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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喜仁龙得到民国总统特许，考察了民国政府驻地中南海、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并在溥仪的陪同下，进入故宫实地勘察和摄影，包含500张罕见老北京建筑照片＋20余万字实地勘察记录。本书正是这次考察的精华集锦。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原名《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首版于1926年，如实记录下了中南海、北海、圆明园等皇家园林的原貌，全面展现了紫禁城的城门、角楼、殿宇等建筑的结构与装饰特点。下册原名《北京的城墙和城门》，首版于1924年，详细考证了北京城墙和城门的建筑构造和历史变迁。这是现存记录老北京城墙和城门翔实可靠的文献，更是后世学者无法超越的经典之作。
全书共分五部分：《扬子风景》《北京美观》《中国风景画》《中国南与北》，以及《中国庭院中的女人》一书中的插图。
《扬子风景》初版于1926年，收录了50张长江三峡风景照，包括12张手工上色照片，堪称中国摄影艺术的精品，作者因此被提名入选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北京美观》初版于1920年，收录了66张北洋时期老北京的照片，记录下了风云变幻时期北京*后的辉煌。2008年9月，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联合主办了“1860—1930：英国藏中国老照片”图片展，《北京美观》中的30张照片作为压轴展品*后登场。《中国风景画》与《中国南与北》均初版于20世纪20年代，各收录30张北京、上海、杭州、苏州、宁波等地的风景民俗照片。《中国庭院中的女人》初版于1914年，收录了12张反映江南水乡风土人情的照片。
全书由《燕京胜迹》《美哉中国》与附录三部分组成。
《燕京胜迹》初版于1927年，由胡适作序，慈禧太后御前女官——德龄公主参与撰文。共收录北京建筑风景照片70张，其中手工上色照片12张，首次展现出中国宫殿庙宇华丽的色彩，堪称20世纪20年代*精美的摄影集之一。《美哉中国》初版于1930年，共收录中国各地*艺术性的照片42张。附录部分包含《天坛》和《常见之华人容貌》两本相册。
【作者简介】
喜龙仁(Osvald Sirén，1879—1966)：20 世纪西方极为重要的中国美术史专家，曾担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艺术史教授、瑞典国家博物馆绘画与雕塑部主任馆员等职，首届查尔斯•兰•弗利尔奖章获得者。1916 年起，相继赴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日本名校讲学。1920 年起六次来华，并深深爱上了东方艺术。对中国古代建筑、雕塑、绘画艺术研究极深，代表作有《北京的城墙和城门》（1924）、《中国雕塑》（1925）、《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1926）、《中国早期艺术史》（1929）、《中国园林》（1949）等。
唐纳德·曼尼（Donald Mennie，1876—1944）：著名风光摄影大师，1920—1940 年间中国沿海地区*影响力的外国商人之一。1876年出生于苏格兰，1891 年开始在药店做学徒。19 世纪末来到北京工作，后前往上海，任上海屈臣氏大药房董事经理。义和团运动期间，他加入了公共租界的准军事组织——上海义勇队。从1903年起，他多次在上海业余摄影协会举办的活动中分享自己的摄影经验，先后出版了《北京美观》（1920）、《扬子风景》（1926）等摄影集。1943 年3 月，被日军关入上海龙华集中营。集中营内恶劣的条件导致他的健康状况极度恶化，不幸于1944 年1 月病逝。
赫伯特·克莱伦斯·怀特（Herbert Clarence White，1896—1962）：1896年出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4岁时跟随父母回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生活。祖父母是著名的时兆出版集团的创始人，受他们的影响，很早就接触到了出版和摄影。1922年秋，他来到中国，与孪生弟弟詹姆斯·亨利·怀特一起在北京一所语言学校学习，被民国总统引为座上宾。后至上海，在家族企业——时兆出版社任艺术总监，并成立怀特兄弟艺术公司，指导和培训中国的艺术家。在华期间，他与弟弟一起，拍摄了4000余张展现中国建筑与风景的照片，先后出版了《燕京胜迹》（1927年）、《美哉中国》（1930年）两本摄影集。
詹姆斯·亨利·怀特（James Henry White，1896—1954）：早期经历同哥哥一样。他于1921年来到中国，离开北京后，成为一名专业摄影师，同样任职于上海时兆出版社。他和妻子一起在北京、上海生活了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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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老北京
