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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美国经济出现了爆炸式增长，而路易斯安那州的传奇州长休伊·朗却质问道：“这是一片超级富足的过剩之地，可为何到处都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无家可归的人呢？”
休伊·朗是那个时代美国政治经济的典型代表，这位令罗斯福都忌惮三分的政治狂人，在奇袭、拳斗、谋杀、弹劾和大量的口诛笔伐中，推出了一系列旨在解决贫困悖论的激进政策。而在多次戏剧性的政治博弈中，美国走上了一条非同寻常的经济发展道路。
美国道路为何对贫困问题无能为力？“需求侧”经济如何引发今日危机？
揭示美国政府干预的真实面相，避开美国经验的政策陷阱。
斩获美国社会学协会社会学杰出学术贡献等六项大奖
【内容简介】
《过剩之地》令人信服地证明美国政府干预的传统由来已久，且非常强大，但为何政府干预力如此强大的美国，却没能遏制自己在发达国家中居高不下的贫困率？历史倒退回19世纪末，彼时美国爆炸性的经济增长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农业利益促进运动。这场运动使得美国联邦政府确立了促进农业利益的税收和金融政策，这些政策没有带来欧式福利，却非常讽刺地导致了信贷民主化，开动了美国经济的消费引擎。读史早知今日事。底层扫地出门，中层美国梦碎，“需求侧”经济撕裂了今日之美国，然而原因却要到历史中去寻找。
【作者简介】
莫妮卡·普拉萨德（Monica Prasad），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美国西北大学社会学教授,曾任美国社会学协会(ASA)比较历史社会学组主席。研究领域涵盖经济社会学、比较历史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新自由主义、美国税收制度的发展以及美国持续的贫困是她关心的主要议题。普拉萨德还是多个知名学术奖项的获得者，包括富布赖特奖学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教员早期职业发展奖、古根海姆社会科学类奖学金和拉塞尔·赛奇基金会奖学金，是社会学领域的学术新星。另著有《自由市场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Free Markets）、《新财政社会学》（The New Fiscal Sociology）。
余晖 1963年出生于江西省铅山县。先后毕业于江西财经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院，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助教、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经济发展基金会项目官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并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及其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媒体评论】
普拉萨德为弱美国福利国家的成因提供了引人注目的新解释，并表明学术界、政界和新闻界认为美国比欧洲国家更自由、干预更少的传统观点，是错误的。
——理查德·拉克曼《国家与权力》《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作者
《过剩之地》对美国政治发展和比较政治经济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普拉萨德认为信贷是美国福利国家以及强健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但以信贷为基础的福利国家，其关键的脚手架就是显著的管制制度，这一管制制度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晚期一直都在搭建之中。而当管制和累进税制被拆除时，信贷却在继续扩张，其结果就是不平等和经济灾难。由于未能理解税制、信贷扩张和管制之间的重要相互影响，美国的政客们同时对民主和经济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伊丽莎白·桑德斯 康奈尔大学教授
这本引人入胜的著作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答案，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福利国家如此脆弱，以及为什么如此多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普拉萨德通过使用纵向的历史证据和横向的跨国证据提出了一个简洁的论点，即在管理收入分配方面，各国其实是在福利计划和消费信贷之间做选择。20世纪40年代，美国选择了消费信贷，并从那时起一直信奉“按揭凯恩斯主义”，这种做法不仅对真正的穷人无益，而且还引发了经济波动。《过剩之地》对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讨论议题做出了惊人的，但*终也是令人信服的贡献。
