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因个人好恶写历史，重视历史背后的因果关系，为历史正本清源。
【内容简介】
本书贯穿黄仁宇 “大历史”观，集合了其历年来的精彩演讲、访问及评论，对其所有著作中的观点进行补充，并对读者有疑虑的地方加以解说，可称得上是其著作的精华解释。目的仍在于从各种历史故事中探求中国历次改革的得失及今后的出路。
【作者简介】
黄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 其后赴美攻读历史，先后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纽约州立大学New Paltz分校副教授、教授（1967-1980）。曾至英国剑桥协助李约瑟搜集整理研究有关《中国科学与文明》的材料（1972-1973）。参与《明代名人传》的编写工作（1972-1973）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1979）。
【目录】
目 录
大历史不会萎缩
大历史带来的小问题
个人经验与历史
——对于建立新史观的初步反省
如何修订他的历史观
如何确定新时代的历史观：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导 言
（一）中国需要大规模改造之由来
（二）近代西方政治哲学与经济思想之大势所趋
（三）中国现代史之轮廓
（四）中学为用的缘由及应赋予的考虑
（五）“用”必须因“体”而调节
（六）结论
附：拟“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答客问
中国近代史的出路
（一）传统中国的财政与税收
（二）过渡期间的社会与经济
（三）现代的展望
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
从珍珠港事变说起
历史传统与地理条件对近代改革运动的影响
——从拉吉夫·甘地被刺说起
（一）改革步骤的三部曲
（二）历史与地理条件决定各国的改革模式
（三）中国的改革必须合乎国情
（四）回教国家的发展深受宗教的影响
1945年的上海
“一国两制”在历史上的例证
资本主义与21世纪
（一）资本主义
（二）历史上之衍进
（三）因资本主义而产生之战时共产主义
（四）21世纪之展望
从历史的观点看东南亚金融危机
世纪交替的回顾与前瞻
中国的经验
掌握人类知识之全豹
道德与技术之间
附录 《大历史不会萎缩》编者说明
【前言】
大历史不会萎缩
虽说我引用了“中国大历史”的名号，但大历史这一观念却由来已久。黑格尔纵论历史，早已奠定了大历史的哲学立场。汤因比分析世界各国文明，以六百年至八百年构成一个单元，叙述时注重当中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 factors）所产生的作用，也树立了大历史的典范，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写出：“人类的智力不能掌握着一切整体现象之起因，但是企望发现这些起因的需求却萦怀在人类灵魂之中。人的智能还不能查验得出来各种现象的繁复情形，首先抓住*项近似于起因的事物，立时叫说：‘起因在此!’”
在历史事件之中（人类的行动成为了观察的题材）首先*原始的猜拟即是鬼神着意于此。以后则提到站在历史前端的人物之志愿——历史中的英雄人物，有志于此。但是一个人只要透视到任何历史事件之真谛，看清了多数人参与的情形，即会了解历史上的英雄并没有掌握着群众的全部行动，而实际其本身尚被掌握。表面看来，我们这般那样去领略历史事物之意义无关宏旨。可是有些人以为西方人向东方进军无非因为拿破仑有意于此；还有人则以为此事之发生，因为它必会发生。二者之间有很大差异。有如一些人以为地球静坐，各星球绕之而行，周而复始。还有些人则索性承认他们不知道地球何以会被持放于空间，但是知道它的运转和其他行星的运转受自然法规的支配。历史上的原因只有一个诸种原因的总原因；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原因。但是，各种事件的发生受各种规律支配，这规律有些我们茫然无知；有些则即将摸索到手。要使发现这些规律成为可能，首先即须排除当中某一人之意愿可能为一切之起因的想法，正如发现星球运转之规律为可能，只要放弃“地静说”。
