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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回应”理论,影响了20世纪后半叶的海内外关于近代中国的研究。本书将中国近代重要的历史文献组织在“冲击-回应”的理论框架下,将原本零散的史料整合起来,探讨了在西方挑战的刺激下,中国长久稳定的意识形态和知识阶层做出了怎样的回应。

现代读史更多的是接受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如果可以直接接触*手的原始史料,每个人又会看到怎样不同的历史面向呢?这本史料与评论的汇编是我们的尝试。


【内容简介】

本书在“冲击-回应”模式的框架下,试图分析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条重要的线索:面对西方的强势扩张,中国精英阶层如何理解这个陌生的文明,以及如何存续本国的文化、政治和社会体制。本书通过选取近代历史文献中的部分核心史料和经典篇章,全景式地展现了近代中国几代先锋人物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作者简介】

费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1991)

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

邓嗣禹1905—1988)

湖南常宁人,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

陈少卿

河南开封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主攻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媒体评论】

如何认识西方是近代中国的思想主题?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中国对西方的认识由表及里?从浅到深的历史发展过程?本书为我们理解这一历史过程提供了基本文献和入门初阶?

——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这是一本引人入胜?非常重要的作品?我们甚至无法以三言两语概括本书所呈现史料的珍贵性?作者在介绍本书的写作背景时对这部作品做了精彩勾勒?他们对近代中国思想家的评论极具启发性?

——《美国历史评论》

对于那些喜爱思想史的人来说?本书是对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思想领域的文献的汇编及评论的完美结合?作者将学界的研究成果精炼成为一种有意义的模式?

——《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年鉴》


【目录】

1979 年版前言

致 谢

部分 问题和背景

1章 导 论

2章 中国思想传统的若干因素

(一)几位清代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家

(二)耶稣会的早期影响

(三)清廷对西洋人的态度

第二部分 承认学习西方的必要性 1839—1860

3章 林则徐应对英国之策

4章 抚夷之策

5章 自强说的滥觞

(一)恭亲王与总理衙门

(二)冯桂芬其人其书

(三)太平天国对现代化的兴趣

第三部分 对西方技术的渴望 1861—1870

6章 曾国藩对西洋人和西洋机器的态度

7章 李鸿章与西式武器的应用

8章 同文馆的创设

9章 左宗棠与福州船政局

第四部分 自强运动 1871—1896

10章 权力问题:人事与制度

(一)李鸿章及其僚属

(二)皇太后的声威

11章 派遣留学生

(一)留美幼童

(二)留欧学生

12章 外交使团

13章 自强运动的问题

(一)“官督商办”制度

(二)铁路之争

14章 积极外交政策的尝试

(一)建设现代海军

(二)自强的失败

(三)联俄

第五部分 1900 年开始的改革运动

15章 维新派

(一)传教士的影响

(二)早期维新派

16章 康有为及“康党”

17章 张之洞的改革计划

18章 1898 年的失败

(一)朝廷与皇帝

(二)反变法的保守思想

19章 义和团

第六部分 改良与革命 1901—1912

20章 保守主义的改革运动

(一)拳乱之后的新政

(二)教育改革

(三)立宪

(四)袁世凯与新军

21章 经济发展

22章 梁启超与民族主义

23章 孙中山早年的革命方略

第七部分 意识形态潮流与五四运动 1912—1923

24章 寻找新主义

(一)异彩纷呈的新思想

(二)蔡元培与教育自由

25章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26章 胡适与中国的实用主义

27章 孙中山调整革命的方向

28章 梁启超对中国进步的回顾

卷后语

出版后记


【前言】

20多年前本书刚出版时相比,相关主题的文献已经扩充数倍。北京、上海和台北出版了大量的史料和专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一系列研究尤其引人注目。此外,大量日文、西文(尤其是英文)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这个主题的文献目录已经今非昔比了。

但是,这个主题本身(包括中国学习西方技术以应对自身紧迫问题的需求)并没有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反而焕发出新的生机。如今我们依然需要历史的视角,因为今日中国的现代化蓝图在许多方面同百年前的自强运动如出一辙。从这种比较来看,本书仍是这个影响深远的时代(1839—1923)代表性的文献选集,本书关注的人物和文献仍具有头等的重要性。

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近几十年中国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在1923年之后才崭露头角。再大胆些讲,激进的新思潮从1923年起逐渐壮大,以新思潮为指导的新的文献编纂标准建立了起来,但这一新标准并未使本书收录的文献过时。例如,民间信仰的历史、农民抗争的历史、妇女解放的历史、现代白话文学的历史、中国法律的历史以及海外华人的历史,都从尘封的记录中被发掘出来,并被摆上了研究的前沿。我们通过再编一套文献选集来反映史学研究的新进展,这种补充使得近代中国的广阔图景变得更加完整,但不会让本书的材料显得没用或者无关紧要。

正如敏锐的批评家们所指出的,“中国回应西方”的概念意味着对“刺激(或挑战)/回应”观点的接受。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其12卷的《历史研究》(1934—1961)中使这一生物社会学概念广为人知;这一观点似乎低估了中国自身的传统和创造力—似乎中国人只能被动接受外来影响,他们积极地投身变革也只是为外来影响所驱动。我们承认,“刺激/回应”概念确有其局限,因为“刺激”和“挑战”是暧昧而模糊的表述,它们既可以表示主观感受到的刺激,也可以表示自觉认识到的挑战,甚至可以表示客观条件的变化—以历史学家的后见之明看来,似乎它在“刺激”或“挑战”。

如果您稍微翻过本书的内容就会发现,我们一开始就提出:“‘刺激’(或‘冲击’)和‘回应’的表述并不严谨。我们斗胆假设‘西方冲击’曾发生在前,仅仅是因为我们所谓的‘中国回应’的行为发生在后。这种‘中国回应’正是我们要研究的,但它显然是中国整体行为的一个部分。换言之,‘西方冲击’仅仅是中国多样图景中的元素之一。要解读这种回应是困难的,我们必须把它放在中国的总体历史中考察。”所以,我们在编写本书时,将“中国思想传统的若干因素”作为首要的主题。

本书收尾于中国人初步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1923年。但是,外来影响(来自苏联、日本、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继续影响着中国历史。历史学家的解释任务与日俱增。我们仍然必须研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观念及其应对方法,但这只是近代中国伟大革命的线索之一。

埋头于这个领域的中文史料的研究者需要许多学术工具,如引用注释、史料指南和出版物的文献目录,以及本书中出现的英汉姓名和术语对照表。这些工具在本书的姊妹篇《〈冲击与回应〉研究指南》(哈佛大学出版社,1954,以下简称《研究指南》)中应有尽有。

如果本书在今天还有些用处的话,那是由于它的成书不仅靠着两位主要编者的努力,还凝结着致谢中提到的房兆楹、孙任以都等其他30多位学者的汗水。他们在一个相当狭小且同质化的领域里,共同代表着当时的汉学研究水准。初在1950年传阅的版本是一份篇幅巨大的稿本,得到了太平洋国际学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学部的支持。所幸的是,太平洋国际学会未被20世纪50年代初的麦卡锡狂热所断送,而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美国提倡和鼓励中国研究已经有20年了。此番对1961年版进行重印,或许可以看作对三个人的远见的致敬,他们是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威廉·L. 霍兰德(William L. Holland)、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大卫·H.史蒂文斯(David H. Stevens)和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CLS)的莫蒂默·格雷福斯(Mortimer Graves)。土生土长的美国学者还会说,本书是美国汉学深深受惠于华人学者的又一例证。

费正清 邓嗣禹

19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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