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 科技界著名女企业家的跨界之作，论点新颖，主题宏大，内容跨度超常。
★ 从传统文化到治国理政，从家国命运到人类命运，从奴隶制到数字公民，从物理世界到数字世界，从地球到宇宙……一部用女性视角、大胆视角宏观梳理人类社会治理模式发展进程及演变的规律，展示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对于人类走进 “宇宙文明”新时代、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的另类制作。
-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本跨界思考的书，同时也是一本成功企业家在受益于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对个体、企业、科技、文化进而公民、国家、人类、治理等方面产生的多方面综合性的认识及梳理的书。适合党政经企等各方面有识之士阅读、思考。
在信息多样化并快速传播的今天，知识的碎片化、文化的快餐化、思维的短缺化也越来越严重，人们容易被各种各样表象的、局部的、过时的、失实的信息冲击和包围，甚至被放大传播，让人失去了独立、冷静、完整思考的时间和能力。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站在历史和未来的维度用辩证、哲学和系统的思维方式思考当下，看清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看懂人类社会跌宕起伏、人类命运走向以及终极目标所在，才不会人云亦云，被表象所迷惑；才能作出理性的、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作者力图通过本书还原一个真实的人类社会治理简史及概貌，通过展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治理演绎的前世今生来描绘人类社会发展真实的治理情况；通过深度总结思考，串珍珠般帮助人们梳理当下和未来，不仅豁然看懂人类社会的跌宕起伏，更能轻松理解当前习近平书记提出的既有利于中国人民、又有利于世界人民的全球发展顶层设计——“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书分四大部分内容，一，人类国家治理史概要；二，公民发展简史；三，中国传统文化与国家治理；四，全球治理。
【作者简介】
王晶，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董事长。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委员，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媒体评论】
【目录】
目 录
前 言 1
章 人类国家治理史概要
节 社会治理的雏形 4
第二节 国家出现，国家治理的产生和发展 7
一、奴隶制国家治理阶段 9
二、封建及专制国家治理阶段 11
三、资本主义国家治理 14
第三节 近代公共行政的出现和历史演进 21
一、作为“守夜人”的政府 22
二、行政国家的出现 23
三、文官制度 23
四、政党分肥制 24
五、科学管理运动 24
六、政府的全面干预 25
七、“滞胀”并行阶段 25
八、全球性行政改革运动 26
第四节 国家治理的类型和转型 27
一、统治型 30
二、管制型 32
三、管理型 35
四、治理型 38
第五节 新中国的社会治理发展阶段 42
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集中型”的社会管理 43
二、改革开放以来，“党政主导型”社会管理 45
三、中共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的创新发展 51
第二章 公民发展简史
节 公民概念简史 74
一、公民概念的缘起 74
二、公民概念的湮没 82
三、近代公民概念的确立 84
四、现代国家的公民概念 88
第二节 公民概念在中国 93
一、近代以前 93
二、从臣民、国民到人民、公民 95
三、公民与人民 98
第三节 数字公民的新起点 103
一、治理，从物理世界走向数字世界 103
二、数字公民创新公共服务 113
三、数字公民助推社会治理 115
四、数字公民探索数字世界 116
五、数字公民为人民服务 118
第三章 中国传统文化与国家治理
节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启示 125
一、法家治理思想 125
二、儒家治理思想 126
三、道家治理思想 128
四、传统治理实践中的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 135
第二节 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 137
一、仁爱：中华文化的源头 139
二、诚信：一脉承传的立国和立人之本 140
三、正义：中华文化的价值支撑 142
四、和谐：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的准绳 143
五、大同：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的终极目标 146
第三节 东西方遭遇与文化自信 148
一、 近代以来，东西方文化的碰撞 149
二、新中国之后的曲折发展 153
三、 改革开放时期文化自信回潮与西方文化激荡 156
四、 新时代的文化自信 157
五、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崛起 159
第四节 中国文化对世界治理的贡献
——人类命运共同体 160
一、东西方文化差异 161
二、文化差异带来的东西方治理思想差异比较 167
三、文化观，导出中华文化治理理念 169
四、从文化比较到文明比较 171
五、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 185
第四章 全球治理
节 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 191
