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才常之死是否关乎张之洞的帝王梦？
年少伤逝、内心柔软的谭嗣同，是否早已洞悉荒凉无常的死生命运？
为何恩科状元张謇*终走上实业之路，而落魄秀才王韬开辟了中国近代报业？
百余年前的求变者们在后世得到了怎样的纪念与继承？
◎余世存作序，朱学勤、吴思、许知远联合推荐。
◎所谓求变者，也是一批囿于时势的应变者。在对中国命运的焦灼关怀中，他们各自的行动方式和价值选择，呈现了一个关键时代的复杂与曲折。
◎近代史的问题仍然是今天的问题。当代人仍是“求变”历史链条中的一环。
◎本书围绕历史人物的个人生平而非宏大事件，以地理现场为注脚，结合历史情境与其故里后人的当代境况，为历史的回望与重构提供了思考的张力。思想之深邃，文采之斑斓，使本书兼具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
【内容简介】
19世纪中叶以后，新的思想和改革之举纷纷登场，其中充满了梦想、幻灭、阴谋和流血。一批“求变者”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置身于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迁的转折之处，在中西对峙中醒悟又彷徨。他们不愿苟同，不安现状，试图刷新观念，更新传统，并以此改变国家和个人的命运。
本书为带有游记色彩的历史随笔，聚焦于推动近代中国观念变化的这一批变革者，如徐继畬、张之洞、严复、谭嗣同、王韬、张謇、沈家本、梁启超等人。
作者游走于过去与当下，重访历史现场，通过考察人物思想变迁及其历史背景，描绘出别具一格的中国近代史图景，为历史的回望与重构提供了思考的张力。思想之深邃，文采之斑斓，使本书兼具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
【作者简介】
李礼，资深媒体人，法学博士，现任《东方历史评论》执行主编，著有（含编著）《27站，中国近代史之旅》《民国前传》《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1872-1912）》等。
【媒体评论】
在这本迷人的书中，李礼是地理空间与史料世界的双重行走者，在他笔下，历史的断裂与连续生动地浮现出来。——许知远
【目录】
序 我们仍是“求变”历史链条中的一环 余世存/ 001
章 新世界 / 001
第二章 中西 / 026
第三章 批评家 / 059
第四章 彗星 / 087
第五章 盗火人 / 118
第六章 理想国 / 154
第七章 村治 / 190
第八章 修补与破坏 / 215
第九章 从前的迷梦 / 242
第十章 黄花岗 / 269
后 记 / 296
【前言】
序
我们仍是“求变”历史链条中的一环。——余世存
本书部分篇什此前曾在一些书刊中拜读，印象很深。李礼先生史家渊源，加之参与主持文史书刊，学问、眼界与实务经验通融，为一般人求而不得。《求变者》因此极为可观，它是历史，亦是现实；它是学问，亦是才思；它是常识，更是问题。
《求变者》浓墨重彩写了徐继畬、张之洞、王韬、谭嗣同、严复、张謇、晏阳初、沈家本、梁启超、林觉民等十来个历史人物，另外一批近代史人物串连其中，通篇读来，也让我们重温了中国近代史。本书跟史学著作不同，它是一次由思想问题来注解的历史和现实巡礼；跟作家的文字不同，它不是文人之笔，它是史家之笔。它不是专业论述，不是历史散文，而是立足于文献常识和现实之上的“历史游记”。历史脉络、历史人物及其情境、历史人物家乡的当代情境，构成了丰富的言路思路景观，我个人饶有兴味地跟着作者巡游近代和当代。
