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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 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得主李静睿,继处女作《愿你的道路漫长》之后,推出第二部思想随笔集《死于昨日世界》,书写六年间的“阅读印记”,思考他人如何成为他人,回顾自己如何“慢慢变成了自己”。

2. 这是一次道路漫长的“文学履途”——重读经典之作,认识那些注定失败的英雄:舍伍德、陀思妥耶夫斯基、茨威格、加缪、凯尔泰斯、奥兹、米沃什、马内阿、肖斯塔科维奇、沈从文……探寻他们的个性、作品与所处时代、周遭环境的关系,“知道别的人在相似境遇中如何做出选择,知道这些选择哪些通往尊严,哪些徒留悔恨”。

3. 这是一本严肃的“阅读笔记”,又是一本坦诚的“成长之书”——从阅读他人的故事,到活出自己的生活;从反思深幽纠结的人性、错综复杂的社会议题,到面对日常中的“烦恼、爱情、事业”;李静睿在《死于昨日世界》中展示了如何与书中的心灵对话,让自己的心智从懵懂走向清明,心志从摇摆走向坚定。

“我不喜欢我自己,但我还是喜欢读书”——在这里,有爱情的博物馆,有失败的乌托邦,有不一定受罚的罪;有人选择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总而言之不醒”;有人选择在众生喧哗的噪声中,“强迫自己继续回忆,即使有些往事不堪回首”。
【内容简介】

本书是李静睿继《愿你的道路漫长》之后推出的第二本非虚构作品,记录了自己近些年的阅读心得和思想历程,共计三十余篇,议题广涉罪与罚、爱情与婚姻、自由与奴役、个人与集体等议题。各篇折射出作者的阅读趣味和思想脉络,读者亦可根据每篇文章后的参考书单按图索骥。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沈从文、茨威格、米沃什、加缪、马内阿、肖斯塔科维奇……李静睿关注那些摇摆于平静和尊严之间的人,关注他们在困境中的选择,“知道别的人在相似境遇中如何做出选择,知道这些选择哪些通往尊严,哪些徒留悔恨”。正如作者所说:“不是一本书评集,起码我写的时候并没有想评价什么,这是一个曾经懵懂的年轻人,在阅读他人的生活时,既有赞许又有警惕,她带着这种警惕前行,就像暗夜中的一个小小手电,照不到多远,但也许就是那么一点点光,让她避开泥潭,逃脱陷阱。”


【作者简介】

李静睿,出生于四川自贡,南京大学新闻系毕业,曾做八年法律记者,现专业写作。第二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青年作家,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北方大道》《小城:十二种人生》,随笔集《愿你的道路漫长》,长篇小说《小镇姑娘》《微小的命运》。


【媒体评论】

李静睿是一位安静的写作者,温柔地经营着语言,勇敢地积蓄着能量。在这个全球化、民族主义等概念滥觞的年代里,李静睿创造着一个理想的自己。 ——第二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致词


【目录】

也许死去,也许不醒 / i

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

通往革命之路/ 003

爱情博物馆/ 010

爱:不懂地理,不识边界/ 018

质数的无休止纵欲/ 023

真理金字塔与小城人生/ 029

繁花开尽愁满天涯/ 035

人生是一栋闹鬼的房子/ 041

哈利·波特:旅程结束了/ 047

为塞林格: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 054

野草仍在歌唱/ 061

两个女孩,两种自由/ 067

英雄是那些注定失败的人/ 077

格格不入与*后的天空

从水晶宫到地下室/ 085

死于昨日世界/ 091

一九二九,或者其他年份/ 097

加缪属于夏天/ 104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个守法者/ 111

我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夜晚/ 120

凯尔泰斯和我们的无命运人生/ 127

摇摆的记忆/ 134

你今天吃了“穆尔提—丙”药丸吗? / 140

诺曼·马内阿:每个阵营的局外人/ 146

恐惧是灯笼里的一个屁/ 160

萨义德:格格不入与*后的天空/ 167

*好的结局是契诃夫式的结局/ 173

总而言之不醒

罪,却不一定罚/ 181

笑一笑吧不用带着泪/ 187

谁会杀死那个孩子/ 193

沈从文的后半生:总而言之不醒/ 198

小波和王二: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阴阳两界/ 205

春天十个海子没有复活/ 217

何伟之后/ 222

不重要的叙述/ 228

不要回答不要回答/ 236

使女的故事和不仅如此/ 242

肖斯塔科维奇:见证与噪音/ 248

代后记 读书:孤独及其所创造的/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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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个守法者

