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1．改革开放这一重大主题，可挖掘的历史信息和思想文化资源非常丰富，《报章里的改革史》用今天的视角去讲述改革开放40年路上的人和事，扣人心弦。在这40年的进程，无论是宏大叙事，还是小人物的命运变迁，都回味无穷。
2. 为改革立传，媒体的镜头可宏阔可细腻，宏瞻是江河奔流，细观则是飞珠滚玉。当改革开放让中国与世界相融，中国科学探索之路始自哪里，走向何方，都可以在“旧闻”与“新闻”的对比中找到。
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2018年初，光明日报社报业集团下的《文摘报》开办了《旧报新读——改革开放40年路上的人和事》专栏，该栏目设计让读者了解欲知而未知的“改革开放40年路上的人和事”，这些人和事对读者兴许是陌生的，因而是“新鲜”的。同时又通过讲清故事背后所蕴含的重大社会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整个历史进程的意义，并与当下的社会现实关联起来，将此间那些动人而“不寻常”的篇章重新打开，重新唤醒，重新编排， 意在重温那些曾影响时代的新闻，让跌宕的故事复活，让历史的现场重现，让后人能随亲历者一起，回到那些风云际会的时刻。该栏目中的精彩文章，*终汇聚成了眼前这本《报章里的改革史》。
【内容简介】
本书由《光明日报》报业集团旗下《文摘报》“旧报新读——改革开放40年路上的人和事”专栏文章集结而成，以“旧报新读”的形式，对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中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反映改革征程中人们思想观念的激荡和转变的典型性的人和事进行解读。全书共收录“旧报新读”文章25篇，内容涉及思想解放、经济改革、科技教育、人才流动、道德法制、文学艺术等方方面面，从微观历史层面的人物、故事、场景还原改革开放的行进轨迹，在“新”与“旧”的对比中，让读者看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思想解放、社会转型、文化嬗变，以及未来的走向，真实感受到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让读者体会到改革的艰难和不易。正如本书的主编刘昆所说的：你如今看见的日常，来得并不寻常。
【作者简介】
刘昆，男，1969年生，籍贯湖南衡阳。1992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化学系，获理学学士学位。1995年毕业于广西大学新闻系，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光明日报社工作。历任光明日报社驻广西记者站站长，现任《文摘报》总编辑、中国文摘报研究会会长、高级记者。出版有《话题新闻导论》《八桂印象》等。研究方向为新闻策划、公共危机舆论管理。
【目录】
-春天里的心跳，40年不停歇
- 40年，这部作品仍令人念念不忘
-韩琨事件：使大批科技人员免除牢狱之灾
-蒋筑英英年早逝：知识分子待遇改善的分水岭
-人才流动的闸门是如何开启的
-王选的一次“政治冒险”
-吹进六安农校的春风
-让知识分子入党，告别一个时代之痛
-马寅初：党有这么大的勇气很了不起
-怀柔事件与教师节的诞生
-杨小民杀人案始末
-潘晓讨论：对人生意义的思索和寻求
-少年班：个人理想和国家梦想
-《乡恋》：歌声里的改革信号
-那年的崔健，那时的“一无所有”
- 模特风波：美的启蒙与道德争论
-一篇文章里的朦胧诗历史
-《班主任》：改革开放的文学先声
-塬上的雪
- 40年高考作文题的变迁
- “小岗大包干”是如何被发现的
-改革元年稷山集市贸易存废之争
-“关广梅现象”与“社资”之争
-范敬宜：莫把开头当“过头”
-杨西光与真理标准讨论
附录一：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出发
附录二：走向改革史的深处寻找新闻人的足迹
后 记
……
【免费在线读】
春天里的心跳，40年不停歇
◎陈海波
1978年是一个不一般的年份。这一年，中国举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开始改革开放。这一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宣布“科学的春天”到来。同样是这一年，作为时代记录者、以知识分子为服务对象的《光明日报》，敏感地抓住了一个时代的心跳，一直持续到现在的心跳。
1978年6月17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消息《治疟新药“青蒿素”研制成功》，宣布一种治疗疟疾的有效新药——“青蒿素”已在我国研制成功，并称“这是我国医药卫生科技人员走中西医结合道路，发掘祖国医药学宝库所取得的一项重大科研成果”。