在我的阅读感受里，《求变者》比作家的抒情或史家的专著更让我想起了传统中国那些“怀古”名篇。“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这一怀古可用于徐继畬身上。“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这一怀古可用在张之洞身上。“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这一怀古可用于梁启超身上。“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一怀古可以移用到谭嗣同、严复、梁启超身上。“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这一怀古大概可以移用到张謇身上。“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可以移用来感慨林觉民们……
作者的怀古不同于古人，《求变者》有太多可圈点的段落，但那些言思已经不同于古典时代心智头脑们的言思。古典时代具有的文化自信在张之洞的“体用说”里已经变得犹疑甚至退却。怀古是古典时代的责任，但在当代的氛围里已极为稀罕了，用作者的话，“今天，互联网和手机时代的人们像缅怀逝者一样回忆新闻纸，不觉恍如隔世。一切正在逝去，历史如疾驰而过的列车，快得让人来不及纪念。”
但正是这样变化剧烈的情境，让我们再三考量作者选择的书名：求变者。与此前近代史写作多缅怀不同，本书把当代众生相也纳入了历史考察的视野。书中固然有先贤孤独、雄健豪强的笔墨，有子孙不肖、子孙庸陋的细节；固然有历史剧变而惊心动魄、现世安稳而岁月静好的情境，但现实毕竟是历史的结果，我们是历史人物选择的结果，无论如何安稳或静好，我们仍在近代历史大的命题之下，作者暗示了这一命题，变易。我们当代人仍是“求变”历史链条中的一环。
近代以来的中国史确实有诸多误解、似是而非的结论，比如“启蒙与救亡”，比如“体用论”“本位论”，比如“毕其功于一役”……事过境迁，我们才知道，国民从未毕其功，我们一直在同一役里；我们才知道，本位或殖民、体或用，其实是“将无同”；我们才知道，甚至五四新文化运动都谈不上是真正的启蒙，它和此前此后的革命一样都只是面对外来挑战而应急的表现。李礼先生的《求变者》提出了问题，接近了历史大变革的实质。那就是，近代史的众多人物，从徐继畬以下，到张之洞、梁启超、林觉民们，都只是囿于时势的应变者、求变者，而非对华夏古典文艺的“再发现”者，也非以华夏观念为工具对世界进行总体性的说明。因此，西方历史上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都不曾在近代中国发生。无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启蒙，都仍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部分。因此，对自信、静好或安稳念兹在兹者，如把本位意识立足于当代，这种看法完全没能在现实和历史面前具有超越性。因此，并不仅仅是张之洞、梁启超、胡适们昧于历史，他们处于求变的时代，处于“流质善变”的时代，尽管殚精竭虑，仍只是历史转折期不自觉的工具；昧于历史的还有当代站在历史巨人肩上的我们，如提供过历史范式的知识人或思想家们，而这个历史转型本应该是全体国民更不用说是知识人的“常识”。但是就连孙中山也幻想过“毕其功于一役”，就连张謇也给袁世凯诉说过幻想，“毋为立宪共和留第二次革命之种子”。我们可以理解，中国文化从古典状态走出，至今少有人勾勒出它的未来可能。这些伟大的历史人物似乎从未想过，从自身文化变革的西方也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沉淀积累，如法国要经过多次共和革命，直到第五共和才算相对安定；那么，在很少从自家家底中汲取资源的中国转型，岂能一次变革就能“开辟”或“开悟”。那些置身于当时情境，如洋务运动、康梁革命、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国民革命……如果个中人不能理解当是时在历史中的位置，个中人的思考就属于无知者的思考，只具有提供材料的意义。
