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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1960）我在此卷《我们的祖先》中收集三篇写于1950 —1960年代的故事，它们的共同之处是事件是非真实的，发生在久远的时代和想象的国度中。由于这些共同的特点（尽管还有其他不相同的特点），人们认为，它们组成了，像通常所说的，一部“套曲”，甚至是一部“完整的套曲”(也就说写完了，因为我不打算写类似的新故事)。这给我提供了重读它们和回答问题的好机会，迄今为止每当人们提出之后我避而不答的问题是: 我为什么写这些故事?我想说什么?我实际上说了些什么?这种类型的叙事在当今文学中有什么意义?我，起初，写过一些当时所谓“新现实主义”的故事。也就是说，我讲述了一些不是发生在我身上而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故事(或者说是想象发生过或可能发生的)，如通常所说，这些人是“人民”大众，但总是一些有点非正常的人，至少是一些奇怪的人，不会过多迷失在思想和情感中，而能够只通过他们所说的话和所做的行为来加以描写。我写得很快，使用短句型。那时我想表达的是某种突破，某种写法。我喜欢故事发生在户外，在公共场所，如在车站，许多人际关系在那里产生于偶然相遇的人们之间；心理学说、内心世界、室内场景、家庭、风俗、社会(尤其是上流社会)，我对这些不感兴趣，也许从那时起我不曾有过大的改变。我毫不经意地用游击队员的故事开始写作：结果很成功，因为这些故事是历险记，充满搏斗厮杀，枪林弹雨，有一点儿残酷也有一点吹嘘，符合当时的精神，还运用了“悬念”，这在小说中像调味的盐。在我于1946年写的中篇小说《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中，我也大量地运用了新现实主义的生硬手法，而批评家们开始说我是“寓言式的”。我这是在赌博: 我深知当讲述无产者和八卦新闻时带有寓言性是优点，而当讲述城堡和天鹅时寓言性就不足以称道了。于是我尝试写别的新现实主义小说，以那些年里的大众生活为主题，可是我没能写好，将手稿留在了抽屉里。倘若我采用一种欢快的语调述说，显得假腔假调；现实更为复杂得多，任何风格的模仿终归是装腔作势。倘若我使用一种更加深思熟虑和悲天悯人的语调，一切变得灰暗、忧伤，我就失去了那种属于我的特征，也就是对写作的是我而不是另一个人这个事实的证明。是世道变调了：游击战争时期和战后时期的散乱生活随时间转移而远去，再也遇不见那些向你讲述非凡经历的非同寻常的人物，即或还能遇见，却再也辨认不出他们的人和事了。现实步入各种轨道，表面上更正常，变成机构式的；如果不通过他们所在的机构很难判定人们所属的阶级；我也步入一种阶层成为其中的一分子：那种大城市的知识分子，身着灰色套装和白色衬衣。但是我想，归咎于外部环境是太方便的做法；也许我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我是一个写作过的人，像许多人一样，被推进变革时期的浪潮；过后我的灵感就枯竭了。 于是，我怀着对自己和对一切都感到厌烦的情绪，作为个人消遣，于1951年开始写《分成两半的子爵》。我无意特别支持某一种文学观念，也不想进行道德讽喻，或者狭义的政治讽喻，从来都不。当然我感觉到了，尽管不是很理解，那些年里的气氛。我们处于冷战中心，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一种难以言表的不安，它们不具有看得见的形象，可是主宰着我们的心灵。