——弗兰克·多宾 哈佛大学教授【目录】
代译序：美国按揭凯恩斯主义的前世今生
中文版序
引言
*部分 解释美国的政府干预
*章 农民的旅行
垄断势力
货币改革
税收
管制
第二章 比较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
以阶级为基础的观点
资本主义的多样性
国家文化
种族分裂
国家结构和历史制度主
第三章 比较政治经济学的需求侧理论
第二部分 促进农业利益的税收管制
第四章 没有国家销售税的历史
为何对国家销售税说不？
三次失败的尝试
战后的尝试
第五章 过剩之地
累进所得税在美国的缘起
休伊·朗与累进税
第六章 累进税与福利国家
倾向私人福利的税收优惠的兴起
比较视野：其他国家的私人福利
累进税的后果
第三部分 促进农业利益的金融管制
第七章 美国的对抗性管制
破 产
对抗性管制
第八章 信贷民主化
世纪早期的美国信贷
比较视野中的联邦住房管理局
信贷即正义
第九章 信贷国家与福利国家之间的权衡
各国的信贷和福利
信贷与消费
信贷与危机
第四部分 结论
第十章 按揭凯恩斯主义：总结与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致 谢
索 引
译后记
【前言】
引言
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中心问题是，与其他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相比，为何美国的贫困人口如此之多。无论我们以何种方式来衡量贫困，即便我们控制了诸如不同的种族结构和美国人口迁徙的历史等因素，美国的情况都甚于其他发达国家。在*近的一个世纪中，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学者们都在研究这一问题，而他们却总是得到同一个结论：美国之所以有更多的贫困，是因为美国政府对此现状毫无作为。市场的不平等，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是相似的，然而在国家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进行干预后，我们却能发现贫困率呈现出显著的分歧。换言之，我们知道如何去解决贫困，或者至少把它减低到欧洲的水平，但我们的决定是拒绝这样做。在比较政治经济学若干个世纪的传统中，它已经发展出一系列的理论试图解释这种情形，如美国社会的种族分裂、坚信市场经济的文化、劳工组织的软弱或工商业利益集团政治力量的强势等。这些理论尽管各说其话，但它们都同意美国政治经济体制以*小化的政府干预为特征，其目的在于强调市场经济的差异性，也就是说，美国是一个“自由主义的”（liberal）或“放任主义的”（laissez-faire）国家，不信任政府干预而热衷于自由市场。
然而，过去 20 年的历史研究以及历史导向的社会科学研究，却已经完全排除了任何使人相信美国是一个*小化干预主义国家的可能。例如，一项名为“美国的政治发展”的跨学科研究项目已经拆穿了威廉·诺瓦克（William Novak）所标榜的“美国‘弱’国家这一早已令人厌倦了的神话”（2008, 754）。但是，如果比较政治经济学无视这一历史导向性的学术话题，同样可以确定的是，历史文献便无法解释为何美国存在更多的贫困，以及为什么资本主义在不同的国家看上去如此不同。如果美国政府“是”或“通常是”干预主义者，那么各个国家间的相关差异就成为很难解释的问题。
本书旨在为比较政治经济学建立一个新的起点。我的想法是，承认历史学者所告诫我们的，但使用这些去回答比较政治经济学文献中业已提出的问题，即美国和欧洲之间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异？为什么美国政府情愿以诸如消费管制和征税等帮助工人、消费者以及穷人的手段进行强干预，而非使用其他手段——如建设福利国家呢？
在这本书中，我的观点是，美国之所以有更大规模的贫困人口，原因在于美国政府的一系列适得其反的激进干预政策。总之，美国政府的干预主义政策并不少，只是采取了一个不同的形式，该形式在抵御贫困的领域中却少有成功之例。为了解释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何故采取这种独特的形式，并准确解释其效果为何适得其反，本书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发展出一个“需求侧”理论（“demand-side”theory），并将其聚焦于国家如何建构大众消费模式。其论证始于对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中叶这段历史中美国和欧洲之间发展差异的观察，彼时，前者处于爆炸性的经济发展阶段，而后者则陷入经济困难。当美国的生产率与其市场规模导致价格，尤其是农产品价格在全世界下降时，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对策则是祭出贸易保护主义，纷纷关闭其边境以抵制美国的经济侵略。