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一个贵族青年精神忏悔的巨作，一首歌颂人类同情的美好诗篇。
著名俄苏文学翻译家力冈经典译本，
世界殿堂级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的代表作！
【内容简介】
《复活》取材于一个真实事件，主要描写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引诱姑妈家的女仆玛丝洛娃，使她怀孕并被赶出家门。后来，玛丝洛娃沦为妓女，因被指控谋财害命而受审判。聂赫留朵夫以陪审员的身份出庭，见到从前被他引诱的姑娘，深受良心谴责。聂赫留朵夫为玛丝洛娃奔走伸冤，并请求同她结婚，以赎罪过。上诉失败后，聂赫留朵夫陪她流放西伯利亚。他的行为感动了玛丝洛娃，使玛丝洛娃重新爱上他。但为了不损害他的名誉和地位，玛丝洛娃*终没有与他结婚，而是同一个革命者结为伉俪。
【作者简介】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小说家、评论家、剧作家和哲学家，同时也是非暴力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和教育改革家。托尔斯泰出身于名门贵族，享受着优越的家庭条件，但是他并不喜欢上流社会的生活，他将全部精力与情感寄托于文学作品创作。他的作品多描写俄国革命时的人民的顽强抗争，因此被称为“俄国十月革命的镜子”。列宁曾称赞他创作了世界文学中“*流”的作品。其代表作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一个地主的早晨》等 。
力冈（1926—1997），俄苏文学翻译家，本名王桂荣，山东广饶人。1953年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俄语专业，分配至安徽师范大学任教。他翻译了《猎人笔记》《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风雨人生》等近七百万字的俄苏文学作品。
【媒体评论】
《复活》即使没有托尔斯泰早年的作品的和谐丰满，但它仍不失为歌颂人类同情的诗——真实的诗。在《复活》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托尔斯泰那清明的目光——淡灰色的、深沉的、深入人的灵魂的目光，比在他别的任何作品中更清楚。这束目光在每个灵魂中看到神的存在。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罗曼·罗兰
读托尔斯泰的《复活》，我感觉他的确了不起。他笔下的妓女玛斯洛娃给人一种圣洁之感，而我们有些小说的所谓“圣洁女性”形象却给人卑琐之感。这就看出大师与普通作家之间的差别了。
——中国著名作家 迟子建
《复活》就好像一道望不到边的巨大的瀑布，它穿过坚硬而冷峻的峭壁从高空飞泻而下，冲向广阔的空间，翻起千层浪花，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
——俄罗斯艺术评论家 斯塔索夫
【免费在线读】
尽管几十万人麇集在不大的一块地方，千方百计糟蹋所聚居的土地，在地上铺砌石头，让地上什么也不生长，尽管一见出土的小草就铲除，尽管烧煤炭和石油烧得烟雾腾腾，尽管拼命砍伐树木，驱逐一切鸟兽，然而，就是在城市里，春天依然是春天。阳光送暖，青草蓬勃生长，不仅在街心公园的草坪上，而且在石头缝里，凡是青草没有铲尽的地方，都一片翠绿。桦树、白杨、稠李纷纷吐出黏黏的、芳香的绿叶，菩提树上鼓起绽裂的嫩芽；寒鸦、麻雀和鸽子都不负春意，已经高高兴兴地在做窝儿；就连苍蝇，经阳光一晒，也在墙脚下嗡嗡飞动。不论树木花草，不论雀鸟昆虫，不论小孩子，全都欢欢喜喜。可是人——大人、成年人——却依然无休无止地在欺骗自己和相互欺骗，折腾自己和相互折腾。人们认为，神圣和重要的不是这春天的早晨，不是为造福万物而生就的人间美景，这种可以激发和睦、融洽、友爱之情的美景，神圣而重要的倒是人们自己想方设法，施行人对人的统治。
比如，省监狱办公室里的官吏们认为神圣和重要的，不是所有的鸟兽和人都受到春天的感染，享受到春天的欢乐，他们认为神圣和重要的，是昨天收到一封编号、盖印、标明案由的公文。公文要求，今天，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前将狱中三名在押的案犯——两女一男——送法庭受审。其中一名女的是主犯，须单独押送。由于接到这张传票，这天上午八点钟，看守长走进又暗又臭的女监走廊。紧跟着他走进走廊的是一个面容憔悴的女人，一头拳曲的白发，身穿袖口镶金绦的女褂，扎一条蓝边腰带。这是一名女看守。
“您是要带玛丝洛娃?”她一面问，一面同值班看守朝走廊内一间牢房门口走去。
值班看守“当啷”一声开了铁锁，打开牢房门，一股比走廊里更难闻的臭气从牢房里冲了出来。值班看守吆喝道：
“玛丝洛娃，过堂去!”又把牢门掩上，等待着。
就是在监狱的院子里，空气也是新鲜清爽的，那是吹进城里来的田野上的空气。可是走廊里却是污浊难闻的饱含伤寒菌的空气，充满粪便气味、焦油气味和腐烂气味，任何人一走进来都会立刻感到窒闷和难受。女看守虽然闻惯了污浊空气，但从外面一走进来，就有这样的感觉。她一进走廊，顿时就感到浑身无力，昏昏欲睡。
牢房里响起忙乱的声音：几个女人说话的声音和几双光脚板走动的声音。
“快点儿，有什么磨蹭的，玛丝洛娃，听见没有!”看守长对着牢房门喝道。
过了两分钟左右，一个身穿白衣白裙、外罩灰色囚服、个头儿不高、胸部非常丰满的年轻女子大踏步走出牢房，很麻利地转过身子，在看守长身边站住。这女子脚穿麻布长袜，外套囚犯暖鞋，头上扎一块白头巾，显然有意地让几圈乌黑的鬈发从白头巾里露了出来。她的脸色异常苍白，白得像地窖里的土豆芽，长期坐牢的人脸色都是这样的。她那一双不大而宽阔的手和从囚服宽大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的白脖子也是这样。在这张脸上，特别是在苍白无光泽的脸色衬托下，那双乌黑发亮、有点儿浮肿然而十分有神的眼睛，实在使人惊异。其中有一只眼睛多少有点儿斜视。她挺着丰满的胸脯，身子站得笔直。一来到走廊里，她就微微地仰起头，对直地朝看守长的眼睛看了看，停下来，摆出一副任人摆布的姿态。看守长正要关门，这时有一个没裹头巾的白发老太婆从门里探出她那张苍白而冷峻的皱皱巴巴的脸。老太婆刚开口对玛丝洛娃说话，看守长就把门推到老太婆的头上，白头不见了。牢房里响起女人的哄笑声。玛丝洛娃也微微笑了笑，转过脸对着门上装了铁条的小窗口。老太婆从里面凑到小窗口上，用沙哑的嗓门儿说：
“顶要紧的是，不能说的别说，说过的别改口，就行了。”
“有一个结果就好，不会比现在更糟的。”玛丝洛娃摇了摇头，说。
“当然，结果只有一个，不会有两个。”看守长带着长官的神气说，显然相信自己说得很俏皮，“跟我走!”