于是，当我写一个完全是出自幻想的故事时，我不仅在不自觉地宣泄那个特殊时期的压抑感，而且还找到了走出困境的推动力；也就是说，我不是被动地接受消极的现实，而且能够对其注入活力，颂扬，野性，简约风格，强烈的乐观主义，它们曾经属于抵抗文学。起步时我心里只有这股动力，和一个故事，或者更恰当地说是一个形象。在我写每个故事的起始之时，都有一个形象在我脑子里转动，不知是何时诞生的，而且跟随我多年。这个形象逐渐在我头脑里发展成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而且同时——两个过程经常是平行而又独立的—我相信这个故事蕴含某种意义。但是，当我动手写作时，这一切在我心中初具轮廓，还处于空白状态，只能在写的过程中，一切事物终各就各位。那么，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想一个从纵向劈为两半的人，那两半中的每一个都自行其是。一个士兵的故事，发生于一场现代战争?但是常见的表现主义讽刺作品被反复炒腻了：一场远去时代的战争更好一些，土耳其人，一刀劈开—不，一次炮击更好一些，因此一半被认为已经毁坏，后来却又跳将出来。那么是土耳其人开的炮?对，奥地利—土耳其战争，十七世纪末期，埃乌杰尼奥亲王，但是让这一切都显得影影绰绰，那时我对历史小说不感兴趣(现在依旧)。那好：一半活下来，另一半以后再出现。如何区别他们行之有效的可靠方式就是让一半善良而另一半邪恶，一种斯蒂文森式的对立，就像《化身博士》，以及《杜里世家》中的两兄弟。故事就这样完全按照合乎几何逻辑的推理编织起来。而批评家们可能开始步入歧途：他们说我心里想的是善与恶的问题。不是，它在我心中根本不存在，我没有想过善与恶，一分钟也没有。正如一位画家可以使用色彩的鲜明对比来突出某一种图形，同样地我采用了一种众所周知的叙事的对立来突出我所感兴趣的那个东西，这就是分裂。现代人是分裂的、残缺的、不完整的、自我敌对；马克思称之为“异化”，弗洛伊德称之为“压抑”，古老的和谐状态丧失了，人们渴望新的完整。这就是我有意置放于故事中的思想—道德核心。但是除了在哲学层面的深入探索工作之外，我注重给故事一副骨骼，像一套连贯机制良好运行，还有用诗意想象自由组合的血肉。我不能将现代人所有的残缺类型都安放在主人公身上，他已 经肩负推动故事进程的一大堆事情，我分散给一些配角。其中之 一—可以说是具有单纯教育作用的——木匠彼特洛基奥多师傅，他建造精良的绞刑架和刑具而试图不想它们做什么用途，这就像……这当然就像现在的科学家或技术人员，制造原子弹或者任何他们不知道社会用途的设备，他们单一的“做好自己的职业”的责任感不足以使良心安稳。“纯粹的”、“自由客观的”(或不自由的)科学家与人类现实生活脱节的问题也表现在特里劳尼大夫这个人物身上，但是他的出身完全不同，作为一个斯蒂文森意味的小人物，从其他地方流落到那种环境中，他还有着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麻风病人和胡格诺派教徒属于一种更加复杂的虚构方式，从浪漫幻想的深层背景中诞生，也许受到古老的地方历史传统的启发(麻风村在利古里亚或普罗旺斯腹地; 从法国出逃的胡格诺派教徒定居在库尼塞，在南特谕令被撤销之后，或者更早一些，在圣巴托罗缪之夜以后)。对于我而言，麻风病人代表享乐主义、无责任感、快乐的颓废、唯美主义与病态的集合，在某一方面代表了当时流行的也是永远存在的文学艺术上的颓废主义(世外桃源阿卡迪亚)。胡格诺派教徒是与之相反的另一半：道德主义，但是作为艺术形，有着更为复杂的意义，还因为隐含一种家族秘传(猜测是我的姓氏的起源——迄今尚未证实): 是对马克斯?韦伯资本主义新教起源说的一种图解(讽刺与欣赏兼备)，以此类推，是对其他一切建立在实用道德主义基础上的社会的图解; 是对一种没有宗教的宗教伦理的描写，这种观照赞同多于讽刺。