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推荐
☆石璋如先生1938-1940年地方调查影像之整理
☆本图集通过比对石璋如先生同时期的日记进行整理，务求准确
☆通过石璋如先生所摄老照片，全面展现抗战期间昆明北郊农村的社会生活
【内容简介】
《龙头一年——抗战期间昆明北郊的农村》是一本摄影民族志，记录了1938—1940年间昆明北郊的农村生活。当时为了躲避战祸，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经历了四次搬迁，这些照片就是在第三次搬迁到龙泉镇时所拍摄的。当时该所的员工与当地农民比邻而居，在生活上产生了互动，在调查的基础上拍摄了数百张反映当时农村生活、风俗的照片，形成了当时农村风貌的写照。书稿共收照片351张，分为六大部分：龙头村与龙泉镇、农业、手工业、岁时祭仪、生命礼俗及新移民，分别进行分析阐述，全面展现抗战期间昆明北郊农村的社会生活，是民族人类学研究的一部较为重要的作品。
【作者简介】
石璋如，193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文学院，毕业后直接到中央研究院研习考古专业，历任助教、研究员等，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甲骨文研究专家。1945年去台湾，相继担任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台湾“中研院”院士等。2004年去世。
石磊，石璋如先生之子，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退休研究员。
【目录】
王序
自序
前言
一、龙头村与龙泉镇
二、农业
（一）稻作
（二）麦作
（三）蚕豆
（四）洋芋
（五）玉米
（六）油菜
三、手工业
（一）窑业
（二）建筑
（三）其他
四、岁时祭仪
（一）正月
（二）三月
（三）四月
（四）六月
（五）七月
（六）八月
五、生命礼俗
（一）婚姻
（二）丧葬仪礼
（三）送鬼
（四）神祇
六、新移民
结语
参考书目
【前言】
王序
石璋如院士（已故）是成就极高的考古学家，他投身于商周考古七八十年之久，出版将近二十册专书、百余篇论文，其成果之丰硕，在并世学者中并不多见；他在殷墟的田野中所建立的一套实作方式，到今天仍然在许多考古田野中延用不辍。
由于一九四六年“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的一项决议，石先生后来成为“中央研究院”少数聘期终身的研究人员，所以他一直到一百零三岁，仍然是全职的研究员。他不但是当时全世界*年长的考古学家，可能也是全世界*年长的公务员。石先生故逝之前，仍然每天投入研究工作，态度之虔诚、“野心”之大，丝毫不减于年轻人，充分表现了一位纯净读书人的生活典范。我认为韦伯（Max Weber）的《学术作为一种天职》这篇文章的标题，尤其是“天职”（vocation）一词，*足以形容石先生的学术生涯。
我注意到石先生除了商周考古之外，他的学术工作还有两个面相。*个面相，是记录他所亲身经历过而又有历史意义的活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年表》以及描写殷墟发掘员工的《殷虚发掘员工传》（遗稿）等文字可为代表。另一个面相，可以笼统地称之为生活史、民俗史。石先生每到一处，除了严肃紧张的考古研究之外，每每留心记录当时人所忽略而将来却可能有价值的生活史料。像《记绥远的粮窖》《云南华宁碗窑村的窑业》，到台湾后发表的《莺歌的陶瓷业》《杨梅土葬三步骤》等文章，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一九三八年，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当时许多学术机构一样迁移到西南。对于熟悉中原历史文化的人而言，西南边疆无异是一片田野的新天地，他们纷纷留下一批很值得重视的文字，像顾颉刚在这个时期所写的《浪口村随笔》即是一例。史语所的梁思永、石璋如等学术敏感度很高的学者也紧紧抓住了这个好机会。石先生在《考古方法改革者梁思永先生》一文中说，史语所搬到昆明北郊时，“我们住在龙头村，邻村的瓦窑村就是烧造盆碗的大本营，……步行到昆明时，在北门外转角处，有一家打铜壶的，……文明街的夜市上，有许多卖玉器的，……在另外一条街上，有一处铸铜佛的铺子，另有一家作乌铜的商店，为昆明的特有作品。还有银匠楼也作金器和镶嵌。这些种种的好材料，引起了梁（思永）先生调查手工业很高的兴趣，遂与我商量组织一个‘天工学社’，他任社长，我任秘书。我遂到昆明市刻了一方‘天工学社’的大印，虽然这个学社只有我们二人，正在筹备，没有社员，可是我们的工作很勤奋，不断的调查”（《新学术之路》上册，页365-366）。石先生调查的成果之一，便是这一本《龙头一年》。在一九三九年间，石先生在龙头附近拍摄了四百八十九张照片，记录了昆明北郊的农业、手工业、生命礼俗、岁时祭仪及当时涌入这个地区的“新移民”。
史语所创所以来，即非常重视照相。傅斯年先生在不同场合中一再提醒同仁“多照相”（如一九二九年二月十六日傅斯年致“川西民俗调查团”黎光明之信），他强调，在考古发掘过程中一张地层的照片或是民俗调查中的一张照片，所蕴含的知识往往超过千百个字的描述。目前史语所的各种档案中留下了大量的照片，与傅斯年的这个想法应该是分不开的，石先生想必也是这个理念的实践者。
