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他们手握庞大的权力，并以此攫取巨额财富。
· 他们操纵国家机器，将国家财产据为己有。
· 他们通过媒体操控舆论，将民众的愤怒转向社会底层人士。
· 他们将英国抛入经济灾难，波及千万人，却没有受到任何制裁。
· 权贵的行为正在影响这个国家里每一个人的生活，却很少被公众议论审视，始终逍遥法外。
【内容简介】
本书带领我们走近一个神秘而复杂的群体，他们掌握着巨大权力，并以此赚取天量利益，甚至利用经济新自由主义等工具巩固自己的利益体系，他们被称为“权贵”（the establishment）。
当今的权贵涉及范围极广，社会成分也更加多样化，包括了银行家、政客、媒体巨头等各色人物。党鞭、议员、记者、警察、学者、金融大亨……形形色色的人物如走马灯一样登场。从威斯敏斯特宫到银行董事会、从《卫报》办公室到BBC大堂，从富人区的咖啡厅到牛津大学辩论社，欧文·琼斯揭示了一个庞大的人际网络。
欧文·琼斯在书中探究了权贵阶层的来龙去脉，揭露了他们将国家财富据为己有、将国家资源化为己用，却口口声声为了民众利益的真实面目。
【作者简介】
作者：[英] 欧文·琼斯（Owen Jones），出生于谢菲尔德，成长于斯托克波特，毕业于牛津大学历史专业，《卫报》专栏作家、评论员、政治活动家，2013年荣获政治图书奖（the Political Book Awards）年度青年作家奖。他的处女作《小混混》（Chavs）曾入选《纽约时报》2011年十大非虚构类图书。
【媒体评论】
欧文·琼斯是我们这一代的奥威尔。
——拉塞尔·布兰德（Russell Brand）
精彩、及时，令人眼界大开。
——阿尔曼多·伊安努奇（Armando Iannucci），《新政治家》年度图书推荐语
充满了诚意和正义感，琼斯很善于揭露那些挥舞权力而又不负责任之人的伪善。
——大卫·朗西曼（David Runciman），《卫报》
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对损害多数人利益、巩固少数人利益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公司、经济制度的系统性批判。
——伊安·马克·琼斯（Ioan Marc Jones），《赫芬顿邮报》
读完欧文·琼斯这本令人振奋而又充满情怀的《权贵》，我再也不会以过去的方式看待英国的阶级政治了。
——内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卫报》
这是迄今为止我读过的关于英国政治生活特别重要的一本书，也是你*需要读的一本，你会得到启蒙，并且感受愤怒。
——欧文·威尔士（Irvine Welsh）
在一个政客渴望成为明星、明星渴望成为政客的时代，欧文·琼斯这位真正的政论家和思想者拥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让人叹为观止，无论你是否同意他的分析，都会不可避免地被他话语的真实性所吸引。
——沙米·查克拉巴蒂（Shami Chakrabarti），《卫报》
充满力量、非常及时，一位修辞能力极强的作者，他的书极具鼓舞性。
——阿奇·布兰德（Archie Bland），《独立报》
在描述政府如何被公司资本所控制这一点上，琼斯堪称卓越，就像他所揭示的，英国资本主义高度依赖政府的慷慨给予，而企业大亨们则是特别大的敲诈者。
——彼得·威尔比（Peter Wilby），《新政治家》
本书捕捉到了一种愤怒和觉醒中的集体意识。
——马特·海格（Matt Haig），《观察家报》年度图书推荐语
这是一场国情论战，琼斯研究的跨度让人印象深刻，关于近代观念演进史的一章堪称精彩至极。琼斯*终把权贵们视为英国价值的威胁者，而绝非捍卫者。
——理查德·古德温（Richard Godwin），《伦敦晚报》
我很高兴看到，社会阶级的风暴重回了我们的当代历史：欧文·琼斯的《权贵》是一次尖锐的批评，针对的是将我们统治者团结在一起的群体思维。
——戴维·凯纳斯通（David Kynaston），《卫报》
一本强大的书……本书的强大之处在于简单力量的积聚。琼斯一次又一次地用平行线把分散的点串联起来，这样，那些单看起来有点薄弱或夸大的事例，就多少会变得无法回答了……他是一个非常雄辩的作家