翌日，《光明日报》继续“跟踪”青蒿素，刊发时任光明日报记者王晨（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采写的长篇通讯《深入宝库采明珠——记抗疟新药“青蒿素”的研制历程》，对青蒿素的研制过程做了全面而生动的解读。报道里还提及，“主要担负这项研究工作的是一位解放后从北京医学院毕业的实习研究员”。
这篇报道还原了青蒿素研制过程的艰难，以及科研人员的解放思想、大胆争鸣。他们“收集整理的单方验方近万个，中草药数千种”，但到底哪一个方子中的哪一味药是*理想的抗疟药？那位 “实习研究员”在一次失败后问自己：“我们就真的无路可走吗？”37年后，当获得诺贝尔奖的屠呦呦再次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回忆了当初的困惑：“经过那么多次失败，我也怀疑自己的路子是不是走对了，但我不想放弃。”这就是科学家的执着。
仍然回到1978年王晨的那篇报道：“突然，那个实习研究员被东晋葛洪的医著《肘后备急方》中的一段话吸引住了。”这便是后来被许多人津津乐道的一个历史细节：屠呦呦在“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这句古籍记载里得到启发，找到了研制青蒿素的关键，得到了“*百九十一号样品”，即青蒿提取物。报道里还记载了科研人员以身试药的事实，“想到人民的利益，按照科学办事，什么危险也不怕”。他们在一种自信和忘我的状态里，通过不断试验，终于分离提纯出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
据北京大学教授周程考证，《光明日报》关于青蒿素与抗疟疾的公开报道，在媒体上是*次。1977年3月，《科学通报》刊发了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的论文，“但这篇只有一页的论文是面向科学共同体写的，而且没有介绍青蒿素的抗疟功效”。
1993年，王晨在《新闻实践》杂志发表文章《我们彼此是否记得》，回忆了这篇通讯的写作背景:“记得是在香山招待所开了几天的鉴定会，北京中医研究院女科学家屠呦呦拿出了她潜心研究多年的成果……学者们整天开会、讨论，争得面红耳赤……我不停地记、听、问，终于写出了消息和长篇通讯。”
优秀的记者必须能在喧哗中找到宁静，善于抓住时代的心跳和脉搏，王晨就是这样的记者，光明日报则给他提供了舞台。科学就是那个时代的心跳，前进就是那个时代的脉搏。我们需要发展科学技术，需要不断前进，实现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我们从屠呦呦这样的科学家以及王晨这样的记者身上，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真理的矢志不渝，对国家的赤胆忠诚。接下来的四十年，科技的进步与中国的强大同步。
王晨在那篇报道里还写道：“科研人员决心把这项研究深入开展下去，让从祖国药学宝库里发掘出来的这颗明珠，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辉。”确实如此。《光明日报》此后对青蒿素、屠呦呦的关注一直未间断，见证了科研人员如何把青蒿素这颗“明珠”擦得更亮。
1979年3月10日，《光明日报》刊发报道《中药青蒿可治盘形红斑狼疮》：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科研人员，在青蒿素临床及实验研究取得重大成果的鼓舞下，大胆应用中药青蒿的蜜丸和青蒿素治疗盘形红斑狼疮，并取得很好的疗效。
1981年4月1日，《光明日报》刊发报道《抗疟新药蒿甲醚研究成功》：继青蒿素之后，我国又研制成功一种抗疟新药——青蒿素衍生物蒿甲醚。
1987年3月1日，《光明日报》刊发报道《青蒿素栓剂领到*号新药证书》：为了使青蒿素尽快推广使用，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试制成青蒿素栓剂，并领到《新药审批办法》施行以来的*号新药证书。
1990年4月1日，《光明日报》刊发报道《治疗抗氯喹恶性疟新药效果好》：一种疗效高于青蒿素10倍的治疗抗氯喹恶性疟新药——还原青蒿素片研制成功，这是我国继青蒿素之后创制的又一种新化合物，后来入选1992年我国十大科技成就。
……
我们可以从这些报道里找到一种节奏和音符，那是中国科技进步的旋律，音韵铿锵，基调高昂，催人奋进。这种旋律，一直持续至今，是中国科研人员一步一个脚印踩踏出来的声音。但这声音里，也夹杂着苦涩——
1992年9月9日，《光明日报》刊发时任中国专利局局长高卢麟的署名文章 《科技怎样“入关”？》，里面谈及多年后仍被很多人关注的青蒿素专利问题：“这么好的东西却没人想到申请专利，不知用专利法保护它。……使我们失去了占领国际市场的机会。”
1994年9月13日，《光明日报》刊发报道《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呼吁保护青蒿素的知识产权》，继续呼吁关注青蒿素专利保护问题：“这样一个国家一类新药，近年来被许多地方滥产滥用，侵权现象十分严重。”