小窗口里露出来的老太婆的眼睛不见了。玛丝洛娃来到走廊中央，迈着很快的碎步跟着看守长走去。他们走下石头阶梯，经过比女监更臭、更嘈杂、每个小窗口都有眼睛盯着他们的男监，走进办公室，办公室里已经有两名押解士兵持枪等待着。坐在这儿的一名文书把一份烟味很重的文件交给一名押解士兵，指着女犯说：
“把她交给你了。”
这名士兵是下诺夫哥罗德的一个红脸膛、有麻子的汉子，他把公文掖在军大衣翻袖里，瞟着女犯，笑嘻嘻地朝高颧骨的楚瓦什同伴挤挤眼睛。他们带着女犯下了台阶，朝大门口走去。
大门上的一扇小门打开来，两名士兵押着女犯跨过小门的门槛，来到院子里，再走出围墙，来到铺砌石头的大街上。
车夫、店伙计、厨娘、做工的、当官为吏的纷纷停住脚步，好奇地打量女犯。有的摇摇头，心里说：“瞧，这就是干坏事的下场，还是像我们这样做人好。”孩子们胆战心惊地望着这个女强盗，*可以放心的是她被士兵押着，再也不能为非作歹了。一个乡下汉子卖掉了木炭，在茶馆里喝足了茶，这时走到她跟前，画了一个十字，送给她一个戈比。女犯脸红了，低下头，嘴里说了两句什么。
女犯觉察到向她射来的一道道目光，也不扭转头，不动声色地斜睨着那些看她的人。许多人这样注意她，使她感到高兴。这春天的空气，与牢房里的相比，清爽多了，也使她很高兴。不过她已经不习惯于走路，又穿着笨重的囚犯暖鞋，两只脚走在石子路上非常疼痛。于是她看着自己脚底下，尽可能走得轻一点儿。他们经过一家面粉铺，门前有许多鸽子，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没有人欺负打扰。女犯的脚差点儿碰到一只瓦蓝色鸽子，那只鸽子腾地飞起来，拍打着翅膀擦着女犯耳边飞过，给她送来一阵清风。女犯微微一笑，接着想起自己的处境，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二
女犯玛丝洛娃的身世十分平常。她是一个未婚女农奴的私生女。这女农奴跟着喂养牲口的母亲，住在两个地主小姐的庄子里。这个未婚女子每年都生孩子，并且依照乡下习惯，给孩子行洗礼，然后，做母亲的就不再喂养不受欢迎、不被需要而且妨碍干活儿的孩子，孩子很快就饿死。
就这样死了五个孩子。五个孩子都行了洗礼，然后都不再喂养，于是都死掉了。第六个孩子是跟一个路过的茨冈人生的，是个女孩儿。她的命运本来也会是一样，可是事出偶然，两个老小姐中有一个来到牲口棚里，斥责喂养牲口的人，因为奶油有牛臊气。当时产妇和这个挺好看的胖娃娃正躺在牲口棚里。老小姐大骂了一通，又说奶油有牛臊气，又说不该把产妇放在牲口棚里，骂完正要走，忽然看见这孩子，对孩子产生了爱怜之情，就自己提出要做她的教母。她便给孩子行了洗礼，后来，因为心疼自己的教女，就常常给做母亲的送牛奶和钱。这样，女孩儿就活了下来。两个老小姐就叫她“得救妞儿”。
这孩子三岁那年，母亲害病死了。喂牲口的外婆抚养外孙女感到十分吃力，两个老小姐便把孩子收养了。这个黑眼睛女孩儿长成一个异常活泼可爱的小姑娘，两个老小姐常常逗她取乐儿。
两个老小姐中，妹妹索菲娅·伊凡诺芙娜比较善良，给女孩儿行洗礼的就是她；姐姐玛丽娅·伊凡诺芙娜心肠却比较硬。索菲娅常为小姑娘打扮，教她念书，一心想让她成为自己的养女。玛丽娅却说，要让小姑娘成为一名干活儿的好手，一名很好的侍女，因此对她管束很严，常常处罚她，在心情不好的时候还要打她。就这样，因为在两种影响下成长，等小姑娘长大了，就成了半个侍女，半个养女。她的名字的叫法不亲也不卑，不叫卡金卡，也不叫卡吉卡，而叫卡秋莎。她缝缝补补，收拾房间，擦拭圣像，烧菜，推磨，煮咖啡，洗衣服，有时陪两个老小姐坐坐，给她们读书解闷儿。
有些人向她求婚，可是她谁也不愿嫁，觉得跟着向她求婚的那些干力气活儿的人过日子，她受不了。
就这样她生活到十六岁。等她过了十六岁生日，老小姐家里来了一个上大学的侄儿，是一位阔绰的公爵少爷。卡秋莎一下子就爱上了他，虽然不仅不敢向他表白，甚至自己对自己也不敢承认。后来又过了两年，这位侄少爷出发去远征，顺路来到姑妈家，在姑妈家住了四天，临行前夜，他勾引了卡秋莎，动身那天他塞给卡秋莎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就走了。他走后又过了五个月，她才清楚地知道自己怀孕了。
从那时候起，她对一切都厌恶了。她只是一心想着怎样避免即将临头的耻辱。她不仅服侍两个老小姐又勉强又马虎，而且，连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竟发起脾气。她对老小姐说了不少无礼的话，过后自己觉得懊悔，就要求辞退。
