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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本冷冰冰的经济学著作,相反,在运用了详实权威的跨国数据和专业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两位经济学家更是结合了自身的童年和育儿经历,让这本著作充满了温度。为什么经历了宽松童年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越来越严格?为什么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养方式各不相同?到底什么才是好的教养方式?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如何让孩子们实现教育机会平等?作者们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内容简介】

在不平等的时代抚育子女

从美国到中国,无论富裕抑或贫穷,不管男孩还是女孩,世界各地的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快乐成长,有所成就。然而,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却千差万别。美国和中国的父母越来越权威、专断,“育儿战争”日益激烈;而北欧的父母相比之下更为宽容。这种转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从美国、英国、北欧到中国和日本,本书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研究了经济激励和约束如何影响了不同国家的育儿习俗,以及什么才是好的教养方式。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实现机会平等和教育公平,帮助孩子立足未来是所有人的共同愿望。

【作者简介】

马赛厄斯·德普克 (Matthias Doepke),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顾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助理研究员,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中心成员。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耶鲁大学经济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访问学者,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士,欧洲经济协会会士,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联合项目主任。荣获2009年度Yrjo? Jahnsson奖(45岁以下杰出的欧洲经济学家),论文《中国式增长》(与宋铮等合作)获2012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媒体评论】

《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对不同时间和国家的不同教养方式的前因后果提供了引人入胜、富有见地的分析。两位作者解释了父母如何以及为何塑造孩子的喜好和技能,以使他们适应成年后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现实。他们创造性地运用基本经济理论,整合和阐释了来自多个学科的大量证据。这本雄心勃勃的书详细论证了家庭会如何影响孩子的社会和经济命运。

——詹姆斯·赫克曼,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记者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来诊断和批评“直升机父母”的习惯和他们对于教育的执迷。但*的研究表明,在我们这个不平等的时代,这种育儿方式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本书传达的信息。的确,高强度的育儿方式有一些毫无意义的过激行为,它不会给父母带来快乐。但只要做对了,它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各地的富裕国家,都对孩子们有效。
——帕梅拉·德鲁克曼,《纽约时报》

对育儿和经济不平等富有洞察力的思考。 ——卡罗琳·德弗,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教授

为什么这么多看似理智的人在孩子身上过度投入?《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告诉你,并不是父母都集体头脑发热了。相反,今天的父母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对日益疯狂的环境做出了反应。
——珍妮·安德森,《石英》杂志

正如经济学家马赛厄斯·德普克和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在他们*近的著作《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中所揭示的那样,今天的美国父母毕竟没有那么疯狂。不管是好是坏,他们的育儿方式都是完全理性的。
——凯·希莫威茨,美国家庭研究所

人们在考虑育儿时通常不会想到经济学。这本深入浅出的书旨在改变这种状况。它展示了该如何在不同的教养方式之间权衡,这些教养方式如何塑造孩子们探索实践和承担风险的方式,以及经济因素如何在我们看待孩子和抚养孩子方式上的惊人变化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是一本书。
——达龙·阿西莫格鲁,《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作者

在对不同育儿方法背后的原因进行的启发性阐述中,两位作者大胆地主张了经济学解释,同时也考虑了社会和文化因素。令人担忧的是,他们展示了新的社会分化如何使一些父母得以提升孩子能力的同时,使另一些经济条件更加困难的父母的努力变得更加徒劳。阶级分明的育儿方式威胁到机会平等、社会流动性和政治参与。作者希望合理的政策干预能够阻止此类威胁。
——简·亨弗里斯,牛津大学研究员

《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提供了许多关键的发现和新颖的解释,作者认为我们可以用经济学原理来解释为什么在任何特定时间点,不同国家间和国家内部都存在不同的教养方式。在没有其他书能处理与本书相同的主题时,它还做到了睿智、丰富以及易读。我真的很享受阅读过程。
——那塔乌德·鲍德哈维,英国华威大学教授

这本引人入胜、论证有力的书汇集了个人经验、理论和证据,它不仅表明育儿决策是由激励措施决定的,还展示了经济学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父母的选择可能因国家而异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丰富的信息、细节和经济论证的力度令人印象深刻。 ——乔·布兰登,英国萨里大学

教养决策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现实?本书是对于这一难题的认真尝试。要把作者的回答概括成一句话是过分简单化了,但无论如何还是让我们这样做:别傻了,是经济决定了美国人如何抚养孩子!
——帕特里克·A.科尔曼,“好爸爸”网站(Fatherly.com)
(该内容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授权使用)

【目录】

引言

当我们还是孩子时,常常闲逛到太阳落山,自己决定找哪个朋友玩,没有人会检查我们的家庭作业。当我们成为父母后,却为孩子报音乐课和体育课,督促他们做家庭作业……是什么导致了如此迥异的情况?