如今读来，令人惋惜。多年后，青蒿素专利问题因诺奖新闻而再次引发热议，光明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他们解释：“这与我国当时没有实施专利保护法有一定关系。”历史已不可更改，但未来可以掌握。如今的中国，科技创新正得到越来越多的保护和尊重。倡导创新文化，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也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
在青蒿素之外，《光明日报》也一直对屠呦呦很关注。1978年那篇还原青蒿素研制过程的报道，是《光明日报》*次与屠呦呦发生联系，但出于特殊考虑，未明确提及其名字。《光明日报》*次出现“屠呦呦”三个字，是在1978年10月21日。当天刊发的报道《充分发挥专家作用，发扬学术民主——中医研究院成立学术委员会》中提及，在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医药科研工作者屠呦呦”作了关于《中药青蒿的抗疟研究》的学术报告。第二次出现是在1994年，屠呦呦的名字与“青蒿素的发明者”直接联系起来，不再像以前那么隐晦。此后，屠呦呦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光明日报》上。
不仅仅是屠呦呦，更多科学家的名字、照片和文章占据了《光明日报》的版面，他们的形象也更丰富、饱满。这是这40年来中国科技发展的结果，他们创造了一个让中国科技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世界的时代，这个时代也回报给他们更大的尊重。2016年，*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说，要让领衔科技专家有职有权，有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更大的经费支配权、更大的资源调动权，防止瞎指挥、乱指挥。这是所有人的心声，科学家永远是时代的主角之一。我们需要更多“屠呦呦”（推动时代进步的科学家），也需要更多的“王晨”（书写时代进步的记录者）。因为，40年前开始的那个科学的春天以及那个春天里的心跳，从未停歇。
旧报章
深入宝库采明珠
——记抗疟新药“青蒿素”的研制历程
◎王 晨
一九七七年十月末，在祖国南方一个普通公社卫生院里，弥漫着紧张、急迫的空气，一场全力抢救病危黎族儿童的战斗正在进行。
病儿只有五岁，三天前因患恶性疟疾住院治疗，医务人员已经给他用氯喹治了一个疗程。人们都知道奎宁丸，氯喹就是继奎宁之后用化学合成方法制成的一种抗疟药，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公认的“王牌”抗疟药。但是，自六十年代发现了抗氯喹原虫株，产生了严重抗药性以后，氯喹的疗效已经大大降低了。这一回，又是完全无效。病儿高烧不退，昏迷不醒，严重贫血，后来又发生消化道出血。眼看危在旦夕，医务人员们心头像扎上了千万根针！
就在这关键时刻，医务人员经过研究，给病儿注射了一种我国自己试制的新型抗疟药，病儿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用药三十九小时后，能动嘴了；六十一小时后，完全清醒；验血发现，疟原虫已经全部转阴，病儿终于得救了！
这种高效、速效、低毒的抗疟新药叫“青蒿素”，它已经多次显示出良好疗效了。了解这种药的研制过程的人们，高兴地把它比做从祖国药学宝库里发掘出来的一颗明珠。
向难关挑战
一九六七年五月的一天，北京一个单位的会议室里，汇聚着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几个省、市的科研人员。他们遵照伟大领袖*的指示，在敬爱的周总理亲自关怀下，即将全面展开防治疟疾的研究。
要知道疟疾的厉害，可以读读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诗：“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徙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诗人描绘的那种令人恐怖的“瘴烟”，就是疟疾。在那黑暗而漫长的岁月里，疟疾伴同着水旱洪涝、连绵战争而猖獗流行，吞噬了不知多少劳动人民的生命！人们为“打摆子”所苦，对它讨厌极了。
解放后，这种局面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疟疾仍然是世界范围的常见传染病。特别是在氯喹这类治疗疟疾的主要药物，越来越降低了作用以后，寻找新型抗疟药的任务，就越来越急迫地提到了各国医学科学家的面前。很多方法，试过了，很多实验，失败了。这是药学研究中的一道难关，是一项关系着亿万人民保健灭病的光荣任务。