而与此同时，美国也转向贸易保护，但仅靠建立关税壁垒无济于事，因为问题在于美国农民本身的劳动生产率过高。结果是，美国发生了一场强有力的农业运动，旨在重整政治经济关系。尽管为了重整这一关系，19 世纪的民粹主义者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在这一新的经济秩序形成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契机乃“大萧条”，当时它被断定为“生产过剩”的后果。“过剩之地”是休伊·朗（Huey Long）在 20 世纪 20 年代杜撰的一条短语，用以指称一个难解的问题：一方面是一场不寻常的大丰收，而另一方面却是价格突然大跌，致使农民无法偿还他们的债务，前者的富裕如何变成了后者的灾难？像许多人一样，休伊·朗得出一个因果关系链，大跌的价格导致农场丧失抵押品赎回权，进而导致银行业的不稳定，*后直抵“大萧条”。这场“大萧条”不是所拥有的财富太少而是太多的问题。“人们都在挨饿，”休伊·朗说，“然而，我们有更多的小麦、玉米、肉、牛奶、芝士、蜂蜜和卡车在田间地头，多到所有的美国人来消费都有余，多到他们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但莫名其妙的是，当人们缺衣少食之际，却无法获得这些东西，而其原因居然是我们的土地上有太多的东西。”（Long, 1930）像其他很多人一样，他对此问题的解释是财富被集中到了少数人的手中，他们阻止那些饥寒交迫的人们把生活需要转换为市场需求，这一需求的目标就是那些在美国农场里变质腐烂的过剩粮食。他赞许这一资本主义的根本转型，因为“如果我们将手中巨大的财富充分地扩散，那么在这一丰饶土地上的所有人都将获得生活保障，由此商业活动得以繁荣，同时让被遗忘者站立起来，国家重获希望。”（Long, 1930d）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包括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在内的许多观察者，都在争辩“不断地扩散我们巨大的财富”明显不是美国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包括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在内的许多观察者，都在争辩“不断地扩散我们巨大的财富”明显不是美国人的行事风格。但在一个世纪之前，这的确也是美国人干过的事，其理由正如休伊·朗给出的那样。美国政府的确被回应所谓“丰饶问题”的努力所塑造，而彼时，一个政治上分裂的欧洲却努力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不断地扩散我们巨大的财富”本来就深深植根于美国的传统中。
在那些手握关键选票的农业界政客的鼓动下，*终美国在信贷民主化和严格的商业管制中确立了一种累进税制和农业管制模式。政府在这些对农业产生重要影响的领域所采取的干预模式，诸如其对商业的管制，正是写作有关“干预主义明显的美国”之话题的历史学家所注意到的。然而，累进税制和对消费信贷的依赖却悄然瓦解了支持福利国家的政治主张——本书对这一复杂过程给予了追溯——而且这一特征也是比较政治经济学学者们已经考察过的。
承认农业国家主义势力的存在，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当代的发展。由于战后早期稳定的经济增长让位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石油价格冲击，在美国，累进税制导致了纳税人的激烈反对。与此同时，严格的管制更导致所有政治派别集体发出放松管制的呼声。在放松管制的条件下，信贷的放松导致了扩散至世界各地的金融波动。但令人吃惊的是，在我们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中，有那么多精致的理论，却无一对近期以来搅乱我们经济的金融危机做出解释。本书追溯了政府对农业的干预如何导致了“按揭凯恩斯主义”（mortgage keynesianism）的出现，该主义刺激了美国经济长达几十年的增长，还导致了工业化国家分为依赖于社会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和依赖于以信贷为基础的消费主义国家。我认为，发展公共福利国家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增长，但必须解除对按揭凯恩斯主义的依赖，如此可以降低对金融的需求，从而将政治努力和资源从金融部门重新定位到更稳健的增长源中。
