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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东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副院长
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专业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所特聘研究员
世界经济学会理事

自1994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长期学习、任教。其间曾在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院（Sciences-Po）、布鲁塞尔自由大学（VUB）、波士顿大学（BU）布鲁塞尔分校等处任访问学者或兼职讲师。2015年在美国乔治城大学任访问学者。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对外经济关系、金融货币与汇率的政治经济学

一个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我们面前这部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的著作，对我们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大有裨益。

—— 李君如 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用“地球村里的山姆大叔号”银行的经营来说明美元霸权的逻辑基础，用国家大剧院门口的贵重物品保存柜台的功能来类比中国外汇储备同外资之间的内在关系，用金庸小说中段誉的武功来类比中国在大国博弈中的实力和潜能。所谓深入浅出，读者眼前的这本书就是一个不错的例子。

　 —— 龙永图　国家外经贸部原副部长

从中国历史进入现代以来，中国面对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从未比现在更有利于中国地位的腾升……作为应对和探索这真正重大的历史性局势的一项智识努力，这本书值得阅读，值得审视，也值得引作一项可贵的思想资材。

——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务院参事

世事如棋，世界经济亦如棋，当局者迷，观弈者清，欲解迷局，读此书必有助益。

—— 乔良 中国政策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空军少将

第3版前言
2018年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主题是中美贸易战。也许是因为本书前两版多次加印带来的影响力，我从2018年1月开始（当时美国对华贸易战还处于筹备阶段）便受邀参与了不同层次的学术研讨会。相对于目前的主流意见，我可能算是偏鹰派，即主张适度强硬，放开手脚反击美国资本市场这一关键软肋，通过斗争求和平而不是通过退让求和以粉饰太平。通过调研和分析，我发现特朗普本人的贸易战动机既不是围堵中国，也不是减小贸易逆差，而是找个借口收点关税弥补联邦财政赤字，以便维护其对内减税这一核心政绩。因此，中国不应通过大幅采购美国商品来试图劝说美国取消对华关税增加，而是应该追求让美国在贸易政策上不歧视中国。真正在试图围堵中国技术进步的是美国的精英官僚群体，尤其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里的情报—司法圈，他们是这两年来各路精英群体中*能够和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派搞对抗的，所以应该对美国内部不同势力分而治之。但是到目前为止，我的意见在政策圈中仍然属于非主流。许多非专业人士基于肤浅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不是深入扎实的实证研究，反而凭借资历、级别、声望和人数优势而将许多错误意见塞入了中国的应对之策中，以致2018年贸易战中我方屡屡被动、进退失据。此事令人慨叹之余，也让我更加意识到，静心搞好专业研究，用心写点好书，多教点专业基础扎实的学生出来，才能在将来让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水平更上一层楼。
我与各路论战对手的根本分歧，在于对时代趋势的认识，尤其是关于全球化问题。全球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假如从欧洲大航海开始算起，广义全球化已经缓慢曲折地运行了500年。而狭义全球化则是特指1979年开始的由美英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其核心内容是倡导全球各国开放其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减少管制与税收，让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扮演各种要素的核心配置角色。这轮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可以看作500年广义全球化趋势的新一轮狂飙突进。回溯500年全球经贸史，1979年至2008年的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中所表现出的大胆赤字和慷慨进口，其实并非常态，而是有着一系列政治、货币、思潮领域的特定条件的，而狭义全球化的可持续性依赖于这些条件的稳定性。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及其应对，带来了美国国内贫富分化的加剧和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信用破产，从而严重动摇了美式全球化的国内基础。2011年春季的一个国内学术会议上，笔者过早地提醒大家“逆全球化时代正在悄然到来”，当时遭到了与会学界同行的一致批判。2014年之后，赞同我判断的学者越来越多。时至今日，连全球化*坚定的信奉者都已经动摇了他们的信心。其实，读过一点世界史就不难明白，全球化是一种与主导性帝国的兴衰相伴而行的历史性趋势，曲折运动，有进有退。