党和人民的期望和重托，激励着科研工作者们树雄心，立壮志，攀高峰，破难关。他们说：我们有祖国医药学这笔得天独厚的丰富遗产，只要遵循*关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教导，努力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就一定能从祖国药学宝库里发掘出抗疟新药。
从中草药里发掘筛选抗疟药物的工作开始了。从南方到北方，从内地到边疆，几个省、市派出了一个个科研小组，一支支找药队，活跃在南方的崇山峻岭，行进在北方的平原沟壑。他们风餐露宿，开展普查，走到哪里就向那里的群众请教。那几年，正是林彪、“四人帮”疯狂破坏的时候，他们挑动武斗，制造混乱，把一些研究单位搅得乌烟瘴气；他们阻塞交通，停车停船，逼得科研人员肩挑行李，背着实验设备步行下乡。不管受多大压力，冒多大风险，科研人员勇敢地坚持进行工作。四年多过去了，收集整理的单方验方近万个，中草药数千种，付出了艰巨的劳动。但是，到底哪一个方子中的哪一味药是*理想的抗疟药呢？科研工作者们在顽强地探索着，探索着……
“绞汁法”的启示
“难道氯喹‘王牌’就不可替代，祖国药学宝库再也挖不出宝来吗？”一九七一年初夏，参加协作研究的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正苦苦地思索着。
主要担负这项研究工作的是一位解放后从北京医学院毕业的实习研究员。她曾经把中医研究院十几年积累的治疟方搜集成册，从中选择了二百多方药进行了动物筛选实验，没有得到成果。祖国医药学书籍记载*多的治疗疟疾的药物是常山，经过大量研究，它虽然有一定效果，但毒性太大，病人服后剧烈呕吐，而且药源困难。那个实习研究员曾经这样问自己：一个氯喹不可超越，一个常山已经到顶，我们就真的无路可走吗？
就在这时，党组织让她去广州参加专业会议。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对这次会议非常关心，对抗疟药研究亲自作了重要指示。这使科研工作者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和鞭策。那个实习研究员暗暗下定决心，要尽快闯出一条新路，让周总理放心！
新的攻关又开始了。科研人员请教老中医，翻医书，查《本草》，分析群众献方，扩大筛选药源，即使有一丝希望的也不放过，又对一百多种中草药进行复筛。头两遍虽然一无所获，但他们发现，用作对比实验的葡萄糖酸锑钠，当它的有效剂量不足时，也会出现低效或无效的结果。纯度相当高的化学药尚且如此，成分复杂、杂质又多的中草药，当没有掌握其客观规律时，它的有效成分很可能无法集中，以致显不出有效的结果。而一旦改进了方法，是有可能从低效、无效向高效转化的。
可是，到底怎样改进方法，究竟哪一种药可能有高效抗疟作用呢？科研人员还是没有理出头绪。他们翻看了古今大量的医药学著作和资料，从《神农本草经》到《本草纲目》，从各种治疟方到现代《中医杂志》，从总结祖国传统医药学经验入手，吸取着丰富的营养，寻找突破口。突然，那个实习研究员被东晋葛洪的医著《肘后备急方》中的一段话吸引住了：“青蒿一握（一把的意思），水一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她思忖：许多医书都记载着青蒿抗疟，过去我们和别的单位也都试验过，没有发现明显的抗疟作用，所以把它丢掉了又拾起来，拾起来又放弃了。一千六百多年前的葛洪，为什么在这里特别强调要用绞汁法呢？这个问题真使她绞尽了脑汁，蓦地，她想道：古代用绞汁法而不用通常的水煎法，会不会是存在着温度干扰的问题呢？换句通俗的话来说，青蒿是不是怕热呢？
科研人员立即改进方法，开始了提取青蒿抗疟成分的新的化学分析研究。他们历尽艰辛，得到了一种青蒿提取物，它是实验记录本上的*百九十一号样品。
一九七一年十月四日，实验*次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好征兆。*百九十一号样品用于鼠疟模型，出现了百分之百的效价，疟原虫全部转阴。科研工作者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一鼓作气，加班加点，继续去粗取精，又找到了对鼠疟效价更集中而毒副作用更低的有效部分。功夫不负有心人，新型抗疟药已经曙光在望了。
探索无止境
青蒿抗疟有效部分对鼠疟有效，对其他动物如何，它的抗疟成分究竟是什么，毒性怎样？科研工作者要走的路程还很长很长。
猴疟又被治愈了，科技人员加紧进行药理毒性试验，这是用动物来试验一定剂量的药物有没有毒性。将青蒿抗疟有效部分给狗灌服以后，出人意料地出现了异常的病变。有的同志受抗疟药“无毒就无效、有毒才有效”的传统观念影响，认定青蒿抗疟有效部分的毒副作用大得很，还一一列举菊科蒿属植物可能具有的毒性，好像青蒿抗疟有效部分也都具有，简直像要宣判它的死刑。青蒿研究组的同志根据中药用药习惯和鼠疟、猴疟实验的结果，不同意这种意见，一时争论得十分激烈。科研人员解放思想，大胆争鸣，与外单位一起，反复分析讨论狗的病理切片，得出了青蒿抗疟有效部分低毒的正确结论，弄清了狗的病理异常与药无关，为初步临床实验打下了基础。