篇 在不平等的时代抚育子女

第1章 育儿经济学

安德烈回忆,有一天他表达了想踢足球而非打网球的愿望时,他的父亲对他怒吼道:“你是一名网球运动员!你将成为世界!你会赚很多钱。这就是计划,毋庸置疑。”

第2章 “直升机父母”的兴起

蔡美儿坚信应该督促而非宠溺孩子:“西方父母非常担心孩子的自尊心。但作为父母,你为孩子的自尊心做的糟糕的事情之一就是让他们放弃。相反,没有比发现你做到了你本以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更好的建立自信的方式。”

第3章 当代社会中的教养方式

为什么美国、瑞典或中国的父母们用不同的方式抚养孩子?传统观点认为,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再次发现经济激励可以解释我们观察到的大部分现象。

第4章 不平等、教养方式和育儿陷阱

帕特南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分层是不明显的。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孩子尽管并不拥有完全相同的机会,但差异并不大。……相比之下,现在……特权家庭努力让他们的孩子在社会中站稳脚跟,并将他们隔离在学校普遍优秀的中上阶层社区中,贫穷的孩子却因为机会的减少而受损。

第二篇 育儿简史

第5章 从大棒到胡萝卜:专断型教养方式的消亡

在更久远的年代,家长认为体罚没有任何问题……来自各个阶层的父母们认为坚持他们的权威是他们家长责任的一部分。……他们的观点是,孩子只是孩子:他们年龄太小,无法理解,但一旦长大,他们就会感激父母的严格教养。

第6章 男孩与女孩:性别角色的变化

随着时间推移,女性逐渐意识到另一种生活也是可行的,而且可能更有吸引力。对工作的向往一代代传递下去,终形成全新的社会规范。

第7章 生育率与童工:从大家庭到小家庭

教育的兴起和童工的减少解释了为什么在父母眼中孩子开始变得“昂贵”起来。他们不得不支付学费;更重要的是,孩子不再通过劳动为家庭收入做贡献了。这些因素使父母的激励转向拥有小家庭。

第8章 教养与阶级的价值观:贵族vs.中产阶级

由于努力工作不会在未来带来高额的经济回报,贵族父母几乎没有动力给孩子灌输职业道德。做相反的事反而会有回报,即教导孩子享受优雅的休闲活动,比如让男孩打猎或让女孩学习音乐。这样的休闲技能之后会在提升社会阶级和择偶上发挥作用。

第三篇 政策如何影响教养方式

第9章 学校系统的组织

在像纽约和洛杉矶这样的地区,很多父母几乎从孩子出生开始就为他们的表现而焦虑,因为上一个的幼儿园(这是一个竞争激烈的过程,父母和孩子都要被面试)意味着之后上一个小学的概率更高。这进而打开了中学的大门,并终打开名牌大学的大门。

第10章 育儿的未来

如果一个教育系统高度分层,而且在孩子很小的年纪就能预先确定他们的经济未来,那么这个教育系统会引发家庭之间的“育儿战争”……相反地,如果一个教育系统强调公平机会和淡化成年前的竞争,那么家长和孩子会有更多放松的余地。

注释


【前言】

本书源于我们之前的一篇文章《教养方式:代际偏好传递中的利他主义与父爱主义》(Parenting with Style: Altruism and Paternalism in Intergenerational Preference Transmission)。当我们从经济学视角来考虑教养方式时,意识到有许多学科(人类学、教育学、历史学、心理学,当然还有经济学)对此进行过探讨,但学科之间缺乏对话。为了促进更广泛的讨论,我们在门户网站voxeu.org设立了一个专栏,名为“虎妈与直升机父母:教养方式的经济学”(Tiger Moms and Helicopter Parents: The Economics of Parenting Style)。该专栏下的回复鼓励了我们写下这本书来向更广泛的受众,包括父母和有兴趣深入了解教养方式的读者,传达我们的观点。这就是本书的缘起。