一、经济全球化的萌芽 192
二、经济全球化的壮大 193
三、经济全球化的跃进 194
四、市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196
五、超越经济治理，治理全球化的新阶段 198
第二节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转变与意义 204
一、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转变 204
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义 208
第三节 经济治理全球化：美国退出，中国接棒 212
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念不可持续 212
二、美国的逆全球化浪潮 216
第四节 全球治理理念的中国创新 221
一、突破狭隘主权治理，创新全球治理理念 222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及道路 225
后 记 236
参考文献 239
【前言】
前 言
zui初想写一本关于“数字公民”的书。随着写作的深入，我的思维犹如进入一个世外桃源——对人类治理的认识宛如“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落笔后便不能自已，于是就构思了《人类命运：治理简史》一书。
在信息多样化并快速传播的今天，知识的碎片化、文化的快餐化、思维的短缺化也越来越严重，人们容易被各种各样表象的、局部的、过时的、失实的信息冲击和包围，甚至被放大传播，让人失去了独立、冷静、完整思考的时间和能力。
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站在历史和未来的维度用辩证、哲学和系统的思维方式思考当下，看清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看懂人类社会跌宕起伏、人类命运走向以及终极目标所在，才不会人云亦云，被表象所迷惑；才能作出理性的、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本书是想告知大家一个真实的世界。本书将展现：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治理演绎和递进的规律；人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地位以及公民角色的变迁；数字化时代公民如何拓展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代社会治理的作用和影响、对当代国家治理的贡献以及推动全球治理的积极意义；人类文明的此起彼伏、全球化进程的一波三折以及全球治理的前世今生等等。一颗颗璀璨耀眼的珍珠将人类社会治理史串成了一条精美的项链。
人类社会治理发展史是人类命运的演绎史。从原始社会到今天，人类社会治理经历了漫长的探索之路。现如今“治理”成为人类关注的热点、焦点，这不仅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世界的治理，而且还要面向未来数字世界的治理；不仅面向国家治理，而且还要面向全球治理。
人类社会发展史也是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历史。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固有的治理方式无法与之匹配时，新的治理模式便会打破原有方式，并顺应时代潮流登上历史舞台，推动人类社会进步。
人类历史中社会组织分为四种基本形态,即部落、古代城邦、封建领地和民族国家。相应地，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四种主要的治理模式：原始部落治理模式、古代自然国家治理模式、近现代主权国家治理模式和当代的多元治理模式。我们也可将国家治理的类型区分为统治型、管制型、管理型、治理型四种形态。治理方法也从人治、法治、德法共治，终达到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
自从有了阶级，就需要有人来建立秩序和管理社会，国家因此产生，行政也随之孕育出世，而行政和管理的概念是分不开的。在西方，政府角色多是从“守夜人”的消极、有限的政府走向积极主动的“行政国家”；从作为全面介入市场的“有形之手”，到“依法治国”，再到政府管理的简政放权，从控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后走向政府与社会双向治理，经历了多种试错性的演变，围绕着以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为核心要素的摸索、实践和转型变革经历了很长时间。
良好的社会治理是一个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国家治理模式和每个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国情有关， 无论是管理还是治理，其目的都在于调和不同发展阶段社会各阶级的主要矛盾，整合各种社会资源，让社会运行更加有序、高效、和谐、智慧；让公民生活更加公平、安全、便捷、幸福。善治的目标，是实现公共利益化，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一直是当今多数国家所追求的治理方向。
当代的治理理论产生于西方的话语体系，而中国在借鉴西方治理理论基础上，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
习近平说：“一个国家走什么道路、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都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渐进改进、内生演化的结果。离开给定的先决条件，异想天开地寻找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厢情愿地寻找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就会走进历史的死胡同。”