两个老小姐对她也很不满意，就放她走了。她离开她们家，就到县警察局长家里做侍女，但只在那里干了三个月。因为警察局长虽然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子，却千方百计地调戏她。有一次，他死皮赖脸地纠缠她，她发起火来，骂他浑蛋和老色鬼，并且狠狠地当胸推了他一把，把他推倒在地上。她因为粗暴无礼被撵走了。再找活儿已不可能，因为很快就要分娩，于是她住到乡下一个又做产婆又卖私酒的寡妇家里。分娩很顺利。可是那产婆刚给村子里一个有病的女人接过生，就把产褥热传染给了卡秋莎。婴儿是个男孩儿，被送进育婴堂，据送婴儿的老太婆说，婴儿一到那里便死了。
卡秋莎住进产婆家里的时候，身上总共有一百二十七卢布：二十七卢布是挣的工钱，一百卢布是勾引她的少爷给的。等她从产婆家里出来，只剩了六个卢布。她不会省钱，自己要花就花，谁要就给谁。产婆向她要了四十卢布作为两个月的生活费，即伙食费和茶点钱，花二十五卢布把孩子送进育婴堂，产婆又借了四十卢布买牛，还有二十来个卢布买衣服、买礼物用了，所以，当卡秋莎身体复原时，她已经没有钱了，不得不再找活儿干。她在一位林务官家里找到了活儿。林务官是有妻室的人，但也和警察局长一样，从*天起就缠住卡秋莎不放。卡秋莎十分讨厌他，拼命躲避他。可是他比她老练、狡猾，更主要的他是东家，他想叫她到哪儿就叫她到哪儿，所以找到一个机会，把她占有了。妻子知道了这事儿，有一次碰上丈夫单独和卡秋莎在房间里，就扑过去打她。卡秋莎也不示弱，于是扭打起来，打的结果是她被撵出门来，连工钱也没有。于是卡秋莎来到城里，住到姨妈家。姨父是个装订工，以前日子过得不错，可是如今没有主顾，而且经常酗酒，手底下有什么东西都要变卖喝掉。
姨妈开了一个小洗衣铺，她和儿女们借以糊口，并养活潦倒的丈夫。姨妈要卡秋莎在她的洗衣铺干活儿。但卡秋莎看到姨妈铺子里洗衣女工干的活儿太艰苦，就不想干，又到荐头行里去找地方当女仆。她找到一位太太家，太太家有两个上中学的儿子。她进去一个星期，那个上中学六年级的留胡子的大儿子就丢开功课，缠住她，不让她安宁。太太认为一切全怪玛丝洛娃，就把她辞退了。一时未找到新的工作。但事有凑巧，她一来到荐头行，就遇到一位太太，肥胖的光手臂上戴着钻石戒指和手镯。这位太太知道了正在找活儿干的玛丝洛娃的处境，就把自己的地址告诉她，请她到家里去。玛丝洛娃来到她家里。太太很殷勤地招待她，请她吃馅儿饼，喝甜酒，又打发侍女送一封信到什么地方去。傍晚就有一个一头长长的白发和白胡子的高个子来到房间里。这老头子一进来就挨着玛丝洛娃坐下，眼睛闪闪发亮，笑嘻嘻地打量起她，同她说笑。太太把他叫到另一个房间里，玛丝洛娃就听到太太说：“是个雏儿，刚从乡下来的。”然后太太把玛丝洛娃叫去，说，这是一位作家，钱多得很，只要她能使他喜欢，他是不会舍不得什么的。她使他喜欢了，他便给了她二十五卢布，并说要常常和她相会。她付了姨妈家的生活费，买了新衣服、帽子和缎带，钱很快就用完了。过了几天，作家又请她去一次，她去了。他又给了她二十五卢布，并且叫她搬到单独的一个住所去。
玛丝洛娃住在作家租下的寓所里，却爱上了同院一个讨人喜欢的店伙计。她自己对作家说了这事，便搬到另外一个单独的小寓所去。店伙计本来说要和她结婚，后来却不辞而别，到下诺夫哥罗德去了，显然是把她抛弃了。于是玛丝洛娃又成了孤单单一个人。她本想一个人在寓所里住下去，可是派出所不准她住。派出所所长对她说，只有领到黄色执照帝俄时期的妓女执照。，经过检查，才能单独居住。于是她又来到姨妈家。姨妈看到她身上讲究的衣服、披肩和帽子，认为她现在身份高了，就恭恭敬敬地招待她，再也不敢叫她做洗衣妇了。对于玛丝洛娃来说，也不存在当不当洗衣妇的问题。她现在怀着怜悯的心情看着前面几间屋里的洗衣妇过的苦役般的日子。那些洗衣妇脸色苍白，胳膊干瘦，有的已经害了痨病，在三十度指列氏温度。列氏三十度相当于摄氏三十七点五度。的肥皂水蒸气里洗衣服、熨衣服，不论冬夏都开着窗子。她一想到她也可能服这种苦役，就心里发怵。
就在这时候，就在玛丝洛娃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因而特别困顿的时候，一个为妓院物色姑娘的牙婆找到了她。
