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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开拓性著作中，知名学者波波·罗审视了俄罗斯外交政策与日渐无序的国际环境之间的交互影响，并对新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背景做了透彻分析。作者认为，俄罗斯处理区域事务和全球事务的方式反映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感知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冲突。

俄罗斯认为西方式微、俄罗斯复兴，一个新的多极秩序已拉开帷幕。但这种理想化的观点与世界无序的状况相左，这一事实挑战了其核心假设：大国主导世界和军事力量的有效性。作者认为时局给人们带来的教训是：在21世纪，只有那些拥抱变化的国家才会繁荣昌盛。

“波波·罗再次撰写了一部有关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著作，这本书具有启发性。作者用优美和准确的语言，解释了俄罗斯为什么在国际稳定、危机管理和全球事务上仍然如此重要。这是一本目前应读的书，也将成为未来十年的一部经典著作。”

——托马斯·戈马尔博士，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主任

“波波·罗犀利地分析了俄罗斯在今天迅速变化的全球环境中面临的挑战和选择。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俄罗斯是否能够放弃其帝国心态，成为一个能与邻国和更广阔的世界进行更有效互动的现代民族国家。他的答案发人深省、也令人吃惊。”

——安杰拉·斯滕特，美国乔治城大学欧亚、俄罗斯和东欧研究中心（CERES）主任

“波波·罗的新书文笔优美，他用娴熟的笔法描述了普京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遭受的压力和面临的诱惑，此书让我们受益匪浅。”

——罗伯特·瑟维斯，英国学术院院士,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教授及苏联史知名专家

旧的冲击

２０１４年３月，俄罗斯“吞并” 克里米亚既是引发巨变的行为，又是倒退的行为。说它是革命性的行为，是因为半个多世纪以来首次有欧洲国家使用武力夺取另一个国家的领土。在这个过程中，莫斯科撼动了１９４５ 年后国际秩序的根基，标志着冷战之后其与西方国家采取和解政策的结束。世界出现了新的“秩序”，没有人知道这个新秩序的规则以及它到底是什么样的。

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Ｋｒｅｍｌｉｎ) 的行为是时代的倒退。很多人认为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不是与冷战时期或国际社会的一些理想化的概念进行比较，而是与继鲍里斯•叶利钦(Ｂｏｒｉｓ Ｙｅｌｔｓｉｎ) 之后普京执政初期的俄罗斯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著名学者德米特里•特列宁记述了新的现实情况下俄罗斯从地缘政治到全球化的演变。新的现实情况是: 帝国终结和冷战对抗结束，经济和技术力量的优势地位不复存在，出现了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民族国家的首要地位受到削弱。地缘政治仍然是相关的，但现在需要在“俄罗斯的后共产主义，后帝制转型的大背景下”考虑地缘政治。

现在俄罗斯的情形与此截然不同。全球化，或者至少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已经过时了，而地缘政治已重新成为普京外交政策的主要组织原则。回归传统的、熟悉的和本土的主题占主导地位。在俄罗斯国内，克里姆林宫正在大力推行以保守的政治和社会价值观为基础的、不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俄罗斯“国家观念”。在国际上，它主导复苏的民族主义，公然违抗美国的领导，并对很多现有的国际规范和制度合法性进行挑战。俄罗斯精英们曾有的自卑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战斗、进取和自信的新状态，至少在公共场合是这样的。

乌克兰危机体现了心态和方式上的变化。它还凸显了俄罗斯与西方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政策分歧。这种两极分化反映了双方对国际政治的本质、全球治理的规则以及所谓的“普世” 价值观持有不同的观点。它来自于矛盾的历史事件，并揭示了在成功、权力和伟大这类基本定义上的分歧。它代表了观念的鸿沟，西方领导人谴责克里姆林宫采用了１９ 世纪的外交政策，而莫斯科则指责美国和欧洲未能接受２１ 世纪的后西方秩序。

俄罗斯与新的世界无序

在人类的悲剧面前以及在乌克兰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下，很容易忽略克里姆林宫对乌克兰采取的行动产生于一个特定的环境。