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在他的小说《日瓦格医生》 （Doctor Zhivaqo）中自承受托尔斯泰影响。书中借着日瓦格医生失去拉拉时的沉思提及：历史无法眼见，有如草叶滋长的过程中，无人能目睹其成长。
以上的铺陈包含着两项启示，历史学家不可不察。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之中提出一个一切起因后面有一个总起因的说法，和佛教华严宗“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解释接近。但是西方思想家认为这总起因人类无从了解。即加解释也属于神秘主义（Mysticism）的境界。有如现代天文学家认为宇宙之创始由于200亿年前“一声大响”（Big Bang）使各种物体膨胀而起。将来又若亿年之后太阳上的能源用尽，太阳系统内生命同归于灭。此中意义何在?纵加解释，也属于宗教而不属于历史学。
第二，归而求诸次，我们倒可以发现各种事物相互关联，有如星球相互的运行，都受客观规律的支配。当中各个人领导的力量小，而群众运动由非人身因素作主的力量大。如果我们按照这种提示摸索过去，在发现各种规律之中，必然会勾画出来一个大历史之轮廓。我的经验，则这样写来的历史，前后连贯，也中外联系。如果一个历史学家笔下所处理的明清史与秦汉史全然无关，或者只能在外表上比较而不能在发展的过程中亘世纪或贯穿千百年地互相印证，当中必有蹊跷。而且将历史中的非人身因素不断地追索回去，*后必及于所述国家的天候与地理。
中国历史的原始资料又富于编缀大历史的线索。
举一个例，东汉之末的曹操过去曾受不少历史学家唾骂。野史中的许子将称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孙盛著的《杂记》又谓他自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还有他所颁发世称“魏武三诏令”的文书求才，内称有品行的人不一定有才能；有才干的人不一定有品德。他需要的是能臣，而不是守规蹈矩之士。这样更招致攻击。有了这样一个枭雄当权，自己逼宫，儿子篡位，怪不得廉耻丧尽乾坤颠倒，引起中国一段长期分裂的局面。
可是我们仔细读他的《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原文是一篇自传。内中说及他当初洁身自好，无意过度地发展，但是事不由己，总是环境逼迫，一步继一步地逾越当初界限。“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已］慕虚名而处实祸也。”这样说来他的冒险犯难尚是个人的牺牲。文中又表现当日分裂的局面已成，他实在是挽狂澜于既倒。“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所以他在这时候还想勉强维持一个统一的局面，已是费尽心力，只有不顾本身名誉不较身家性命利害。
这还只算他自身的辩让。我们再读《三国志》里的《魏书·武帝纪》，他*初“举义兵以诛暴乱”，辞大将军衔以让袁绍。不愿加害刘备，自称“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称毕谌：“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他的建安八年令修郡县文学，尚且称：“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至此仍不乏传统道德的作风，直到一切无效，才提倡只求才不顾德。