玛丝洛娃早就抽上了香烟，而在她同店伙计姘居的后期和被他抛弃以后，她越来越迷恋上老酒。她之所以迷恋老酒，不光是因为她觉得酒味甘美，更因为酒能使她忘记身受的一切痛苦，使她摆脱烦恼，增强自尊心，没有酒是不行的。不喝酒的时候，她总感到灰心丧气，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牙婆为姨妈摆了一桌酒席，让玛丝洛娃吃得酒足饭饱之后，就提出要她进本城一家*好的妓院，向她列举了干这种营生的种种好处。玛丝洛娃必须有所选择：要么选择当女仆的屈辱处境，其中有男人的纠缠和秘密的、临时的通奸；要么选择有保障的、安定的、合法的地位和公开的、合法的、报酬丰厚的、经常的通奸。于是她选择了后者。此外，她想借此报复勾引她的公爵少爷、店伙计和一切欺侮过她的男人。其中还有一点吸引她，使她*后打定了主意，那就是牙婆对她说，她想要什么衣服，就做什么衣服，丝绒的、法伊绉的、绸缎的、袒胸露臂的舞服，要什么有什么。于是她想象到自己穿着黑丝绒绲边的鹅黄色袒胸绸衣的情景，再也招架不住，就交出身份证去换黄色执照。当晚牙婆就叫来一辆马车，把她送进有名的基塔耶娃妓院。
从那时起，玛丝洛娃就过起长期违反上帝和人类训条的生活。千百万妇女过着这种生活，不仅得到关心国民福利的政府许可，而且受到政府保护。过这种生活的妇女到头来十个有九个害上痛苦的疾病，未老先衰，过早辞世。
夜间纵情狂饮，寻欢作乐，白天昏昏沉睡。下午三四点钟慵倦无力地从肮脏的床上爬起来，喝矿泉水醒酒，喝咖啡，穿着罩衫、小褂、睡衣，懒洋洋地在几个房间里溜达，撩起窗帘望望窗外，有气无力地互相对骂。然后梳洗，搽油，往身上、头发上洒香水，试衣服，为衣服同老鸨争吵，照镜子，往脸上涂脂抹粉，画眉毛，吃又甜又腻的点心；然后穿起袒胸露臂的鲜艳绸衫；然后走进灯火辉煌的华丽大厅，嫖客陆续到来，奏乐，跳舞，吃糖果，喝酒，吸烟，与嫖客通奸。嫖客有年轻的，有中年的，有半大孩子，有风烛残年的老头子，有单身汉，有妻室的，有商人，有店伙计，有亚美尼亚人，有犹太人，有鞑靼人，有富的，有穷的，有健壮的，有病弱的，有醉汉，有不喝酒的，有粗鲁的，有温柔的，有军人，有文官，有大学生，有中学生，各种阶层、各种年龄、各种性格的人，应有尽有。又是叫嚷又是调笑，又是打闹又是音乐，抽烟喝酒，喝酒抽烟，音乐从天黑响到天明。只有上午才能脱身和昏昏沉睡。天天如此，一个星期都是如此。到了周末，就到政府机关，即公安分局，里面那些担负国家重任的男人，官吏和医生，有时严肃认真，有时不惜蹂躏为防止犯罪不仅赋予人类，而且赋予禽兽的羞耻心，用轻薄嬉笑的态度对这些女人进行检查，发给她们许可证，批准她们继续干上一星期她们和同伙们干过的那种罪行。下一个星期还是如此。不论冬天与夏天，不论平常日子和节假日，天天如此。
玛丝洛娃这样过了七年。在这期间，她换过两家妓院，住过一次医院。在她进妓院的第七年，也就是她*次失身后的第八年，在二十六岁的时候，她出了事，因为这事她进了监狱，在监狱里和盗贼、杀人犯一起过了六个月之后，现在被押送法庭受审。
三
就在玛丝洛娃走得筋疲力尽，走了很长的路，来到地方法院大厦门前的时候，她的养母的侄儿，当初诱奸她的公爵少爷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聂赫留朵夫，还躺在他那高高的弹簧床上，床上铺着羽绒褥垫和揉皱的被单。他穿着干净的、胸前褶子熨得很平整的荷兰式衬衣，敞着领口，吸着香烟。他望着前面，眼睛一动也不动，思索着今天要干些什么事，昨天有过一些什么事。
他想起昨天在富贵的柯察金家度过的一个黄昏，想到大家都揣测他一定要和柯察金家的小姐结婚，不由得叹了一口气，扔掉烟蒂，想从银烟盒里再取一支烟，可是他改变了主意，从床上耷拉下两条光溜溜的白腿，用脚找到拖鞋，把一件绸晨衣披在圆滚滚的肩上，迈着又快又重的步子，来到卧室隔壁的盥洗室里。盥洗室里充满甘香酒剂、花露水、发蜡和香水的非自然气味。他用特制的牙粉刷过他那修补过多处的牙齿，用芳香的含漱剂漱过口，然后上上下下擦洗身子，再用几条不同的毛巾擦干。用香皂洗过两只手，用刷子仔细刷过长指甲，在大理石脸盆里洗过脸和白胖的脖子，便走到旁边另一间屋里，这儿已准备好淋浴。他用凉水冲洗过那白白的、结实而丰满的身体，用毛茸茸的浴巾擦干，穿起熨得笔挺的干净衬衣，穿上擦得像镜子一样锃亮的皮鞋，坐到梳妆台前，用两把梳子梳理那拳曲的小黑胡子和前顶已经有些稀疏的鬈发。
他穿戴的东西，也就是他的服饰用品，如衬衣、外衣、鞋子、领带、别针、袖扣，样样都是*、*昂贵的货色，高雅，大方，坚固，名贵。