我认为《分成两半的子爵》中所有的其他人物除了在小说情节中的作用外没有别的意义。有的人物我觉得相当好——即获得了自己的生命，比如奶妈赛巴斯蒂娅娜，还有老子爵阿约尔福，他出场短暂。少女人物(牧羊女帕梅拉)仅仅是与半身人的非人性相对立的一个图解式的女性形象表意符号。而他，梅达尔多，半身人呢?我说过他比别人少一些自由，按照故事情节走预定的路线。但是，尽管他如此地受强制，仍然能够表现出一种基本的不确定性，符合作者心中还不很清晰的某些东西。我的宗旨是向人的一切分裂开战，追求完整的人，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实际上，开篇时完整的梅达尔多，是无定型的，没有个性也没有面容；结尾时重归完整的梅达尔多让人一无所知；生活在故事里的人只是以半个自己出现的梅达尔多。而这两个一半，两个非人的相反形象，结果表现得更具人性，形成矛盾关系；邪恶的一半，那么地不幸，令人同情，而善良的一半，那么地愧疚，迂腐可笑。我从两种对立的观念出发，对以分裂作为真正生存方式的双方都给予赞赏，并且痛斥“愚蠢的完整”。小说终不由自主地表达分裂意识，是否因为生活在分裂的时代?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否因为真正的人的完整不是幻想中的一种不明确的总和，或者说齐备，或者说多面，而是坚持不懈地深入认识实在状况，认识自己天然的和历史的条件，个人的自愿选择、自我构建、能力、风格，包括内心自律和主动放弃的个人准则，始终不渝?这个故事以它自然的内在动力将我推向这个我过去现在一贯的真正主题: 一个人甘心情愿地给自己立一条严格的规矩，并且坚持到底，因为无论对他还是对别人，没有这条规矩他将不是他自己。 我们再次遇上这个主题是在另一个故事里，《树上的男爵》，写于几年之后（1956至1957年间）。这一次也是写作的年代影响精神状态。那是一个对我们在历史运行中可能起到的作用进行反思的时代，新的希望和新的痛苦同时相互交织。尽管有这一切，时代朝更好的方向走去；问题在于寻找个人良知与历史进程之间的正确关系。这一次也是我的头脑里先有一个形象多时: 一个攀爬在一棵树上的少年；他爬，会发生什么事情?他爬，走进另一个世界；不对：他爬，遇见奇妙的人物；对了：他爬，每天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地漫游，甚至不再回到树下，拒绝下地，在树上度过一生。我应当为此编造一个从人际关系，社会，政治等中脱逃的故事吗?不是，那样就太肤浅和无聊: 我让这个不愿像别人一样在地上行走的人物不变成一个厌世者，而变成一个不断为众人谋利益的男子汉，投身于那个时代的运动，愿意全面参与积极生活：从技术进步到地方治理和精致生活。只有这样写，我才有兴趣动笔。但是他始终认为，为了与他人真正在一起，的出路是与他人相疏离，他在生命的每时每刻都顽固地为自己和为他人坚持那种不方便的特立独行和离群索居。这就是他作为诗人、探险者、革命者的志趣。举一个例子，西班牙人的插曲是为数不多的我从一开始就似乎很清楚的情节之一：他们由于偶然的原因生活在树上，当起因消除后就下树了，而那个“攀援者”相反，他出于内心的志趣，当不存在任何外部理由时他仍然留在树上。完整的人，在《分成两半的子爵》中我还没有清晰的设想，而这一次在《树上的男爵》中体现在通过自觉进行艰苦磨砺而充分完成自我的那个人身上。写这个人物时发生了对我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事情：我认真地对待他，相信他的所作所为，我把他认同为自己。补充一点，当我为安排一个被树木覆盖的非真实国度而寻找一个往昔的时代时，我被十八世纪及其与后一个世纪之间的动乱时期的魅力吸引住了。于是，主人公，柯希莫?迪?