甚至“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是值得怀疑的。这个说法基本把中国文化的经验放在孔子的天花板下面了，但即使在这个天花板下面，我们仍有春秋战国的经验。那个时代仍有几百年、一代人或数代人的弭兵和平，那个时代的历史或文化发动机也不曾惟华夏中原中心是瞻，那个时代有过百家争鸣、齐魏楚秦等多个政治文化发动机的创新。当代的纵横家基辛格不久前预言国际关系进入新时代，那是因为他基本活在一极中心里，活在希腊罗马以降至今“第四罗马”的影响中。“罗马”确是文明的发动机，直到近的历史发展和国际关系也是如此，世界其他地区多是“罗马”下面的“行省”或化外之地。这也是基辛格们的局限，历史可以同时并存两个以上的发动机，历史有过多个中心地区共处并相互竞争或取法的经验。单一的西方文明的发展、单一的中国文明的发展，其历史都走到了尽头。
儒学的“文化普遍主义”一再想服务世界，但到目前为止，儒学还没有激活成为“世界性”；希腊罗马和希伯来等开创的文化到目前为止确实引领了世界，但它们的边缘化外、对立者、仇恨者在今天也日益明见自性并有望逐渐强大。两极、多极的文明发动机，有可能从冷战的硝烟中响起声音，成为真正激发人类、安顿人类的力量。在孔子这个天花板下面，我们也还有唐宋数百年的文化会通经验。我们把另一文明发动机——印度文化的果实拿来，化合成为一个伟大的中国宗教——禅宗，使佛家文化跟儒家道家一起成为中国人安顿自身有效的工具或思想资源。在孔子这个天花板之外，我们还有三四千年的上古经验，在那样的创世纪里，炎黄、东夷、苗蛮等数个发动机参与，集成了华夏文明。可以想见，作为人类的大智慧者，我们可以悉知悉见未来中国和世界的统一景观；但作为凡夫俗子，我们只能在历史的大变革时代粗完性命或职尽人生而已。而要获得安顿，当然是应该像近代史以来的仁者、志者、作者们那样站在历史或巨人们的肩头，而非在碎片或山寨里不学而思、无知而行。
这样的不学或无知其实是近代革命反复并不断发生的原因之一。本书注意到近代变革中不变的一面，书中多次描写历史的细节。如说徐继畬死后，“又过了近30年，躲在使馆区逃避义和团追杀的丁韪良忽然惊惧地意识到，与新世界打交道已经几十年的中国人，可能并不了解‘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纸上文明对很多人来说也只是停留纸上，如果这种‘文明’来自西方则更加可疑可憎。在1900年那些动荡的日子里，他和为大清海关服务多年的赫德在北躲西藏，‘都不能不为我们毕生的工作所取得如此之小的价值深感羞愧’。丁韪良沮丧地说：‘我讲了三十年的国际公法，但他们学到的竟然是公使的生命并非不可侵犯。’”
作者也注意到百年来困扰中外一流头脑的体用问题，他写道：“体用之说虽流行一时，经久不衰，却从一开始就如列文森说的那样，是个进退两难的智力难题和难以完成的任务。张之洞无法破解的难题，几场革命也无法破解。”这个“体用”问题今天仍在为我们众多的知识人学舌。
当代人之所以对近代史感兴趣，是因为近代史的问题仍是今天的问题。如作者引证李提摩太的感受：“看到民众由于政府管理不当而遭受痛苦，而那些正在改善现状的人被政府视为叛乱者，我们感到，地球上这个黑暗的角落，确实充满了冷酷和残忍。”也许正是有这些对变革的历史眼光，《求变者》对伟大的辛亥革命吝惜笔墨，因为“1911年只是拉开了一场更大变革的序幕，而非终结。一幕幕缺少脚本的历史，此后惊心动魄地上演”。破除辛亥革命等等的迷思或迷梦确实应该是当代人的责任。我至今记得，有一个年轻朋友因职业原因不得不到图书馆里翻旧报纸，当他看到辛亥革命的枪声和“武昌起义”在当时报纸上只是“小豆腐块”消息时，惊讶得在图书馆里尖叫起来，意犹未尽，又给我打电话诉说。
是的，辛亥革命只是此前此后的大变革的一部分。这个大变革也是西方文明变革的产物，我们终于有意无意地告别了自家的古典时代或传统时代，进入到一个全球性共命运的新时代，用作者的话，这是“缺少脚本的历史”。
作者以深厚的学养为我们示范导游了历史和现实，在徒剩历史灰烬的现实大地上，我们还可以寻找到众多的世俗景观。随着历史推手们的远去，历史车轮的滚动在今天似乎只是一场“迷梦”，无数人匍匐在有限的生存里，如同作者笔下的许多现实场景，拿着名人纪念馆大门钥匙的人、在定县抄《金刚经》的人、远离市中心的黑车司机，都让人印象深刻。中国文化和人类文化到了我们当代人这里，该如何安顿它们，我们又该如何安顿自己呢？作者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张力。