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比起和自然的相处来,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似乎更为失败。现代人经常慨叹“人心不古”,可能以为古人的情形要好一些,但生活在宋代的苏轼就曾如此慨叹处世的艰难:“我少即多难,邅回一生中。百年不易满,寸寸弯强弓。”(《次前韵寄子由》)
因为处世的艰难,竟觉得不足百年的生命是一种延续着的煎熬,犹如用力拉开一张强弓,一点一点地拉开,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吃力,越来越难以忍受。
这样的慨叹出现在以豁达乐观著名的苏轼笔下,令人感觉活着好像真是没有什么乐趣可言。那还谈得上人生意义的追寻吗?
然而,另一方面,优秀的作家创造他的作品,其创造的生命历程经常被我们形容为对人生意义的追寻。苏轼自然也不例外,而且,他如何面对人生的困境,还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他那竹杖芒鞋、吟啸徐行于风雨之中,而回首一笑,渺然如梦的人生境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究竟他如何解开由他自己提出的关于“人”的悖论呢?
相比于概括其创作经验,揭示其艺术特征,确定其历史地位等等“文学史”的标准课题来,走进他的人生,走进他的世界,感其所感,思其所思,如果可以从而领略到他追寻一生的结果,那会是一件更有兴味的事吧。
如果你听惯了“乱世出诗人”或者“国家不幸诗家幸”之类的论调,则面对苏轼不免会无话可说,因为苏轼生活的时代不但不属山河破碎的乱世,而且正是太平富裕的北宋盛世;如果你以为古代作家的创作动力一定是封建社会士人的怀才不遇,那在苏轼身上也显然错了,科举入仕的一帆风顺,兄弟同朝的意气飞扬,皇帝、宰相、老师的赏识,朋友、学生、子弟的仰慕,金殿议政,北门拟诏,旧时代文人的梦想不过如此而已。
拥有了这一切的苏轼,即便也有赤壁矶头的贬居,沧海鲸波的放逐,亦是宦场沉浮的常情,不能一概地说“不遇”了。
平心而论,盛世何负于诗人?完备的教育体系、优越的读书环境、拥有书籍购买力的读者,以及稳定的创作交流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对乱世文人而言都只是遥远的梦想,而社会整体在安定发展的态势下所呈现的丰厚的文化积累,无疑是那种登峰造极的艺术所必要的依托。
如果说没有“安史之乱”就没有杜甫的诗歌,那么没有“开天盛世”也同样不会有杜甫的诗歌。对于苏轼来说,北宋百年太平所造就的高度发达的士大夫文化和丰富多彩的市民文化,使他的艺术之旅在出发的时候便拥有了很高的起点。
而与那些真正怀才不遇、终生潦倒的文人相比,曾经进入权力中枢而且一生都卷在党争漩涡之中的苏轼,当然更了解政治。集权社会造成了文艺与政治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也造成了人们了解政治事件的权力不平等,苏轼笔下描绘的复杂险恶的政治斗争,对一般人来说大多是高层的“秘闻”,他们既没有了解真相的权力,当然就不可能加以真实地刻画,而这类题材在中国文学中的分量之重轻,可谓尽人皆知,毋庸多论。
所以,并不是只有乱世或者怀才不遇才能造就大作家。因为山河未尝破碎,身世也会有沉浮;仕途有顺有逆,敢于追求真实的人不会停止他的思考。
人生遭遇的处境,大多不是本人能够决定或改变的,但是否认真去感受,去思考,却决定他是否迷失,而只有不迷失于外界的人,才能寻找到内在的永恒。“我思故我在”,思考才是真正的生存。
苏轼有时感叹:“人生识字忧患始。”所谓的“识字”,实际上是指学会了思考,而感受到“忧患”,正是因为清醒。他也曾在《洗儿》诗中说:“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愤激的话表达了清醒者的痛苦,但毫不夸张地说,清醒者的痛苦,才是艺术之根。
太平的时代也并不十分宁静,与其他时代一样,苏轼的时代里也有许多事情在发生。这些事情或大或小,与他的个人生活历程交织在一起。他的贯穿始终的人生思考才是他留下的真正的生命痕迹。
而这本小书的目的,也就是从他的各阶段的文学作品中,去探寻这生命痕迹,去重温那个在我们千年以前的生命的思考。
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①
东风未肯入东门②,走马还寻去岁村。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③。
江城白酒三杯酽④,野老苍颜一笑温。
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⑤。
① 潘郭二生: 苏轼在黄州的朋友潘大临和郭遘。女王城: 黄州州治东十五里的永安城,俗称女王城。作诗: 指元丰四年(1081)苏轼作《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元丰五年的同一天,他们又来到同处,苏轼作此诗。
② 东风句: 形容春风未到,城中尚无春色。
③ 人似二句: 说寻春的人来得像秋雁南飞似的准时,往事却如一场春梦,了无痕迹。
④ 酽: 味道浓厚。
⑤ 赋招魂: 《楚辞》中有《招魂》篇,此指老朋友正在设法让苏轼调离黄州贬所。苏轼意谓他在黄州过得不错,朋友们不必为调离之事多麻烦。
旧地重游,不免有感于怀,是中国诗歌*常见的主题之一。但这一次的情形有些特殊,因为去年正月二十日到女王城,可说事出有因,而今年同一天约好同一批人再来,却分明是有意营造这种氛围。获取这种感受和写这首诗,本来就是这个行为的目的。诗题里面所谓“忽记”云云,乃是诗人笔下的狡狯。
一部久长的诗歌史,提供了足够多的适合于引起“诗兴”的典型场景,对这种典型场景的自觉营造,就是将古人的诗意复制到自己的现实生活中,使生活被诗化,便是一番文人的雅致。
苏轼成功地将他的谪居生活诗化了,并希望“年年为此会”。朋友们都教他好好忍耐这几年谪居,目的无非为了将来有机会改变。果真如此,即使将来的改变再好,也使眼前这一段生活失去自身的兴味,只为等待另一段生活的到来而勉强延续。这便是*糟糕的情形。
人生也好,历史也好,每一片段都必须以下一个片段为目的,为了下一个片段的早日到来而否定这一片段的自身吗? 能不能改变一下视角,跳在时间之流的外面,平等地看待每一个片段呢?
这样超越性的观照,得出“人似秋鸿来有信”的结论。朝一个方向直线流逝的时间矢量变成了往复循环的圆转的意象,是自然的本真状态吧。只有人因为意识到“死”,所以才把时间看成一往不复的流逝矢量,对于其他自然物来说,时间的形态不是这样。比如对鸿雁来说,时间就是圆的,春天、秋天,转了一圈都会回来。如果人也能这样观照时间,则应该有更合理的人生态度。
不要把过去看成现在的原因,过去的事犹如一场春梦,了无痕迹;也不要使现在为了将来而存在,现在该喝现在的酒,享受当下的温存。圆转的时间里应当有圆转的生活,就好像鸿雁那样,年年周而复始。如此才能使人生的每一刻都自具其隽永的滋味。
所以在逆境中把希望寄托于变化,在等待中浪费人生,是错的。生活的每一段都值得好好去过。
看来,这样的想法不仅仅为了从贬谪的苦恼中解脱出来,也包含着某种比较典型的中年领悟。人至中年,不像少年那样梦想着将来的美好,希望时间向前延伸,也不像老人那样爱回忆过去的美好,希望时光可以倒流。中年人的时间是圆的,每一年都呈现其周而复始的真相,无论过去和将来,都不具有真相之外的梦幻色彩。“已约年年为此会”,是以圆的生活方式来合璧于圆的时间。
于是,人生的真相也就是:“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