新中国的国家治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建立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一盘散沙的国土上实行计划经济，建立起高度统一的社会秩序和规则；到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实行“党政主导型”管理模式，逐步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释放社会和人的潜能和活力；再到如今新时代的“党政明责型”的治理模式，正本清源、以民为本、公平正义、依法治国、以德治国，逐步建立政府和社会多元的共治、共赢、共享的社会治理模式。改革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止，它也是一部不断续写国家治理方式接续递进的改革史，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治理模式和道路。正如人的成长都有生命周期一样，国家的成长也同样有生命周期。中国发展已经历了蹒跚学步的童年期和蓄势待发的青年期，正在迎来蓬勃发展的青壮年期。
几千年来，人类在赖以生存的物理世界的治理实践中，积累了无数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如何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真正意义上把这些思想智慧和实践经验，面向未来用数字化手段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是“数字中国”面临的艰巨课题。
伴随着人类社会演进和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人的身份也在发生变化。关于人的政治话语的变迁，无不折射出政治文明的转型进程。从原始社会的人完全缺乏“人类”意识到奴隶社会的成为会说话的工具、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资本主义社会逐渐成为独立的公民，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当家作主，是国家的主人，“人”的社会角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尽管在现代国家，“公民”已经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法律概念，但翻开公民的历史，我们就会意识到它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是人类在不断认知自我，探寻自我意义、谋求平等权利的过程中寻找到的答案。在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社会变化后才走到公民。今天，“公民”不仅仅是一个法律的概念，更指“人民”这个群体概念中的每一个个体，代表着人与人的平等关系。
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公民与社会治理也呈现出新形态。几千年来，人类社会的治理归根结底就是对人、事、物的治理过程，数字世界是物理世界的映射。随着数字世界的到来，人类世界已经开始加速度变化，公民的数字化身份更是已经悄然而至。数字公民是数字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公民的诞生对推进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意义重大，让实体的“我”更加延展个人的脑袋和身体，让人能得到更加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如果说信息化改变的是人在物理世界的工作和生活方式，那么数字化将改变全人类的思维方式，并重塑人类社会生活新的空间和秩序，促进人类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如果说治理模式是“术”之所出，那么文化观就是“道”之所依。文化始终贯穿于人类社会治理的全过程，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文化是人们思想、行为、习俗、精神财富、物质财富等的总和，是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体现。文化是灵魂，似一双无形之手决定着人类社会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先进文化提升社会治理的高度、广度和深度，而落后的文化则制约社会发展，成为社会治理的绊脚石，让社会变革寸步难行，甚至倒行逆施走老路。
中国是世界上具有五千年绵延不绝文化的国家。中国传统的法家、儒家和道家的治理思想和管理哲学在人类社会的不同治理阶段都曾发挥了积极意义和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的世界观、生命观和宇宙观，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哺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推动了农耕文明的辉煌和荣耀。
被誉为“百家之祖”的老子，在《道德经》五千言中关于“道”的思想，无论是对治世、治国、治军还是对治心、治身，直至今日都有重要的指导和指引意义，帮助人们从根本上探知宇宙、生命的本源和价值。 “道”是万事万物的根本和运行规律，“教”是把道理通俗化，“法”是道德的底线。依道而行是上德，依教而行是中德，依法而行是下德。厚德才能承载万物。中华文化是有道的文化，不管人类社会如何变迁，道是永恒不变的。人类对幸福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社会治理的目的，是不变的大道。