一九七二年七月，中医研究院东直门医院住进来三个特殊的“病人”。她们每天按时吃自己带来的药，严格接受医院的各种身体器官功能检查，作了一周的详细记录。原来，科研人员为了检验青蒿抗疟有效部分的药理试验结果，尽快上临床试验，决定先通过自身试服，来验证毒副作用反应。结果十分令人满意，这种药的正常有效剂量不会对人体产生毒副作用。有人曾经问自身服药的同志：“你们不怕出危险吗？”她们说：“想到人民的利益，按照科学办事，什么危险也不怕！”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精神！
探索，是没有止境的。科研人员在初步临床实验取得成效的基础上，开始对青蒿抗疟有效部分进行分离提纯。他们热烈地谈论着：早在一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发现了青蒿的抗疟疗效，这确是一个伟大的成就。现在，我们要用现代科学方法，挖出祖国医药学宝库里的宝藏，为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贡献力量，这是何等光荣的责任、何等灿烂的前景啊！
科研工作者们满怀信心地投入新的战斗。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一次又一次地试验着，终于在一九七二年底，从青蒿抗疟有效部分里找到了一种结晶，它正是青蒿中的抗疟有效成分。辛勤的劳动终于结出丰硕的果实：青蒿素诞生了！
云南省药物研究所和山东省中西医结合研究院等单位也很早对当地产黄花蒿进行了研究，一九七三年，他们在不同的条件下，采用不同的办法，也提取出了与青蒿素的化学成分完全一样的黄花蒿素。
真正的考验
对于一种新药物来说，真正的考验在临床实验。如果临床结果不准确，或者可能把药断送在实验室里，或者可能把病人断送在病床上。各地都在加紧进行临床研究。攻克了间日疟，人们又向恶性疟、脑型疟进军。
同那些实验室研究人员相比，搞临床研究的医药卫生人员从事的是一种更艰苦的战斗。他们长期战斗在边疆、海岛，有时为一个病人，一个数据，爬高山、淌急流，钻密林；有时自己背上病人，抬上病人，一走就是几十里；他们为病人输过多少自己身上的鲜血，算也算不全；他们守护病人度过多少不眠之夜，数也数不清！
这是一九七四年深秋的一个夜晚，祖国西南边疆某县陡峭的山路上，急匆匆走着两个人。他们是广东中医学院的医务人员，要去抢救一个症状凶险的脑型疟病人。从清早五点就出发，已经整整赶了一天路的医务人员，一心惦记着病人，忘记了寒冷和疲劳，也顾不得这一带常有野兽出没的危险，终于及时赶到了那个公社卫生院。
病人是一位佤族青年孕妇，一进院就发生死胎流产，接着便昏迷了过去。一天前虽然给病人灌服了青蒿素，但没有看到明显好转。医务人员知道，脑型疟是疟疾中*危险的，孕妇脑型疟的死亡率又一向*。青蒿素靠得住吗？对他们说来，这时，不仅需要很高的胆略，更需要严密的科学态度和对人民*负责的革命精神。广东中医学院的医务人员，多年来坚持研究疟原虫在体内发育、繁殖规律，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他们经过仔细、认真的检查，断定用青蒿素杀灭疟原虫是有把握的，只要立即给病人输血，辅以其他的综合性对症处理，病人就能转危为安。果然不出所料，五十个小时以后，病人清醒了过来，十天后就病愈出院了。
广东中医学院同云南药物研究所以及当地医务部门协作，提出了系统有力的临床验证报告，首次证明青蒿素在治疗恶性疟、抢救脑型疟方面优于氯喹，一举打开了局面。
在斗争中放射光芒
青蒿素研究在继续深入。从资源调查到生产工艺，从临床验证到基础理论，全国几十个研究单位开展了社会主义大协作，新成果不断出现。
提取方法改革了。过去采用的方法，成本高，操作繁杂。云南省药物研究所创造出一种新方法，十分简便易行。山东省中西医结合研究院先后制出了片剂、微囊、油混悬剂、水混悬剂和固体分散剂，加以比较，从中初步找到了较好的剂型。
为了尽快攻克基础理论这一关，首要的是要搞清青蒿素的化学结构。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北京生物物理研究所合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测定出青蒿素的化学结构是一种新的倍半萜内脂，是我国首次发现的一个新抗疟化合物。
一九七五年底，科研人员得知国外也在进行青蒿的某些化学研究时，要求将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为国争光。那时，“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在卫生部的那个党羽，早就对青蒿素研究心怀不满，现在又来大兴问罪之师了。她气势汹汹地责问：“为什么要和外国人争呢？”她胡说发表青蒿素化学结构是“迎合了资本主义医药投机商的需要”，强令从《科学通报》杂志要回已经排好的论文清样，蛮横地不准发表。她抓住这件事，诬陷支持科研人员的革命老干部，打击科研单位党组织，迫害知识分子。在把别人打下去以后，她又摇身一变，又是批示，又是讲话，妄图窃取青蒿素研究成果，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服务。“四人帮”党羽的丑恶表演，给科研人员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也从反面教育和锻炼了他们。他们不屈服，不受骗，坚持科研，用实际行动迎来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大好春天。
