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余秋雨完整家族回忆录，，一代文化大家的心灵成长史。
·华人世界温暖饱学的一支笔，深情讲述一个中国普通家庭百年间的悲喜沉浮。
·公开50余幅私人珍藏照片，正式全面回应20年来所有“谣言”风波。
·特别收录：陪母亲走完人生之路之内心独白《侍母日记》《为妈妈致悼词》。
·余秋雨亲笔题写书名，全新修订上市。
【内容简介】
《吾家小史》讲述了余秋雨和他的家族诸多不为人知的经历，从前辈到自己，在父亲临终的床头重新拾笔，直到为母亲写出悼词。这本书，以全新的内容描写了现代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百年间的悲喜沉浮，以及余秋雨的心灵成长历程。
书中涉及余秋雨和他的家族诸多不为人知的经历，从前辈到自己，在父亲临终的床头重新拾笔，直到为母亲写出悼词。余秋雨被诟病已久的文革经历、“诈捐门”始末、与马兰的“被离婚”，甚至完全没正面回应的*次婚姻及其收养的女儿也将在本书中做一个完整而郑重的交代。
【作者简介】
余秋雨，浙江余姚人，当代散文家，文化学者，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家。著有《文化苦旅》《何谓文化》《中国文脉》《山河之书》《霜冷长河》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被推举为当时中国内地年轻的高校校长，并出任上海市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二十多年前，他毅然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和高位任命，孤身一人寻访中华文明被埋没的重要遗址。
二十世纪末，冒着生命危险贴地穿越数万公里考察了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希伯莱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等一系列重要的文化遗迹，作为迄今全球完成全部现场文化探索的人文学者，对当代世界文明作出了全新思考和紧迫提醒，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他所写的书籍，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排行榜前列，仅中国台湾一地，就囊括了白金作家奖、桂冠文学家奖、读书人书奖、金石堂有影响力书奖等一系列重大奖项。
【媒体评论】
余秋雨先生把唐宋八大家所建立的散文尊严又一次唤醒了。或者说，他重铸了唐宋八大家诗化地思索天下的灵魂。
——白先勇
北京有年轻人为了调侃我，说浙江人不会写文章。就算我不会，但浙江人里还有鲁迅和余秋雨。
——金庸
中国散文，在朱自清和钱锺书之后，出了余秋雨。
——余光中
【目录】
自 序 001
章
一 秘史朦胧 003
二 秘史渐近 009
三 还债 016
四 墓碑 021
五 朱家小姐 030
六 乡下 040
七 那天下雨 047
八 叔叔二十岁 053
第二章
一 无产地主 061
二 妈妈下楼了 065
三 夜晚 073
四 姨妈和表哥 080
五 上海的事 087
六 饥荒 093
第三章
一 大民主 103
二 同一个省 115
三 那个冬天 128
四 裸体 140
五 稍稍打开的窗 153
六 老人和老屋 163
第四章
一 紫玉楼梯 175
二 齐华 182
三 祖母无名 188
四 在位和退位 199
五 绣花婴儿鞋 216
六 妓女和口红 225
七 逃向海边 233
八 爸爸的秘密 255
九 悬崖守护 266
十 天人对话 279