仁爱、诚信、正义、和谐、大同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蕴含着丰富的教化思想、道德理念、人文精神和哲学精神，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积极启迪，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千百年来，“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梦想始终是人类心中长明不灭的灯。从古至今，大同世界一直是中国人关于理想社会的梦想，并不断地被注入新的内容和精神。
直到170年前，已经进入工业文明的西方和还滞留在农耕时代的中国发生了无可避免的激烈文化碰撞，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出现断层，这才导致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质疑与自信的丧失。近代一百多年的不幸遭遇，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蒙受重大挫折。中国人对于自己文化的不自信，也正始于那一系列“国门被迫打开”的悲惨战争。
说过“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得到发展，不仅仅是有一整套满足改革发展需要的思想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相通性。
虽然中国文化在历史长河中有过迷失自我的插曲，但苦难时代一过去，中国文化又会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这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的印证。重塑文化自信，是我们这个时代难以回避的命题和历史责任。
人类社会治理的历史，也就是人类智慧发展和文明提升的历史。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之魂，人类文明推动着社会进程。西方国家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经环球航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思想启蒙，走向文化的理性自觉，走向思想创新、知识创新，从而开启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世界体系，创造了工业文明时代的繁荣昌盛与社会进步。
人类社会进程中，以大陆文明为代表的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和以海洋文明为代表的工业文明，分别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民族当中，演绎出绚丽多彩的史实。各种文明各领风骚，此起彼伏。当一方文明兴起的时候，另一方文明恰好走向衰落期；而当另一方获得新的发展能量时，这一方又陷入了低谷。
那么当人类社会碰到全球化和数字化全面冲击的时空交汇点时，人类将会呈现什么样的文明呢？我们可以预见：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相融的世界里，人类历史上任何民族的文化和时代的文明都将汇聚、融合、碰撞、包容、博采众长，创造出新的世界文明的未来格局，完全可能展现出一种与以往任何时代都不同的、更接近人类文明本质的形态：一个共生共灭、共进共退、共赢共享的文明，这就是“宇宙文明”。
“宇宙”一词早出自《庄子》，《淮南子》注说“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是由空间、时间、物质和能量所构成的统一体。“宇宙文明”时代的到来将集人类文明之大成，在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都呈现出“连接、和合、共生、共创、共享”五个特征，新时代的“宇宙文明”体现了“和”与“共”的本质和核心内涵，用“和文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路径也是终极目标。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人类在轴心时代所创造的文化，是人类各个伟大文化系统得以复兴的基础和灵魂。”如果说2500多年前的轴心时代是人类个体意识的觉醒，关键是知道了“我”，那么第二轴心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就是人类群体意识的觉醒，关键是明白了“和”；第三轴心时代的全球一体化的“天地万物为一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是人类整体意识的觉醒，关键是走到了“共”。由此可见“宇宙文明”终将要破茧而出。
历史告诉我们，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没有真正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
翻开人类历史，“原始部落”时代，原始人没有“人类”意识，人们把部落或者部落联盟以外的人类都视为威胁或敌人。这种原始敌对情绪至今还残留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进入“自然国家”时期，人类虽然不再基于血缘纽带关系，但却把治理关系建立在强权和武力之上。而主权国家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都是人类历史上集体冲突、也是残酷的时期。过去五百年，以西方为代表的海洋文明历经了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时期，后在本世纪初走入经济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开启了人类新纪元。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呈不可逆转之势，在“全球治理”成为主旋律的今天，唯有站在人类整体的立场上,我们才能看到国家政治的严重缺陷,才能发现国家冲突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才会领悟人类政治取代国家政治的历史趋势，也才能真正破解当下各个国家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因此,人类治理模式需要持续革命，通过制度创新有效地消除其对人类生存的威胁。