当下的北京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喧嚣、拥挤、行色匆匆；那个宁静、优雅、文明，慢节奏的老北京却渐行渐远，人们甚至没有机会，更没有可能再回望那消逝在远方的老北京背影。有机会阅读约一百年前瑞典学者喜仁龙的这部《老北京皇城写真全图》，让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是一种美的享受，也让人生出不少感慨。
喜仁龙（Osvald Siren），瑞典著名美术史家，1879 年生于芬兰，后毕业于赫尔辛基大学，一度任职瑞典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后为斯德哥尔摩大学美术史教授，对西洋近代美术史有精深研究，著述颇丰，享有世界声誉。1916 年起，相继在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及日本一些名校讲学。1920 年起，数度来华访问，并深深爱上了古老的东方艺术，由此开始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著有《北京的城墙和城门》（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1924）、《中国雕刻》（Chinese Sculpture，1925）、《北京故宫》（The Imperial Palace of Peking，1926）、《中国绘画史》（Histoire de art anciens，1929—1930 年）、《中国花园》（Gardens of China，1949）等。这些作品不仅向世界介绍了古老的中国艺术成就，而且对中国文明某些侧面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尤其是其对北京城墙、城门、皇宫、园林的研究，至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记录并留下了重要的历史信息。
喜仁龙对北京皇宫、城墙、城门的研究，得益于特殊的历史机缘，除了本书前言提及的著名汉学家伯希和，以及后来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周谷城，*主要的是喜仁龙得到了那时中国政府，尤其是仍居住在紫禁城里的宣统皇帝及其皇后的热情帮助。中华民国内务部给予喜仁龙特许权力，专门委派民国大总统的一位特别助理协助他考察民国政府重要的办公地中南海，并在溥仪夫妇陪同下考察紫禁城内许多建筑物。这些只有皇室成员才可能使用的寝宫，此前不曾有外人进入，更不要说外国人了。喜仁龙利用这个机会拍摄了大量照片，紫禁城、中南海、颐和园，甚至圆明园那些断墙残壁建筑物、皇家园林，过去不曾或者很少被人拍摄过，这是喜仁龙给中国文明留下的*重要的影像记录。
喜仁龙非常珍惜中方的热情帮助，他利用当时*好的记录手段，给古老的北京留下了数百幅重要历史图片，以及大量考订文字。他的这部《老北京皇城写真全图》在国际学术界享有极高声誉，北京城市史研究泰斗侯仁之先生谈及喜仁龙的贡献时说：“作者对于考察北京城墙与城门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这在我们自己的专家中恐怕也是很少见的。而他自己从实地考察中所激发出来的一种真挚的感情，在字里行间也就充分地流露出来。他高度评价这组历史纪念物，同时也为它的年久失修而伤心。在考察中，他的观察细致、记载不厌其详，这是十分可贵的。”
在喜仁龙笔下，老北京布局合理，环境优美，美不胜收，是世界都城建设中的典范；它融汇中西，又极具中国特色，让观察者一眼望去过目不忘，而又清楚地知道这是中国，是北京，而不是与世界其他首都雷同的一个大都市。
然而，让喜仁龙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在他考察、记录这些世界瑰宝之后不过半个世纪，这些人间奇迹竟然消逝了。从大历史视角看，这个历史性损失，是多少发展都换不回来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过去几十年，国内外知识界有无数讨论，但我们依然无法从这些争论中找到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
从历史的观点看，不论北京的历史上溯到哪里，但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其实主要还是到了 10 世纪之后北方游牧族群崛起。游牧族群南下，中原王朝阻断，经过几百年僵持、拉锯，至蒙古人崛起，游牧族群政治重心不断南移，北京的重要性开始显现。至朱元璋那一代英雄起兵反元，中原王朝政治重心渐渐地也由南而北。一个全新的北京渐渐在金中都、元大都附近兴建，至明代中晚期，后来世界闻名的北京大致成型。满洲人入主中原，仍接续朱明王朝将政治中心留在了北京，皇宫、皇城、内城、外城，也大致延续明朝架构予以增减、修补，并没有在框架、风格上做很大调整，清朝人很谨慎地守护着这笔已有几百年历史的文化遗产。