全球化浪潮伴随着美式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全球推广，但是如今自由和民主之间出现了对抗与分裂，导致了美式全球化的逆转。1979年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是由英美金融资本推动的，它在全球所创造的增量财富主要由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以及美国西海岸的高科技部门所获得，但是这个世界上有些关键群体却成为受损者，尤其是英美白人蓝领阶级：30年来他们的收入没怎么涨，但是失业率、离婚率、破产率、吸毒率、犯罪率、自杀率都大幅上涨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作为罪魁祸首的美国金融部门并没有受惩，反而借助量化宽松而挣得更多红利，这引发其他阶级的普遍不满。2016年，当白人蓝领群体试图用民主赋予自己的选票来表达不满、改变命运的时候，就发生了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胜选这样的政治黑天鹅事件。世界历史告诉我们，贸易战仅仅是逆全球化时代的一种常见症状而已，此外往往还有思潮极化、强人政治乃至大国战争等并发症。
众所周知，中国是全球化时代的赢家之一，正因如此，许多人担心如果全球化逆转则大大不利于中国的继续崛起。这种观点属于刻舟求剑型思维。在笔者看来，中国的成功之道在于与时俱进，锐意改革，而不是某些人认为的靠了美国的帮助发展起来。全球化时代我们当然应该搞改革开放，那时的改革是向西方学习工业革命与市场经济，那时的开放，用小平同志的话说，是向美国及其盟友开放。如今世易时移，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开放，但这个新时代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独立探索，而新时代的开放则是以我为主的、面向全球的开放。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只要我们应对得当，与时俱进，那么每一个时代都可以是战略机遇期。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是梵天神梦境中的一个幻影而已，这个类比用以解释全球化和美帝国体系非常适切。做梦的主体是美帝国，做的梦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梦，而所有的其他国家、企业、家庭、个人，都不过是这个梦境中的一个角色或场景而已。在以美元信用和美国消费市场为基础的美式全球化体系中，其他经济体的所有进步和努力，都是让美元的购买力更加强大，而美元信用的创造是无穷的，信用扩张的真正受益者是美帝国。因此只要这个体系在持续运转，其他国家都不可能在规模和质量上真正超越美国，这是由全球化游戏的结构和分工机制所决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论是苏联、日本还是欧盟，其经济规模和竞争力都无法超越美国，原因即在于此。挑战者通常情况下是不可能战胜占据了体系中心的霸权国的，因为你挑战的不是霸权国本身的国民与国土，而是包括你自身在内的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力量和资源。
世界市场体系的强大之处在于，短期内它可以带给追随者更好的福利和更多的交易机会，但是长期看将会“消化”掉外围追随者中的异质文明，包括其制度、语言和组织体系。当年美国寄希望于通过接触政策而演变中国，这种战略自信不是毫无根据的。如同古罗马时期的体系一样，外围国家的精英必然以讲拉丁语/英语为荣，以能够移民至罗马/美国为家庭梦想。而要跳出这个体系也非常难，因为正常的政府和领袖都难以承受离开体系的风险和困难。所以，只要保持以美元信用和美国同盟结构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会困难重重。追随美国仅30年，中国的精英阶级便纷纷转移资产、转换国籍；继续随波逐流300年，那么汉字的存在都将是存疑的。每念及此，尽管作为一个典型的国际化精英而占据了全球化时代的不少好处，笔者却总是深以民族前景为忧。
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的逆全球化行为，其实才真的打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机遇窗口。帝国的政治经济学本质是杠杆，而特朗普所作所为就是让美帝国主动去杠杆。他以一种自杀式的疯狂向全世界同时发难，以自鸣得意的食言而肥来营造不确定性以牟取谈判中的短期好处，用各种退群和推倒重来以便让这个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我称之为牟取“违约红利”：借了信用卡不还，你相当于得到一笔红利，但是长期的代价将是昂贵的。他的这种倒行逆施相当于给全世界做美国梦的人们一个尖利的叫醒服务（morning call）。正是在这样的刺激之下，欧日关系、中日关系、中欧关系、中印关系*近都有若干进展，原先以美国为中心的辐辏结构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化，连横正在转变为合纵，多极化时代真的要到来。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经济独立并超越美国才是可能的，以我为中心的全球化才有机会。大礼不辞小让，与这样的战略机遇相比，对美国出口的那点儿可能损失，还算得了什么呢？
自2009年写作本书的第1版至今，已经有十年。回顾十年来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演进趋势，我发现本书的若干预言和预警都得以兑现。比如在2010年的第1版中，第12章的*后预言了全球化逆转的风险，在2015年的第2版中（撰写于2014年），第6章*后部分预警了美元强势周期导致人民币汇率下跌和资本外逃的恶性循环。这些兑现了的预言和预警，它们的存在多少可以证明，本书对相关议题的理解框架是大体正确的。*后，借着这第3版出版之际，我想对在本书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承担了大量数据图表制作工作的多位学生，包括高雪、徐天智、周思畅、王淼等同志，表达我衷心的谢意，以及对一段段师生缘分的珍惜。