归 结
一 侍母日记 297
二 为妈妈致悼词 308
三 远方的海 315
【前言】
自序
一
中国文化有很多优点，也有很多毛病。毛病中让我感到痛切的，是它纵容谣言。
在《何谓文化》一书中，我曾用八个押韵的短句概括过谣言在中国的优惠待遇：
造谣无责，
传谣无阻；
中谣无助，
辟谣无路；
驳谣无效，
破谣无趣；
老谣方去，
新谣无数。
不少上了年纪的读者告诉我，这几句话他们已经能背诵了，因为实情确实如此。只要是中国人，一读就能会心微笑。
但是我必须指出，当这种实情充分展开的时候，受害者的遭遇极为可怖。几千年来不知有多少气吞山河的将军、贤臣、诗人、智者未得善终，细细追索悲剧的成因，后总会找到几句关键谣言。
“青史因高尚而立，高尚因谣诼而溃。”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历史步履蹒跚的一个重要原因。
且不说古老的血迹、邻家的悲泣了，就以我自己家里为例吧，谣言之祸害，刻骨铭心。
我叔叔在“文革”中自杀，就因为几句辩不清的谣言。我爸爸被关押十年，也因为几句辩不清的谣言。他们两人一死一关，我家经济来源断绝，老老少少八口人饥寒交迫、生死挣扎，就是因为那几句谣言。
叔叔刚烈，决心以生命的代价让“革命群众”明白，那些都是谣言。但他一死，“革命群众”齐声说，他是“畏罪自杀”。他们让他的鲜血，加固了谣言。
爸爸老实，原来也想自杀，却又考虑到全家生计而活了下来，天天在歹徒们的暴虐中撰写长文来反驳谣言。这种长文，他连续写了十年，还用蓝印复写纸誊抄，一手擦泪一手执笔，直到眼睛几乎失明。因此有时，经造反派当权者批准，由他口述，由我记录，一份份往上送。但事实证明，这些堆积如山的长文，并没有反驳掉任何一条谣言。
叔叔和爸爸后来在名义上都已“平反”。他们墓头的草树，枯了又青，青了又枯，不知多少年了，但是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当初的造谣者是谁。
叔叔和爸爸是社会底层的小职员，连个“副科级干部”都挨不上。当时，比他们高得多的人物，直到国家主席、学术权威、艺术大师，全被谣言困住了。更不可思议的是，当时社会上的每一个单位，都发生了“谣言井喷”，几乎一切稍稍像样的人都成了叛徒、特务、汉奸、坏分子，而且都有大量“细节”、大批“证人”。于是，全国几百万个“专案组”为这些谣言而设立，一设十年，却没有一个专案组破除过一个谣言。这么大的数量，这么长的时间，实在是人类史上的奇观。
造成这种现象，除了从上而下的政治背景外，更由于从下而上的文化土壤。
政治背景容易更替，文化土壤很难改变。
一些民众喜欢谣言、企盼谣言、参与谣言、庇护谣言，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也就是集体文化本能。结果，造谣在中国，变成了一种既安全又显赫的群体职业。在这一点上，我对中国“国民性”的评判，比鲁迅更为严厉。原因是，鲁迅没有遭遇过那么多运动，那么多民粹，那么多谣言，那么多灾难。
二
我原以为，经历过“文革”，中国人对谣言的癖好也许会稍稍减轻一点。后来发现，完全不是这样。
“文革”的谣言只由大字报传播，而现在，谣言凭借着网络和传媒，可以顷刻笼罩万里江山。一次次以谣言为基础的群体投注，使一个民族的心理底线因过度消耗而日渐脆弱。那些造谣者，更是具有了呼风唤雨的号召力，远远超越他们的前辈，或他们自己的前半辈子。
中国古人说：“谣言止于智者。”这其实只是一个空洞的自我期许，而不是社会真相。因为智者未必是仁者，仁者未必是勇者，不存在阻止谣言的道义和胆气。相反，他们的智商很可能成为谣言的动力，使谣言更精致、更耸动、更有传播力。因此，无数历史事实证明，“谣言止于智者”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谣言。