在历史叙述和当代叙事中，本书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按照一些人的史观说法，每一代人无论如何变异求新，仍将归属于传统，仍只是增富了传统。但真正的历史事实是，经常会有一代或数代人消失了，或永远沉入历史的黑暗之渊，难以在历史秩序里立足。在近几百年人类将“求变”或不得不变的时代，个人如何立足显然是一大问题。向经典归队，或守着传统经典文化，或是今人应变的一大方法。但这种做法如无历史和世界的背景，不过仍是山寨里的表现。对人类的大变，现代知识人各在自己的领域不约而同地做出了相似的结论，物理学的测不准、数学中的哥德尔定理、社会学的韦伯悖论、政治学的选举悖论、经济学的不可能定理等等，都确定地把我们人类生活推进到一个不确定的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经典（人物、文本等等）和变易的关系将遇到挑战，幸而古典文明仍有对变易的观察和思考。易之三义，简易、变易、不易，在任何时代都可见其轮廓，在本书涉及的历史和现实中也能见其不同的比重。“《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只是遗憾的是，我们现代人对这样的思考不以为然。在一场公务员考试里，主考官要求考生对这段话进行判断，它是二元论的观点、相对主义的观点，还是辩证法的观点、形而上学的观点？如果我们把《易》当作历史或经典来理解，那么坐经史而望人生才是立足或安顿的要义。如古人所说，“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应变者、求变者等亦如是。感谢作者，让我们跟他一道巡礼变动不居的中国，开卷有益，道不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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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彗星
除了名字，北半截胡同几乎形同消失。41号，浏阳会馆，33岁的谭嗣同1898年9月24日在此被捕，不久死于非命，为短暂的戊戌变法抹上鲜艳的血色记忆。
相邻的南半截胡同看上去还是“胡同”模样，这里的7号绍兴会馆曾住过鲁迅。1919年，他在这里写下一篇小说《药》：华老栓费劲买来的新鲜人血馒头，却没有治好儿子的病。在充满隐喻的文字里，作者感叹革新者为民众奋斗丧生，后者却不了解前者“牺牲”所为何事。戊戌年刑场看客的喧嚣，日俄战争中围观同胞被杀的热闹，如阴郁的历史暗流，渗入鲁迅敏感的神经。
一
南北半截胡同并非一条直线，这在北京并不罕见，却给找路的人带来不少麻烦。尤其是几座金融、电信大楼从中拔地而起，更令人不识庐山真面目。问了几位路边老人，我绕了几圈才知北半截胡同其实就在自己脚下，它已经消失。不过浏阳会馆还在，甚至比以前更加“突出”。城市改造把原本位于胡同深处的会馆推至醒目之处，端坐于菜市口大街路边，只有地理标记还坚持着“胡同”的称呼。周围的一切日新月异，让这里略显破败。
谭嗣同回忆八九岁时在此读书，这一片地绝萧旷，巷无居人，后临荒野。周围数十里苇塘麦陇，看起来一副乡村模样。向远处看去，收入他眼帘的便是“西山晚晴，翠色照地，雉堞隐然高下，不绝如带”。
浏阳会馆门口刻着“谭嗣同故居”，但并不显眼。它立于1991年3月，那时这里还叫宣武区。谭嗣同笔下的“京师宣武城南”，一直是旧时京城会馆集中之处，不过宣武区和崇文区如今已被抹去，广大的内城腹地如今统称西城、东城区。除了定义方向，历史感似乎并不被欢迎。群居于浏阳会馆的居民们同样不欢迎莫名其妙的外来客，却也处之泰然。
院子里杂乱无章，屋顶衰草丛生。抬头看去，一棵巨树矗立院中，俯视着熙来攘往的街道，自有一番气魄。北面几间为谭嗣同旧居，9到13岁时他住在这里，短暂的一生不少文章完成于其中一处书斋，他将之命名为“莽苍苍斋”，并以《莽苍苍斋诗》为名收集了自己30岁之前的诗作。1898年，抱病回到北京的谭嗣同正是在此等待死神的光临。9月24日被捕时，距离光绪帝接见仅仅过去19天。一个月前，他从南方北上，满怀希望地投身一场令人激动的变法。
