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通典》堪称中国典章制度的百科全书，典章制度史的开山之作。
清朝大史学家张学诚极力推崇《通典》，认为此书甚得“会通之旨”。
钱穆先生认为作者杜佑是开创唐以后史学的*人。【内容简介】
《通典》作者是唐代政治家、史学家杜佑。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到所处的唐代，他将我国历代典章制度，分门别目，依照时代顺序编为一书，称得上是典章制度的百科全书。
其旨趣是追述古今制度的变迁沿革，为当时的制度找寻历史根源，希望从中看出利弊得失之所在。
此书亦蕴含着作者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形态。
本书是《通典》的白话普及版，介绍杜佑及其政治理想，又以九门为序，存其大体，荟萃精华，使读者一窥这部经典的核心内容。【作者简介】
张荣芳：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访问学人、电视历史报导节目制作与策划人，东海大学历史系主任。现为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史学史、中国政治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中国历史文献学。著有《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唐代京兆尹研究》等。
【媒体评论】
我们要走向现代，但是我们要了解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寻求一个中国文化的根脉，怎么样重新生根发芽，帮助我们这个社会迈向更好的现代。
——龚鹏程
中华文化，有那么丰富的人生故事，有那么精彩的绘声绘色，有那么有趣的奇想异设。当然也有哲理，但那些哲理又是那么自由、多元，任凭取舍、选择、评判。人们从这种文化中看到的，是一种完整的人生实践，组合成一种刚健恢宏又温文尔雅的生命交响乐。这样的文化，充满生动的质感，也容易让大家了解真正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
——余秋雨
《中国历代经典宝库》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台湾影响*、水平*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大众学术普及丛书。此后图书一版再版，加印不断，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人。大陆九州出版社引进后，经一年多时间编辑，今年起陆续推出简体增订新版。
这套书从25万册古籍旧藏里归纳综合，整理出60部“当代记述较多而常被翻阅的”经典，包括六经及诸子、文艺各领域。当时台湾出版人高信疆、柯元馨夫妇遍邀名家为之疏解，其中有著名学者龚鹏程、傅佩荣、曾永义等，另有知名作家张晓风、传媒界大腕詹宏志参与。60多名专家学者联手，倾力打造，一时风动岛内，家喻户晓。
——《人民日报》2018年04月20日
本次丛书的大陆再版，以2014年的台湾版为底本，每一本都由作者或编者做了修订，质量进一步得到完善，且增加了《易经》与《大学•中庸》两本书。装帧设计上也有创新，开本的设计便于携带，更适合青年读者阅读。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5月9日
【目录】
【导读】典章制度的百科全书
前 言
上篇 杜佑与《通典》
一、食货
二、选举
三、职官
四、礼
五、乐
六、兵
七、刑
八、州郡
九、边防
下篇 原典精选
旧唐书杜佑传
御制重刻通典序
通典原序
通典序
通典食货门论曰
通典选举门评曰
通典职官门论曰
通典礼门序
通典乐门序
通典兵门序
通典刑门序
通典州郡门序
通典边防门序
【前言】
典章制度的百科全书
张荣芳