我相信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少数谣言有可能被阻止。但在整体上，我们对谣言基本上无能为力。
谣言在什么时候又会快速点燃人们的轻信、无知而酿发新的破坏性运动，搅起新的社会灾难？几乎难于避免，而且难于预测。在如此无奈中，我能做的，仅仅是记取自己叔叔和爸爸的惨痛教训，那就是：不像叔叔那样为谣言自戕，不像爸爸那样与谣言争辩。
我从父辈身上获得的这两大教训，可能是世间对谣言明智的认识。
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要考验这种明智的认识，居然，我本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谣言狂潮。
为什么说“前所未有”？只要与叔叔、爸爸的遭遇一对比，就能明白。
，叔叔遭受谣言攻击，半年就自杀了，爸爸则被谣言闷住了十年。而我，已被谣言包围了二十年，等于又经历了两场完整的“文革”；
第二，叔叔、爸爸所遭受的谣言攻击，主要集中在本单位，没有报刊参与。而对我，除了本单位没有参与外，全国一百六十余家报刊都参与了。其中南方一家著名报纸主导了每一场谣言围攻，覆盖面之大无与伦比，且被海外华文报刊广泛转载；
第三，叔叔、爸爸所遭受的谣言攻击，内容比较固定，两三项诬陷而已，而我遭受的攻击，范围漫无边际。从所谓“文革历史”、“文史差错”、“文化口红”、“地震捐款”、“阻止请愿”到“深圳赠房”、“遗产大会”、“美女作家”、“离婚声明”等等，面面俱到，与时俱进；
第四，叔叔、爸爸所遭受的谣言攻击，主要来自不知法律为何物的造反派歹徒，具有暴烈性却不具有权威性。而围攻我的那么多传媒和打手，几乎都在炫耀权势，标榜背景，展示团队、高谈法律，让谣言披上了足以霸凌一切的行政胄甲；
第五，叔叔、爸爸遭受的谣言攻击，从现存的材料看，发动者文化程度很低，只知摆弄极左口号。而攻击我的造谣者，却擅长笔墨，会编故事，懂得版面，巧言令色，有煽动性。
——仅此五点，我就有信心对叔叔、爸爸说：“千乘万骑，久围一人，比之父辈，纵亡无恨！”
但实际上，我还是有“恨”的。当然不是恨那些造谣者，他们不值得恨，就像我们不会去恨蛇蝎，只会去恨那些欣赏蛇蝎伤人的人。
那么，我究竟恨什么呢？
在“文革”中我就很惊讶，当一个歹徒喊出口号要“打倒”某个教授时，绝大多数民众的眼睛都会直视那个教授，欣赏他的惊讶、委屈、气愤、失措，而不会回过头来看看，喊口号的歹徒是谁。也会有几个人回头，但那只是好奇和怂恿。过一会儿，“打倒”改成了“吊死”，大家仍然欣赏那个教授的恐惧表情，还是很少有人会回头看歹徒一眼。
我恨的，就是民众的这种目光走向。
我在遭受每一次谣言攻击时，一开始总想告诉民众，这是假的。但很快发现，大家都知道这是假的，或者不在乎真假，只等待我的狼狈，我的慌张，我的失态。我原来抱怨，大家怎么都成了旁观者？后来发现，根本不是旁观者。因为旁观者是中立的，他们绝不中立。如果中立，就不会有我爸爸的十年，我的二十年。
我等待过，不是等待歹徒消失，而是等待民众的目光能投向歹徒。但是，等了那么久，我等不到了。
我非常失望。因为我是一个历尽艰险寻找民族尊严的人，一个走遍世界阐释中华文化的人，但每次回来，总是谣言、谣言、谣言，而且越来越污浊，越来越肮脏，越来越嚣张，越来越盛大。当然耳边也会听到一些同情的低语，却永远缺少真正的帮助。
我一直企图说服自己，这种现象与我所钟爱的脚下的土地无关。但是，所有的事实告诉我，不是无关，而是有关。
我终于明白了杨长勋教授对我的告诫：赶快离开。但是，我和马兰，都有年迈的父母亲需要照顾。
正这么想着，我爸爸，却被攻击我的谣言气死了。他的死，也有医学上的病因，但不能排除他临终床头的那三份报刊。一份广州的，一份天津的，一份上海的，对他造成了后残害。
这些报刊在造我的谣，而这些谣言使爸爸联想到了我家在“文革”中的悲惨经历。一种巨大的逆反，让老人家痛彻心肺。这位抗拒了十年谣言而获得过胜利的英勇老将，终于牺牲，为了他的儿子。