不远处的菜市口地铁站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交通中心，从地下铁钻出来走上几百米，便可抵达浏阳会馆。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与“军机四卿”中的其他3位杨锐、林旭、刘光第死于菜市口法场，杨深秀、康广仁同时遇害。就义之日，谭神闲气定，“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梁启超语）。
“中国所需要的是青年的血液，而我们在康有为和他的死义的诸同僚例子中，看到这种旺盛的精神是充沛的”。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愤愤不平，发出断言：“这些人的精神是继续存在很多人中间的，改革一日不完成，他们不会一日休止”。假以时日，13年后谭嗣同是否会成为一位轰轰烈烈的革命家，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历史无法假设，留下的永远是冷冰冰的后见之明。谭嗣同之死虽然壮烈，后来却被人视为过度相信死亡刺激之效，不少人为之抱憾，认为谭只是死于他所期待的理想君主。持类似观点者包括钱穆和李敖。
按照梁启超的回忆，谭嗣同确实说过：“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但他同样说过，死君者是一种“宦官宫妾之为爱”，因此“决无死君的道理”。可以肯定的是，1898年的谭嗣同，已认定流血与国家革新之间存在某种确定的因果关系，从而抱定赴死决心。“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在给恩师欧阳中鹄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
视死如归的情愫可能萌发已久。光绪二年，母亲和兄、姐3人在一场瘟疫中相继死亡，谭嗣同则几入地狱之门，昏迷3天竟幸运醒来，因此得赐“复生”之名。昏厥与白喉此前已多次光临这个少年，每次都差点要了他的命。实际上，直到清代，夭折仍是每个中国家庭常见的可怕威胁，甚至皇家儿女。根据不同评估，大约20%—50%的儿童无法长大成人。鬼门关前几度徘徊，没人知道谭嗣同自此会如何看待死亡。“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这句体悟后来被他写入《仁学》，“好生而恶死”这种滋扰平常人的心态则被谭认为是“大惑不解”。人生终极难题也许在过早的假死体验中获得解答，不过对谭嗣同来说，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入圣精神的开始，还是宗教救世精神的光临？则无人可知。
令谭嗣同死而复生的那场瘟疫，发生在帝都北京的一个春天。1865年，谭嗣同出生于此，籍贯虽属浏阳，但父亲从生命之始已把他带出故乡，直接来到国家政治中心。他的出生地距离菜市口很近，短暂几十年的人生往返和变幻无常，竟完成于咫尺之间，生如夏花的人生轨迹始于一个绚烂的地名：烂缦胡同。
烂缦胡同，曾被称为“烂面胡同”。谭嗣同自述搬到库堆胡同（浏阳会馆）之前，他出生于“孏眠胡同”，或称“懒眠胡同”。清人赵吉士描述说：“京师二月淘沟，秽气触人，烂面胡同尤甚，深广各二丈，开时不通车马。此地在悯忠寺东，唐碑称寺在燕城东南隅，疑为幽州节度使城之故壕也。”（《寄园寄所寄》）今天从烂缦胡同西拐仍可通往法源寺，即唐代悯忠寺所在地。清代这里因聚集6个会馆，其间山花烂漫故改此名。
这是北京古老的南北向胡同之一，穿行其中，传说中住过翁同龢的常熟会馆和住过康有为的东莞会馆均不见所踪，或许仍隐于大片民居深处。1831年，龚自珍把住了几年的上斜街50号宅院卖掉，搬入距此不远的烂缦胡同。几年之后他南下丹阳书院，病死于鸦片战争爆发次年。龚自珍预感的时代风暴随后而至，国家自此面目全非，只得以腐朽之躯面对来势凶猛的新世界。24年之后，谭嗣同在这里出生，波澜不惊的烂缦胡同就这样目睹两代求变者的归去来兮。龚自珍用批判和狂狷无法改变的老大中国，谭嗣同想用变法和鲜血一搏。