以上本纪也仍可能是宫廷史官谀饰之辞。可是曹丕逼着汉献帝逊位后，司马炎又逼着魏主曹奂逊位；司马家之晋朝尚有八王之乱，兄弟叔侄称兵厮杀；随着北方有五胡十六国，南有宋齐梁陈，经过三百六十九年的混乱颠簸才有隋文帝的统一。这局面绝不可能由曹操一人负责，也不能再因循于抽象字眼，用“黑暗”“淫酗”和“腐化”等搪塞。因为那样仍是以传统的人身道德为一切事物之根源，也仍是强不知为已知。
这样一来，大历史逼着我们寻求技术角度（而不是道德本位）的解释。有如冀朝鼎的“关键经济地区”（key economic area）说，据此解释，当日的魏、蜀、吴各具备内部自足的条件，向外交接困难。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则注重游牧民族的生计始终不能与中国精耕细作配合。塞外的“游牧周期”则与中国内地的“朝代周期”相盈亏；彼合则此分，此短则彼长。古籍的记载也提及公元300年前后大规模水旱蝗灾迭至，各方都有驱饥民作战的趋向。又自东汉“黄巾”叛变后各地筑坞，村民随着豪宗巨族武装自立，以后即在胡汉混居的地区，村民也作“堡壁”，互推“盟主”。这都是妨碍统一的因素。直到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后，人口迁移，由北向南，由西向东，原始耕地也不断开拓，一般生计舒展，计口授田成为可能，大规模的胡汉通婚，下迄闾阎，上至帝裔。不仅北魏拓跋氏自动汉化，即隋杨王朝和李唐王朝也全是胡汉混血。隋炀帝又凿运河，沟通南北间的交通。尚且因着隋唐的统一，重订科举制度，“学者皆怀牒自列于州县”，亦即不待征辟，用人全部公开。
有了这些例证我们才知道由秦汉的“*帝国”进展到隋唐宋的“第二帝国”，不仅范围扩大，而且在某些方面变质，因之魏晋南北朝当中的一段改造期间才如是旷日持久，更因着科举制度我们倒看回去可以想象当东汉陵夷而至三国时官僚组织已被巨家大室垄断。袁绍一家“四世三公”，“门生故吏满天下”，由学阀而变为军阀，官渡一战能动员十万人，用粮车一万辆。这样看来曹操之求贤并不是偏要推恩遗爱于无德之人，而是剔除当日“孝廉”的一个被包办垄断、并不合时的观念，只是积习难改，即曹魏用九品中正之后，也仍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又直到隋唐之间，印刷品问世，教育普遍。又直到唐高宗武后殿试亲自询问应试学者，才使整个官僚组织变质。
如此在大历史的角度看来，曹操是好人或坏人，不是问题的关键，他无从掌握全部群众运动。他自称“本志有限”，被时代的潮流逼迫，应为可信，也与*自称“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近接。*多我们也只能说他是进展至魏晋南北朝时历史上之经纪人和历史之酵素。他一生征伐，象征着秦汉帝国业已崩溃，隋唐宋帝国尚未登场的阶段之启始。
我*次用“大历史”的名目是在1985年，用在《万历十五年》台北版的自序，又在同时我写了一篇时论，自署标题为“中国长期革命业已功成——五百年无此奇遇”，在纽约发表。编辑先生虽然接受了这篇文字，但是觉得标题过于刺眼，改为较为含蓄的“个人经验与历史”付印。
这文字的要点我以后在不少书刊里重用，也在电视讲演时道及。其内容亦即是用宽广的视界，长远的眼光，检讨中国近百年的遭遇。计有：
◎中国在20世纪的长期革命是世界史里前所未有的事迹。以一个中世纪的国家，工业条件未备，去拖垮一个先进国家，已是令人惊讶。而八年抗战之后又接着四年内战，更逼着放弃东方传统去接受西方标准，至此中国历史才与西洋文化汇合。
◎这个过程中蒋介石与当日的国民党，创造了一个新国家的高层机构。这包括统一军令的国民党军队和征兵法，法币和主持它的中央银行，新教育制度和各种军事学校。只是草创伊始，免不得马虎将就。
◎*与中共的贡献在于翻转基层组织。虽然经过反复，现在看来其程度亦超过北魏以来至隋唐之均田。