他从十来样领带和胸针中随手各挑了一样。以前他做这些事觉得新鲜有趣，现在觉得索然无味了。他穿起刷得干干净净、放在椅背上的衣服，便走了出来，虽然算不上焕然一新，但也周身上下干净芳香。他走进长长的餐厅。昨天三个汉子刚把餐厅里的镶木地板擦得明光锃亮。里面有一张大橡木食品橱，一张大活动餐桌，雕成狮爪形状的桌腿宽宽地叉开，很有气派。餐桌上铺着薄薄的、浆得笔挺的、绣有巨大家徽的桌布。上面放着盛着香喷喷咖啡的银咖啡壶、银糖缸，盛着煮过的奶油的奶油罐和装着新鲜面包、面包干、饼干的篮子。这些家什旁边放着刚收到的信件、报纸和新出版的一期法文杂志《两个世界》原文为法语。。聂赫留朵夫刚要拆阅信件，从通向走廊的门里轻轻走进一个肥胖的老妇人，身穿丧服，头戴花边头饰，遮盖着她那很宽的头发挑缝。这是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原是聂赫留朵夫母亲的侍女，不久前母亲就在这所宅子里去世，她就留下来给少爷做女管家。
阿格拉菲娜几次跟随聂赫留朵夫的母亲出国，在国外住了十来年，很有贵妇人的仪表和气派。她从小就生活在聂赫留朵夫家，在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还叫小名米金卡的时候就熟悉他了。
“早晨好，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
“您好，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有什么新闻吗?”聂赫留朵夫用玩笑的口吻问。
“有一封信，不知是公爵夫人写来的，还是公爵小姐写来的。一名侍女老早就送来了，还在我屋里等着呢！”阿格拉菲娜说着，把信交给他，脸上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
“好，我就看。”聂赫留朵夫说着，接过信，注意到阿格拉菲娜的笑，不由得皱起眉头。
阿格拉菲娜微笑的含意是，信是柯察金小姐写来的，照阿格拉菲娜的看法，聂赫留朵夫正准备同她结婚呢！阿格拉菲娜的微笑所表示的这种推断，使聂赫留朵夫很不愉快。
“那我去叫她再等一会儿。”阿格拉菲娜说着，拿起放得不是地方的扫面包屑的小刷子，放到另一个地方，就轻轻地走出餐厅。
聂赫留朵夫打开阿格拉菲娜交给他的那封香喷喷的信。信是写在一张毛边的灰色厚纸上的，字迹尖细而稀疏。他看了起来。
我既承担义务做您的记性，那现在就提醒您：今天，四月二十八日，您应当出庭陪审，因此您无论如何不能照您昨天以您素有的随便态度答应的那样，陪我们去看画展了；除非您情愿向地方法院缴纳三百卢布的罚金，相当于您舍不得买的那匹马的价钱，为的是您没有按时出庭。昨天您刚走，我就想起了这事。请您千万不要忘记。
玛·柯察金娜公爵小姐
信的背面又附笔写着：
妈妈要我告诉您，为您准备的餐具将等您到深夜。您务必要来，迟早听便。
玛·柯察金娜公爵小姐
聂赫留朵夫皱起眉头。两个月来柯察金公爵小姐一直巧妙地在他身上下功夫，就是要用一条条无形的线把他和她拴得越来越紧，这封信便是这种功夫的继续。已经过了青春少年、不再痴心钟情的男子，遇到结婚的事，总是左顾右盼，踌躇不决。不过，除了这种一般性的踌躇不决之外，聂赫留朵夫还有一个重大原因，使得他纵然下了决心，也不能立刻去求婚。这原因不是他在十年前诱奸了卡秋莎又把她抛弃了。这事儿他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没有认为这是他结婚的障碍。这原因是眼下他与一个有夫之妇有关系，虽然从他这方面来说，这种关系现在已经断了，但她却不认为是断了。
聂赫留朵夫见到女人很腼腆。但正是他的腼腆挑起了那个有夫之妇要征服他的欲望。那个女人是一个县的首席贵族的妻子。在选举首席贵族期间，聂赫留朵夫常常去那个县。那个女人勾引他发生了关系。这种关系使聂赫留朵夫一天比一天更迷恋她，同时也一天比一天更厌恶她。起初是聂赫留朵夫招架不住她的诱惑，后来又因为感到对她负疚，所以不得到她的同意，就不能断绝这种关系。就是由于这一原因，聂赫留朵夫认为即使自己有心，也无权向柯察金家小姐求婚。
桌上正好放着那个女人的丈夫的来信。聂赫留朵夫一见到他的笔迹和邮戳就满脸通红，顿时感到精神紧张起来，他每遇到危险总是这样的。不过他的紧张是不必要的：那个丈夫，聂赫留朵夫主要田产所在县的首席贵族，来信是通知聂赫留朵夫，五月底要召开地方自治会非常会议，请聂赫留朵夫务必出席，并希望在会议上讨论有关学校和专用线路等当前重大问题时支持他，因为预料在讨论中会遭到反动派的强烈反对。
首席贵族是自由派人士，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反对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期间气焰嚣张的反动势力，并且全力以赴地投入这场斗争，丝毫不知道家庭生活中的不幸。