一九六六年，国外一份文献上曾经说：“看来，要解决耐药性恶性疟原虫问题还在遥远的未来。”青蒿素的诞生，打破了这种悲观的预言，标志着我国药学研究的新水平。更可喜的是，很短的时间里，青蒿素研究又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通过结构改造，为研制新类型的抗疟药打开了路子；同时还发现了它对其他一些疾病的特殊疗效，展现出更广阔、更光明的前途。科研人员决心把这项研究深入开展下去，让从祖国药学宝库里发掘出来的这颗明珠，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辉。
（原载《光明日报》，1978年6月18日）
【书摘与插画】
附录一: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出发
◎刘 昆
“没想到我们报界前辈的报道和这些重大改革关系这么密切！”这句话是笔者近段时间经常听到的，说这话的往往是较年轻的新闻同人。让他们产生如此感触的，是我们推出的《旧报新读——改革开放40年路上的人和事》（以下简称《旧报新读》）栏目。
从2018年2月10日开始，《文摘报》开辟了《旧报新读》栏目，选摘各大报刊刊登过的、曾经对改革开放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旧闻”，并配发新的解读文章，至今已刊出20余期。这个栏目是《文摘报》结合自身的“文摘”特点，创新报道视角及形式，做好改革开放40周年宣传报道的有益探索。
一种价值，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程，已经改变了中国，并将持续改变中国。作为中央党报《光明日报》的子报，《文摘报》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应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服务重大主题宣传。在改革开放40年的宣传中，《文摘报》需要化被动为主动，结合自身特点，做出点“花样”来。过去，《文摘报》在一些重要时间节点、一些重大主题宣传中，如党的十九大、全国两会宣传等，与母报《光明日报》同频共振，通过做专题、开专栏，积累了一些主题宣传的经验，但是因为“文摘”性质的局限，缺少原创元素，基本上仍是“就米下锅”式的宣传，力度不大。开辟《旧报新读》栏目，是一次有策划的行动。
“旧报新读”，可以说是针对新闻报道的再次报道。正如《文摘报》在开栏的《致读者》中所说：世间文章千千万，总有那些“不寻常”，如航标、星宿，熠熠发光。它们或是岁月的刻痕，或是历史的见证，或是时代的坐标，或是命运的呐喊，或是人世的长歌……这些文章不仅“美”，而且“真”，还很“实”，彰显出文字的劲道与力度。
改革开放这一重大主题，可挖掘的历史信息和思想文化资源非常丰富，用今天的视角去讲述改革开放40年路上的人和事，容易扣人心弦。40年的进程，无论是宏大叙事，还是小人物的命运变迁，都回味无穷。开办《旧报新读》专栏，就是要将此间那些动人而“不寻常”的篇章重新打开，重新唤醒，重新编排，请读者读，请读者品，请读者思，把读者带回到改革开放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引导他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更好地投身改革开放的大潮。
对于栏目的名称，我们当初颇费思量。“旧报”是针对目前的时间点而言，所谓的旧，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自当有耳目一新甚至石破天惊之感。“新读”是针对过去的时间点而言，站在新时代，重温这些文章，回顾那段历史，既为了一种长久的思想文化价值，也为了一种继续前行的动力；既为老读者读，更为新读者读，每一期的内容也据此分为两部分：旧报道 新解读。
《旧报新读》栏目首篇刊发的，是时任光明日报记者王晨（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8年6月18日发表于《光明日报》的长篇通讯《深入宝库采明珠——记抗疟新药“青蒿素”的研制历程》，在刊发这篇40年前“旧闻”的同时，配发解读文章《春天里的心跳 40年不停歇》，介绍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等中国科技工作者开展青蒿素研究40年来取得的成就，揭示了当代中国科技发展的时代主题，让读者明白，为什么青蒿素研究的领头人屠呦呦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说改革开放给中国的科技事业带来一个又一个春天。