谭宅旧址位于何处已不可考，一位老人告诉我大约位于湖南会馆南侧。后者被修缮保存下来，因为曾活动于此，它变为胡同里一处爱国教育场所。1919年12月18日，毛和湖南代表团40人赴京，联络湖南籍官绅共同讨伐湖南督军张敬尧，此前毛创办的《湘江评论》被张查封。当年12月28日，烂缦胡同湖南会馆人声鼎沸，“湖南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大会”在此召开，熊希龄等3位湘籍议员被推为代表，向北洋政府层主张湖南民意。
不知有没有到过几百米外的浏阳会馆，不过他对谭嗣同尊敬有加，称这位湖南先烈“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与谭嗣同相似，毛对湖南感情复杂，既充满湘人的自信，也不满于保守之风。谭嗣同称湘人不幸处于未通商之地，“不识何为中外，方自以为巍巍然尊”。《湘江评论》以同样口吻写道：“住在这江上和它邻近的民众，浑浑噩噩，世界上的事情，很少懂得。他们没有有组织的社会，人人自营散处，只知有狭的一己，和短的一时，共同生活，久远观念，多半未曾梦见。”军阀派系之争令“驱张运动”终获成功，此后走得更远。1920年，他一边忙着筹备湖南共产主义小组，一边积极鼓动湘省独立。与李石曾、李大钊接触后的未来政坛领袖，头脑中混杂着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日益感到旧手段解决不了“腐败绝顶的政府，娼妓生涯的党徒”，进而转变成一名更加激进的革命者。
五四运动此时刚刚落幕，这场从北京、上海发起的民族主义运动，裴士锋却看到了湖南的另一番景象：“国是湖南，侵犯湖南的帝国是中国”。五四运动在那里转变为另外一项运动：“完全不关心中华民国的存亡，其主要宣传反倒主张湖南自立为另一个国家。”曾任教长沙雅礼中学英文教师的裴是史景迁弟子，对湖南抱有浓厚兴趣。在《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一书里他将现代湖南人性格的源头追溯至17世纪的王夫之，称其为数代湖南行动主义者的精神导师。“透过他，他们能离开帝国传统，指出他们的湖南家乡独特的新思维模式。他们相信，他的反抗与蔑视当道的精神流淌在他们湖南人的血液里。”
辛亥之前，这些行动主义者包括谭嗣同、唐才常、陈天华、杨毓麟，以及此后搅动民国政局的黄兴、宋教仁和蔡锷。湘省本为多民族之地，却素有中华文化传承的强烈自觉，宋代之后北人南移，尤其如此。惟楚有材的文化自豪感令湖南为维护正统文明不遗余力，近代湘军对抗太平军、辛亥反抗异族统治，均可见这种激情。这种现象该如何解释是一个引人关注的老话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曾国藩、左宗棠等中兴之臣挽救清廷于既倒，让谭嗣同这样的后来者深感不安，甚至一度“耻恶湘军”。与主张“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的曾国藩相比，谭嗣同开始的新一代湖南知识精英，赋予了自身更多反叛者角色。
【书摘与插画】
第四章 彗星
除了名字，北半截胡同几乎形同消失。41号，浏阳会馆，33岁的谭嗣同1898年9月24日在此被捕，不久死于非命，为短暂的戊戌变法抹上鲜艳的血色记忆。
相邻的南半截胡同看上去还是“胡同”模样，这里的7号绍兴会馆曾住过鲁迅。1919年，他在这里写下一篇小说《药》：华老栓费劲买来的新鲜人血馒头，却没有治好儿子的病。在充满隐喻的文字里，作者感叹革新者为民众奋斗丧生，后者却不了解前者“牺牲”所为何事。戊戌年刑场看客的喧嚣，日俄战争中围观同胞被杀的热闹，如阴郁的历史暗流，渗入鲁迅敏感的神经。
一
南北半截胡同并非一条直线，这在北京并不罕见，却给找路的人带来不少麻烦。尤其是几座金融、电信大楼从中拔地而起，更令人不识庐山真面目。问了几位路边老人，我绕了几圈才知北半截胡同其实就在自己脚下，它已经消失。不过浏阳会馆还在，甚至比以前更加“突出”。城市改造把原本位于胡同深处的会馆推至醒目之处，端坐于菜市口大街路边，只有地理标记还坚持着“胡同”的称呼。周围的一切日新月异，让这里略显破败。