对这件事，我写道：
我是一个博爱主义者，常常对那些严重伤害过自己的人予以原谅；但我又是一个中国人，终身不会淡忘“杀父之仇”。我即使把“必要仇恨”缩得再小，也会永远记得爸爸临终床边放着的那些报刊，以及报刊背后那几个人。
博爱使我容光焕发，仇恨使我双目炯炯。
我的宗教情怀反对我报仇，却不反对我出走。前思后想，觉得我们夫妻两人也算非常对得起这片土地了，只是年纪已大，很想避开歹徒们的惦记，寻个安全，因此即使远离，也已无须汗颜。但是，歹徒们的势力范围很大，欺骗领域更大，欧美很多大城市的华文圈都已有他们的阴影，我们只能敬鬼神而远之。我和马兰讨论过塞浦路斯、以色列、南非，而在这本书的后，则指向了西太平洋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
那里有可能是几千年前河姆渡文化或良渚文化湮灭时的先民逃生处，因此也可以看成是远祖的家园。在密克罗尼西亚，我们特别羡慕那对在海上航行了整整二十五年，从未上岸栖宿的夫妻，那位妻子还是中国人。但是，看来只能羡慕了，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多精力。
当然，不管到哪里，还是阐扬中华文化。可以想象在那个归息之地，我展卷而叹，抚伤而忆。而马兰，则拭泪而歌，仰天而吟。
三
临了，还要以这本书的名义，对谣言表示感谢。
谣言也有正面意义，那就是，让我们在内心确认真实之为真实。
因为有那么多虚假，真实就显得更加珍贵。但在平时，有关真实的记忆常常沉睡了，黯淡了，褪色了。等到谣言一起，真实的记忆从深处唤醒。唤醒一处又会连带多处，生命的重量又重新回归。
我自己，就曾一次次被谣言带出来的真实所震惊，所感动。
前面提到，爸爸在“文革”十年间天天撰文反驳谣言，其间又因眼疾由我代笔。我发现，一切善良者的反驳其实都是回忆，点点回忆连成逻辑，很快，愤怒的口气变成了动人的自述。
我毕竟懂得文学，总是向爸爸追问人情细节，祖母和妈妈又在一旁补充。结果，在那一个个风雨凄迷的夜晚，一部小小的家族史诗渐成雏形。
爸爸把这些自述的一部分，长期珍藏在抽屉里，我在他去世后找得。一页页轻翻旧纸，一次次眼湿鼻酸，觉得还应该继续做点什么。
于是，我以爸爸的自述为线索，开始了“长辈寻访”，这就是《借我一生》那本书前半部分的由来。我把这种写法称之为“记忆文学”。因为是文学，便增添了一些细节描写，改易了一些人物姓名。
书出版后，更多的长辈、亲友、同事、邻居参与了回忆。他们不断向我指出需要补充和更正的地方，但他们提供的素材，又互相矛盾，还常常与我自己的记忆不同。
因此，我再度一一拜访，细细追问，认真比勘，小心排除。结果，素材越来越多，篇幅反而越来越少，历史的筋骨出现了。因此，我把《借我一生》删改成了《我等不到了》，后又改写为眼前这本书。有了这本书，以前的那两本只能算是草稿了，不必再出。
有趣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我还收到了寄自浙江、福建、湖北、安徽、四川、湖南、江西等省份的诸多《余氏宗谱》，以及与余姓有关的大量考证、搜辑、名录、事迹、诗文。这使我产生一种兴奋的晕眩，一次次重新判断自己究竟属于哪一支脉。
你看，如果当初不是谣言对爸爸的反面催动，哪里会有这本书的起点，哪里会有后来的这些篇章？
这本书的后半部分，主要写我们一代，更是由谣言激发出来的。
我甚至认为，正是二十多年一拨拨不间断的谣言进攻，帮助我完成了这本书。
因此，我要以自己的这个经历告诉年轻读者，祸福相依的古典哲学，一点不错。如果哪一天你们眼前的坏事已经坏到匪夷所思，那么，千万不要沮丧，里边一定埋藏着一个重大契机。
那么，谣言究竟是怎么帮助我写书的呢？且听我略举数例。