该行动是普京对俄罗斯规划的缩影和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重申，凸显了俄罗斯国内发展的重要趋势、与西方的关系及其外交政策。 它们不仅适用于艰难的过去和动荡的现在，也适用于不详的未来。

本书回答了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首先，前所未有、日益变化的世界给俄罗斯带来了什么挑战? 许多莫斯科(和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的争论都集中在“西方的没落” 与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 的崛起上。 这些争论预示着历史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其他国家的崛起” 和“全球权力转向东方”。在克里姆林宫对“国际关系的多中心体系”的解释中，俄罗斯作为一个独立的势力中心，成为东西方地缘政治和文明的支点。在这样的世界中，大国比以往更有支配权、民族国家再次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组成部分、竞争无处不在、军事实力决定着真正的权力和影响力。

然而，自柏林墙倒塌之后，全球环境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不稳定、更加不可预测，这给所有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是强国还是弱国、是新兴国家还是老牌大国。 这个无序的新世界对莫斯科许多假设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因此，展现军事实力在推进国家利益时已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而各种软实力反而具有令人惊讶的影响力。 美国已经失去了权威性，但尚无其他国家表现出有意愿、更谈不上有能力来承担起领导的责任。国家行为体主导国际政治，但大国的影响受到小国日益增长的自信和能力的限制。 *重要的是，苏联过去打造的谱系影响力和相应的权力意识远远无法确保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的特殊地位。 在前所未有的世界无序的背景下，一个国家的执行力，包括其应对变化的能力，是**重要的。

感知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张力引发了第二个问题: 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如何应对从未出现过的世界无序的要求? 普京承认，俄罗斯必须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一个更加开放、透明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运行”。但是，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什么呢? 外部(和内部) 的现实情况如果对莫斯科应对全球治理、后苏联邻国、与亚洲各国的关系和与西方的相互往来有影响的话，会影响到何种程度?

在现今的大气候下，期待较早的变革显然是不现实的。 空中弥漫着浓浓的危机感，重点在于维持，而不在于彻底改变。思索克里姆林宫是否已经开始重新考虑，或者至少调整其核心外交政策还是有益的。 例如，它所主张的“转向东方”的政策是不是展现了由俄罗斯精英们主张的旧时的西方中心主义转向其他主义这样一个渐进的过程? 或者它是老式的战略平衡的变体，即与中国的合作主要是平衡美国和欧洲的杠杆?

在战术灵活性和战略适应性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 对某些单个事件和机会，如应对美国政府对叙利亚或基辅的反政府示威活动摇摆不定的情况，克里姆林宫反应迅速，这是一回事。 但是，对于更大的、往往难以把握的趋势，如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日益减小、苏联加盟共和国渴望获得主权、亚太地区的战略多样化以及欧洲对俄罗斯的日益冷淡，要想灵活且富有想象地应对又是另外一回事。 在这种情况下，惯性思维是很难改变的，争取通过现代的大国协作建立新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并非易事。

*后，俄罗斯在后美国时代的前景如何? 莫斯科方面对此做出积极的回应，不仅把俄罗斯视为一个永恒的大国，也看作全球变革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但在美国、欧洲乃至西方，很多人认为它注定衰落，不仅会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也会落后于生机勃勃的东方国家。 这样的判断往往来自于对规范的偏见和一厢情愿的想法。 尽管如此，他们对俄罗斯的未来轨迹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问题。 莫斯科为新世界(和新俄罗斯) 制定新的外交政策的可能性有多大? 政策可能会是什么样的? 克里姆林宫是否会因为对自己在国际政坛上永恒地位的信念而在可预见的未来把改革排除在外? 这种保守思想和“围城” 心态可能造成什么后果?