当下通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治理的道路坎坷曲折——一些国家出现了民粹主义、逆全球化倾向、贸易保护势力抬头；国际分工、贸易不平衡等问题仍然凸显；单边主义思潮卷土重来，甚至有人提出要走入“经济冷战期”“去全球化”等等——但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已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人类社会的治理虽然已经由单一的主权国家发展到国家、国家共同体、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等多种主体相结合的多元治理，但这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类治理结构中的深层次矛盾。全球治理如何突破传统的“国本位”，站在人类的高度去审时度势，用新的治理架构真正意义上建立起基于人类整体思考的“世界政府”全球治理体系，才是人类历具革命性的进化。如果这一体系得以实现,人类将彻底超越原始的动物属性,文明也将会翻开崭新的一页。
柏拉图当年在他的《理想国》里提到的“哲学王”，是指有哲学思想和智慧的领导者。而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深度融合、全球化和数字化交汇的今天，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全球治理都需要有高瞻远瞩的“哲学王”引领，站在人类的高度去审视政治生活和社会目标，真正从人类利益出发，从传统、狭隘的思维观念和方式中走出来，用哲学思维和数字化手段构建起有利于全人类的全球治理模式，重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新格局和秩序；从人类整体的存在和个体生命的价值出发,建立起全球一体化的治理体系,是人类通往光明大道的抉择。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正因为如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的价值才显得如此弥足珍贵和如此具有远见卓识。
随着对人类治理模式探索、思考的不断深入，我欣喜地发现，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人类的终极目标都可归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才是《人类命运：治理简史》一书点睛之处。
王晶
2018年8月3日
【免费在线读】
【书摘与插画】
第1章 人类国家治理史概要
治理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诞生而出现的，贯穿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生产力革命推动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不同阶段、不同国家的治理模式虽然不同，但人类社会从点（个人、家庭）、线（氏族、宗族）、面（民族、国家）走向总体（人类、全球）治理的演进过程也是历史发展的规律，顺势而为，符合大道。
“治理”的概念于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范围逐步兴起，成为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流行术语。
“治理”的定义有很多，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是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的表述：“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经营管理相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机构和规章制度，以及种种非正式安排。而凡此种种均由人民和机构或者同意，或者认为符合他们的利益而授予其权力。”
治理具有下列四个特征：（1）治理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活动或一套规则条例；（2）治理的建立以调和为基础，而非支配；（3）治理涉及的领域包括公、私部门；（4）治理有赖于持续的、非正式的相互作用，而不意味着一种正式制度。
而追求善治是各国政府的共同目标，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无论是从执政合法性出发还是从治理的目标出发，各国政府都希望有更好的治理，政府只有不断地进行自身的改革和创新才能实现善治。因而，各国政府普遍重视的公共部门创新，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
第1节 社会治理的雏形
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它的社会性。在猿人向人的转变过程中，出现了氏族制和氏族社会。氏族社会初期，形成了以母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母系氏族社会，而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逐渐过渡到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父系氏族社会。
从大约一万年前开始，人类进入母系氏族社会，每个氏族的所有成员都有一个共同的祖母，他们被母系的血统联结在一起。母系社会中，氏族以女性为中心，女性比男性拥有更多的财产支配权。《吕氏春秋》中写到：“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这体现了母系社会当时氏族内的人与人的关系形态。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河南的前仰韶文化、西安的半坡文化、东北的红山文化都是母系氏族社会文明的代表。