通过追溯美国自重建时代以来不断发展的政府力量，出于干预主义和再分配企图而对该力量的使用，这些对于公共福利国家发展所造成的后果，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对这一治理模式的强烈反对，本书论证了，那些有关资本主义之比较维度的主流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理论皆立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即美国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或放任主义的国家。因此这些理论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的某些方面，例如自“大萧条”以来*的金融危机。对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影响其消费行为的关注——即“需求侧”理论——也许能够把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许多尚不明晰的特征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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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1959年，医生们开始注意到某种奇怪疾病的一些早期病例。上千个幼儿四肢发育不良，且伴有其他严重的先天缺陷。这些可怜的孩子出生于德国、英国、瑞典、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几十个国家。许多孩子出生时即因严重身体缺陷而死亡。另一些孩子则在成长过程中遭遇生活的困苦，如心脏疾病和脊柱分裂。仅从1960年到1961年，该病例数量竟然在全球急剧增长。
1961年，有两位医生查证到该问题来自一种名叫Contergan的镇静剂。这种药开发于德国，并以各种其他药名行销全球。该药被用于治疗失眠症和晕船症。但它似乎并无副作用，而且不会因服用过量而中毒，它也因此变得非常流行，甚至被称为“西德幼儿们的保姆”（Daemmrich, 2002: 139）。但随着事件发酵，儿科医生们开始怀疑，随后便证明，孕期头三个月摄入该药与婴儿先天缺陷之间存在极强的联系。1961年，该药品从市场退出，*终结论性的证据被披露，揭示出该药品如何导致婴儿的畸形（Daemmrich, 2002）。到那时为止，在这场“现代*的药物灾难”中，该药物已经伤害了超过一万名儿童（Akhurst, 2010: 370）。
在这场灾难中，一场令人震惊且赫赫有名的抵抗行动也为众人所知：该药物在美国的名字是沙利度胺（Thalidomide），被弗朗西丝·凯尔茜（Frances Kelsey）成功排除出美国市场。凯尔茜是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以下简称 FDA）的一名研究人员，她凭借预感和自信，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了该药品的准入，直到真相大白。凯尔茜对此有着非常充分的准备。她已经完成了在芝加哥大学药物学研究生的实验室工作（她的名声被大众承认，居然是建立在“弗朗西斯”是男子姓氏之上），即识别出一种具有毒性的非处方药，该药在1937年致死107人。这一实验室工作促成了《1938年食品、药品及化妆品法案》的出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凯尔茜有关怀孕兔子的研究工作表明，药物能 够透过胎盘屏障，而且怀孕本身也能够改变身体对某一药物的反应。（Bren, 2001）
沙利度胺的药物申请是凯尔茜在 FDA 接手的首个案例。凯尔茜认为，制造商和销售商的研究资料中所记载的对动物没有副作用的研究其实是不相关的，因为该药物也无法使那些实验动物产生睡意，但在人身上却会。简单来讲，其效果在人身上是不同的。因此她称沙利度胺为“一种异常的药品”（Mintz, 1962: A8）。因为该药是用来缓解一些轻微症状的，于是她选择等待这种药物安全性的更出色的证据出现。
尽管凯尔茜不着急，但该药品在美国的经销商理查森—梅里尔（Richardson-Merrell）却非常着急；该公司急于在圣诞节前让药品得到上市批准——因为圣诞节明显是镇定剂使用的旺季——并派出代表反复造访和打电话给凯尔茜。时间一拖再拖，准确说是19个月。于是该公司向凯尔茜的上司投诉说她简直不可理喻。但凯尔茜仍然不为所动。该公司仍然一次又一次地递送申请，辩称任何副作用都很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凯尔茜也同样一次又一次地退回他们的申请，理由是仍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该药是安全的（Bern, 2001）。很快，欧洲的医生们汇总了他们的结论，而沙利度胺也已远离美国市场。在美国，有20例疑似在孕期头三个月服用沙利度胺而导致先天缺陷的案例被记录在案。有的系旅游者从欧洲携带此药品入境，也有的是来自早期该药物的试用。但这之后如果凯尔茜没那么坚持，可能发生的更广泛的悲剧就无法避免。
研究这一段故事的历史学家们高度强调了凯尔茜的作用。的确，凯尔茜抵御行业压力的能力需要一种解释，这种解释不能简化为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只能依赖对人性的近距离观察来探索。但是，在这个故事中的确存在着一个社会环境因素，即便说明存在着一个政策环境使得她的坚持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也不会有损凯尔茜的英雄主义形象。这个环境就是美国政府长期以来拒绝注册来自其他国家的药品，而这所谓的“药审时滞”也成为医生和制药产业抱怨和诟病的来源。这一强势的药品管制历史将凯尔茜推到了搁置沙利度胺的位置。在彼时的英国，“任何药品制造商都可以推销他们的产品，不管其是否被适当地检测，也不管其是否有危害性，也不着意去满足任何个别身体使用药品的效果或安全性”（英国议会议员 Kenneth Robinson, 引自 Ceccoli, 2002: 139）。德国则有药师和医师的自我管制历史。政府能够做的就是一旦药品事故发生就被建议应当将这些药品清出市场（Daemmrich, 2002: 140–141）。在这些国家，没有弗朗西丝·凯尔茜，因为它们没有FDA。