聂赫留朵夫想起由于这个人而经历过的种种苦恼时刻。记得有一次他以为她的丈夫知道了这事，就准备同他决斗，决斗时他准备朝天开枪。还记得跟她大闹过一场，她在绝望中朝花园里的池塘跑去，想投水自尽，他慌忙跑去找她。“我现在不能去找她，在她没有答复我以前，也不能采取任何措施。”聂赫留朵夫在心里说。他在一个星期之前给她写过一封很果断的信，承认自己不对，愿意用任何方式弥补自己的过错，不过他还是认为，他们的关系应该一刀两断，这确实对她有好处。他现在就在等待回复，还没有收到回信。没有回信多少是个好兆头。假如她不同意分手，早就写信来，或者还会像以前那样亲自赶来了。聂赫留朵夫听说，那儿现在有一位军官在追求她，这使他难受，因为他嫉妒；同时又使他高兴，因为有希望摆脱处处作假的尴尬局面。
另一封信是庄园的总管写来的。总管在信里说，他，聂赫留朵夫必须亲自去一趟，以便办理遗产继承手续，此外，还要对今后如何经营田产问题做出决定：是按照公爵夫人在世时那样经营，还是采取总管以前曾向公爵夫人提出、如今又向公爵少爷提出的办法，也就是添置农具，把租给农民的土地全部收回，自己耕种。总管在信中说，这样经营要划算得多。同时总管还表示歉意说，原定一号前应当汇出三千卢布，多少有些延迟了。这笔钱将随下一班邮车汇出。他所以延迟汇款，是因为怎么也收不齐农民欠的租，农民异常刁滑，以至不得不求助于官府，强制农民缴租。聂赫留朵夫看完这封信，又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他觉得自己拥有偌大的家产，不高兴的是他在青春少年时期原是斯宾塞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既为阶级的不平等辩护，又主张人人有权享用天然资源。的狂热信徒，而且因为自己是大地主，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中所提出的正义不允许土地私有的论点特别使他震动。他出于青年人的直率和豪爽，不仅口头上说土地不应该成为私有物，不仅在大学里就这一问题写过论文，而且当时在行动上把小部分土地(那一部分土地不属于母亲，而是他自己从父亲名下继承的)分给了农民，因为他不愿意违背自己的信念占有土地。现在他因为继承遗产而成为大地主，他必须在二者中选择其一：要么像十年前处理他父亲的二百俄亩土地那样，放弃他的私有财产，要么以默默接受的方式承认自己以前的一切想法都是错误和荒谬的。
*条他做不到，因为除了土地他没有任何其他生活资料。他不愿做官，可是他又过惯了阔绰生活，认为要放弃这种生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何必放弃这种生活，因为年轻时的信仰、决心、好强心和惊天动地的志向，如今都没有了。至于第二条，关于土地私有制不合理的道理，当初他是从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中汲取的，后来过了很久又从亨利·乔治亨利·乔治(1839—1897)，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发展了斯宾塞关于土地的学说，提出土地收归国有的理论。托尔斯泰热烈拥护这一主张。的著作里找到光辉论证，要否定这一明确无误、颠扑不破的道理，他无论如何做不到。
因此，总管的信又使他很不高兴。
四
聂赫留朵夫喝完咖啡，便朝书房走去，要去看看通知，看看应该几点钟出庭，再给公爵小姐写回信。去书房要经过画室。画室里放着画架，有一幅已经动笔的画翻过来放在画架上，墙上还挂着几张画稿。他看到他已经下了两年功夫的这幅画，看到几张画稿和整个画室，又一次感觉到，他在绘画方面已经无法继续前进了。近来他特别深切地感觉到这一点。他认为，他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审美感太敏锐了，眼高手低。但不管怎样，意识到这一点，总是很不愉快的。
七年前，他断定自己有绘画天才，便辞去了军职。他把艺术创作看得很高，有点儿瞧不起一切其他工作。现在看来，他无权傲视一切。因此一想到这一点就很不愉快。他怀着沉重的心情看了看画室里豪华的设备，闷闷不乐地走进书房。书房是一个又高又大的房间，有各种各样的装饰、用具和设备。
聂赫留朵夫一下子就在大写字台一个标有“急件”的抽屉里找到那份通知，通知写明应在十一时出庭。然后坐下来给公爵小姐写信，说感谢她的邀请，他将尽量赶去吃饭。可是，写完了信，却又撕掉，认为写得太亲热了。又写了一封，似乎又太冷淡了，几乎是辱骂的语调。他又把信撕掉，按了按墙上的电铃按钮。走进来一名上了年纪的、面色阴沉的家仆，腰系灰色细布围裙，留着络腮胡子，嘴唇和下巴刮得光光的。