在母系氏族社会的经济生活中，采集和渔猎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但农牧业和饲养业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原有生活方式，成为当时经济生活中的颠覆性大事件。手工业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陶器的发明和制作，使人类首次改变了对自然事物的依赖，突显了人类智慧和文明曙光。
农业的发明使土地的争夺而不是自然的威力，成为人类进化的主要驱动力，并进一步推动人类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通过一系列诸如“服役婚”等过渡形式，转化为父系氏族公社形式。从大约5500年到4000年前，父系氏族社会取代母系氏族社会，男权时代由此开始了。远古人进入了宗族社会，后期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大溪文化和良渚文化等，都是父系氏族社会文化的代表。父系宗族社会是人类历深刻的变化之一，将人类带入了一个崭新的社会文化体系。这一变革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是一致的，伴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不断发展，男性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社会中心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在父系氏族社会中，男性的财产权和社会地位明显高于女性。家庭婚姻关系也改变为“从夫居”，与母系氏族社会的“从妻居”不同，子女此时已不再属于母系氏族的成员而是父系氏族的成员，成为父亲财产的继承者。在父系氏族制社会中，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成果的过剩，有些人可以霸占别人的劳动成果，并且利用因占有而积累起来的劳动财富，奴役他人，由此出现了贫富现象，私有财产开始萌芽。贫富差距的变化正是阶级出现的基础。在父系氏族社会的后期，氏族社会开始崩塌，阶级社会开始出现。
氏族制度正是人类社会组织的种正式形式。氏族是从类猿群衍生转化而来的，但人类的氏族相对更为固定。氏族是由同一祖先的亲缘关系统一起来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基本单位。同时，有着共同氏族血缘的几个氏族，往往倾向于联合成为一个更大的氏族，而几个大氏族，又常常合并成一个部落，形成了所谓的氏族制度。
氏族组织治理，发出了人类社会治理的先声：一个氏族社会，就是一个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个体相互依存的社会。“这种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氏族”，这种组织产生出了社会的种形态，即“氏族社会”。
氏族社会初之所以有治理需求，源于人类必须获取食物的现实需求。人类是否能够征服地球，完全取决于他们的生产技术的适应性。在所有的生物中，只有人类能够控制食物的生产。如果不扩大生活资料的基础，人类就不可能在其他地方繁殖，就不可能在不出产原始食物的地域生存，更不可能在世界各地繁衍生息。终，如果人类不能把握食物产出的种类和数量，就不可能繁衍出许多人口密集的种族。因此，人类进步的每一个重大新纪元，几乎都与生活资源、食物资源的扩张有着高度一致的关系。
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食物匮乏，人们只能群居在一起共同劳动，相互间平等对待，相互尊重。在日常生活中，氏族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公共事务，为治理的发轫提供了温床。面对需要解决的公共事务，氏族组织采取了公开协商、人人参与、集体决策的治理方式，既没有强制性地使用权力，也不存在不合理的特权。
在每个部族内部，全体氏族成员拥有相同的普遍权利和义务，如选举氏族首领和酋长的权利，针对氏族首领或酋长的驱逐权，在本氏族内互不通婚的约定，相互继承已故成员的遗产的权利等等。他们相互支持，拥有捍卫和互相补偿损害的义务，为本氏族成员命名的权利，以及收养外人成为本部族成员的权利，也拥有公共的宗教仪式，拥有一处公共的墓地，一个氏族会议等等。
氏族组织以议事会的形式来处置集体事务，可以说是治理的原初形态。这一时期的氏族组织的治理，是一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氏族会议，是氏族的公共组织机构，也是氏族的治理机关。其议事活动，是该氏族一切成年男女享有的平等权利。每当氏族会议召开时，众人都聚在周围，按照规定的程序参加讨论并做出表决。氏族会议的机能与属性，赋予了氏族组织治理的活力和鲜明的特征，保障着氏族每位成员的个人权利。氏族会议重要的议题，诸如氏族成员选举或撤换氏族酋长与军事首领，以及商议是否为被杀害的氏族成员接受外族赎金，或进行复仇等氏族事务。
【小结】
原始时代，人类以氏族为基本单位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部落、氏族，或民族。当时的氏族公共事务并不少，但并没有出现一个臃肿复杂的管理机构和众多管理人员，没有贵族、国王、州长、法官和军人等在后来的“民族—国家”中常见的相对固定的政府人员，不是基于政治社会的组织形式。氏族社会建立在人身关系的组织上，它是通过个人与氏族、与部落的关系来进行治理，充分体现了治理的原初形态中所包含的自由、平等、公正、民主和大众参与的深刻含意。
氏族组织通行于整个原始社会阶段，遍及于世界各大洲，为人类建立了古老且流行广的治理模式。在氏族社会里，尽管自由、平等、公正、民主和大众参与等“现代治理理念”并没有被明确地表达出来，但它确实体现并实践着人类治理的基本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