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1. 瓦伊达的电影拥有着极高的人气和影响力，其个人传记能帮助读者更深刻地解读其电影艺术，同时也了解其生活中的另一面。
2．近年来中国电影爱好者数量增多，对喜欢波兰电影、喜欢瓦伊达的读者而言，本书极具收藏价值。
3. 瓦伊达的个人电影回忆录也是一部当代波兰电影史、文化史。20世纪波兰所经历的一切都在作品中得到了反映。
【内容简介】
安杰伊·瓦依达是波兰电影学派中*早也是*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影片结合了新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优秀传统，以强烈的道德意识和精湛的电影技巧，深刻反映了20世纪波兰的苦难和挣扎，在其中显示出艺术家的良知、反思与社会关怀，堪称波兰20世纪历史的*好见证，被誉为“波兰电影之父”“波兰电影的骑士”和“波兰电影之王”。本书为安杰伊·瓦依达传记，描写了瓦伊达电的生平经历，同时也描写了瓦伊达本人电影风格的转变，从中反映出20世纪电影史的变革历程。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安杰伊·瓦依达（Andrzej Wajda），波兰电影导演、编剧，执导《一代人》《福地》《卡廷惨案》《丹东》等。1981年，凭借执导剧情片《铁人》获第34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第54届奥斯卡金像奖*外语片提名。获奥斯卡金像奖终身成就奖、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等。
译者简介：
乌兰
北京外国语大学波兰语教授、波兰格但斯克大学中文系主任，从事波兰语文学翻译多年，译有《被禁锢的头脑》等作品。
【媒体评论】
安杰伊· 瓦伊达属于波兰，但他的电影属于世界文化财富。
——史蒂文· 斯皮尔伯格
我相信，在面对历史时，世界上的国家中波兰是具有*深切悔恨的一个。瓦伊达坚持的制作电影有着重大意义：这里一定会诞生出“像宣告胜利的曙光般闪闪发光的钻石”来，而这是超越波兰国民要求的，甚至是远超波兰国家要求的结果。
——大岛渚
瓦伊达的所有电影都令我印象深刻。当我想让演员或摄影师理解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会给他们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的波兰电影，我经常请好莱坞制片人观看瓦伊达的电影，他们都感到难以置信，因为他们以前从未看到过类似的影片。
——马丁· 斯科塞斯
【目录】
波兰骑兵 1
我们知道，他们想要我们干什么 7
战争刚刚结束 25
画吧画吧，你怎么画也成不了马泰伊科 40
俯首听命的学校，即无条件服务于当局的电影人 55
塔戴乌什·沃姆尼茨基给我上的两次导演课 68
他们能从这里明白什么
——回顾罗兹电影学院 75
你会想念我的
——关于兹比格涅夫·齐布尔斯基 108
1972—1979 年拍摄的四部电影 125
陀思妥耶夫斯基戏剧中的良知 156
神秘的“X”和“道德焦虑” 182
梦想更动人 194
费里尼的座椅 211
自由之花
——从京都到克拉科夫 220
走向光明 231
2002—2009 年拍摄的三部电影 249
“演员们来了”
——告别戏剧舞台 270 素描一生 278
我再也拍不了的一部电影 287
【书摘与插画】
波兰骑兵
我们不该这样分手，
这是从未有过的沉重告别；
你给我带来尊严，
我答应要为你送终。
我将永远背负着沉重的心情，
每当想起我在你身上骑行时，
享受到的那些自由时光
所想之事都已如愿以偿。
部队驻扎在普通的军营里，
我无法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因此在想念你时，我的心在颤抖，
不能长吁短叹，不能放声大哭！
——杨·赫雷佐斯托姆·帕塞克
无论到什么时候，如果我想拍一部自传电影的话，电影的开头一定会是一个雾气笼罩着的朦胧的静止画面：一轮冉冉升起的红太阳，照耀在苏瓦乌基市的科希丘什科大街上；煤油灯昏暗的光在城市公园里忽闪忽闪地亮着；夏日的一天，人们正在为一位在训练中牺牲的战士举行葬礼；5月3日波兰军队第二骑兵团参加阅兵仪式；我们家里的铁炉在冬日里烧得火热；冬天的夜晚第四十一步兵团正在准备整装待发；一切都像梦中的远景……