◎邓小平及其继承人的工作则是重新修订法律，敷设上下间的联系作为永久体制。台湾则以1953年的“耕者有其田”法案完成类似改革。
我写得多了，有些读者也看得多了，就有一位书评家写出黄仁宇“执拗而自信”，而且不论我写什么，总要把中国大陆写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这不是我的立意。我用的是归纳法，不是演绎法，重综合而不重分析。以上四点有目共见，现在我用这结论作假说，倒看回去，将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对我个人而言特别是明代史）、西洋史、日本史、个人观感、人物传记（如*近阅及的蒋介石日记）整幅重新修订。有如托尔斯泰所说，世事如行星相互运转，举一而反三，彼此互证。我要核对以上结论是否合理，是否与古今中外的事例不悖。这并不是所谓旧瓶装新酒，而是大规模打开门面，有如自隋唐的体系重新估计魏武，固然以旧迎新，也以新问旧，凡事都在再度审订之列。在我看来迎接新世纪的来临，这不过是初步尝试，以后所有历史书籍都将要如此向前修订。
迄今我没有失望气馁的理由，英文版《中国大历史》已出“世纪新版”（Turn of the Century Edition）。日文本已再版，韩文版也大致翻译就绪。《放宽历史的视界》经过大幅整理，也望在今秋（1994年）出英文本。我整理过的一部分蒋介石日记和附属资料早已译为英文，又加入附注七百余条，已先于《中国历史研究》季刊（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去年及今年两次专号载出，也希望明年刊为专书（书中证明他经常为侧后环境操纵，无法独行其是）。日文本则仍由东*方书店筹备。
大陆方面的简体字版除已有《万历十五年》及《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之外，我已校对过《中国大历史》和《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的新版。《中国大历史》第二十章也早于1993年8月号《读书》月刊转载。现今大陆不少的人士，已熟悉于大历史眼光中对中国长期革命的四点看法。
十二年前我提及邓小平等重订上下间法制性的联系一节，当日看来事属渺茫。但是近年因着大陆经济的展开已逐渐成为事实。有如*基本的法律如公司法、劳动法、对外贸易法和民事诉讼法都于近年公布。如此立法工作不断展开已引起外界注意。今年3月18日《华尔街日报》的社论提出：“中国的公民和国体已经开始控诉政府违法，促成全面的改革。”也提到：“中国趋于法治之前，首先则必须订立一套绵密的法律。”这社论虽然仍对中国政府指摘，但其重点则为“这是好现象”。3月21日的《纽约时报》社论更用“中国向法治的表征”为题，指出：“长久的自由须要法治。中国的新改革使内外人士获有立足点，继续促使北京向这方面前进。”
叙述至此，我因为过去的经验深切地感到我对读者的责任，不得不额外交代：
今后中国的法律应当是西方型的法律，但是又要折衷中国现状。西方主流思想人性为恶，好色好货之心，人皆有之，贪婪之心，人皆有之，法律只防治人之为恶时侵犯旁人，贻害社会，并不勉强各人为善，良心上之事教堂主持。这在中国施行左右都是甚为艰难之事。
我见到不少年轻人，自称根据“理性”，不顾法律上技术因素，主观地“以天下为己任”。这样做得好可能使传统式的党事复活，做得不好使红卫兵造反的情形再现。这不是我们的希望。
这当然不是说年轻人都应抛弃责任独善其身。中国不能在过去施行法制，乃如汽车未备，公路不修，无从先装上红绿灯。现今则局面打开，新社会因经济发展而成长。我毋庸烦叙。我们虽不能在一分一秒的时间内目击木叶之成长，在长时间却可以体会它在继续成长，而且无从后退。
【书摘与插画】
大历史带来的小问题
大历史带来的小问题