清中期，西方因素进入中国，中国也没有如后世所想像的那样拒斥西方。伴随着中国经济在 18 世纪的增长，清帝国利用经济增长在北京修筑了新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圆明园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实物了，但从各种历史文献中可以体会，这是一个真正容纳中西文明因素的尝试。因为是尝试，这个巨型建筑群并没有贸然在已成型的北京城里施工，而是谨慎地在老北京外面很远的地方选址。这一点对后来尤其是 20 世纪中晚期、21 世纪初期北京几次发展机遇应该具有启发意义，但不知为何，后来的历史学家并没有人对此进行相关研究，没有建议决策层在推动发展时，注意新旧区隔，注意新旧建筑风格的协调，不仅要发展新的，也要注意保护老的。
到了清代晚期，随着外国因素在北部中国风靡，天津已经成为北方*洋气的现代城市，其西化程度在很长时期内一点都不比南方的广州、上海，甚至香港弱。但是我们仍然应该注意到，尽管欧风美雨已经吹到了渤海湾、大沽口，晚清政府并没有贪婪地将这些因素引进京城。晚清、民国早期，相当一部分达官贵人将天津视为*生活情趣的现代城市、北京的后花园，他们可以风尘仆仆往返于京津之间，但绝不让一个古老的北京因欧风美雨弄得不伦不类。这一点，不仅清朝统治者坚持下来了，即便是后来的中华民国，继续将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大致依然坚持了这个原则，让北京的轮廓、风格大致不变。我们看北洋时代北京城里增加的新建筑，他们一方面不敢破坏北京城区的基本结构，另一方面不敢在建筑样式、风格上喧宾夺主，更不敢以发展的理由，毁掉几百年的有形建筑。
北洋时代结束，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北京变成了北平，这对北京来说是历史发展的低谷。但从城市风格、文明传承角度而言，低谷时期的北平，建设少，破坏也少，1928—1937 年十年间，北京留下的值得注意的建筑寥寥无几。
1937 年之后，北京成为沦陷区。日本人曾一度规划北京，虽然我们今天反对日本人对中国的野心，但我们如果仔细研究日本人那时提供的北京发展方略，也必须承认日本人的严谨，不苟且。他们不是在北京已有框架里加减，而是像清代中期接纳西方时那样，大手笔在老北京之外开建一个新北京，注意新旧协调，注意生活方便。
从这个大思路回望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梁思成、陈占祥提出的“梁陈方案”，我们很容易理解其意图就是既要维护传统，又要开出新路。他们在西部城区开建新城的想法，与清中期修建圆明园，与日本人规划新城区，具有相通的学理基础。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政治领导人放弃“梁陈方案”，而选择了苏联专家以天安门为中心重组新北京的方案呢？对于这个历史性困扰，学术界这些年已有很多争论。这些争论说得都有些道理，但有限制与不足。我能提供的一点思考，就是当时各派都没有弄清究竟应该怎样给北京定位。新政府希望北京是一个集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经济中心为一体的新型首都，因而北京后来有超大型的钢铁厂、化工厂，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优质教育资源，当然还有庞大的军事指挥系统、政务系统。
这个方案的局限性在于，决策者没有充分考虑到区域分工的重要性，不知道明清以来中国政治中心究竟是怎样与外部协调的。我们看到，明清时期，北京就是一个纯粹的政治中心，是不事生产的消费都市。北京所需要的一切，差不多都是从外面调运，因而先有运河，后有海运，直至后来的铁路。为什么那时的北京不主张建设一个“全能城市”，实现自我供养呢？这里面一定有其道理。再比如，在晚清对外开放的大格局下，天津迅速成为北方大港，超大型商业中心，北京为什么没有与天津争夺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呢？其实，这里就有一个区域分工问题，有个效率优先原则。
所谓区域分工，如果我们看晚清会发现大直隶与今天我们说的“京津冀一体化”是一个意思。直隶总督府并不是设在北京，先是设在保定，后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负责相当一部分外交事务而移驻天津，依然不是移驻北京。晚清政治格局中有很多可以批判的地方，但我们必须承认那时的北京尽管不洋气，但*有文化，舒适、宁静、温馨。北京不是大而全，也不是小而全，而是尊重分工，只是一个纯粹的政治中心，只承担着政治的单一功能。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今天的北京已经是世界上*的几个都市之一，也是世界上*不方便生活的几个城市之一。北京未来发展的路还很长，北京怎样汲取历史上的经验，不犯历史上同样的错误，还很值得研究。
老北京已成为往事，温馨的回忆，大约只能在书本中寻找，这是我愿意推荐喜仁龙这部《老北京皇城写真全图》的原因。这也是沈弘教授编译“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的一种，借此向沈兄以及出版策划赵省伟兄表示祝贺，感谢他们为读者提供了一本极具内涵的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