隆多男爵走出了可笑的情节框架，来到我面前，成为一个道德楷模，具有精准的文化特质；我的历史学家朋友们关于意大利启蒙主义者和雅各宾派的研究，成为幻想的可贵推动力。那个女性形象(薇莪拉)在文化与伦理方面也发挥了作用：与启蒙主义者的坚定相反，那种对一切事物巴洛克式的和后来浪漫主义的冲动是危险的，险些变成破坏力量，跑向毁灭。于是，《树上的男爵》在我笔下变得与《分成两半的子爵》大不相同。不是一个时代不详、背景模糊、人物单薄而象征化，童话结构的故事，我在写作时不断地被诱导进行历史的“模仿”，写出一系列十八世纪人物形象，标明日期和与之相关的名人轶事；风景和自然环境是虚构的，但是以怀旧之情细致描绘；精心设计合情合理和接近真实的情节，甚至包括非真实的开头；总之，我终品尝到了小说的滋味，这个词的传统的含义。关于那些次要人物，由于浪漫气氛中的自然繁衍而诞生，可说的不多。做孤独的人似乎是他们共同的特征，每一个人都以一种错误的生存方式，围绕在主人公正确的方式周围。请看骑士律师，他重现特里劳尼医生的许多特点。十八世纪，奇闻逸事倍出的伟大世纪，仿佛特意为安置这座怪诞人物画廊而存在。那么柯希莫可以被看成是一个使自己的不合常规行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另类人吗?这样想来，《树上的男爵》没有穷尽我提出的问题。显而易见的是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奇迹的世界，人们简单的个性被抹杀了，而且人被压缩成为预定行为的抽象集合体。今天问题已经不再是自我的部分丧失，是全部丧失，荡然无存。 我们从原始人缓慢进化成非自然的人，原始上由于与天地浑然一体，因而与生物没有区别，可以称之为还不存在；非自然的人由于混同在产品和环境之中，因而不与任何东西发生摩擦，同周围的事物(自然或历史)不再有关系(斗争与通过斗争得到的和谐)，而只是抽象地“发挥作用”，也是不存在的。这个思考的焦点渐渐地与长久以来占据我心中的一个形象重合：一副行走的盔甲，中间是空的。我尝试着将它写成一个故事(在1959年)，这就是《不存在的骑士》，它在三部曲中更可能位列而不是第三，因为查理大帝武士的年代更早，还因为与其他两个故事相比，它更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序曲而不是尾声。而且这本书写于历史背景比1951年和1957年更加动荡不安的年代，强调哲学提问，同时却以激越的抒情方式解决。阿季卢尔福，不存在的武士，有着广泛散布于当今社会各行各业中那一类型人的精神面貌；我写这个人物很快就得心应手。我从阿季卢尔福的模式(具有意志和意识的不存在)出发，用一种反向逻辑程序(从思想出发走向形象，与我通常所做的相反)，挖掘出一个没有意识的存在模式，即同客观世界浑然一体，我创造了马夫古尔杜鲁。这个人物没有能力拥有前者的独立精神。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阿季卢尔福的原型随处可见，而古尔杜鲁的原型仅在人类学家的著作里有。这两个人物，一个没有生理个性，而另一个没有意识个性，他们不可能扩展成一段故事；他们只是宣告了主题，应当由其他的人物加以展开，存在与不存在也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搏斗。还不懂得存在与不存在的人，是年纪轻的人；因此一位青年应当是这个故事的真正主人公。朗巴尔多，司汤达式武士，像一切年轻人所为，追求生存的证明。存在的证实在于行动；朗巴尔多将寓意实践、经验、历史。我需要另一位青年，托里斯蒙多，我让他成为精神，对于他存在的证实应当来自别的什么而不是他自己，来自在他之前就存在的，与他相分离的那一切。