试想，如果没有那个有关“文革写作”的谣言铺天盖地，我怎么可能发布那个著名悬赏？我在悬赏中宣布，只要造谣者举出一个细微的证据，例如指出我在“文革”中写过他们臆想中的一句话，一句，仅仅一句，便可立即获得全年高额薪水。这个悬赏使造谣者们产生了急迫的金钱向往，非常辛苦地查找了十几年，居然一无所获。这个结果，连我自己也十分惊讶，因为经历过十年“文革”的中国文化界很少有人经得起如此规模的查找。我为什么会这么干净？一幕幕往事渐渐浮现。于是，由长辈写了前半部分的家庭小史就由我延续下去了。此外，我受同一个谣言的刺激，写出了《四十年前》、《寻石之路》等填补历史空缺、重划历史分期的文章，受到海内外史学界的重视。
又如，如果没有那个有关“地震捐款”的谣言轰传天下，我怎么可能把自然灾难与人文灾难放在一起思考，然后从“民族大灾难”的视角来提炼我家三代经历？灾难的形成、扩大、救援、曲解，以及灾难中的牺牲、躲闪、起哄、鼓噪，成了这本书的主导线索，并由此上溯到余家远祖。作为这一谣言事件的具体起因，我个人捐建而被谣言指为“诈捐”的三个学生图书馆，一直屹立在灾区，已无须多言；但我要感谢这个谣言把我拉回到民族命运的瓦砾废墟，使我的写作具备了概括历史的高度。
再如，如果没有那个“文史差错”的谣言奇异爆发，我怎么可能认清我们和对手之间在文化格局上的根本差别？这样的谣言貌似斯文却出自当年“文革”造反派首领的手笔，又受到当代海内外媒体的强烈追捧，我突然明白我家几十年来对付的并不仅仅是无知歹徒。中华文化的歧路选择，隐伏在打打闹闹后面。我后来的数万公里文化历险，在他们看来也都是“文史差错”，因此要用那么多谣言在阻遏。
又如，如果没有那个定期出现的“离婚”谣言，我怎么可能从他们的逻辑推断出当代文人婚姻的破碎频率？由于这种谣言的日趋污秽，我明白了造谣者们极为可悯的情感生态和猫爪挠心般的疯狂嫉妒。同时，这个谣言又使我能够更多地记述马兰父母的非凡经历，以及马兰本人作为一个纯净艺术家的坎坷传奇。
……
总之，几乎一切谣言，对我都大有助益。
就连那些临时涉足又快速退出的造谣者，他们一开口，也就立即开启我的一段记忆。例如，这个，是因为我在主持上海文科教授评审时否决了他的申请；那个，是因为我公开声斥了他的变相盗版行径；这个，是因为我没有推荐他担任某个职位；那个，是因为我退回了他吹捧我的几篇长文……
他们的骂声后面，是我内心的隐隐歌声。他们的假话后面，是我内心的历历真相。于是，我在别人无法接受的荆棘丛中，获得了真正的自在。
尤其是那位坚持二十多年而不懈的沙姓造谣者，我更要深深感谢了。正是他的坚持，从一个连贯的侧面印证了我生命的硬度。他竟然非常天真地以为，社会上还会有人记得他几十年前被我救命又被我绝交的往事，因此不断地要用谣言来擦拭。于是，就有了他梦话滔滔的二十年，有了我不动如山而又疾步如风的二十年。
我为什么能“不动如山”，又“疾步如风”？还是要感谢他。由于他连续不断的谣言堆砌，使我成了一个疑点很多，却又谁也不知真相的“雾霭人物”。这种状态，对我来说实在太好了。“雾霭”成了一个隔离层，使我能够免除官方和民间的种种“抬爱”，不受任何干扰地写那么多书，走那么多路，研究那么多重大课题。
因此，没有他，就没有我近二十年来的文化成果，没有成熟意义上的我。当然，更没有这本书。
这，还不值得感谢吗？
由此，我体验到了很多历史人物的共同尴尬：终于发现自己的恩人是以仇人的面目出现的，却又找不到感谢的方式。那就只能偷偷一笑，继续接受对方的特殊恩泽。
本来这个过程还会延续下去，可惜他衰年失智，居然伪造了我妻子的离婚声明，致使“毕生谣业，毁于一旦”。这一来，我的书也就失去了反向推动，写不下去了，真是遗憾。
照理，这本书是应该写得更长一点的。
四
就这样，薄薄一本书，从“文革”的囚室写起，在父亲临终的床头重新拾笔，一路强忍悲痛地写了下来。直到后，为母亲写出悼词。
回想起来，围绕着全家的长久魔咒，一是造反，二是造谣，可以概括为“两造”。
“两造”，在中国古典文化中倒是一个重大词汇，因此我也不忍糟践，就把家庭魔咒转化成了生命笔墨。