谭嗣同回忆八九岁时在此读书，这一片地绝萧旷，巷无居人，后临荒野。周围数十里苇塘麦陇，看起来一副乡村模样。向远处看去，收入他眼帘的便是“西山晚晴，翠色照地，雉堞隐然高下，不绝如带”。
浏阳会馆门口刻着“谭嗣同故居”，但并不显眼。它立于1991年3月，那时这里还叫宣武区。谭嗣同笔下的“京师宣武城南”，一直是旧时京城会馆集中之处，不过宣武区和崇文区如今已被抹去，广大的内城腹地如今统称西城、东城区。除了定义方向，历史感似乎并不被欢迎。群居于浏阳会馆的居民们同样不欢迎莫名其妙的外来客，却也处之泰然。
院子里杂乱无章，屋顶衰草丛生。抬头看去，一棵巨树矗立院中，俯视着熙来攘往的街道，自有一番气魄。北面几间为谭嗣同旧居，9到13岁时他住在这里，短暂的一生不少文章完成于其中一处书斋，他将之命名为“莽苍苍斋”，并以《莽苍苍斋诗》为名收集了自己30岁之前的诗作。1898年，抱病回到北京的谭嗣同正是在此等待死神的光临。9月24日被捕时，距离光绪帝接见仅仅过去19天。一个月前，他从南方北上，满怀希望地投身一场令人激动的变法。
不远处的菜市口地铁站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交通中心，从地下铁钻出来走上几百米，便可抵达浏阳会馆。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与“军机四卿”中的其他3位杨锐、林旭、刘光第死于菜市口法场，杨深秀、康广仁同时遇害。就义之日，谭神闲气定，“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梁启超语）。
“中国所需要的是青年的血液，而我们在康有为和他的死义的诸同僚例子中，看到这种旺盛的精神是充沛的”。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愤愤不平，发出断言：“这些人的精神是继续存在很多人中间的，改革一日不完成，他们不会一日休止”。假以时日，13年后谭嗣同是否会成为一位轰轰烈烈的革命家，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历史无法假设，留下的永远是冷冰冰的后见之明。谭嗣同之死虽然壮烈，后来却被人视为过度相信死亡刺激之效，不少人为之抱憾，认为谭只是死于他所期待的理想君主。持类似观点者包括钱穆和李敖。
按照梁启超的回忆，谭嗣同确实说过：“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但他同样说过，死君者是一种“宦官宫妾之为爱”，因此“决无死君的道理”。可以肯定的是，1898年的谭嗣同，已认定流血与国家革新之间存在某种确定的因果关系，从而抱定赴死决心。“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在给恩师欧阳中鹄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
视死如归的情愫可能萌发已久。光绪二年，母亲和兄、姐3人在一场瘟疫中相继死亡，谭嗣同则几入地狱之门，昏迷3天竟幸运醒来，因此得赐“复生”之名。昏厥与白喉此前已多次光临这个少年，每次都差点要了他的命。实际上，直到清代，夭折仍是每个中国家庭常见的可怕威胁，甚至皇家儿女。根据不同评估，大约20%—50%的儿童无法长大成人。鬼门关前几度徘徊，没人知道谭嗣同自此会如何看待死亡。“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这句体悟后来被他写入《仁学》，“好生而恶死”这种滋扰平常人的心态则被谭认为是“大惑不解”。人生终极难题也许在过早的假死体验中获得解答，不过对谭嗣同来说，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入圣精神的开始，还是宗教救世精神的光临？则无人可知。
令谭嗣同死而复生的那场瘟疫，发生在帝都北京的一个春天。1865年，谭嗣同出生于此，籍贯虽属浏阳，但父亲从生命之始已把他带出故乡，直接来到国家政治中心。他的出生地距离菜市口很近，短暂几十年的人生往返和变幻无常，竟完成于咫尺之间，生如夏花的人生轨迹始于一个绚烂的地名：烂缦胡同。