紧接着，《旧报新读》栏目刊发了40年前著名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节选）》，并配发解读文章《40年，这部作品仍令人念念不忘》。很多读者说，新旧两篇文章读来荡气回肠，感慨万千。40年前的1978年，是改革开放元年，也是中国科学事业唤来春天的一年，著名作家徐迟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描写了数学家陈景润的感人事迹。经历过“文革”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从这部作品受到鼓舞，受到教育，受到鞭策，在全社会兴起了尊重知识，热爱科学，报效祖国的良好社会风气。这种追求和理想，不仅在当年显得珍贵，在今天的社会同样具有巨大的价值。有读者说，《文摘报》这组文章引导我们回顾那段难忘的历史，增强了“四个自信”，激励着人们更好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奋勇前行。
新闻记录历史，改变今天，影响未来。通过这个栏目，我们相信，人们会对“改革开放40年路上的人和事”有更真切的理解，对新闻的价值有更深刻的判断和体悟。
一种观念，与时俱进不断拓展
报纸毕竟是新闻纸，读者读报，首先，为了满足对“新闻”的需要。其次，时代在发展，新闻实践也在发展，特别是新媒体的勃兴，催发了新闻观念的深刻变化。过去我们理解，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今天，新闻的时间边界实际已经被打破。新近，已经变成了“即时”，一个事实在发生那一刻，往往就已经同步完成新闻的生产和传播。如果一定要从时间之新来界定，新闻应该是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在新闻传播的实践中，定义新闻，除了时间这一维度，还有一个更开放更有价值的讨论视角，就是让事实的信息（无论是过去发生、新近发生，还是正在发生）与读者**现实的信息需求“勾连”起来，对于读者来说，未知而欲知的事实的信息就是新闻，包括历史上的旧人旧事。
《旧报新读》栏目从设计到付诸实践，都体现了这样的新闻观念。《旧报新读》栏目，首先要帮助读者了解欲知而未知的“改革开放40年路上的人和事”，这些人和事对读者兴许是陌生的，因而是“新鲜”的。但是，光讲这些故事还不够，还要讲清故事背后所蕴含的重大社会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整个历史进程的意义，由此可以与当下的社会现实关联起来，让读者从这些人和事的回顾里，产生新的体悟，得到新的见解，以更好地面对未来。所以说，好的旧报新读选题，一定是历史感和时代感的双重体现。
既有历史感，又具时代感，就成为选择什么样的人和事的凭依。40年风云变幻，多少人和事已成过眼烟云，但仍有一些人和事经过媒体的报道，影响到社会发展的进程，镌刻在历史的记忆深处。大凡主流媒体上这样的人和事的报道背后，都承载着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那是关乎党和国家的思想路线问题；蒋筑英的系列报道，揭示的是中年知识分子英年早逝问题，知识分子的待遇过低问题；韩琨事件揭示的是科技人员业余兼职收取报酬是否合法的问题；《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揭示的是人才合理流动问题。“关广梅现象”，直面的是社会上对于当时的改革究竟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揭示的是关系改革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
这些问题在今天之所以不再成为问题，是因为已经被解决了。这些曾经困扰着人们的重大问题，通过媒体的报道和推动，汇集各方面形成合力而得到解决，以至于现在的人们可以忘掉其曾经存在，这是历史的进步，是今人的幸运。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新时代，面对着新的矛盾和问题时，这段历史中的人和事，可以提供有价值的镜鉴。
有这样一个说法：20世纪80年代，《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拯救了李谷一和《乡恋》所代表的流行唱法，《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拯救了崔健和摇滚乐。发生在改革初期文艺领域的两个标志性的事件，成为《旧报新读》栏目的重点关注。通过对两个事件的讲述，既还原那段历史，又让读者深刻感受到我们国家40年来发生的变化真是翻天覆地，而每一个进步都来之不易。