我相信，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年轻人还是外国人，都很难读懂里边的内容，因此想用简单的语言介绍几句——
这本书，写了现代中国一个普通家庭三代人的历史；
这历史，虽然低微却以小见大，与通行的历史教条有根本区别；
而正是这区别，使它与生存良知有关，与文学本性有关。
癸巳春日
【免费在线读】
一 秘史朦胧
三年前，在上海的一家茶室，一位八十多岁的韩国老人，满脸皱纹，但身板挺直，带着助理和翻译，出现在我面前。
我安排他们坐下，沏上茶水。
老人立即就做自我介绍，他和我一样，也姓余。九百年前，宋朝派出不少使臣去高丽，其中有一位姓余的，办完事情后留了下来。到今天，余氏家族在韩国已经繁衍到两万四千多人，其中有不少成功人士，遍布科学界、传媒界、企业界。他本人，便是一个集团公司的老板，已经退休。
九百年前？宋代？姓余的使臣？两万四千多个后裔？我一听，立即来了精神。
老人急切地问我：“我们余姓，在中国怎么样？”
“人数不多，但也不错。在我比较熟悉的文化领域，就有不少代表人物。”我说这话的时候，心中想的是诗人余光中，小说家余华，音乐家余隆，以及已故的传媒人余纪忠……这些人，都是我的好友。
“我想证实一下，我们余姓的男人，是否有两个共同点？”老人严肃地问。
“哪两个共同点？”我饶有兴趣。
“一是倔。”老人说。
我想了一想，说：“对。”
“二是特别疼老婆。”老人说。
我连忙向翻译确认：“他是说怕老婆，还是疼老婆？”
“疼。”翻译说。
我立即轮番想了想那些同姓朋友的家庭，忍不住笑了，便大声地回答：“对！”
老人很满意，立即站起身来与我紧紧握手。
余姓，古代的历史线索比较模糊，好像是从秦代的“由余”氏派生出来的。反正历来不是大姓，也没有出过太大的名人。到了宋代稍有起色，除了那位出使高丽的余姓官员外，还有一位出使契丹的叫余靖。好像余姓比较善于与周边世界交往。据宁波余君方先生考证，宋以后，浙江余姓的线索也渐渐明晰起来，其中“上林车头余氏”一脉显然与我家特别亲近。
但是，余姓是一个十分活跃的族群，历来颇多纵横驰骋的脚印，因此，我更愿意离开谱牒排列，把目光放得广远一点。例如，公元十三世纪余姓中所出现的奇迹，就特别吸引我的注意。
简单说来，在当时激烈角逐的蒙古军队、西夏王朝和宋朝这三个方面，都十分醒目地冒出了余姓。其中两个方面，显然是由原来少数民族的姓氏改为余姓的。
先看看西夏王朝这边。《元史》这样记载着一个叫余阙的官员的来历：
余阙，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兀氏，世家河西武威。父沙喇臧卜，官庐州，遂为庐州人。
请看，这个余姓的官员是唐兀人。唐兀人其实就是西夏王朝的党项人，来自古羌民族。
西夏王朝是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毁灭的，灭得很彻底，没有多少人活下来。据《西夏书事》记载：“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数千里几成赤地。”也就是说，一百个唐兀人只能活下来一个，其他九十九个都死了。这活下来的一个，改姓了余。
奇怪的是，打败唐兀人的蒙古人中，也冒出了一批姓余的人，而且明确表示是从蒙古姓改过来的。一九八二年在四川西昌发现的《余氏族谱》上有这样两句诗：“铁木改作余姓家，一家生出万万家。”还说：
吾余氏祖奇渥温，胡人也，入华夏而起于朔漠，初号蒙古，铁木真出矣。
唐兀人改姓余，和蒙古人改姓余，两者有什么关系？有人认为唐兀人中极少数的幸存者是先被战胜者改为铁木，后来再改为余姓的。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猜测。对此，我的朋友、西夏史专家李范文教授说，余氏的形成和流脉，是西域历史的一个重大难题，还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