我国史学的渊源极为久远，呈现的面貌也极富多样性，《尚书》是“纪事体”的始祖，孔子《春秋》是“编年体”的始祖，到了司马迁的《史记》，则开创了“纪传体”的体例，此后一直到唐代杜佑的《通典》，才又开创了第四种体例，是专详于文物典章制度的通史，一般称为“政书”，又因为它是专门讲政治制度，所以也称为“典”。
《通典》将我国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分门别目，依照时代顺序编为一书，称得上是典章制度的百科全书。在唐代以前，虽然也曾有人试图编撰，但都没有成功；杜佑之前， 唐人也曾有类似的著作出现，但体系不如杜佑《通典》的广博周纳，都比不上杜佑的成就。
历代史学上的珍贵遗产，许多著作业已成为不朽的经典，《通典》自不例外。从《通典》以后，逐渐加上宋代马端临《文献通考》、郑樵《通志》，合称为“三通”，到清朝形成所谓的“十通”。这些典章制度史的撰述，都发端于杜佑的《通典》，可说是典章制度的开山之作。
杜佑，历任唐朝的节度使和宰相，在政坛上活跃了六十年的时光，因而深通吏事、军事，尤其对财政经济特别熟悉。唐宪宗曾有诏书称赞他说：“博学强闻，知历代沿革之宜，为政惠人，审群黎利病之要。”从此可以看出他的才学与为政处世之道。
《通典》一书的旨趣是为当时的制度找寻历史的根源，说明古今的变迁沿革，希望从中看出利弊得失之所在。所以清朝大史学家章学诚推崇《通典》甚得“会通之旨”，今人钱穆先生认为杜佑是开创唐以后史学的*人，都不是过誉之词。
《通典》全书二百卷，分为食货十二卷、选举六卷、职官二十二卷、礼一百卷、乐七卷、兵十五卷、刑八卷、州郡十四卷、边防十六卷九门，每门又各分为若干子目。内容上溯于黄帝、尧舜，下迄唐玄宗天宝年间，同时因唐肃宗、代宗时期也颇有变革，故附于书里。材料搜集则广采五经、诸史、魏晋南北朝时人的文集、奏议，分门别类记载下来，体大思精，时人评论说“详而不烦，简而有要”，是相当允当的赞语。
《通典》的九个部门，并不是杂乱成编的，而是有一个系统的编次，蕴含着杜佑的政治理想。他说：“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政治上的*先要务是教化，但必须使人民“衣食足而后知荣辱”，所以，教化的根本在经济。因此，《通典》中居首要地位的是“食货”一门，包括户口、乡里、赋税、钱币、贸易与物产等几部分。
其次说：“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良好的政治组织必须要设官分职，有了官职，还得有名实相称的人才来担当才行，因此先要懂得选拔优秀的人才，所以先说选举，再论职官。如果政府能尽心尽力选择社会上的贤能之士，使他们各适其位，各尽其才，来处理政事，这样国事没有办不好，政治没有不上轨道的。
接着是礼和乐，他说：“官职设然后礼乐兴。”礼乐一向是我国传统政治中*看重的两项教化设施，“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完全可以看出我国传统政治的理想层面。因此对古代礼制的阐述特别详尽。
道德教化沦落了，才得使用刑法，所以有“兵”有“刑”。“兵”大体是以《孙子兵法》十三篇为主，将历史上的用兵之事，分类归纳在这十五卷中。“刑”则叙述历代刑法的因革。
一个大一统的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必须合成一个严密而有系统的组织，分级设职，层层节制，环环相扣，政治轮轴才能顺利地推动，所以中央政府下面还要划分地域，设立州郡，因此有“州郡”门。还要有“边防”，用来阻挡外来侵犯。
从这九大部门的分类先后次序，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杜佑的政治理论，他“先礼而后教”，“安内以驭外”的编排方式，本末次第极有条理，也寓有理想。从这个大纲上，我们应当可以了解《通典》体大思精的价值所在了。
由于《通典》一书长达百万言之多，要想适当地采择改写成十万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在改写之前，首先撰写一篇导论，说明杜佑的生平、《通典》撰述的时代背景以及杜佑政治理想之所在，希望能借着这篇短短的论述，让读者了解并把握《通典》的主旨与精神。至于改写部分，各门目则尽量存其大体，将历代沿革概略叙述，希望不致失去会通之意，并保存杜佑对各项制度的评论，因为这部分才是《通典》一书的精华所在，如此或能让读者一窥我国*伟大的典章制度宝库的核心，掌握历代制度演变的脉络。