翟东升于人民大学
2018年12月
◆第2版前言◆
从北冥神功到六脉神剑
中国到底有没有前途？在不同层面上回答这个问题，答案大不相同。
从宏观来看，30多年来，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民财富都有了惊人的增长，国际地位也大有提升，相对于其他所有大国而言，中国国势的上升是*快*猛的。这样一个客观事实意味着中国这些年肯定做对了某些至关重要的事情。
但是，在微观层面上，作为普通中国人，生活中的各种困境把我们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房价太高，工作难找，环境恶化，竞争太激烈……各种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在身边时有发生。这样的中国难道也有前途？
于是，我们身处这样一种悖论之中：看整体国势，中国好像很有前途；看自己身边，中国却又好像问题很大。
我这本书，就是要为读者解答上述悖论。办法就是打通宏观和微观，打通政治和经济，把中国人的生存环境放在全球市场体系的背景中去解释。
写这本书，是为了告诉我的读者，为什么做一个21世纪的中国人，是艰辛却又令人骄傲的。
写这本书，是为了向世人揭示中国道路背后的辛酸曲折、惊人智慧与光明前途。
写这本书，是为了让中国的中上阶层家庭意识到，把你们的儿女用一纸绿卡变成外国人，将是一种不明智的、自我淘汰的做法。
说清楚中国为什么有前途，我只需要向读者指出一些基本事实和历史轨迹。这些事实包括：世界历史演进的趋势、当代中国体制的特质以及中国已经具备的巨大潜能。
首先，500年来全人类命运的主题，就是全球市场体系一步步吞没并整合体系外围的人口和地域，这一主题需要借助某几个霸权国家的商业或者武力扩张来实现。500年来的国际权势变迁，显示出一个清晰的演进逻辑：创新和扩散之间的辩证法。一个小国通过创新，包括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模式和战争手段等各类创新，可以获得击败大帝国的神奇力量，迅速崛起为主导全球市场体系的新贵。但是当他们的新知识、新观念、新模式扩散到邻国或者友邦时，模仿者和原创者在同一个技术层次上竞争，于是规模重新变得重要。正因为这种创新和扩散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看到*初是葡萄牙、荷兰等百万人口级别的商业帝国突然崛起，然后天命转移到了他们的邻居：千万人口级的英、法、德身上，然后又转移到后者的亲戚身上：亿人口级的美国和苏联。创新与扩散导致的权势转移轨迹仍在继续，并且由于信息时代知识扩散的加速，10亿人口级的国家将更快地登上历史舞台。21、22世纪谁将主导全球市场体系？中国虽然不是这个天命的*候选人，却是*有潜力的竞争者。
其次，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是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物种，在性质上大不同于此前的所有类型。进入大众政治时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出两大类现代体制模式：一类是英、法、美等国的自由民主体制；另一类是德、意等国的全能主义体制。两类体制各擅胜场，前者利于动员国民从事财富创造，后者擅长动员国民力量。1949年以来的中国，前30年学苏联，后30年学美国；未来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将是上述两大类体制的杂交品种，是一个把全能主义的动员功能与自由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整合在一起的新物种。新物种的诞生过程是痛苦的，因为两类基因之间需要磨合。我们今天讨论得很多的治理问题，比如腐败现象，就是两类基因在体内共存却又暂未充分共融的产物。我们作为普通中国人，在享受两种体制的优势的同时，又要忍受两种体制的弊端，也是源于中国体制基因中的双重性。但是必须牢记：这是新生命降世所伴随的阵痛。
*后，中国的经济成就已经具备了巨大的战略潜能，引而未发，意在高远。通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和坚忍持久的积累，中国已经具备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实力。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暂时还不太擅长利用这种实力来追求其国际抱负。如果要用故事人物来形容今天的中国，窃以为非金庸小说中的那位段誉莫属：由于北冥神功的作用他获得了惊人内力，却因为六脉神剑缺乏临敌发力的技巧而险象环生；其峥嵘虽然只是偶然一露，就已经让对手胆战心惊。按照我的估算，中国的四万多亿外汇储备和巨额出口盈余，基本上是通过“北冥神功”式的招商引资政策与强制结汇制度实现的，而反过来这些金融资源又可以成为重要的对外政策杠杆。但是目前阶段，由于国内体制仍未完全理顺，所以经脉不通，发力不畅。我的这本书，核心内容就是讨论中国该如何打通经脉，发力制敌。
如果读者只对国家经济手段的战略运用感兴趣，可以直接阅读本书各章的后半部分，因为那里探讨了各类“招数”；如果愿意了解这些“招数”背后的理论依据，不妨重点阅读第1章、第2章和第12章；如果想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对外经济关系，那么通读全书也无妨。

• 书名 中国为什么有前途: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潜能（第3版）
• ISBN 9787111628330
• 作者 翟东升
• 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
• 出版时间 2019-06-16
• 页数 335
• 开本 16开
• 纸张 胶版纸
• 包装 平装-胶订
• 是否套装 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