烂缦胡同，曾被称为“烂面胡同”。谭嗣同自述搬到库堆胡同（浏阳会馆）之前，他出生于“孏眠胡同”，或称“懒眠胡同”。清人赵吉士描述说：“京师二月淘沟，秽气触人，烂面胡同尤甚，深广各二丈，开时不通车马。此地在悯忠寺东，唐碑称寺在燕城东南隅，疑为幽州节度使城之故壕也。”（《寄园寄所寄》）今天从烂缦胡同西拐仍可通往法源寺，即唐代悯忠寺所在地。清代这里因聚集6个会馆，其间山花烂漫故改此名。
这是北京古老的南北向胡同之一，穿行其中，传说中住过翁同龢的常熟会馆和住过康有为的东莞会馆均不见所踪，或许仍隐于大片民居深处。1831年，龚自珍把住了几年的上斜街50号宅院卖掉，搬入距此不远的烂缦胡同。几年之后他南下丹阳书院，病死于鸦片战争爆发次年。龚自珍预感的时代风暴随后而至，国家自此面目全非，只得以腐朽之躯面对来势凶猛的新世界。24年之后，谭嗣同在这里出生，波澜不惊的烂缦胡同就这样目睹两代求变者的归去来兮。龚自珍用批判和狂狷无法改变的老大中国，谭嗣同想用变法和鲜血一搏。
谭宅旧址位于何处已不可考，一位老人告诉我大约位于湖南会馆南侧。后者被修缮保存下来，因为曾活动于此，它变为胡同里一处爱国教育场所。1919年12月18日，毛和湖南代表团40人赴京，联络湖南籍官绅共同讨伐湖南督军张敬尧，此前毛创办的《湘江评论》被张查封。当年12月28日，烂缦胡同湖南会馆人声鼎沸，“湖南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大会”在此召开，熊希龄等3位湘籍议员被推为代表，向北洋政府层主张湖南民意。
不知有没有到过几百米外的浏阳会馆，不过他对谭嗣同尊敬有加，称这位湖南先烈“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与谭嗣同相似，毛对湖南感情复杂，既充满湘人的自信，也不满于保守之风。谭嗣同称湘人不幸处于未通商之地，“不识何为中外，方自以为巍巍然尊”。《湘江评论》以同样口吻写道：“住在这江上和它邻近的民众，浑浑噩噩，世界上的事情，很少懂得。他们没有有组织的社会，人人自营散处，只知有狭的一己，和短的一时，共同生活，久远观念，多半未曾梦见。”军阀派系之争令“驱张运动”终获成功，此后走得更远。1920年，他一边忙着筹备湖南共产主义小组，一边积极鼓动湘省独立。与李石曾、李大钊接触后的未来政坛领袖，头脑中混杂着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日益感到旧手段解决不了“腐败绝顶的政府，娼妓生涯的党徒”，进而转变成一名更加激进的革命者。
五四运动此时刚刚落幕，这场从北京、上海发起的民族主义运动，裴士锋却看到了湖南的另一番景象：“国是湖南，侵犯湖南的帝国是中国”。五四运动在那里转变为另外一项运动：“完全不关心中华民国的存亡，其主要宣传反倒主张湖南自立为另一个国家。”曾任教长沙雅礼中学英文教师的裴是史景迁弟子，对湖南抱有浓厚兴趣。在《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一书里他将现代湖南人性格的源头追溯至17世纪的王夫之，称其为数代湖南行动主义者的精神导师。“透过他，他们能离开帝国传统，指出他们的湖南家乡独特的新思维模式。他们相信，他的反抗与蔑视当道的精神流淌在他们湖南人的血液里。”
辛亥之前，这些行动主义者包括谭嗣同、唐才常、陈天华、杨毓麟，以及此后搅动民国政局的黄兴、宋教仁和蔡锷。湘省本为多民族之地，却素有中华文化传承的强烈自觉，宋代之后北人南移，尤其如此。惟楚有材的文化自豪感令湖南为维护正统文明不遗余力，近代湘军对抗太平军、辛亥反抗异族统治，均可见这种激情。这种现象该如何解释是一个引人关注的老话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曾国藩、左宗棠等中兴之臣挽救清廷于既倒，让谭嗣同这样的后来者深感不安，甚至一度“耻恶湘军”。与主张“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的曾国藩相比，谭嗣同开始的新一代湖南知识精英，赋予了自身更多反叛者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