“请派人去叫一辆马车来。”
“是，老爷。”
“再请您对柯察金家那个等回话的人说一声，就说我谢谢，我会尽量赶到的。”
“是。”
“这样有点儿失礼，可是我写信又写不好。反正今天要和她见面的。”聂赫留朵夫心里想着，走出书房去换衣服。
等他穿好衣服，来到台阶上，一个熟识的马车夫已经坐在胶轮马车上等着他了。
“昨天您刚刚离开柯察金公爵家，我就到了。”马车夫多少扭了扭他那白衬衫领子里的黑黑的、强壮的脖子，说，“他们家看门的说，老爷您刚走。”
“连马车夫都知道我和柯察金家的关系了。”聂赫留朵夫心里说。于是他面前又出现了近来经常盘旋在他脑际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该不该同柯察金家小姐结婚?这个问题也像当前他遇到的多数问题一样，他怎么也不能解决，觉得这样或那样都不行。
总的说，想结婚的原因是：*，除了可以享受家庭温暖以外，结婚还可以避免不正当的两性生活，而过合乎道德的夫妻生活；第二，也是主要的原因，他希望家庭和子女能够给他目前这种空虚的生活增添一些意义。想结婚的原因无非就是这些。不想结婚的原因大致是：*，怕失去自由，这是一切已经不太年轻的单身男子的普遍性顾虑；第二，对于女人这种神秘的生物怀着一种不自觉的恐惧。
具体地说，想和米西(柯察金家小姐本名玛丽娅，正如一切名门世家的小姐，她还有别号)结婚的原因是：*，她出身名门，从衣着到音容笑貌，走路风度，都与平常人不同，这不同不是因为有什么特殊之处，而是因为她的“雍容华贵”——他再也想不出更适当的词儿来形容这种品质，他对这种品质十分珍视；第二，她认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因此他觉得她是了解他的。在聂赫留朵夫看来，对他的这种了解，也就是对他的崇高价值的承认，证明她聪明非凡，见解过人。不想和米西结婚的原因是：*，很可能找到一个比米西还要好得多，因而同他更般配的姑娘；第二，她已经二十七岁，因此她以前一定谈过恋爱。聂赫留朵夫一想到这事，就很不好受。他的自尊心很强，即使在过去她爱的不是他，他也不能容忍。当然，以前她不可能知道日后会遇见他，但是一想到她以前可能爱过什么人，就觉得自己受了侮辱。
就这样，有多少应该结婚的理由，就有多少不应该结婚的理由；至少二者是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因此聂赫留朵夫嘲笑自己是比里当的驴子比里当，法国十四世纪哲学家。他写过一篇寓言，说有一头驴子看到两捆完全相同的干草，不知道该吃哪一捆好，结果饿死。。而且他至今仍然是驴子，不知道在两捆干草当中选哪一捆好。
“不过，还没有收到玛丽娅·瓦西里耶芙娜(首席贵族的妻子)的回信，没有跟她完全断绝关系，反正还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他自己对自己说。
他想到可以而且应该迟一点儿做出决定，便感到高兴。
“反正这些事我过些时候会考虑好的。”当他坐的轻便马车轻快无声地来到法院门前的柏油路上时，他在心中对自己说。
“现在我得认真负责地履行社会职责，我一向认真负责，我认为这是应该的。再说，这种事往往都很有意思。”他心里想着，从看门人身边走过，进入法院的门廊。
五
聂赫留朵夫走进法院的时候，走廊里已经有不少人在紧张地来回走动了。
法警们带着公文或者遵照指示走来走去，有的快步行走，有的甚至小跑，两脚不离地面，鞋底擦着地板，跑得气喘吁吁。警官、律师和法院办事人员来来往往，时而朝这边来，时而朝那边去。一些原告和无人押解的被告无精打采地在墙边踱步，或者坐着等候。
“地方法庭在哪里?”聂赫留朵夫向一名法警问道。
“您问哪一个法庭?有民事庭，有高等审判庭。”
“我是陪审人员。”
“那就是刑事庭。您这样说就明白了。打这儿朝右走，然后往左拐，第二个门就是。”
聂赫留朵夫照他的指点走去。
在法警所指的那个门口，有两个人站在那儿等着：一个是又高又胖的商人，面貌和善，显然已经吃饱喝足，情绪极好；另一个是犹太裔店员。聂赫留朵夫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这儿是不是陪审人员议事室的时候，他们正在谈羊毛的价钱。
“就是这儿，先生，就是这儿。您也是陪审人员，跟我们是一伙儿的吧?”面貌和善的商人快活地挤挤眼睛问。“那好，咱们一块儿来干吧！”他听到聂赫留朵夫肯定的回答，又接着说，“我是二等商人巴克拉绍夫，”他说着，伸出一只又宽又软的肥厚的手，“是要辛苦一番了。请问贵姓?”