李静睿

1961年,为了前往耶路撒冷报道以色列政府审判前纳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变更了自己的年度计划。作为一名犹太人,她没有亲眼看到过纽伦堡审判,在1960年10月给洛克菲勒财团的信中,阿伦特说,“我未曾见过活生生的这种人。这次恐怕对我来说,是*的机会”。六个月后,阿伦特见到了装在玻璃亭子之中的艾希曼,脸色苍白,神情倨傲,阿伦特后来写道,她对艾希曼的*印象是“他一点也不粗野,也不是非人类的,也不是难以理解的”,总而言之,在阿伦特看来,身为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以冷冰冰的缜密计划将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送入毒气室的艾希曼,原来不过是一个正常人类。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轻易接受这一点,艾希曼受审时,法官不相信他的话,因为他们都无法接受一个“正常”人,会无法判断是非,会不知道自己所犯下的骇人罪行。但事实也许的确如此,六七位精神科医生都一致证实,艾希曼的精神状态正常,“艾希曼对妻儿、父母、兄弟姊妹、朋友的态度,不止正常,还堪为理想典范”。他对犹太人也应当谈不上仇恨,艾希曼的家族中有人有犹太血统,他自己很可能有一个犹太情妇,而与犹太人发生性行为,在当时是纳粹亲卫队员*严重的罪名。阿伦特对此的评论是“艾希曼的确很正常,他在纳粹政权中跟其他人完全没两样,然而,在纳粹帝国只有‘例外’才会出现‘正常’反应”。做一个“正常”的人,意味着你要对这荒谬邪恶的一切说一声“不”。

纳粹高官中绝非只有一个艾希曼。阿伦特写过艾希曼在庭审现场提到的一个纳粹少将,优秀、理性、受过良好教育,完全没有任何仇恨或沙文主义的想法,在维也纳,他还跟犹太人代表握手。但到了1941年的春天,“这位有教养的绅士奉命指挥特别行动队A分队,一年后,他自豪地向上级报告,该分队共枪杀处决二十五万犹太人”。而艾希曼自己,在之前见犹太人迈耶时,会称呼他为“先生”,但后来艾希曼将德国犹太人领袖召集到维也纳,艾希曼不准他们接近自己的办公桌,甚至不准犹太人坐下。在法庭上,法官和检察官一致认为,艾希曼升到具有实权的职位后,人格就此彻底改变。他的改变和信仰没有任何关系,除了“职责”这个词语,也很难认为艾希曼有什么真正的信仰,他加入纳粹的理由正如在法庭上所说,“就像突然被党吸进去,让大家很惊讶,加入之前也没有特别做什么决定,一切既突然又迅速”。据他自己所说,自己其实对这个毫无兴趣,他不知道纳粹党的党纲,也从来没有读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论革命》以及《人的条件》中,阿伦特反复分析了“根本恶”或者“*恶”的概念,在她看来,*的恶既不能惩罚,也不能许可。但这个概念在遇到艾希曼时无能为力,究竟是什么让一个人,在看起来一切“正常”时,却已经失去了支撑其成为一个“人”的理由。后来在和好友肖莱姆的通信中,阿伦特否认了“恶”的根本性,她认为恶只是一种单纯的*的东西,“恶正犹如覆盖在毒菇表面霉菌那样繁衍,常会使整个世界毁灭。如前所述,‘恶是不曾思维过的东西,……这就是恶的‘平庸’。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这个词来自阿伦特的丈夫海因里希·布吕歇尔(Heinrich Blücher),海因里希总认为“恶”是一种“可笑的现象”,阿伦特把这个后来广为人知的词语作为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f the Banality of Evil)的副标题,“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电影《汉娜·阿伦特》里穿插了不少艾希曼受审时的现场录像,看的时候难免会产生阿伦特当年的疑惑,因为艾希曼看起来无害而懦弱,很难将“恶”这个词语加诸其上,他只是平静地反复表态:“我宣过誓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当伦理昏迷成为一种常态,职责就变成行恶的外衣,1944年至1949年创办《政治》(Politics)杂志的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在一切刚刚结束的时候就说过:“现在我们必须提防的是守法者,而不是违法者。”