遗憾的是，我很快回到了现实：开学的*天，早上八点。严冬，窗外一片漆黑，*节——数学课。我被叫到黑板前，下意识地用左手拿起了粉笔，我是左撇子，但是我知道写字必须用右手。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上过的*重要的一课。我是个墨守成规的人，至今我仍用右手写字，因为必须得这样，不过我画画却是用左手，我也必须得这样，我的整个人生就是在这样的矛盾中度过的。可奇怪的是，这种对自己的强迫并没有丧失我个性的存在。
我曾有过更糟的境遇：在孩童时期，我总是不停地感冒，常常独自坐在窗前，眼睁睁地看着其他孩子在外面欢快地玩耍。我与现实生活比较脱节，但也促使我与生活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这造就了我多愁善感的性格，我时常觉得自己是一个艺术家，而不仅仅是一名电影导演。
《三姐妹》的电影拍完了，我时常因被电影中的故事所打动而泪流满面。我不是为影片中主人公的遭遇而流泪，而是为步兵团从一个省的小城市撤军而流泪。也许这是由于我曾经亲眼见过这样的军队和这样的小城市。
我出生在苏瓦乌基市，那里除了有我父亲担任炮兵排长一职的第四十一步兵团，同时波兰军队第二骑兵团以及立陶宛军队第七骑兵团都在那里有驻军。这两个骑兵团被统称为鞑靼骑兵团，因为他们是从立陶宛骑兵旅分离出来的。这两支部队有上千人，正是因为有这些驻军生活在这座城市里，这座城市才充满了活力。战后几十年之后，我再次来到这座城市，这里已经没有任何驻军——因为不需要为维护我们与苏联兄弟的情谊而战斗了——这座城市变得毫无生气。
我小时候曾经看过一张军队在操场上练兵的照片，至今还记得—— 那是一张人们挥着矛和刀剑练兵的照片。我一直非常佩服军马，它们比战士的服役期还长。相比骑兵们，它们甚至能更好地理解和区别军号发出的各种命令。遗憾的是，当它们驮着挥舞刀剑的骑兵快速奔跑时，这对马匹来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因为那些没有经验的骑兵朝着前方挥舞刀剑时，有时险些把马的耳朵割掉。军队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不停地训练，1920年他们还可以战胜布尔什维克的军队，但是到了1939年，他们已经没有战胜德军的可能了。
他们过去的训练是为了参加面对面的厮杀，而格斗实力决定着战斗的胜负，那时要么靠人多取胜，要么靠强悍取胜。今天大规模屠杀和种族清洗战争代替了过去那种时不时需要动用冷兵器的战争，而现如今甚至这样的军队也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亲眼见过具有光荣传统的波兰骑兵退出历史舞台的场面。那时我还结识了一名骁勇善战的骑兵，每当我想起他讲的故事的时候，心情总是难以平静下来。他是骑兵上校，叫卡罗尔·罗麦尔。他在位于彼得堡的俄罗斯帝国军校接受过训练，还是彼得堡艺术学院的毕业生。作为参加过1914—1918年对德战争的俄罗斯军官，他具备讲故事的特殊口才。他讲的故事总能让我们心惊肉跳。在我们一起拍摄电影《白色战马》时，他是我们的顾问。有一次，上校看见我们办公室门口停着一辆自行车，于是就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他说：“那是在*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接到命令去追杀十七个德国步兵团的逃兵。”然后他看了看自己的手掌又继续说，“ 你知道吗，我的手没有受伤，不像我的那些同事，第二天他们的手都快废了。是自行车救了我。” 他接着说，“ 在接到命令前，我用刀从自行车胎上割下来一块胶皮，然后用这块胶皮裹着手用刀去砍杀敌兵，所以我的手没受伤。”
这位上校还说，有一次他在骑马追击敌人时，从后面连续三次砍了逃兵的脑袋，*终把他的脑袋连头盔一起砍了下来，后来发现每次砍到的部位都只差不到一厘米。所以我们在《白色战马》这个电影中，看到扮演神父的演员的一些动作，他在骑马时在马鞍和膝盖之间放了硬币袋，而且一直夹得很紧，没有掉下来，动作难度很大。骑马真是一门高超的技艺。