尝试去预测上述疑问的答案的行为*是十分冒失的。本书的中心论点是，俄罗斯如果能够把自己重新定位为现代大国，它将是２１ 世纪的领导者，在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许多领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相反，一个因循守旧的俄罗斯*终可能是全球变革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其决策被边缘化，也越来越容易因为他国的野心而受到伤害。 正如很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茂(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Ｍａｕ) 曾经警告的那样，俄罗斯可能会和１６ 世纪的西班牙有相似的命运，在短短１００ 多年的时间里西班牙从*的国家变成欧洲外围国家中的一潭死水，因为耗费巨大的海外投机和萎靡不振的国内经济而元气大伤。１３更糟糕的是，它可能会像清末的中国那样，由于顽固、不理解、更不去适应周围的世界而逐步瓦解。

背景、策略与展望

背　景

本书分为三部分。 *篇着眼于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背景。 首先是影响决策的国内因素(第１章)。 近年来研究界强调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相互融合，并把后者看成是前者的延伸。 西方传统的看法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决定了其对外部世界的态度。 因此，民主国家更致力于正和合作，而其他国家更倾向于狭隘的利己主义，行事张扬，甚至咄咄逼人。

但是，这种简单的判断低估了国内外政策的复杂性，它在俄罗斯表现出了各种形式。 普京精英的政治文化和工作方式在*基本的层面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虽然精英群体绝不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具有相当大的共性，尤其是在涉及外交政策时更是如此。 俄罗斯国内外的关系也体现在结构性因素的持久影响上，这些因素包括地理、历史问题和历史记忆、文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及身份意识等。 *后，还有一些更实际的但同样重要的因素，如直接的政治需要、经济利益、社会压力(民族主义、民主情绪、宗教和社会保守主义) 以及具体事件的影响，如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的反普京抗议。

第二个方面是外部因素(第２章)。 有关国际政治内在本质的一些固有的观念以及有关大国崛起和衰落的*判断构成了普京外交政策的知识基础。 这些观念和判断涉及将俄罗斯看作独立的全球大国和区域龙头这一核心问题。 它们培育了必不可少、独一无二和享有权利的理念，鼓励人们对俄罗斯的前景做出总体乐观的判断，相信俄罗斯在新的多极秩序过渡时期会成为赢家。 *重要的是，它们强化了这样一个概念，即成功取决于强调在以往更好的时代曾支撑过俄罗斯的基本原则，如具有清晰的国家目标、对世界采取不妥协的态度并提高能力来支持这一切。

同时，区域和全球的发展情况打乱了外交政策的实施计划。克里姆林宫常常忙于协调关于俄罗斯世界地位的愿景与新世界无序所带来的挑战。 它旨在创造新的现实，重申旧的“真理”，但却往往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一方面难以控制趋势的发展，另一方面这种趋势对俄罗斯的利益又产生重大影响。 在这种环境下，克里姆林宫为向往的国际秩序和结构而奋斗，以应对国际政治的无序性。 这种无序性包括: 难以捉摸的(不断变化的) 国家性质、统治地位的全面消亡以及出现的包容且零散的世界。

策　略

本书第二篇从背景转向具体的政策。 该部分分析了迄普京政府对新世界无序带来的四大挑战的应对策略: (１) 重新把俄罗斯定义为一个全球参与者和国际公共利益的贡献者；(２) 重新调整它在后苏联欧亚大陆的影响；(３) 以更高效的方式参与亚太地区的事务；(４) 稳定与西方的关系。 可以说，还有第五个势在必行的策略，即提高国内实力，包括良好的治理、技术现代化和法治，这些将使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更有效地运作。 但是，第五个策略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之内。

全球治理(第３ 章) *能凸显俄罗斯决策时感性认识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张力。 一方面，克里姆林宫扮演了俄罗斯“不可或缺”的角色，无论是在乌克兰事件、叙利亚冲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防扩散方面还是在全球能源安全方面都是如此。 另一方面，对于当代全球议程中的许多重要问题，莫斯科的影响力较弱，比如在新的金融体系和经济再平衡方面。