我们假设有这样一个故事：周立禺中学刚毕业时值对外留学开放尺度，他的父母立即措资使他到美国上大学。初时他不肯去，因为当时他热恋同班的张惜音，果然，他还在爱荷华州忙大考的时候她已和人订婚；等他获得学士学位回国她已结婚。而周立禺仍是孑然一身，而且美国学位也没有当初想象的有用。五年之后，立禺想起当日父母催逼自己勉从的一段经过，不能无介于怀。
他又再度游欧，十年之后自己的婚姻事业也有了成就，张惜音则在离婚之后酗酒。立禺再看到她的时候前后已判若两人，他就难于想象自己当初何以会爱上她……再隔五年十年旧梦重温必更有不同的看法，往事本身的基数未变，他和她对过去之观感则因以后的发展而转移。
在某些地方我们每一个人也就是周立禺或张惜音。我们也都是各人未出版之自传的作家，也经常对我们心目中之自传经年累月地不断修改，修改起来的时候，不仅前后措辞不同，即取材也有很大的差别，以前认为重要的转折点今日可以置之不顾。当初忽视的机遇，今日看来实为成败关头。
个人经历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遭遇和发展亦然。这种说法对1990年代的中国人用意长远，因为过去的七十年，中国已经历过一段跨时代的大改革。1920年间中国面临一个类似于魏晋南北朝的局面（南北即有广州与北京两政府），今日则有似于隋唐之勃兴，过去需要三百多年的动乱作背景，在20世纪只花了七十年渡过此难关，不止此也，中国之历史现已与西洋文化汇合。
“你真有把握确是如此?”你可能这样问我。
用不着问我。你只要反躬自问：你的衣食住行、脑内的思想、口头的词汇、家中生活习惯、婚姻关系、所受的教育、所承担的工作和所创造的事业是不是与1920年代你父祖所经历的全然不同?这不可能全然由于你个人之选择，而是侧后的社会背景已经过一段改造、遭遇到一段大变动之后，人与人的关系，已有了一番整体之调整。从大陆一次迁徙到台湾的人户即二百万，早岁金门御敌，今日大陆观光。过去七十年有了乾坤颠倒山河变色的经验，今日海峡两岸尽力通商，都希望在商业条例之中，坚定了管理新社会之原则。
这时候如不修改历史何时修改?
一百五十多年前有鸦片战争，兹后外强在中国保持着领事裁判权，主要的原因则是中国仍是几百万农村组成的大集团，本身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因对外贸易带来的繁荣，也只限于通商口岸，很难在租界之外发展，今日则已脱离这局面。抗战刚开始，胡适即说中国是一个中世纪的国家，要慎重将事，这些情形都能和今日局面对照解释得前后连贯。又不止此也，如果我们把秦汉当做“*帝国”，隋唐宋当做“第二帝国”，明清当做“第三帝国”，各以其财政税收作行政之张本，则全部经历与今日对照，也可以将当中大变动解释得明白。我们更将英国与荷兰在16、17世纪，经过变乱从农业体制进入商业体制的情形，与今日中国比较，也能说得互相衔接。在今日台湾与大陆提议邦联或联邦制的时候，则四百年前荷兰的例子更可供借镜。
将此中宏观情貌写为历史，则为“大历史”。
这大历史不可能与传统之中国通史同一篇幅或结构。主要因为今日中国之社会不论在大陆或台湾，均与传统中国社会（即胡适所说中国是一个中世纪的国家）有了至远之距离。在改造过程中，前有八年抗战，中国动员三百万至五百万之兵力，以全国为战场，在统一军令下与强敌作八年生死战，此已为洪荒以来之所未有，而接着又展开约四年之内战，更在世界史里难于找到类似例子。这突出发展，即不可能被传统之篇幅容纳，抚今追昔，我们一定也会将王安石变法、清朝入关等事迹解释得与以前不同。前面已经说过：以前认为重要的转折点今日可以置之不顾，当初忽视的机遇，今日看来，实为成败关头。
◎《中国大历史》中文本于1993年10月在台北出版。首先编辑先生即已慎重将事，在封颜之背面说明这书“虽然是通史性的论著，却突破了传统通史的格局”。可是所遇到的书评，仍大部分以脱离传统规范相指责。
王汎森先生在《中国时报》“开卷”的书评，出于善意。他说：“（此书）有时未免作了太过印象化的概括，读来竟像是一个外国人在描写中国，不过，这种写法也使得黄先生的文字和叙述有一种异于传统通史教科书的新鲜感。”他又指出我的书“（以）问题为纲领切取中国历史中的某些面相，作一高度概括性的叙述”。
