心意。

知道这两种道理,你会对《资治通鉴》的选材、笔法、评论等许多问题,豁然而解。例如《通鉴》为何没有“新纪”(王莽所建王朝)与“周纪”(武则天王朝)?司马光对此似乎不是纯粹本着正统的原则来加以处理的。他主要的处理根据,实与上述两种基础理论有莫大关系。换句话说,司马光不承认新、周两朝,不让两者在《通鉴》中占一席位,是发挥了贬天子的精神,认为王莽与武则天乃是冒名犯分的有才无德者,理应予以贬退。《资治通鉴》全书中,类此例子尚不少见,本书下编二十八个章节,大都可以发现类此例证。

总而言之,《资治通鉴》确是一部上乘好书,它帮助你了解中国文化各问题,认识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统治中国的学识,也协助你明白做人处世之道,从而可以使你发现自我,以及完成自我。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自诩地要求神宗皇帝说:“希望陛下你时赐省阅,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

撇开政治管理的角度而看,事实上,你要认识中国,做一个地道的中国人,在中国生存及发展,这真是一部好的参考书,可惜是篇幅庞大,常令人有难以卒读的感慨!笔者承乏介述此书,目的只是帮助读者了解此书的大概及其精要的地方。这只是入门的途径,概略的描述,有志者何不因此而进读原典,获取更多的收益?当你有朝一日读完原典后,恐怕我这本介述性的小书,已经不足以入你法眼了。届时,你所蒙受《资治通鉴》的福赐,大概也会比我强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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