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1、火爆抖音的国民教授——戴建业作品系列，网友都在寻找的传统文化图书。
2、陶渊明为什么被历代大家公认为“前比屈原、后压杜甫”历史地位？
3、本书从陶渊明的文学价值、人格思想、生命境界解析传统文化的形成。
4、陶渊明是魏晋时代“儒道兼综、孔庄并重”的典型代表，任真肆意又固穷守节，洒落悠然又尽性至命，是魏晋人格理想的实现与完成。
5、陶渊明关注的是个人存在的意义，探寻的是理想的人格，追求的是生命的自在洒落，并力图在“淳风日尽”的世道守护人的真性。
6、陶渊明在饥寒之忧、陇亩之勤、居常之念中，经由忧勤克己的工夫而臻于洒落悠然的境界，解脱了一切功利、成败、贫富、穷通乃至生死的束缚，其人生表现出一种无所利念的洒脱，无所欠缺的圆满。
7、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重识陶渊明，有助于我们重塑理想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人格精神。
【内容简介】
《澄明之境》陶渊明既没有屈原的宏伟悲壮，又没有李白的豪放飘逸，也没有杜甫的阔大沉雄，陶渊明以他百来篇诗文何以赢得了与这三位诗国巨人比肩的崇高地位？
苏轼认为：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
王国维认为：屈子之后，文学上只雄者，渊明其尤也
朱光潜认为：渊明崇高的诗人地位，可以和他比拟的，前有屈原，后只有杜甫
陈演恪认为：陶渊明不仅文学品节居古今之流，而且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
戴建业老师以深厚的学养，扎实的史学功底，风趣的文笔，独到的价值取向，论述了陶渊明的文学成就、人格思想及精神世界。
本书前四章分别揭示陶渊明生命境界的特征及其形成，这一生命境界的文化底蕴，他对生的安顿，他在身心冲突中对自我的体认，进而把握自我成熟的人性。第五、六章分别阐明他归隐的本质在于守护生命的真性，其动因在于既人际的利害，同时又表现出对人际的深切关怀。第七章阐述他在饮酒中所达到的超尘脱俗、融然远寄的生命境界。第八、九章分别探讨他的诗歌风格、语言特征与其生命境界的内在联系。*后两章论析陶渊明在接受史上的命运——人们对其诗歌的评价又忽视到重视、由冷落到推崇，对其人的认识由对道德操守的赞颂到对其存在境界的把握，由其仰慕气节品行到接受其存在方式。
戴建业老师向读者还原了一个真实丰满的陶渊明——他是滔滔浊流中的一泓清泉，“大伪斯兴”时代里的一位真人，他的人生韵味、洒落的生命境界，以及体现这种人生韵味和生命境界的诗风诗境便是我们广大读者应吸取的精神食粮。
《浊世清流》表现的是魏晋士人的精神风貌，“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魏晋风度一直让人神往，再加上行文隽永优美，这部古典名著的艺术魅力历久弥新。本书精选了约100篇《世说新语》中的名篇，按内容分为十几个专题，借鉴我国传统点评与西方文本细读的方法，精细入微地解读每则小品的刻画手法、章法结构、行文特征、神韵趣味，让心浮气躁的现代人能品味出什么叫超凡脱俗，什么叫高洁雅致，什么叫潇洒飘逸
《老子开讲》时代日新月异，人们仍旧为孤独、烦恼、焦虑、痛苦所困扰；时尚不断更新，人们依旧要去面对虚伪、做作、狡猾、阴险。因此我们把老子请上前台，面对我们这个时代发言，与我们面对面对话，让他做我们时代的“心理医生”，治愈大家心灵的创伤，抚慰人们焦虑的情绪。这本书讲述的是老子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延伸，是老子智慧的现代转换，既是照着《老子》讲，更是接着《老子》讲。这本书应该能让古代的老子首肯，更能让今天的读者点头。
《一切皆有可能》本书是戴老师治学随笔的合集，分为师缘书缘、教育杂论、文化漫谈、前言后记、序言寄语、评书品画、域外撷珍等栏目。有作者对于自己治学生涯的心得总结；有作者对自己和他人多部作品的前言后记；也有对书画作品的品鉴。既有作者对现代文化现象、比如微博的喜和忧，也有作者在教学工作中对师生情、同事情的回顾、感悟。
作者在平凡的生活中感悟、总结，用平实的语言表达出来，告诉读者怎样学习，怎样去留意生活中的美好。
【作者简介】
戴建业，男，1956年4月生于湖北麻城。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代文学学术带头人，《华中学术》主编，湖北民族学院彩虹学者，中国台湾屏东大学客座教授。先后在大陆、台湾、香港出版《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文献考辨与文学阐释》等学术著作10部，出版《假如有人欺骗了我》《瞧，这世道！》等随笔6部。