【书摘与插画】
上篇 杜佑与《通典》
一
中国历史上以百科全书式体裁出现的史书，*著名的首推汉朝大史学家司马迁所撰的《史记》。但是，《史记》以降，历经东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中叶，编纂巨大篇帙的百科全书式史书不复再现。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时代环境的变幻无常，朝易夕改，动乱的世局之下，很难定下心来专心一意地从事长期编纂的工作；另一方面，随着时代愈后，累积保存下来的史料也愈多，加以学术的分工愈细，庞大编纂工作已经不是一己之力所能单独负担，个人往往穷一生之力而皓首穷经，很难突破这一限制，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工作的艰难。
大唐帝国统一海内之后，在玄宗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以前，长期繁荣富庶，政府也大力推动各项学术工作的发展，奖掖学术。科举的设立，更使得天下士子竞相投诸其流，形成了相当深厚的文化素养与良好的学术环境。后来，虽然唐室迭遭大难，东方藩镇势力兴起，威胁到中央政府的安危，但李唐的国祚命脉却也能不绝如缕，继续维持了一百多年。中央政府的各项施政措施也尚能大致施行，不致因种种变乱而告停顿，表面上犹可维持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形象。
时局的动荡，世事的变幻，*容易使人产生各式各样的思想。有人感叹世事无常，醉心释氏；有人目睹世局不安，遁入山林，归于老庄；也有人眼见国家兴亡，危如累卵，亟思力挽狂澜，拯救生民疾苦。
就史学来说，将近千年的蕴育累积，顿时之间遭遇大变，常使有心以历代兴亡为鉴，思古幽情，希望借着学习既往历史教训而有所惕厉振扬。中国史学就在这种情况下，以唐代刘知几为一分水岭：刘知几总结了以往的历史著作成绩，汇成一部《史通》；相反的，杜佑即以《通典》开创出史学的新领域。
二
唐玄宗是唐代由盛转衰的关键。安史之乱以前，大唐帝国声威远播，达到前所未有的富庶强大；此后，国势如江河日下，再加上朝廷内有宦官跋扈，朋党相争，外有藩镇肆虐，外患频仍，交相进逼之下，中晚唐的政局并不算稳定。
杜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成长的人物，也是这一时代的见证者。他虽然在宦海中浮沉升降了六十年之久，也曾历仕六朝，位极人臣；但是，他对唐代中叶的紊乱政局，并未产生丝毫振衰起弊的作用，更谈不上有拨乱反治之功。宋代欧阳修、宋祁等人所修撰的《新唐书》上，对他的评语是：
惇儒，大衣高冠，雍容庙堂，道古今，处成务，可也；以大节责之，盖碈（）中而玉表欤！
意思是杜佑为一地道的读书人，如果在升平治世的时代，还可望有一番作为，但是碰到中唐这种混乱的环境，就欠缺大魄力与大担当了。
然而，历代之所以赞美《通典》，并不是因为杜佑在政治上位居高位，而是因为他编撰的这部《通典》，罗列古今历代典章制度的因革损易，内容详赡，脉络分明，可说是典制史上一座蕴藏丰富的史料大宝库。下面就分别说明杜佑为什么编撰《通典》？如何编撰？具备哪些特点？对中国史学的贡献何在？
三
古人说：江海不捐细流，乃能成其大；泰山不让细壤，乃能成其高。唐代的史学，也正表现出这一种蓬勃的气象，一方面纳川汇海，总结魏晋以来的成就；另一方面不断推陈出新，创造唐宋以后的契机。当时史学家中较著名的有专门注重名物训诂研究的颜师古等人，有侧重研究史书体例的刘知几，也有意在典章制度的赵仁本、蒋乂等人，称得上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群说毕出，蔚为大观。
以典章制度为主的史书，在中国正史之中，就是所谓的“志”与“书”一类，如《史记》有《平准书》《封禅书》，《汉书》有《食货志》《礼仪志》等。除了《史》《汉》二书外，其余的大都专记一朝一代的典制，很少有贯通古今的记载。