——《独立报》
欧文·琼斯展示了冷静分析和强力愤怒的结合，剖析了当今英国深刻而令人作呕的腐败状况。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这是一本真正必要的书。
——菲利普·普尔曼（Philip Pullman）
【目录】
致谢
平装版序言/001
章 思想先锋/039
第二章 权力垄断/075
第三章 媒体“民主”/119
第四章 警察力量/163
第五章 中饱私囊/213
第六章 逃税大亨/253
第七章 宇宙主宰/297
第八章 虚幻主权/329
结论 英国需要一场民主革命/357
注释/379
人名对照表/400
【前言】
我写这本书有一个为重要的原因。自从2008年9月英国陷入经济灾难以来，就有一种步调一致的力量，试图把人们因自身和国家遇到困境而产生的愤怒情绪从有权势的人身上转移开。这种力量一如既往地引导英国公众，将挫折转嫁到那些经常被精英政客和媒体诋毁的人群身上。这一人群主要包括移民、失业者、领救济金者、公共部门的员工等。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妖魔化运动愈演愈烈。政客和媒体一起编造并宣传这样的故事，即国家产生经济社会问题的根源是处于社会底层的那些人，而非处于社会顶层的那些人。
我想尝试扭转这种社会总体认知状况，因为真正的坏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而社会底层人士的行为却经常遭受无情的批判和谴责:电视剧《福利街》(Benefits Street)可以霸占英国荧屏，而《逃税街》或《银行街》却从未上演过，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如果想解决这些影响英国社会的重大问题和不公现象，聚光灯就应该落到那些有权势的人头上。
这本书顶多算是对这项事业非常有限的贡献。这一事业不应由单个作家笔耕不辍地发起争论，而应通过有规模的行动来有效克服社会不公。但对我而言，只要能引起公众对权势人群的讨论，把这种讨论引入大众每天谈论的话题，引入酒吧、家庭、电视、报纸以及社会媒体的讨论中，就已经达到目的了。金融危机发生后，英国许多机构关门大吉，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挑战那些有权阶层。鼓励那些努力维持现状的人对此作出回应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的对手被迫对他本想遮掩的问题进行回应和辩论，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铭记的胜利。
反对性意见同样弥足珍贵，这些不同意见能够帮助澄清和完善相关争论，并且它们的意义还不止这些。所以，对本书初版所引发的一些问题进行回应是有价值的。这些问题包括什么是权贵，以及如何定义权贵等。
在普通民众的想象中，典型的权贵人士应该是白人男性，这些人通常无须多么努力，就能从私立学校直接进入牛津或剑桥学习，毕业就能找到一份收入丰厚又有社会影响力的好工作。虽然这些特征是民众辨识权贵人士的一个视角，但这并非是我理解权贵的核心依据。在我看来，今天的权贵是由共同的经济利益和共同的心态聚合而成的。尤其是，他们都认为社会顶层人群理应拥有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财富。他们手中的权力莫可名状、难以描述。他们会通过推动改革，提升现有体制的代表性和合法性，但他们的权力却仍然捉摸不定、莫可名状。尽管他们的制度体系可以吸纳妇女、工人阶级和少数族裔人群进入，但这并不能改变制度体系给民主造成威胁这一事实。
一些人会问，有权势的人恰巧形成相互联系，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毕竟，在相近工作领域的人难免会彼此相识并建立联系，在所有社会层面都是如此。但是，如果像新闻国际集团的丽贝卡·布鲁克斯这样的媒体高级执行官与首相成为好朋友，则不可避免会引起广大公众的强烈兴趣。这可以说明默多克帝国的触角在英国政治精英当中已经伸到多广了。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媒体是用来监督政府的，因此重要的媒体人和重要的政治精英之间建立紧密联系，理应受到认真的审视。然而，现实情况是，有权势的人们往往通过业务或社会关系聚到一起，相互联系、相互帮衬，并塑造出一种团结一心的氛围。