作为一名大学教授，他不仅文章写得深刻、优美、机智，其教学风格同样轻松、幽默而又风趣。在华中师范大学首届研究生“我心目中的好导师”评选中，他的教学视频被上传到网络后，立即获得全球华人网民的喜欢和狂热点赞，甚至“戴建业口音”也成为全社会热点。因其别具一格的讲课风格，亲切率真的人格魅力，广大网民亲切地称他为“国民教授”，广大青年学子更羡慕地称为他“别人家的老师”。继易中天之后又一爆红网络的有才、有识、有趣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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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明之境》
既没有屈原的宏伟悲壮,又没有李白的豪放飘逸,也没有杜甫的阔大沉雄,陶渊明以他百来篇诗文竟然赢得了与这三位诗国巨人比肩的崇高地位。苏轼甚至还认为他在诗史上的地位“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王国维也说,“屈子之后,文学上之雄者,渊明其尤也冶于,一直到现代朱光潜仍然认为:“渊明在中国诗人中的地位是很崇高的。可以和他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在这三位大作家或大学者眼中,杜甫也许勉强可以和他并驾齐驱,李白似乎还没有资格与他平起平坐。
美国著名诗人庞德曾慨叹“成为一个大诗人”之不易,否则,“许多人早就成为大诗人了”。是哪些因素使陶渊明成为一个大诗人的呢?或者说,是什么奠定了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呢?有人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解说。由于孔子要求通过诗歌对个体心灵的陶冶塑造,以达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社会目的,忠孝后来就成了封建社会评价诗人*重要的价值尺度, “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也就成了判定一个诗人崇高与卑劣的首要标准。因而,前人对陶渊明的赞美也多集中于所谓“耻事二姓之验”、“眷眷王室之心”上于。史家说他“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一直是后世诗论家的美谈;他辞官彭泽躬耕南山,也被说成是“不食周粟”之义,明其“出处之分”,“全其后凋之节”;他的诗文更是字字句句被胶绕牵扯到故国君父之思,“动引忠诚悃款以实之”。封建社会的诗论家拼命把陶渊明打扮成司马王朝的忠臣,而新时代的许多论陶者又竭力把陶渊明说成是人民的肖子,总是在陶集中去寻找同情人民苦难和反对权贵压迫的诗歌或诗句。有人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入手,根据诗品决定于人品的古训,反复称扬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节操,赞美他将权贵馈赠的“粱肉”“麾而去之”的骨气,肯定他宁可躬耕自资也不一傍权贵之门的人格。有人则从审美价值的角度立论,或称道他那质而实绮、枯而实腴的诗风,或激赏他所创造的那种和谐静穆的诗境,或沉醉于他诗文那平淡自然而又韵味淳厚的艺术魅力。
然而,义熙前“书晋氏年号”而永初后“唯云甲子”云云,征之陶集多有不合;辞官彭泽在晋亡前十几年,陶渊明大概不至于提前十几年便“不食周粟”;他的诗文更“未尝沾沾以忠悃自居”愚,将它们都附会成黍离之悲,连少数封建时代的诗论家也觉得“几无复理,俱足喷饭”。就陶诗的人民性而言,虽然他对人民的苦难具有深广的同情心,但他现存的诗文很少正面抒写对人民的同情,也很少正面反映那个时代的动乱与黑暗,在这方面他不仅远比不上后来的杜甫、白居易,甚至还比不上张籍、王建,于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少人因此转脸糟蹋陶渊明,把其人其诗说得不值一文大钱。这种从政治的角度臧否诗人的研究方式隐含的逻辑前提是:诗人自身及其创作毫无价值可言,其地位和价值完全取决于他与另一实体的关系。可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生命体验的重心,陶渊明显然不是一个政治诗人或社会诗人,他所关注的是个体存在的终极意义,而不是某朝某姓的兴衰;他所探寻的是存在的本体和理想的人格,而不是政治倾轧和改朝换代的是非;他所求的是生命的自在洒落,而不是个人在现实社会中的春风得意;虽然他具有深厚广博的同情心,但并没有“大庇天下寒士”那种社会抱负,他只是力图在“淳风日尽”于的世道守护人的真性———陶渊明的意义和价值别有所在。是否主要就在于其诗文的艺术价值呢?艺术标准只能衡量其诗文的艺术性,而“伟大”则必须以超艺术的标准来衡量,仅仅诗艺的高超不过是个高明的诗匠而已。那么,他的伟大就在于其道德操守的高尚吗?道德操守当然是衡量一个诗人伟大与渺小的重要因素,但对于陶渊明而言这还不是决定性的东西,他为什么要选择那条饱受饥寒之苦的人生道路?为什么不“安食公田数顷”而去“种豆南山”?为什么要“复得返自然”?为什么其诗能削尽浮华而独呈本色?为什么其诗风那般“和谐静穆”?