艺术形式的创新，如今早已是稀松平常的事，但是，今天的年轻人恐怕很难理解，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先锋创作与守旧教条水火不相容，文艺界和整个社会都在新旧思想的交锋中艰难前行。《旧报新读》栏目选摘《李谷一与〈乡恋〉风波》一文（原载《光明日报》1980年10月8日），并配发解读文章《〈乡恋〉：歌声里的改革信号》，对事件进行了回顾和解读。《乡恋》是在1979年的*后一天在中央电视台首先播出的，当李谷一那带着浓浓乡愁、“含着嗓音”的歌声出现时，听惯了高昂嘹亮歌声的观众既惊讶又惊喜，一时间，《乡恋》在全国流行开来。可是，有人认为这种唱法“不正经”，不符合社会主义艺术规律，有人说这只是适合在酒吧里唱的歌曲，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娱乐生活的情调，有人甚至批评这是“亡国之音”。然而，人民的喜爱就是时代的呼声。在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首届春节联欢晚会上，现场设立的观众点播电话不约而同都是要点播李谷一的《乡恋》！在广大观众的强烈要求下，春节晚会*终播出了歌曲，受到群众的高度评价。
《旧报新读》栏目接着刊发了1988年7月16日《人民日报》的报道《从〈一无所有〉说到摇滚乐——崔健的作品为什么受欢迎》，以及解读文章《那年的崔健，那时的“一无所有”》，对30年前中国流行音乐崭新的表达方式给广大群众带来的精神解放和探索未来的积极意义，进行了回顾与思考。
现在的年轻听众，或许仍然知道李谷一和崔健，但只有参与到这种回顾中，才能真切感受到处在改革关口的两位艺术家的创新探索所代表的意义。再听到对应的作品，就有了新的体会。而这份解读，也就具备了新的意义。
一次探索，延伸报纸的品牌价值
在信息过剩的互联网时代，文摘类报刊如何延展优势，捍卫品牌？“旧报新读”可算作一种主动的探索。
20世纪80年代，文摘类报刊快速发展，那个年代做文摘，是因为读者获取信息渠道不足，需要通过《文摘报》来广采博取，满足他们的信息需要。今天，《文摘报》的生存环境已然发生深刻的变化，在信息泛滥的情况下，简单的拿来主义肯定是行不通了。人无我有，你做不到；人有我新，你也很难做到；人新我特，才是*的出路。《文摘报》要延伸品牌的生命周期，传统的内容生产方式必须更新，必须在彰显特色上下更大的功夫。
特色从哪里来？鉴别、摘取、浓缩、集萃。这是文摘类报刊编辑的看家本领，也是打造自身特色的不二之途。
一是从源头上做文章，打破时间轴局限，不只是*的报刊文章，旧报中的丰富资源也尽可发掘；二是对内容深度加工，进行二次甚至多次创作，甚至适当加入一些原创元素。如此既不偏离“文摘”的基本定位，又对旧文价值进行一个延伸，可以说，“旧报新读”是《文摘报》历来强调的“二次创作”的高级版。 有读者来信说，“旧报新读”提升和深化了文摘功能。还有一点，编辑队伍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的自我更新非常重要。《文摘报》的编辑工作，过去更多地近乎一种“剪刀 糨糊”的简单劳动，在互联网时代，要办一张有生命力的报纸，编辑满足于做一个 “匠人”是断然行不通的，必须有互联网思维，有创新的紧迫感和动力。还要有见解，会讲故事，能做原创作品，有生产融媒体产品的能力，这样才能让自己生产的内容质量与自身的职业竞争力同步提升。
在文摘报的微信公众号上，《旧报新读》栏目的系列文章也受到欢迎。新媒体的受众与纸媒有所区别，这一点，我们在标题制作上就进行了体现。举例说明，韩琨事件在报纸上的标题是《韩琨事件：折射知识分子命运的时代变迁》，较为稳重；在公众号上采用的标题则是《韩琨事件：使大批科技人员免除牢狱之灾》，更加直接。这篇文章被很多人转载和转发，取得了不俗的阅读量，许多年轻人从这篇推送中了解到，韩琨这个也许并不重要的人物，因为个人的遭遇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由此改变了一个群体的命运，正如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对时任光明日报负责人说的：“韩琨事件使一大批类似韩琨这样的科技人员免除了牢狱之灾！”这一特殊年代的特殊遭遇，折射出历史的进步，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巨大变迁。
《文摘报》的探索，不仅为自身品牌延伸助力，也为母报价值赋能。在留言和反馈中，不少人表示被文中的一段话所打动：《光明日报》20世纪80年代的报道中，因为有了勇气，才敢于突破旧的政策和观念，敢于顶住压力与抵制改革的势力进行较量，敢于旗帜鲜明地支持在改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为改革助阵呐喊。张志新、遇罗克、马寅初、孙冶方、栾茀、韩琨、蒋筑英等人物报道便是《光明日报》当时刊发的影响*、效果*好、*为社会各界称道的成功的人物报道。每个人物报道都呼应着一个重大的时代主题和社会关切。而这些人物报道的推出无不彰显着报人的勇气。这份勇气，对应着锐意进取和责任担当，至今不可磨灭。
在上述的实践和思考中，我们认识到，《旧报新读》作为一个栏目，它的生存周期总是有限的，而把它作为文摘类报纸的一种办报思路和理念，则富有持久的实践价值。
(作者系文摘报总编辑、中国文摘报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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