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初，典制史撰述的风气逐渐形成风尚，而且从正史里面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唐朝初期，以著述一代典章制度而单独成书的有李延寿的《太宗政典》，到中唐有苏冕的《唐会要》、刘秩的《政典》，到晚唐还有王彦威的《唐典》等，都是同一类的著作，说明在杜佑《通典》问世的前后，撰述典制史已经形成一股学术风气，不断冲击着史学界。
四
《旧唐书杜佑传》上记载唐玄宗开元末年时，史官刘知几的儿子刘秩挑选中国经、史、百家的记载，依照《周礼》所描述的天、地、春、夏、秋、冬六官的职制，撰写了一部三十五卷的《政典》，极享盛名，大得当时著名学者专家的赞誉。而杜佑自从看到了刘秩的《政典》以后，潜心探索其中蕴含的精义、主旨，他认为《政典》的条目、内容都还不够完备，因而加以扩大增广，并且补录了玄宗时代的《开元礼》和《开元乐》，撰述完成《通典》一书，共二百卷。
宋朝著名的文学家苏东坡也曾经记载说：当代叙述兵制，全都取材于《通典》，而《通典》虽然是杜佑所收集编纂，但它的源流乃是出自刘秩。
宋朝距离唐世尚不远，这两种记载都直接指明《通典》本于刘秩《政典》，应当是不错的。然而，除此之外，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宰相张九龄、李林甫等人曾编修一部名为《六典》的书，有三十卷。它的内容是以周代官制的三师、三公、三省、九寺、五监与十二卫为纲要，罗列了每一个职官的职掌，记载了每一个职官的品级，而整部书也是模仿《周礼》。由此，可以知道《六典》和《政典》都是以《周礼》一书为蓝本、性质相类似的著述，并且均是杜佑撰写《通典》的主要依据。
除了上面所说的两书以外，《通典》另一个重要的史源是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颁行的《大唐开元礼》。杜佑曾经赞美这部书是：“百代之损易，三变而著名，酌乎文质，悬诸日月，可为盛矣。”
在总数达二百卷的《通典》里，关于礼的部分有一百卷之多，占全书一半的篇幅。杜佑对礼的次序，排列为吉礼、宾礼、军礼、嘉礼与凶礼。这种排列，并不是杜佑首创，早在唐初所修撰的《贞观礼》已经开始采用这种次序，而《开元礼》沿用《贞观礼》《显庆礼》，《通典》又加以承袭罢了。但是，《通典》将原为一百五十卷的《开元礼》删节为三十五卷，这种取材方式，疏漏自然在所难免，所以清朝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特别称誉《开元礼》的赅洽完赡，凡是朝廷礼仪有疑问时，稽考《开元礼》就可以得到解答，若是国家有盛大的举动仪式，依照《开元礼》记载就可以实行，推崇它是一部研究“礼”制的圭臬。相对地，对《通典》就颇有微词了。
关于乐的方面，中国从先秦以降，《乐经》失传。虽然学者常常拿礼乐并称，实际上却很少有人专门去研究乐。唐朝建国以后，高祖、太宗采用隋朝的乐，命令祖孝孙、张文收二人研究制定，但是并无完整的规章流传下来，史书上的记载也仅仅是聊备一格，因此，杜佑在撰写《通典》乐门的时候，也感到资料非常贫乏，极为困扰，*后只好收集了开元年间制定、通行的乐，加上历代沿革经过的大概而定。
在礼、乐与政制之外，唐朝还有一批学者专心致力于州郡、边疆地理以及外藩诸夷民族的研究，成绩也相当炯然，颇有可观之处。这种风气的盛行，*主要的因素是政府的提倡、监督，如政府规定地方州府必须三年一造地图，对唐帝国域外的国家由中央政府的鸿胪寺派官，负责讯问各国的使臣、侨民，记录每一个国家的山川风土，然后制成地图，报告给朝廷。*有名的地理书籍，稍早有唐高宗时代，许敬宗撰《西域图志》六十卷，详细记载西域各国的风俗物产。武则天时也曾经下令尚献甫召集学者修撰《方域图》。这些记载到了玄宗天宝年间，与实际情形不相符合，改变甚大，因而时时下令加以修改。
唐玄宗以后，*著名的地理书籍首推德宗贞元年间宰相贾耽所撰的《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称得上是巨细靡遗，莫不备载。贾耽经常到出使夷狄的使臣那里，询问风俗，深明当时天下地土、区产、山川与夷岨，《新唐书》即极为赞美他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