对这些问题的追问自然就逗出了本书所要论述的中心主题:左右陶渊明人生抉择、决定他人生态度、影响他诗文创作的深层动因是诗人对生命的深度体验,对人生目的与价值的深微透悟,也正是这种体验和透悟使他给散文式的日常生活带来诗性,把晦暗的人生引入澄明。陶渊明是“玄学人生观的一个句号”,是魏晋人格理想的实现和完成,他以自己的生命境界展示了魏晋玄学主题的深度,但他又不像许多魏晋名士那样因没有生活信念而放纵感性,因人生的迷茫而挥霍人生,因不知道要干什么便什么都干,他在饥寒之忧、陇亩之勤、居常之念中,经由忧勤克己的工夫而臻于洒落悠然的境界,他解脱了一切功利、成败、贫富、穷通乃至生死的束缚,其人生表现出一种无所利念的洒脱,无所欠缺的圆满,真正超越了自我并同流于天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他这种博大的生命境界孕育于中华民族博大深厚的传统文化,并体现了晋宋之际名教与自然合一的时代特征:儒道兼综,孔庄并重。我国古代伟大诗人中只有他才达到了一种人生的化境———任真肆志又固穷守节,洒落悠然又尽性至命。他的诗文便是这种生命境界的完美表现。
全书围绕以上这一中心论旨展开:前四章分别揭示陶渊明生命境界的特征及其形成,这一生命境界的文化底蕴,他对死的超越与对生的安顿,他在身心冲突中对自我的体认,以及通过体认自我进而把握自我的那种成熟的人性。第五、六章分别阐明他归隐的本质在于守护生命的真性,其动因在于既超越人际的利害,同时又表现出对人际的深切关怀。第七章阐述他在饮酒中所达到的超尘脱俗、融然远寄的生命境界。第八、九章分别探讨他的诗歌风格、语言特征与其生命境界的内在联系。*后两章论析陶渊明在接受史上的命运———人们对其诗的评价由忽视到重视、由冷落到推尊,对其人的认识则由对道德操守的赞颂进而对其存在境界的把握,由仰慕其气节品行到接受其存在方式,接受者对陶渊明理解的深度同时也昭示了接受者自身存在的深度。
陶渊明是滔滔浊流中的一泓清泉,是“市朝驱易进之心”的尘世的良心,是“大伪斯兴”时代的一位真人(《感士不遇赋》),因而,他对后世影响*的是他那超脱的人生韵味、那洒落的生命境界,以及展现这种人生韵味和生命境界的诗风诗境。自称“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的萧统,早对他“脱颖不群,任真自得”的为人钦仰不已于。当然,首先对陶渊明其人其诗有精微体悟并做出深刻阐释的是苏轼,他不仅把陶的诗文视为艺术的极致,也将陶的为人作为自己人生的楷模;对其诗心追手效,首首依韵而和,对其人更是高山仰止,愧叹“我不如陶生”。自此而后,陶渊明才在文学史上享有他应有的地位,而陶渊明研究也随之成了古代诗论中的显学,后人对其意义和价值也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连理学大师朱熹也极口称道他不“局促尘埃”的存在方式:“作诗须从陶、柳门中来乃佳。不如是,无以发萧散冲淡之趣,不免局促尘埃,无由到古人佳处。”他那冲淡自然的诗语源自诗人存在的深处,他那和谐静穆的诗风来于诗人的人生境界,宋元以后的诗论家对陶渊明人生境界与诗歌境界的内在联系多有论述:“盖渊明人品素高,胸次洒落,信笔而成,不过写胸中之妙尔,未尝以为诗,亦未尝求人称其好,故其好者皆出于自然,此其所以不可及。”明朝何湛之在《陶韦合集序》中也说:“晋处士植节于板荡之秋,游心于名利之外,其诗冲夷清旷,不染尘俗,无为而为,故语皆实际,信《三百篇》之后一人也。”自然,从黄庭坚到鲁迅也不断有人指出陶渊明为人刚烈豪宕的一面:“彭泽当此时,沉冥一世豪。”于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之一二九中说:“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鲁迅先生也不同意陶渊明“浑身静穆”的说法,认为陶诗中“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爷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爷之类‘金刚怒目爷式”。不过,这只是表明陶渊明超脱俗世而非弃绝人世,表明他真正的人际超越来于他深切的人际关怀。人际关怀是他人际超越的生命动力,假如不执着于人间的价值信念,假如不分人间的是非邪正,他怎么可能憎恶人间的是非混淆和价值颠倒?怎么可能因此而远离官场归隐园田?怎么可能超脱功名浮嚣和利禄贪竞?可见,正由于他有对世俗丑恶的“金刚怒目”,他才有超脱尘俗的高风逸韵。鲁迅先生在指出“他于世事也没有遗忘和冷淡”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他“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这正是陶渊明独特意义之所在:既结庐人境又不“局促尘埃”,既充满人际关怀又不受人际羁绊,因而“陶诗句句近人,却字字高妙”。