这些事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只剩下一些由国家管理的骑兵队的某些领导还在，因为在波兰人民共和国时期还保留了这些已经撤销了的骑兵团的番号。现在也只是为了拍电影还保留着一些骑兵专家、设计骑兵服装的顾问和几个军马场。
随着骑兵部队的撤销，那些威武雄壮的、骑着高头战马的骑兵也随之消失了。在历史上战功赫赫的、令人充满幻想的骑兵曾经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我每次去纽约，一定要去参观纽约弗利克艺术馆，我会久久地伫立在波兰骑兵的画像前，上面画的是来自查尔涅茨基骑兵部队的战士。这是伦勃朗的画，我们智勇双全的帕塞克为这幅画写下了动人的诗句。画中有一匹立过多次战功的马，它守卫着这个大厅，讲解员每次给我讲解这幅画时，总是让我注意骑在马上的年轻人有六根手指，而我看到的却是这幅画面的另一点：一位年轻骑手，他骑在天生具有野性活力的骏马上，生气勃勃而又快乐的形象。伦勃朗的这幅画好像是站在马鞍的高度来画的。奇怪的是，画家在画骑马人的形象时，通常是从马下面的角度画， 这样画出来的形象从正面看非常高大。而伦勃朗这幅画上的马却是四脚坚实地踏在地上，好像在随时准备着迎接一切。
有些人说， 这幅画实际上展现的是一个浪子离开祖国的形象。但愿如此，因为我还记得，伦勃朗在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里的其他一些画，那里有一幅画叫《浪子回家》，画面上是一个穿着破衣烂衫，赤着脚的儿子，跪在圣父脚下，完全看不到战马、刀剑、弓箭、权杖和作为骑兵的自豪感。
我亲眼见过骑兵们在冬夏两季训练时骑在马上骄傲地行军的情景。见过他们在国庆节接受检阅的场景，还见过在德军完全占领我们国土之后，他们*后一次在拉多姆列队行走的场面。1939年10月的一天清晨，妈妈接到消息说，德国人要把驻扎在军营里的第七十二步兵团的军官运到德国的战俘营去。
那次看到的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走在队伍前排的是将军，他们身后是排成一行行走的八位陆军上校，我记得特别清楚，以前我从未见过这样的阵势。骑兵队的军官们穿着拖到脚踝的长大衣行走着，他们都尽量保持军容整齐地往前走，有的人身上还缠着绷带。他们战后回到家乡，万万没想到，等待他们的却是，在上帝把他们收到自己怀抱之前，他们要去战俘营遭受苦难，承受羞辱。就像伦勃朗《浪子回家》画像上画的那样，波兰骑兵骄傲地出征作战，而他们现在又离开了一切都落后于20 世纪的祖国。
我和母亲跟随着行进的队伍，尽量走在显眼的地方；母亲希望有人能认出她来，告诉我们父亲的下落。她没能等到这一时刻；多年之后，也就是在1989年12月，从一位叫耶日·奥奇敏科夫斯基目击者的记录中，我才得知了我父亲在1939年9月的遭遇。
1939年9月18日雅库布·瓦伊达大尉作为指挥官和莱昂·科茨上校率领的一个行动小组，从波兰南部小城科夫拉出发，在9月20日凌晨来到了波兰东部卢布林附近的乡村霍罗德莱，越过了布格河，在这之前他们还跟乌克兰的小部队发生了几次冲突。在穿过卢布林市时，还跟德军的一个机械化部队在卢布林附近的小村庄波利赫纳打了一仗；大尉瓦伊达指挥自己的部队从左翼打击了德军，这一仗打得很艰苦，从早上一直打到黄昏时分。第二天傍晚，波兰部队又在德日沃拉地方与苏联坦克团发生了交战。10月1日中午坦克团包围了莫莫迪地区，要求波兰人投降。
当科茨上校宣布了苏军要求波兰人投降的命令时，耶日·奥奇敏科夫斯基的记录里写道，“瓦伊达大尉突然像孩子一样失声痛哭起来。”“ 他是一名指挥官，他不是下令让别人冲锋陷阵，而是自己带头冲锋在前。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平易近人，十分关心照顾战士们，他虽性格很温和，但非常勇敢决断，是一位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军官。”
苏联指挥官对科茨上校很不满意，说他指挥了反抗苏联坦克团的战斗，上校回答说，我们是为了保卫波兰的领土，而苏联指挥官却说，现在我们是这里的主人。上校反驳道，命运与机遇不是一成不变的，上帝会创造奇迹。“波兰军士懂俄语，但他说，他翻不出*后一句话（也许他不想翻译出来）。”在这个目击者的记录里还写道，“那是我*后一次站在瓦伊达大尉身旁；之后，我们就被按军衔等级分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