多年来,父母和孩子是我们研究的焦点。在开始研究教养方式之前,我们的工作集中于探讨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家庭内部偏好与家庭文化的传递。我们根据这些话题写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到学术论文不足以涵盖我们所学的知识。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回顾了这些年来的工作,并试图用完整的链条把它们串起来。我们也跳出学术文献的范围,借鉴了大众媒体如报纸、博客和流行的育儿书籍等,从而更多地了解人们是如何看待抚养子女这件事的。
这本书从我们作为孩童与为人父母的个人体验开始。我们回忆了童年时代,并将它和现在的家庭生活作了比较。我们意识到自己成为和父母截然不同的家长,当然并不认为自己做得比他们更好。我们相信在同样的时代、同样的情形下,会和父母表现得差不多。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抚育子女,不是因为我们有更丰富的知识或更深刻的见解,而是因为当下培养孩子的环境与我们当年的成长环境不同。本着这种理念,本书试图解释育儿环境是如何影响父母的教养决策的。重点是试图理解父母行为背后的动机,而非直接给出育儿建议。 我们还参考了各自的妻子玛丽亚(María)和马里萨(Marisa)的经历,意识到她们的童年记忆与我们又有所不同。再一次,我们没有人认为自己拥有“好的父母”。我们四个人成长于四个不同的国家: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在小时候,这些国家的育儿方法是很不同的。当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后会发现,即便在今天,这些国家的育儿风俗仍然存在极大差异。因为我们在成人阶段都生活在不同的国家,这又提供了额外的个人经验。将这些经验和学术研究联系起来,我们试图阐释为什么世界各地的育儿风俗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
本书的部分探讨了当下的育儿习俗。首先,我们发现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教养方式在近几十年来变得更为密集(intense)了。是什么导致了不少当代的父母在度过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宽松的童年时代后,却突然成为“直升机父母”和“虎妈”呢?答案是经济激励发生了改变,这很大程度上是同时期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导致的。接下来,我们考察了世界上不同国家的抚育行为并试图解释其中的差异。答案依然与经济激励有关,经济激励在不同国家有所不同。后,我们观察到在发达经济体,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父母的教养方式有所差异。什么可以解释这种差异呢?即面对不同约束的父母的经济激励存在差异,而这些约束取决于他们的收入和教育水平。 本书的第二部分回顾了历史上的育儿习俗。为什么严苛的教养方式曾经风靡数个世纪,而今天更多的父母却避免在子女做错事时进行严厉惩罚呢?我们再一次把它归因于经济激励的变化。我们还采用同样的视角研究了在育儿习俗中性别角色的转换,经济发展过程中从大家庭到小家庭的转换,父母对于童工的态度的变化,甚至还考察了不同社会阶层偏好和价值观的形成与传递。
本书的第三部分展望了未来。这一部分探究了政策和制度的影响。首先聚焦于学校和教育机构,然后考虑了干预性政策。我们认为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之间的育儿差异扩大了不同背景之间的孩子的机会不平等。当然,进一步追问了如何才能消除这种差异。后,预测了如果当前经济不平等的扩大趋势持续下去的话,下一代的教养方式会变成怎样。

【书摘与插画】

随时代变迁:从宽容的父母到“直升机父母”

如果我们现在思考,自己受到的教育和我们子女的不同之处,显著的差异是我们对孩子日常生活的参与和干预比我们的父辈想象的更多。这令我们十分惊讶。在有孩子之前,我们以为自己会成为宽松型的父母,因为这就是我们成长的方式。但与我们父母在20世纪70年代所经历的一样,我们的教养方式事实上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现在生活的经济社会环境,而并非我们小时候接触的育儿文化。事实上,我们开始研究育儿经济学的一个原因在于希望理解为何我们做父母时的行为和预期的如此迥异。
这种更多地参与孩子生活的行为被今天的中产阶级父母们当成“标准”的教养方式,尽管在几十年前这种方式远非标准。我们为他们报音乐课和体育课,督促他们做家庭作业,安排游戏日,并和他们一起读书。此外,我们通常会密切监督他们,不是为了减少他们顽皮捣蛋的机会,而是为了给他们提供帮助,使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做正确的事。相反,我们的父母从未做这些事,至少没有达到与之相当的程度。当我们还是孩子时,常常闲逛到太阳落山,自己决定找哪个朋友玩,没有人会检查我们的家庭作业,大家都是自由地玩耍且很少参加有组织的活动。
今天,父母和老师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许多年轻老师瞧不起在他们眼中一些老派的家庭企图保留的一板一眼的生活方式。但是现在,老师和父母之间的权力发生了转移。老师承受了来自要求甚高、固执己见的父母的巨大压力,特别是在富人区。一些父母抱怨学校的课程设置过于平庸缺乏远见,另一些则埋怨老师不能察觉他们亲爱的小宝贝的天赋。
我们教养决策的选择和我们父母的选择的差异体现了更密集的教养方式的整体趋势,这一特征贯穿本书。我们认为,这一趋势可以被理解为是对于同时期发生的经济变化的反应。这并不意味,经济因素是决定教养方式的因素。但是,回想40年前,我们的确意识到,当今父母的一些共同关注点在我们小时候几乎不存在。在德国和意大利,就读中小学和大学都是免费的,学校质量也基本没有差异(在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常春藤盟校)。一个人只要能够以压线的成绩从高中毕业,18岁以前在学校做的事情不会对其人生产生长期影响。我们没有参加大学入学考试,也没有任何录取委员会对我们的课外活动进行评估。甚至对于没有去上大学的孩子,其前景也是光明的。在德国,低层次学校的毕业生一般会进入学徒项目,他们的收入(比如在附近的大众汽车厂工作)与教师甚至医生相差不大。当时,德国的失业率很低,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很高。在这样的情况下,父母从敦促我们努力学习中收获甚少,因此,他们采取宽松的育儿方式并让我们享受无忧无虑的童年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那时起,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赢者通吃”文化的出现,经济不平等急剧增加了。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父母们越来越担心自己的子女可能落后于他人。因此,他们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敦促他们脱颖而出。当高等教育逐渐成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必要先决条件时,越来越多的中上阶级的父母开始努力参与、干涉孩子的学习,以使其在学校取得不俗成就。高度不平等、高教育回报率以及学业成就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我们会采取和父母不同的行为,以及采用更为密集的教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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