普京推销俄罗斯国际好公民形象的欲望和他所谓的“大国神圣权利” 的信念之间的矛盾加剧了两个世界的脱节。 例如，当莫斯科称赞联合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中心和协调作用” 时，它采用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进行解读，指的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下简称安理会) 五个常任理事国，即公认的几个大国的集体领导。类似地，“国际关系民主化” 指的是弱化美国的权力(俄罗斯的影响力从而得以提高)，而不是指多边体系的出现，即使在这个多边体系中，较小的国家对于决策也有明显的贡献。 对克里姆林宫而言，全球治理没有什么内在价值，只是通过一些工具性的术语得以体现。 它谈到“基本的国际法律规范和原则” 的重要性，不是因为它希望实现普世价值，恰好相反，它是为了保护俄罗斯政府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受超国家的(西方) 道德的支配。

或许俄罗斯外交政策面临的*的挑战是重新调整它从帝国霸主变为后帝国时期的一个国家之后对后苏联空间的影响(第４章)。 所有大国都在努力适应衰退的状况，俄罗斯也不例外，如在乌克兰事件中显示的那样。 俄罗斯的领导人成长于苏联时代，习惯了由莫斯科管理*遥远的加盟共和国的事务，对他们而言，拥有后帝国时代的心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苏联的解体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是令人震惊的事件，普京著名的讲话体现了这一点，他称苏联的解体为“ ２０ 世纪中*的地缘政治灾难”。帝国的瓦解不可避免地与失败和屈辱联系在一起，把俄罗斯与苏联混为一谈?以及２０ 世纪９０ 年代俄罗斯遭受的创伤让失败与屈辱的感觉更加明显。

虽然莫斯科明白不可能再重新缔造苏联，但它认为自己有权对苏联加盟共和国施加影响，有时甚至干涉他们的事务。它认为这不仅是历史赋予它的使命，而且是由依然存在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联系所致，俄罗斯外交部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Ｓｅｒｇｅｉ Ｌａｖｒｏｖ) 称之为“文明的共性”。在“吞并”克里米亚之前，不仅在乌克兰和白罗斯这些斯拉夫核心地区，即使在通过海关联盟发展的大欧亚地区，普京也已表现出了强烈而世袭的激进主义。

然而，与这种野心相对的是克里姆林宫所不能忽视的现实。*重要的是，苏联加盟共和国２０多年来相继独立，并已越来越担心它们不能维护其主权。 因此，莫斯科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要么彻底改变它的做法，把这些国家日益变化的动态因素考虑进来，包括容忍欧盟和中国等其他各方的影响? 要么冒着破坏它所看重的这些关系和影响的风险，坚持自己的“权利”。 始于２０１３年底的乌克兰危机说明，当这种微妙的平衡被打破之后，事情会有多么糟糕。

俄罗斯“转向东方” 是２００８ 年以来*引人瞩目的主题之一。它包括深化与中国的关系，并且把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作为安全和经济往来的一个主要舞台(第５章)。 感性认识与实际情况之间的脱节十分明显。 莫斯科有一个宏大计划，强调俄罗斯崛起，成为一个在“欧洲－太平洋” 国家、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平衡国，并起到架起欧亚之间的经济和文化桥梁的作用。然而，它实现这些豪情壮志仍有困难。 尽管签订了几个大的能源协议，但是俄罗斯对亚洲大陆仍涉足较少，很少有人认为俄罗斯在自然资源和武器之外能做出大的贡献。

历史上，在亚洲推进俄罗斯利益的*障碍一直是克里姆林宫把参与亚洲事务看作工具———把它作为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而不是把参与本身作为优先选择的方向。 虽然俄罗斯原则上承认在亚洲或者对亚洲执行更实质性政策的必要性，但仍旧习难改。 莫斯科的重点仍然以亚洲主要大国为中心，尤其是中国，在地区安全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这些更广的问题上*多只有表面兴趣。 与此同时，俄罗斯的东部地区日益落后，这抑制了它想要在世界上越来越有争议的地方获得认可并施加影响的渴求。 要把“转向东方”变成现实，需要重新定位，从目前妄自尊大的地缘政治策略转向经济驱动战略。