今天的权贵高度依赖这样一个咒语:“你别无选择”。他们迫使人们相信不存在其他可能的社会运行方式，并以此抵制潜在的反对力量。“二战”后的初几十年，英国并未形成今天的权贵，所以这段时期的英国如今被描绘得糟糕透顶: 被官僚和失控的工会所掌控的一个集权的、沉闷的、消磨意志的人间地狱。我反对把英国这段历史妖魔化，这并非像极左和极右人士所认为的那样出于怀旧的感伤(其实，在那个时代我还没有出生)，而是因为我们真的需要纠正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认识。
有一点非常重要，战后英国曾对富人征收重税，工会组织也较强大，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那时经济也高速发展，而且那时的分配比今天要均衡得多。今天的权贵形成于1970年代后期，他们所管理的英国是一个增长速度更低、分配更不均衡的英国，并且已经遭遇了1980年代早期、1990年代早期和2008年以来三次大的经济危机。我并不是说，旧的秩序不用面对诸多难题的困扰，也不是说长远来看旧的秩序更具可持续性。但就像右翼记者彼得·奥博恩所言，1970年代的左翼和右翼都准备突破当时盛行的战后共识。“有段时间，”他写道，“完全分辨不清哪一方将会获胜，实际上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左派还占有优势。”所以说，虽然后人经常把右派的胜利视为必然，但实际上今天权贵们的胜利并非上天注定。
有人问警察是否应该被视为权贵的一部分，以及他们的劣迹有什么新鲜可言。毕竟，警察包庇犯罪、暴力、种族歧视等行为在今天的权贵出现之前就已存在，有些甚至比今天更为严重。我觉得应该这样看: 今天的权贵在当年是以反对派的面目出现的，他们所面临的障碍是工会运动。他们不得不顺势而为。因此，玛格丽特·撒切尔就职伊始，就赋予警察横扫一切的权力，提高警察待遇，以此收买警察，保证他们在后来的斗争中对撒切尔忠心耿耿。不出所料，警察被彻底政治化了。警察的感激之情在1984-1985年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尤其是在臭名昭著的1984年欧格里夫战役中得到充分体现。
如果没有警察的支持，英国政府不可能彻底打败工会组织。警察们在接受培训的过程中就被要求把工会罢工分子视为“内部敌人”，这种蔑视心理很容易扩展到其他工人阶层身上。在1989年希尔斯堡惨案中，遭殃的是利物浦球迷。就像我在本书中所展示的那样，警察在欧格里夫战役和希尔斯堡惨案中的表现可谓惊人相似，两个案子中的警察都有欺骗、责备受害者，掩盖事实真相等行为。
这些并不意味着警察完全支持权贵们的新自由主义“教义”。警察毕竟是公共部门的雇佣者，从政府那里拿工资和津贴。他们不希望把在其他公共领域中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也用到警察身上。实际上，接下来的几届政府都没有再进行改革，相当于默认了保持警察的忠诚度极为重要。有人会说，警察帮助新自由主义改革取得胜利，但他们却不愿把新自由主义理念用到自己身上。不过，近几年，由于权贵们对自己取得的大获全胜太过自信，他们不愿再搁置警察系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进程了。如今，在联合政府治理下，警察不得不面临与其他公共领域相似的冲击——削减工作岗位，降低工资、工作条件和地位恶化、私有化。毫无疑问，他们厌恶这一点，警察和政府的关系相应地陷入史无前例的低潮。保守党前党鞭安德鲁·米切尔和唐宁街警察发生几句口角后爆出爆炸性丑闻这件事，就能说明他们的关系已经变得有多糟糕。2014年5月，保守党内政大臣特蕾莎·梅对警察联合会表示，警察被大量丑闻缠身，必须进行相应改革。这种程度的表态，在以前可以说是不可想象的。
......