石先生在生命的后期即已准备整理出版这批照片，并指定公子石磊先生实际执行。现在，经过石磊先生多年的努力，这本《龙头一年》终于完成，对于石璋如先生近八十年前的一段业绩，终于有个交代。至于石先生所留下的《殷虚发掘员工传》等遗稿，我们也将陆续整理刊出。
《龙头一年》的意义是多方面的，石磊先生在书中已有许多阐发，此处不赘。我个人粗阅一遍，对诸如“群相跳舞”“观望”、擂子、轮盘、擂釉、木匠、石匠、铁匠、铜匠、当地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及少数民族乃至当时史语所的工作人员及工作环境，都得到一种亲切的理解。对当地忽略牛耕而重手掘、不用脚踏而以手摇水车等现象，更感到好奇。
近年，史语所同仁对“图像与社会史”“影像与医疗”等题目兴趣很高，《龙头一年》在这个时候出版，更见其意义。历史语言研究所在过去八十年的发展史中，积累了许多富含学术意义的文字及影像记录，目前我们已经出版了《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黎光明、王元辉著，王明珂编校导读），《龙头一年》是第二部，只要人力许可，我们将陆续刊出这方面的材料，以飨同好。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所长 王泛森 谨志
2006年11月
【书摘与插画】
结 语
到过云南的外省人或许都听过或者读过“云南十八怪”的顺口溜。那是诉说在云南的社会中确实存在着十八种在外地人看来非常奇怪的事物，虽然十八怪的内容不尽相同，至少可以认定云南这一地处中国西南的边陲省份在习俗上确实与中国内地其他各省有着明显的差异，也可以说给乍到云南的外省人一种不轻的“文化震撼”。不过云南大部分居民的语言又给了人们另外一种不同的感觉，他们所讲的话是西南官话，与四川、贵州大部分居民所讲的相同。所谓官话，是一种中国传统社会官吏之间所讲的语言。传统中国有一种不在自己故乡做官的惯例，每个离开自己故土做官的人都不太可能熟悉他地的语言，于是就形成了一种在官吏间流通的语言，这就是官话的由来。官话在不同地区发展的结果又形成了不同的支派，那就是西南官话、北方官话与下江（江淮）官话之间的分别。官话之间虽有差别，但也有其相似性。十八怪与西南官话同时在云南社会的存在就说明了云南社会的特性：有着特殊性与相似性的强烈对比。
这种对比不但呈现在云南的大社会中，就连地处昆明北郊的龙泉镇也有类似的现象。这种现象我们可以用这本书加以说明。在本书中我们发现了许多的特殊事物，仅用以下的数种现象加以说明。（一）耕牛在龙泉地区虽然已普遍采用，但在居民的心目中仍以人工手掘的方式为佳：他们认为手掘的深度较深，对水稻的生长有很多好处，所以有钱人家的稻田多请工人采取手掘的方式；缺钱的人家因请不起工人，只好用牛耕代替手掘。这种现象似乎不见于其他的各省。这是否意味着龙泉地区所采用的犁在设计方面劣于内地各省，所以牛耕不能发挥它的长处？（二）从河流或水塘取水灌溉高处稻田的方式特殊：虽然水车的装置方式与常见于江南各省的相似，但操作方式却与江南各省有别。江南各省以两人站在水车的两侧，以脚踩的方式带动向上的木板推水流入稻田；龙泉地区则以两人站在水车的前方，以手摇方式带动向上的木板推水流入稻田。手摇与脚踩的区别在哪？是否意味着脚踩较能持久？（三）要出嫁的新娘由其兄长抱着上轿。这种习俗与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概念是相当抵触的。
至于相似性我们也可以在本书中看出：（一）男女两性的传统服装可见于全国各地的传统社会，甚至包括台湾；（二）民间采用阴历，元旦、端午、中元、中秋以及除夕等节日的表现方式虽然不尽相同，但大体上与全国各地是一致的；（三）祭祖观念与全国各地相同，虽然在表现的方式上有所差别。
另外，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过渡性的面向，而且是相当具体的：（一）在服装上可以看见传统服装与学生制服并存，年老妇女的宽松服装与年轻妇女的较紧而能显露曲线的服装并存；（二）年老妇女的缠足与年经妇女的天足并存；（三）城乡之间的差距大，直到一九三九年，龙泉地区仍然没有自来水与电灯的现代化生活设施，这与全国各地的情况是相似的。
之所以会形成云南这种特殊性与相似性的强烈对比社会特质，可能与它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发展有关。云南位于西南边陲，居民与内地各省有很大的差异，就以昆明地区的情况来说，彝族可能是这里的原住民族，加上地广人稀，这里才逐渐有外族迁入。早期因迁入的人口少就有融入彝族社会的可能，等到迁入的人口大于当地的人口时，外人带来的文化才可能在这里生根。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长期互动的结果才会酝酿出云南现有社会文化的面貌。外面的世界改变了，云南社会仍保持住原来的面貌，这就是形成云南社会特殊性的原因。在云南的传统社会与文化形成后，整个中国又面临了更坚强且陌生的西洋文化，推动了全国向现代化迈进，如此才又呈现出过渡性的现象。因此，本书不但提供了解一九三九年前后居住在龙泉地区父老的生活资料，而且也成了一个说明云南社会特质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