这都不失为持平的批评，我既认为中国历史至此已与西洋文化汇合，则从外看来与从内看去已无不能调和之差异（我只希望人人如此，至今还有很多外国人以为我之“大历史”过于中国本位），缘于前述中国人之衣食住行、脑内的思想、口头的词汇都已经过西洋文化之冲击而作全面目之调整，王先生自己的文字即已表示着高度的外文之影响，如“作者似乎过度强调财税等物质的因素，而忽略文化层面的历史作用”，非熟练于西欧文字者不能随意写出。
可是我的辩论也源于这温和的批评。我们今日所谓“经济” （economics）的束缚，本身即是文化层次的产物。既以吏部与天对、户部与地齐，每一朝代在创制的阶段即已充分地利用了传统的政治哲学及宇宙观。明朝的赋役更强烈地表现了明太祖的复古思想，这可以从他所颁“大诰”及在户部迭次训话时看出（注意梁方仲认为明代虽在后期行一条鞭法，其范畴不出于“洪武型”）。 六百年后我们将这题材视之为一个技术问题，当初朱元璋提倡“藏富于民”指斥桑弘羊与王安石，却已将赋役视为道德问题。
《中国大历史》既已将题材高度压缩，又以问题作重心，即不能如传统的通史，将哲学、美术、经济各分一栏论列，本来这些区隔无非是学院分工的办法，与历史成综合性的发展本身不同。在以归纳法为主旨的眼光看来，我并未忽视文化层面的重要，儒家之“克己复礼”，我以通俗文字“孔子所提倡的自身之约束，待人之宽厚，人本主义之精神，家人亲族之团结和仪礼上之周到等等”在书中提到八次，提及孟子也有九次，而且此书以白居易的《长恨歌》开卷，以康德所述“事物自身”参入结论，当中提及杨朱、墨翟、董仲舒的宇宙观（未具名）、张衡、王充、玄奘、苏绰的根据周礼立制、宋朝之理学、清初之“实用主义”等等，也不能算是忽略文化层面的历史作用了。至于每一题材只能用一两句综述，则因全部资料业已高度压缩，并已在实用的场合中论及。
况且在20世纪之末期，我们提及文化层次，也不能限于传统的经典著作，我书中更叙述秦俑、汉瓦、敦煌石窟、《清明上河图》和《白蛇传》，则因不常见，较诸书为详。
至于龚鹏程教授在《中央日报》的评论，则可算作恶意的抨击，他除了全面否定《中国大历史》的立场外，并且对作者作个人指向（adhominem）的否定。他说及我在研究明代财政的“成果”外，立即说起：“技仅止此，便欲纵论上下古今，可乎?”再说：“我读黄先生书，辄为其缺乏中国思想、文学、艺术……之常识所惊。”我以九十三个字来谈明代思想，“而且几乎全错”，既然如此，那他又何苦操劳写下这长篇大论的文字，又提及书中细节，并且预言“我不相信黄先生能妥善回答”?他的结论，要我“悬崖勒马”，用词似民国初年军阀之通电。
本来这样所谓“书评”毋庸作答，你讨厌我，我鄙视你，写来辩去，必成“骂街式”的文人相轻。只是在龚教授全面否定之余，我却不作答也要向我的读者解释。
《中国大历史》中文版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也受“开卷”十六人书评小组列入推荐书榜，英文版则早已经若干美国大学采用为教科书，也为台湾“行政院”新闻局海内外人员之参考。今年（1994年）夏天香港行政局一位议员即亲买一本赠港督彭定康，请他注意书中所叙。此书也经香港电视介绍，大陆方面除了《读书》已在第八期转载此书之第二十章外，已准备在北京出简体字版，日文版则经东京的东方书店筹措，预定在今年4月出书。此中必有无数为《大历史》奔走的朋友，以下是对他们的交代。至于书评内所述“只是由于他根本无力处理历史中非技术的部分”，则无法分辩，只有至必要时可将此文附刊于《大历史》各再版之后，同时读者也可参考我所著《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的“道学家”。《万历十五年》内《李贽》一章已综合我对明代思想史的看法，即将出版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更有提及王阳明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