很自然地，越来越多的对权贵规则幻想破灭的英国人开始寻找其他出路。2015年年初，民调显示绿党的支持率已经上升到11%，他们在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的成员跃升到五万多人，这一数字让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和强硬右派——英国独立党黯然失色。英国独立党由前托利党成员和百万富翁所主宰，坚定支持公共服务私有化、为富人减税以及削减工人权利。由主要聚焦环境问题而起家的绿党，提出了真正对权贵构成冲击的政策。他们主张法定薪金制度、公有制、工人权利、提高对富人和公司征税比例、打击逃税行为、公屋建设项目等。
不过，对任何新生政党而言，英国的“票者当选”的选举体系都意味着一种强大的障碍。仅仅获得全国范围内虽广泛但却非常稀薄的支持是不够的，政党为了在议会中获得议席，需要聚焦于争取选区支持。对于那些原本抱有好感支持者而言，他们面对投票表时会犹豫徘徊，因为他们担心投票给绿党候选人将会造成反保守党的投票太过分散，间接导致保守党候选人从中得利。这种担忧其实正是执政党所期待的。虽然绿党在年轻选民中成绩不错，但民调显示，他们正努力争取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
选举体系的改革，比如引入某种形式的“比例代表制”(PR)，将允许英国人可以更自由地投票，不用再担心无意中为右翼提供帮助了。反权贵力量可以聚集到一个政党内，包括那些之前抱怨选举制度让他们除了支持工党别无选择的人。向比例代表制选举体系转变正变得日益可行。英国人在2011年果断地拒绝向其他可能的选举体系转变，我当时也对这种转变持否定立场。很大程度上，选民拒绝另择选举体系是因为他们担心这种新的体系会造成更多情形的政党联合，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的经历，使得选民对联合执政产生了失望心理。这样的政府容易为政党组阁后不兑现竞选承诺提供借口: 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自由民主党非但没有兑现他们所提出的免费教育的承诺，反而支持学费上涨三倍的政策。不过苏格兰民族党在苏格兰的戏剧性兴起、英国独立党的叛乱以及绿党支持率的持续上升，导致“票者当选”的政策变得越来越站不住脚。实际上，下一次选举很可能再次产生一个没有政党获得多数席位的议会。看起来，不管选举体制怎么样，联合政府的模式可能还得继续。“票者当选”原则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是因为这一制度能够提供一个稳定的、获得多数选票的政府。但是，如果这一制度无法继续兑现这一承诺，不能很好地反映英国民众的意志，那么这一制度的合理性就不复存在。
在现实中，2015年大选将带来一个工党或保守党领导的政府。工党领导的政府将不会与权贵彻底撕破脸。不过这至少还是底层发挥影响、施加压力的重要机会。保守党领导的政府将会继续抵制这样的运动。工党领导的政府会认为这一现实无法忽视。在某种程度上，工党在制度上仍然与工会运动有联系，这种联系使得工党在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这里拥有一些根基，而这种联系也会相应地受到权贵人物的攻击。
工党如果看看西班牙、希腊等其他国家左翼政党的做法，就会做得更好。在这两个国家，当社会民主党执政后实施紧缩政策时，他们都戏剧性地失去了民众支持，民众转而支持那些更的反紧缩政党。如果工党需要组建联合政府，那些工党需要借助的小党将迫使其为“比例代表制” 进行全民公投。如果这一方案得到选民们的支持，这一体系将会使反权贵政党赢得选举变得更为容易。
无论谁在五月的大选中获胜，权贵的反对者们都会着手开展斗争。为了赢得胜利，他们必须建立广泛的联盟，成员从工会到社区组织再到信仰团体等。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公众的看法已经突破了权贵们的教条了。