对于沙利度胺悲剧之各种不同意见的反应，也体现出美国药品管制强势之传统。尽管欧洲也曾更严厉地打击，但只有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报之以强硬的药品立法，而且数量众多。被广泛报道的一项由医师威廉·瓦德尔（William Wardell）于1973年完成的研究发现，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英国引进的药品数量是美国的4倍。紧接着的一项研究是由约翰·霍普金斯临床药理学系的主任路易·拉萨尼亚（Louis Lasagna）和瓦德尔于 1975 年完成的，他们发现在药品准入上，与法国、英国和德国相比，美国滞后1—2 年。
某种治疗高血压的特殊药引进欧洲10年后才在美国注册，瓦德尔因此怀疑许多病人正是因药审时滞而死亡的。1985年，一项研究发现美国注册一种药品需要 30个月，而相比之下，在法国和英国只需 6 个月；同时还有其他研究显示，在英国有12%的药品在引进市场后被发现不安全，相比之下，美国则只有3%，这表明在美国的确存在一个更加严格的药品审批程序（参见Wiktorowicz,2003:625; Ceccoli, 2004）。
尽管有关药审时滞的争论催发了启动放松管制的热情，但药品监管改革的问题并非一蹴而就。例如，一种被瓦德尔提出来作为例证的重要药品——醋氨心安（Practolol）——其实没有必要被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但之后有例子显示它的确存在严重的副作用，并*终停止在欧洲市场销售（Wright, 1975; Daemmrich and Kruchen,2000）。尽管这个案例媒体没有过多宣传，但这又一次证明 FDA 是对的，而其他国家则错了。当分析师们在类似案例中竭力评价和权衡因匆忙审批而给欧洲带来的苦难时，药审时滞在其他案例中已经使美国人民避免了苦难，FDA的这种不确定性意识保证其审慎路径一直贯穿于20世纪70年代。沙利度胺的故事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解释：作为制药产业掠夺的传说；作为对科学技术自由发展之风险的警告；作为一个寓言而体现出评估复杂社会风险的困难；作为一条路径让我们学会如何在社会中定位科学。但与其有关的*令人震惊的事实在于，在这个案例中，正是自由放任的美国——也即号称憎恨政府干预，据说*青睐市场的国家——却*成功地运用了国家行政力量保护了消费者的利益，以免消费者受到制药公司兜售危险药品的侵害，尽管这些药品在所有集权主义的欧洲国家中大受欢迎（Carpenter, 2010）。
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所有的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都坚持声称美国是一个自由的（liberal）国家，它具有*小化政府干预的传统［在此用“自由”（liberal）一词，指的是*古典意义上的权力*有限的政府］。在社会学中，有些分析家认为，国家在政治经济上的不同，来源于不同的文化模式，而美国的政治文化“偏向于强化市场机制，从而保证经济自由和有效增长，并且防止政府以各种其他方式胡乱管理经济生活”（Dobbin, 1994: 24）；而且美国还“声称自己与其他任何经济体制相比，都更符合自由放任的理想，并牢牢立足于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主流”（Fourcade, 2009: 254）。另有观点解释说，由于美国劳工运动较弱，以及缺乏一个背靠劳工的政党，因此无法通过有关“修正市场配置条件及其分配结果的政策”（Korpi, 2006: 173; Korpi, 1983）。在政治学领域，以比较政治经济的主流传统，即“资本主义多样性”之路径来看，美国被视为“自由的”政体，其中“放松管制通常是*有效的改善经济协调的途径”（Hall and Soskice, 2001: 9），解决经济协调的问题，会通过立基于市场的政策而非立基于国家的政策，而政府干预仅仅被用于强化而非破坏市场结果。具有同样强大传统的历史制度主义者认为，美国的国家主义之所以无法发展，乃因为在政治结构上存在多重制衡（Steinmo, Thelen, Longstreth, 1992）。在经济学中，两位杰出的学者*近已经对国家文化观点作出了某种似曾相识的歪曲，他们认为美国的种族异质性导致其持续偏向于*小政府干预，原因在于公民认为政府干预将有利于其他种族群体（Alesina and Glase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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