在过去的２０ 年里，俄罗斯和西方的交往徘徊于乐观和幻灭两个*之间，且总趋势是负面的，双方的政策制定者都未能给这种交往注入稳定性(第６ 章)。 乌克兰危机中，双方关系下跌到了一个新的低点，甚至局部恢复正常化也很困难。 除了持久的、历史上的不信任感，以及巨大的政策分歧和不同的看法、价值观之外，莫斯科还倾向于过于放大西方的薄弱之处。全球经济下滑、欧元区的斗争和美国政府的失败加速了克里姆林宫的冒险外交政策的推行，加剧了他们对合作持有的高度交易型的态度。 过度自信也改变了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其他领域，比如与中国的合作。莫斯科与西方的交往面临的挑战是追求一条更具战略连贯性的路线，它基于目前的实际情况和俄罗斯的长远利益之间的平衡。这意味着既不像叶利钦统治早期那样忽略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一味追求“亲西方” 的外交政策，也不夸大西方势必衰落的说法。更实际的做法是，明白２１世纪俄罗斯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美国的导弹防御或欧盟的东部伙伴关系，而是来自邻国的不稳定、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跨国犯罪。 不过，要做到这点，需要打破长期以来戴有色眼镜看待美国的零和心态，也需要对当代欧洲的动态发展有更成熟的见解。

展　望

本书的第三篇着眼于未来，首先考虑如何形成更有效的俄罗斯外交政策(第７ 章)。 许多西方观察家对无法控制的变革前景不抱希望，特别是当普京继续统治俄罗斯政局的时候更是如此。 他们做出这种悲观的评估是因为他们相信“强国” 和帝国感一直存在于俄罗斯统治者的基因之中，此外还有狂热的民族主义和激进的传统主义。 克里姆林宫有时可能会在操作层面更加包容，但是它的整体战略将会保持彻底的保守和反动。鉴于*近发生的各种事件，人们很难保持乐观的态度。 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彻底改造需要内部精英和更广泛人群改变态度，改变范围将不仅限于国际关系。 即使是在乌克兰危机之前，也明显缺乏接受变化的政治意愿。 许多莫斯科的举动，如以加入金砖国家作为一个反西方的政治联盟的尝试，都误读了这个世界，在那里，俄罗斯必须履行职责。 更大的障碍仍然是普京担心国内外政策的改革可能会破坏制度的根基。 戈尔巴乔夫(Ｇｏｒｂａｃｈｅｖ) 和叶利钦时代产生的意想不到的后果加强了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

不过，根据国家成见和历史决定论拒绝变革是愚蠢的。 环境也确实会改变看法。 受地缘政治驱动的外交政策可能会失去吸引力，对那些成长于以军事实力、现实政治和伟大国家为背景的精英也是如此。 不断增加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内部精英的裂隙以及不利的外部趋势(下跌的大宗商品价格、日益自信的中国) 可能导致这样一个环境的出现，在这个环境里，今天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未来有可能发生，甚至必须发生。 要想实现这样的转变，必须认识到，从长远来看，若禁锢于一个过时的治理模式，将不仅危及俄罗斯的地位，而且会危及它的繁荣甚至主权。 在核武器这样曾经不容小觑的武器失去影响力的情况下２４，决策者可以发挥俄罗斯强大的软实力: 作为全球能源和资源安全的主要贡献者，成为欧亚大陆的稳定力量，继续提供大量的世界智力资本。

本书*后提出了对２０３０ 年俄罗斯的四种设想(第８ 章):(１) “软”威权或半威权停滞时期，(２) 硬威权主义，(３) 政权分裂，(４) “第二波” 自由主义。 提出这些设想，不是为了预测未来，因为预测未来是一种自以为是的行为，往往没有结果。 提出这些设想，是为了指出俄罗斯在未来１０ ~１５ 年里可能采取的外交政策。 许多现有的假设可能会受到挑战和反驳。 例如，硬威权主义情形下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可能会恢复到一个使人惊讶、令人不安的平衡，而与中国的关系则会相应恶化。 或者，莫斯科的自由制度不一定带来西方国家所希望的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积极变化?而是转向叶利钦时代那种尴尬的、往往互相指责的关系。２５ *后，*的真正可以肯定的是，俄罗斯面临着非常困难的时代。 将来世界将变得更加无序。 俄罗斯的政策决策者如何应对国内外众多的挑战将对它的未来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