不过就像本书结论中所言，我们迫切需要一个国际视角。在我写这些话时，希腊的竞选活动正在进行中，激进的反紧缩政党希腊左联党可能将赢得选举。在你读这本书时，结果就已经水落石出了。但是，有一股很有势力的国际力量为确保希腊人民在投票中“不做错误的选择” 而作了很大的努力。欧盟、欧洲大国、国际金融家等排队反对左联党取胜。西班牙的情况也非常类似。反紧缩的“我们能党”(Podemos)与“种姓制度” (相当于西班牙权贵)作斗争，且直面西班牙权势精英阵营将其妖魔化的挑战。跟那些与普通大众利益相冲突的、不可名状的权贵精英作斗争不是英国独有的。英国的权贵是与其他国家的统治精英缠绕在一起的。为民主和社会公正作斗争无法在一个国家内部取得胜利。只有跨国界的联合才能确保取得终胜利。
抱怨不公平固然很好，不过就像已故社会主义政治家托尼·本经常指出的，社会变革需要两种努力的结合: “一个是对社会不公的愤怒的火焰，一个是对更美好世界的热切渴望。”那些想超越旧秩序的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内)有责任提供一致的替代性选择。如果缺少这种一致的替代性选择，人们可能会怨恨现有秩序，但他们还会继续勉强忍耐。当今的权贵们相信，他们已经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并且永远不会再被篡夺权力。这是错误的，英国和其他地方底层民众为争取自由公正作斗争的光荣历史能够告诉我们原因所在。终有一天，今天的权贵们会落败。他们不会按自己的方式或自愿地落败，而会被一场持久可信的替代性方案的运动所移除。对于我们这些想要一种新的、不同形态的社会的人来说，是时候联合起来共同行动了!
【书摘与插画】
英国的权贵们事先毫无征兆地被剥了个精光，扔到舞台上。场下的观众倒吸了一口冷气，他们非常熟悉场上那些人，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由于被无情的聚光灯怒射，场上那些人的真实面貌暴露无遗。然而，他们很快又被包裹起来，送回幕后，就像出现在台上那么突然。
近几年，每次危机似乎都好像撼动了英国权力的支柱。2008年，随着金融城不受约束的贪婪掀起一场经济风暴，当时民众的普遍心理可以用那个众所周知的笑话来归纳，“问: 12位银行家沉入海底，打一词。答: 这只是刚刚开始。”之后的几年里，这些有权人被一个接一个的丑闻所困扰。国会议员本就不受欢迎，现在进一步成为令人憎恶的角色，因为他们被爆偷窃纳税人的钱支付个人开销，包括配置宽屏电视、二套房、修鸭舍、挖壕沟，甚至观看色情电影等。英国警察部门也卷入无尽的系列危机之中，从无辜者死亡案到保守派内阁大臣们的攻守同盟，暴露了这一行业中的阴谋和庇护文化。之后，受默多克旗下的《世界新闻报》（News of the World）被曝出的系列电话窃听事件影响，媒体的权力也成为公众讨论的热门话题。关键点开始落到政治精英、媒体大亨以及警察之间的灰色联系上，尤其是默多克旗下报纸通过晚宴、聚会、巧妙的岗位任命、秘密会议以及贿赂等让官员沉迷其中、欲罢不能这件事情上。
与洪水般的丑闻相伴，关于谁是真正的统治者、他们在干什么这类问题比过去变得更为紧迫。英国人一直接受的教育是，他们生活在一个繁荣的民主国家，一个由人民意志决定公共事务的国家。
“我们的国家有太多值得骄傲之处，”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2012年极富热情地告诉下议院，“我们是这个世界上古老的民主国家，拥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可以进行坦诚而健康的公共辩论。”我们当然享受通过艰苦斗争争取来的权利和自由，这些权利和自由是从有权人那里逐步争取来的，这个过程贯穿整部国家史，我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然而，我们的民主是一个不稳定的东西，经常与有权人的利益发生碰撞，这些有权人实际就组成了权贵阶层。然而，尽管权贵(The Establishment) 这个词汇已经众所周知，且常被提起，但是我们却并不确切地知道权贵到底是谁，如何定义，长什么样子，怎样描述能更好地契合他们的特点等。