正是基于对陶渊明的这种理解,我才在本书中从存在论的角度阐释陶渊明的生命境界,以及这一生命境界与其诗歌境界之间的关系。我的研究是在前人和今人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既受惠于古哲也得益于时贤。苏轼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理解*为独到深刻,他*先从存在论的角度论述这位伟大诗人:“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于陶渊明这里为“古今贤之”的“真”不是伦理学上的“真”,也不是认识论上的“真”,而是他存在状态上的“真”。苏轼对陶渊明的论述在陶接受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陶渊明研究已由政治曲解和道德赞叹,深入到对其存在境界的探寻。现代对陶渊明阐释*有深度的是梁启超、鲁迅、陈寅恪、朱光潜几家,其中尤以鲁迅、朱光潜影响*。早在1935年朱光潜先生便借鉴温克尔曼关于古希腊雕塑“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的观点来阐释陶渊明:“这里所谓‘静穆爷自然只是一种*理想,不是在一般诗里所能找得到的。古希腊———尤其是古希腊的造型艺术———常使我们感觉到这种‘静穆爷的风味。‘静穆爷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说它泯化一切忧喜。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渊明浑身是‘静穆爷。所以他伟大。”此说虽稍嫌*和简单,并因此曾遭鲁迅先生批评,但无疑道出了陶渊明人生境界和诗歌境界的某种主要特征。几年后他仍坚持己说:“渊明则如秋潭月影,澈底澄莹,具有古典艺术的和谐静穆。”他这次的论述也比先前周详缜密得多,《陶渊明》至今仍不失为一篇平实而又新颖、优美而又深刻的典范性论文。鲁迅先生对古今隐士的精辟洞见,对通过全集以见“全人”研究方法的强调,特别是对“浑身静穆”说的尖锐批评,迫使我认真思考陶渊明是如何从“金刚怒目”变为“非常平和”的?他何以能既不“遗忘和冷淡”“世事”而又能不“局促尘埃”于?“世界上本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持久的宁静”,陶渊明同样也不是天生的“非常和平”,他在《与子俨等疏》中自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更不可能一直是“浑身静穆”,他的心灵深处也有过贫与富的交战、穷与达的烦扰、生与死的焦虑,他的“和谐静穆”是他长期与灵魂搏斗的结果,他洒落悠然的生命境界来于他痛苦而独特的存在体验。这样,我对陶渊明生命境界的特质及其成因便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当代大量有关陶渊明的研究成果也使我获益良多。近几十年学术界对陶集编年、校勘、注释用力既勤收获也不少,此外,先后还发表了一系列卓有见地的论文和十几部沉甸甸的论陶专著。我们时代对陶渊明理解的多样性,正标示了我们时代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它们或从正面给我以启示,或从反面激发我思考。
我当然希望自己的阐释能切近历史上真实的陶渊明,但同时我也明白自己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接受陶渊明的,对他的理解因而有着自身的历史性,这包括不可避免的作为前理解的先见,和可以而且应该避免的属于个人个性及知识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