聂赫留朵夫报了姓名，便走进陪审人员议事室。
在不大的陪审人员议事室里，有十来个不同行业的人。大家都是刚到，有的坐着，有的走来走去，互相打量着，互相介绍认识。有一个退役军人穿着军服，其余的人穿礼服或西装便服，只有一个人穿长袍。
尽管不少人为这事丢开正事，尽管嘴上说这事太麻烦，然而大家都露出几分得意的神气，认为自己是在做一项重大的社会工作。
陪审人员有的已经相互介绍认识了，有的还在相互猜测对方是什么人，都在交谈，谈天气，谈早来的春天，谈即将审理的案子。有些同聂赫留朵夫不相识的人，连忙过来跟他认识，显然认为这是特别光彩的事。聂赫留朵夫却像往常跟陌生人周旋一样，觉得这是一般的应酬。要是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他也答不上来，因为他这一辈子也没有表现出什么过人之处。至于他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德语，穿戴的衬衫、外衣、领带、袖扣都是上等货，都不能成为他自命不凡的理由。这一点他自己也明白。然而，毫无疑问，他又认为这都是他的过人之处，认为别人对他表示尊敬是理所当然的，要是别人不表示尊敬，就觉得是受到屈辱。在陪审人员议事室里恰恰就有人对他不表示尊敬，因而他也就十分不快。陪审人员当中有一个是聂赫留朵夫的熟人。这人叫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聂赫留朵夫从来不知道而且也不屑于知道这人的姓)，给聂赫留朵夫姐姐家的孩子们当过教师，大学毕业后当了中学教师。聂赫留朵夫一向讨厌他那种不拘礼节的态度、那种扬扬自得的哈哈大笑。总之，如聂赫留朵夫的姐姐说的，那种“公社习气”，使人很讨厌。
“哈，您也落网啦！”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迎着聂赫留朵夫高声大笑，“您也没躲掉吗?”
“我根本就不想躲。”聂赫留朵夫严肃而阴沉地说。
“哦，这可是一种公民的忘我精神。不过，您等着吧，等到您吃不上饭，睡不成觉，就不唱这个调调儿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更响亮地哈哈大笑着说。
“这个大司祭的儿子马上就要跟我拍肩膀了。”聂赫留朵夫在心里说，脸上露出极其阴沉的神色，假如此刻他得到亲人全部死光的噩耗，那这种神气就显得很自然了。聂赫留朵夫离开他，走到一群人跟前，这些人围着一个高高的、脸刮得光光的、仪表堂堂的先生，听他有声有色地在说一件什么事。这位先生说的是目下正在民事庭审理的一宗案件，似乎很熟悉案情，叫得出法官和著名律师的名字和父称。他说到一位著名的律师使那宗案子出现了惊人的转折，由于这一转折，那个老太太，尽管道理完全在她这一方，势必白白地拿出一大笔钱给对方。
“真是一位天才律师!”他说。
大家都恭恭敬敬地听着，有的人几次插嘴想说说自己的看法，可是都被他打断，似乎只有他一个人了解全部底细。
聂赫留朵夫虽然来迟了，可是还得等很久。有一位法官到现在还没有来，不得不延迟开庭。
六
庭长很早就来到法院。庭长是一个高大而肥胖的人，留着长长的花白络腮胡子。他有妻室，可是十分风流放荡，他的妻子也是这样。他们互不干涉。今天早晨他收到一个瑞士女人的来信，那女人夏天在他家做过家庭教师，现在从南方上彼得堡去，路过此地。她在信中说，在三点到六点之间她在本市“意大利旅馆”等他。因此他希望今天早点儿开庭，早点儿结束，以便赶去和那个红头发的克拉拉相会。去年夏天他和她在别墅里就干起了风流韵事。
他走进办公室，把门反扣上，从文件柜*下面一格取出两个哑铃，向上、向前、向两旁、向下各运动了二十回，然后把哑铃举过头顶，身子轻巧地蹲下去三次。
“要保持元气，再没有什么办法比淋浴和做体操更好的了。”他一面在心里说，一面用无名指上戴金戒指的左手摸摸右臂上那紧绷绷的一团肌肉。他还要练击剑(他在久坐审理案件之前，总要做这两种运动)，这时房门动了一下。有人想开门。庭长连忙把哑铃放回原处，把门开了。
“对不起。”他说。
一位法官走了进来，个头儿不高，戴着金丝眼镜，耸着肩膀，阴沉着脸。
“玛特维·尼基济奇又没有到。”这位法官很不满地说。
“还没有到，”庭长一面穿制服，一面回答说，“他总是迟到。”
“奇怪，怎么不难为情？”这位法官说过这话，很生气地坐了下来，伸手掏香烟。
这位法官是个一丝不苟的人，今天早晨同妻子发生过一场很不愉快的争吵，因为妻子不到时候就把这个月的生活费用光了。她要求预支一些钱，可是他说，无法通融。于是就吵了起来。妻子说，要是这样，那就不做饭，叫他休想在家里吃到饭。吵到这里，他赶紧收兵，生怕她说到做到，因为她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这不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过日子，却落得这样。”他心里想着，眼睛瞧着又健康又愉快、容光焕发、和蔼可亲的庭长。庭长把两个胳膊肘叉得宽宽的，用两只好看的白手朝绣花领子两边捋他那又长又密的花白络腮胡子，“他总是处处得意，快快活活，可我总是有说不尽的烦恼。”
书记官走进来，带来一份案卷。
“非常感谢！”庭长说着，点起一支香烟，“先审哪一件案子?”
“哦，我看，就审毒死人命案吧！”书记官似乎漫不经心地说。
“那好，毒死人命案就毒死人命案吧！”庭长说，心里盘算这件案子不复杂，四点钟之前可以结束，他就可以走了。“玛特维·尼基济奇还没有来吗?”
“还没有来。”
“布列维到了吗?”
“他到了。”书记官回答说。
“您要是见到他，就告诉他，我们先审毒死人命案。”
布列维是副检察官，在这次审讯中负责提出公诉。
书记官来到走廊里，就遇见布列维。布列维肩膀耸得高高的，制服敞开着，腋下夹着公文包，几乎像跑步一样在走廊里匆匆走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