艾希曼正是这句话的*注脚,他习惯于生活在铁一般的法律与规则之下,喜欢在一个群体中隐身,失去这些,他并不感觉自由,只是恐惧。德国于1945年5月8日战败投降,艾希曼茫然地说:“从此没人会领导我,我得单枪匹马过日子,再也没有人会向我下指令,再也收不到命令或指示,没有任何条例可依循—换句话说,我从来没有这样活过。”正是这个生活中每一个细节都循规蹈矩遵从命令的人,以“*的热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将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送上开向死亡的列车。鲍曼(Zygmunt Bauman)在《现代性与大屠杀》(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的结尾处说,“在一个理性与道德背道而驰的系统之内,人性就是*主要的失败者。邪恶巴望着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不会轻率、卤莽地行事—反抗邪恶是轻率而卤莽的—它就可以开展它肮脏的工作。”

当邪恶正在有条不紊运行之时,它所需要的,正是艾希曼这样理性而客观的人。艾希曼认为自己是“客观”的,他用“管理”谈论集中营,用“经济”谈论灭绝营,在耶路撒冷的审判之中,艾希曼依然为自己的“客观”感到自豪,法庭上他当庭承认,如果上级命令他杀了自己的父亲,他也照样执行。1944年德国警察总长提出以一万辆卡车交换一百万名犹太人,艾希曼作为执行人说:“我发起这个交易的原因绝非出于怜悯。”

艾希曼兢兢业业完成工作,将屠杀视为自己的事业,这是否意味着“良心”只是我们的幻觉呢?并非如此。在希特勒将对犹太人的政策从驱逐到关进集中营再升级为“*终解决方案”后,艾希曼前往卢布林考察毒气室,他无法直视那些设备,在想象执行时的画面时,他“突然觉得有点不舒服,好像受到很大的冲击”。但这种冲击很快过去,依照艾希曼的说法,让他不再感到有愧良心的*重要原因,其实很简单:那时他没看到任何人真正反对*终解决方案,完全没有。

在纳粹占领德国的十二年中,其政策一步步走向明显的反人类,然而党内的精英阶层很少出现杂音,高级亲卫队成员中更是几乎没有悖党行为,只有德国败局已定时,这些人才开始发出些微质疑,但就如阿伦特的判断:“这股反纳粹情绪从未足以影响灭绝机器运作的脚步。”也就是说,在“别人都这样”的掩盖之下,每个人都轻易原谅甚至认可了自我当下的行为。早在阿伦特之前,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已经精确地描述了群体之中的个体是多么容易失去道德判断:“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一种*常见的说辞无非是“一个人怎么能和体制对抗呢”,然后去忽视那*显而易见的现实:是你的参与造就了这个体制,而你并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反抗。

反抗意味着不可承受的代价吗?同样,事实并非如此。艾希曼曾说如果抗命,当时*的选择会是自杀,但他在说谎。在艾希曼向法庭提交的*后声明中,他承认自己可以找个借口退出,而且当时确实有其他人这样做,只是在艾希曼这样一个严格的守法者看来,这样的公然违抗命令“无法让人接受”。越来越多的研究还指出,当年希特勒试图用同样的毒气谋杀德国精神病患的计划之所以被中止,是因为在毒气室周围有居民和勇敢的基督教会人士公开抗议,但是当同样的计划用在看起来与己无关的犹太人身上时,这些反抗消失了,虽然有些集中营同样位于德国领土之中,周围也同样住着德国居民。犹太人自己也处于不反抗的沉默之中,艾希曼说,当年没有人抗议,也没有人拒绝合作。1943年,柏林一位犹太人评论当时的情况:“日复一日,这群人从这里出发,朝自己的葬礼前进。”拥有财富的犹太人试图证明自己是“特殊个案”和“优秀人民”,以免于一死,或者成功地移民海外,但接受特权这件事背后*可怕的道德灾难在于,所有要求获得“例外”的犹太人,其实等于默许了这个规定。