只不过，有一点已经可以肯定，我们余姓中极为重要的一脉，本来不姓余，也不是汉人，而是由古代羌人繁衍而来。他们从惊天血火中侥幸爬出，改名换姓，顽强生存。他们说不出清晰的家族谱系，却能“一家生出万万家”，有着无与伦比的生命力。据调查，现在中国各地余姓的绝大部分，都与这一个脉络有关。而且，就精神气质而言，今天的余姓朋友，凡是身心比较坚毅，无惧长途跋涉的，可能都与古代羌人脱不了干系。
十三世纪那些年月，大家还没有搞清余姓和蒙古人的血缘关系，却有一个名字把蒙古人吓了一跳，那就是抗击蒙古军队有力的将军，叫余玠。
余玠是在一二四二年出任抗蒙总指挥的，具体职位是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当时，半个世界都在蒙古马队的踩踏下颤抖，但是由于余玠的高明策划，合川钓鱼城居然像一座铁铸的孤岛，保持了整整三十六年的不屈态势。结果，蒙古大汗蒙哥死于钓鱼城下，改变了蒙古军队的战略方向，由此也改变了世界历史。只是余玠本人未得善终，才指挥了几年就死于他人的诬陷。
余玠画下了宋朝在军事上动人的一笔，尽管这一笔已经无救于宋。元朝终于取代了宋朝。
但是，谁能想得到呢，九十几年后元朝也走向了灭亡，而为元朝画下动人一笔的将军，也姓余。尽管他的这一笔，也已经无救于元。
为元朝画上这一笔的将军，就是上文提到的那个由唐兀人演变而来的余阙。在元朝岌岌可危、农民起义军围攻安庆并后破城的时候，作为守将的他自刎坠井而死，妻子相与投井。与他一起赴死的大批官员中，记有姓名的就有十八人。安庆城的市民知道余阙的死讯后，纷纷搬出楼梯爬到已经破城后的城墙上，说要与此城共存亡，誓不投降。当时城墙已被焚烧，冲入烈焰自愿烧死的市民多达一千余人，实在是够壮烈的。
有记载称，余阙死后没留下后代。但是，当时为余阙作传的著名学者宋濂访问了余阙的门人汪河，知道余阙还留有一个幼子叫余渊。
余渊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为捍卫元朝而死的，但他仍然接受了明朝，还在明朝中过举人。根据几部《余氏宗谱》记载的线索调查，余渊的后代也是强劲繁衍，至今在安徽合肥大约有五千多人，在桐城有一千多人。四川有一万多人也很可能是余渊的嫡传，但还无法确证。
……
余姓，实在让我晕眩了。早的不说，就在宋代那个去了高丽的使臣之后，就有唐兀人的余，铁木氏的余，抗击蒙古人坚决的余，后为蒙古人政权牺牲得壮烈的余……在十三世纪的马蹄血海中，为什么一切对立面的终端都姓余？为什么后一面破残的军旗上都写着一个“余”？为什么在战事平息后一切邀功论赏、荣华富贵的名单中却又找不到余？
细细想来，这几脉余姓几百年来全是被动生存。灾难，灾难，永远是灾难。我的祖先面对一个个扑面而来的灾难，先是尽自己的能力辨别道义，然后就忠于职守。
当然余家也会有一些不肖子孙在一代代的血火沙场上成为败类，但他们好像并没有使自己的家族整个沉沦。因此，历史上很难找到哪一支骠匪悍盗，以“余”为号。记得十七年前我在东南亚游历时曾有一位余姓老者向我出示一本手抄家谱，家谱扉页上用比较生硬的毛笔字写了这样四句诗：
余孙啸荒沙，
财帛奉老家。
闭户逐不肖，
唯仁走天下。
可以猜想，也许是余家的一个孙儿在荒漠上呼啸成势，获得不义之财送回老家，但他的祖父把大门关上了，还在门内教训了他两句。诗就是这位祖父写的，写得比较粗糙，可见是一位乡间的平民老汉。
我想，在余家的历史上，这样的老汉可能不止一位。他们都是灾难中的生存者，因此绝不给别人增添灾难。
余氏家谱我看到过很多，每次翻阅，都能从密密麻麻的长辈姓名间看到他们在接连不断的灾难间逃奔、挣扎、奋斗、苦熬的身影。这个清清朗朗地顶着一个“人”字的姓氏，无法想象为什么自己的一部部家谱全都变成了灾难史。
今后还会这样吗？可能还会这样。这是余家的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