对于年轻男性，女人是肯定存在的；我写了两个女人：一个，布拉达曼泰，爱情是冲突，是战争，这就是朗巴尔多的心上人；另一个——廖廖几笔而已——索弗罗妮亚，爱情是和平，是前世的梦中思念，托里斯蒙多的心上人。布拉达曼泰，爱情如战争，她寻求异己者，即不存在的人，因此她爱上了阿季卢尔福。我后该做的事情是举例证明存在是神秘经验，四大皆空、瓦格纳、日本武士的佛教思想；圣杯骑士们现身了。还有与此相反的观念——存在是历史经验，被历史抛弃的人民的觉醒(被卡罗?莱维多次阐述过的观点); 库瓦尔迪亚的居民与圣杯骑士对立，他们穷困并遭受欺压，不知如何活在世上，将在斗争中学会生存。至此我需要的人齐全了，让他们受自身那许多生存焦虑的支配而活动就行了。但是这一次我不会像在写《树上的男爵》时那样让自己掉进故事里，也就是说我终不会相信我所讲述的那些东西，这一次故事是并且应该是人们所说的一种“娱乐”。我一贯认为享受这种“娱乐”的人是读者：这不是说对于作者也同样是一种娱乐，作者应当在叙事时保持距离，调节好冷热情绪，自我控制和自发冲动交替，其实写作是使人疲劳和神经紧张的工作方式。当时我想倾诉写作的甘苦，为此编造一个人物：我变成修道院的文书，假托她在写小说，这使我获得平静而自然的动力，完成后的篇章。你们可能发现在这三个故事中我都需要一个自称“我”的人物，也许通过这个人起到调和与抒情的作用，可以纠正讲寓言故事时完全客观的冷漠态度。我每次选择一个边缘人物，或者至少是与情节无关的人：在《分成两半的子爵》中是一个少年的“我”，一个卡尔利诺?迪?弗拉塔式①的人物，因为在那样一些场景中没有比通过儿童的眼睛看一切更好的方式。至于《树上的男爵》，我的问题是纠正我将自己认同为主人公的强烈冲动，这一次我在作品中放进很著名的塞雷努斯?蔡特布洛姆②式辅助人物，即从起头几句开始我就派出了一个性格与柯希莫相反的人物充当“我”，一个稳重而通情达理的兄弟。而在《不存在的骑士》中，我采用了一个完全置身于故事之外的一个“我”，一位修女，这样做更是为了增加一种冲突的 游戏。一个叙述者兼评论者的“我”的出现使得我的一部分注意力从故事情节转移到写作活动本身，转移到复杂的生活与以字母符号排列出这种复杂性的稿子之间的关系上。从一定意义上说，与我相关的只有这种关系，我的故事变得只是修女手中那支在白纸上移动的鹅毛笔的故事。同时我也感觉到，往下写，故事中所有的人物彼此相似起来，他们遭受相同忧虑的摆布，那位修女、鹅毛笔、我的自来水笔、我本人，也是如此，我们大家是同一个人，做同一件事情，感受同一种焦虑，经历同一次结果不满意的追寻。我相信，像小说家一样，任何正在做某件事情的人，他所想的一切都变成他所做的那件事情，于是在小说中，我将这一想法通过后一次情节转折表达。就是说，我将写小说的修女与女武士布拉达曼泰变成了同一个人。这是我在后时刻想出的一个戏剧性变化，我认为它的含义不比我刚才对你们所说的那些更多。但是如果你们愿意相信我之所想，那就意味着内心的智慧与外在的活力应当是一个统一体，信不信也由你们自己做主了。你们既然是随心所欲解释这三个故事的行家里手，就不应该被此刻我对它们的诞生所做的证言所束缚。我想使它们成为关于人如何实现自我的经验的三部曲：在《不存在的骑士》中争取生存，在《分成两半的子爵》中追求不受社会摧残的完整人生，《树上的男爵》中有一条通向完整的道路，这是通过对个人的自我抉择矢志不移的努力而达到的非个人主义的完整—这三个故事代表通向自由的三个阶段。同时我希望它们是三篇如人们所说的“开放性”的小说，首先遵循人物的发展逻辑，它们作为故事是站得住脚的，但是我希望在读者中引发的未曾预料的提问与回答过程中开始它们真正的生命。我希望它们被看成是现代人的祖先家系图，在其中的每一张脸上有我们身边人们的某些特征，你们的，我自己的。 伊塔洛?卡尔维诺 196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