在恐怖主义盛行之时,大多数人会选择服从,却也有些人,就是不愿屈从于内心的软弱,即使在纳粹*如日中天之时,德国同样有人密谋刺杀希特勒。同样的启示也可以在执行*终解决方案的国家中看到,这个方案“有可能发生”在大部分国家,但却并非所有国家都像波兰一样满怀热情地配合纳粹的罪恶,比如不起眼的小国保加利亚,没有一位犹太人遭到驱逐或者死于非命,无人能解释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个人的勇气来自何处,但阿伦特说,这些事实确保了地球仍是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阿伦特在写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时,拒绝那种一般的关于人类邪恶的本性、原罪和人类生而具有的“攻击性”等等的学说,而且还拒绝关于特定的德国国民性的学说,“我不想相信上述这些可能性—我认为在奥斯维辛,谁要行善,谁要行恶都是自己决定的”。艾希曼自认是康德的信徒,认为自己的行为原则只要与国内立法机构的原则相符即可,但他完全理解错了康德,康德相信运用我们的纯粹理性,可以为自己建立不受外部干涉的行为准则,而不是屈从于这些干涉。

作为康德真正的信徒,阿伦特甚至看不起以赛亚·伯林的消极自由论,因为她坚信自由必须和行动联系到一起,在《何为自由》中她说:“只要人们行动,他们就是自由的(区别于他们所拥有的自由天赋);自由既不在行动之前,也不在行动之后;因为成为自由的和去行动是一回事。”正是基于每个人都应承担自己的个体责任,在这本书的*后,阿伦特设想自己为艾希曼所作的判决词中,她反驳了艾希曼的种种狡辩,比如自己在*终解决方案中所做出的决定全是偶然,比如可能几乎每一个德国人都同样有罪,以此来证明每个人都没有罪。阿伦特说,这个结论看似顺理成章,但我们并不同意,即使八千万德国人都犯下与你相同的罪行,你同样不能为自己开脱。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发表之后,阿伦特一直遭受质疑,犹太人普遍认为她是在为艾希曼不折不扣的反人类罪行开脱,也不断有新证据表明,艾希曼并非纳粹体制中一颗混混沌沌的螺丝钉,而是主动影响和参与了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战略。马克·里拉(Mark Lilla)在《阿伦特与艾希曼:新的真相》一文中提及,德国学者贝蒂娜·史丹格耐特(Bettina Stangneth) 寻找到荷兰纳粹支持者威廉·扎森(Willem Sassen)对艾希曼的采访录音带,当中有他令人毛骨悚然的自白:“谨慎的官员,是的,就是我……加入这类谨慎的官员,就是做一个狂热的战士,为我继承的血脉的自由而战斗……对我的人民来说好的一点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神圣的命令和神圣的法则……我必须坦白告诉你,要杀一千零三十万犹太人,我才能满意,我才能说,好,我们铲除了敌人……只有我们把世界上*狡猾的敌人铲除掉,我们才能完成对我们血脉和人民的使命,实现国家的自由……我还要谴责……真正的完全的消灭(犹太人)是不能完成的这样的想法……在这个我本可以、也本应该做得更多的位置上,真的,我是个不称职的人。”

不管如何,阿伦特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概念,即使艾希曼本人并非“艾希曼”式的官员,在半个世纪之后,“平庸的恶”依然可以阐释种种罪行,在这个满是艾希曼的世界。

参考书目

[美]汉娜·鄂兰著,施奕如译:《平凡的邪恶: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玉山社,2013 年。

[美]汉娜·阿伦特著,安尼译:《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译林出版社,2017年。

[美]汉娜·阿伦特著,林骧华译:《极权主义的起源》,译林出版社,2008年。

[美]汉娜·阿伦特著,陈周旺译:《论革命》,译林出版社,2007年。

[美]汉娜·阿伦特著,竺乾威译:《人的条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著,孙传钊译:《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

[英]齐格蒙·鲍曼著,杨渝东、史建华译:《现代性与大屠杀》,译林出版社,2011年。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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