如果你盯着一张浸有墨水的白纸看，你的脑海里将浮现出一个图像的轮廓。但是其他人看同一张纸片时，有可能浮现的是截然不同的图像。这说明，我们能看到什么，往往与我们自己的关系更大，而与墨迹的关系并不大。这个试验就是著名的“罗夏墨迹测验”，当我们讨论权贵时，这一原则同样适用。
“权贵”这个词经常被随意用来指代“我所反对的那些有权人”。本书实际想暗示的是，那些未经选举、面目模糊的有权人才是我们这片土地的真正统治者。他们并不是简单地通过财富和权力来统治，而是通过理念和思想来统治。不过，我们也没有必要花费太多精力去找出那些自恃有理又大相径庭的定义，比如权贵代表谁、由谁构成、谁被排除在外等。
英国右翼报纸《每日邮报》 (Daily Mail)是全英阅读量第二大的报纸，在塑造政治辩论方面享有很大的权力，它经常与其所认为的“权贵” 对着干。《每日邮报》前专栏作家梅兰妮·菲利普斯在她整个职业生涯中经历了令人吃惊但也并非偶然的大转变，从一个自由派转变成一个激烈的保守派。在她看来，1960年代出生的那帮年轻嬉皮士目前正掌握国家政权。“奇怪的是，这些革命主义者永远长不大，”她在一个专栏中表示，“这一代战后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不断长大，但他们仍然保留着年轻时的幼稚。现在他们变成了这个国家的权贵。在包括大学、警察、公务员、司法等各个行业中，高层领导岗位都被这帮人把控着。”同时，彼得·希钦斯曾经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革命派，如今成为保守派报纸《星期日邮报》(Mail on Sunday) 的辩论家。他坚信权贵就是道德堕落者的收容站。他写道:“你看，毒品滥用并不是小比例事件，这是整个英国权贵共有的秘而不宣的恶习”。想象一下，一群地位显赫的大人物围在厨房餐桌前，弯着腰用信用卡拨分着可卡因，毫无疑问，这一画面给人的感觉是无需证据就该立即抓捕。由于权贵的指向实在难以捉摸，出现上述这些阴谋论和主观臆测可谓在所难免。
即使那些起初激进后来又掌握实权的人，也会认为自己实际不过是被权贵所利用的糊涂虫。约翰·普里斯考特曾是海军商船上的一名服务生，一个激进的左派。1966年，他参与组织了一场水手罢工，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当年将这场罢工斥为有政治图谋的集体勾当。30年后，普里斯考特完成了从左翼向中翼的转型，成为托尼·布莱尔新工党内阁的副首相。2010年从下议院议员位置上退下后，他甚至成为一名上议院议员，他此前曾为废除这一机构而进行了长期斗争。“英国仍然被精英统治，” 他2013年在《每日镜报》(Daily Mirror) 专栏中写道，“那些生而富有，且能够花钱进入特权网络的人将继续在权贵中占支配地位。” 普里斯考特的意思是，那些像他一样生而卑微的人，是被自动排除到权贵之外的。只有那些生来受上天青睐的人才配得上这一标签。这种看法让一些人确定自己并不是权贵。
虽然对权贵的定义非常多，但这些定义却有一个共同点: 它们往往都带有贬义色彩。知道这一点，你就会明白，不会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这一遭人唾骂的俱乐部中的一员。但是也有一些有权人可以毫无顾虑地承认。当我与显贵的巴特勒勋爵在位于伦敦市中心的临时住所握手问候时，他的坚毅让我难以自抑地认为他生来就是一位统治者。当他还是一名牛津大学的学生时，就有一句半真半假的传言，说谁在橄榄球场上阻拦他，就意味着在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巴特勒先生是爱德华·希斯、哈罗德·威尔逊、玛格丽特·撒切尔等好几任首相的私人秘书，他在托尼·布莱尔当政期间才退下来，此前已成为这个国家别的公务员。他拥有有权人所共有的那种令人生畏的、举重若轻的自信。趁他佣人在厨房忙活的功夫，我问他是否认为自己是权贵阶层的一员，他眼都不眨一下地回答说: “是的。”不过，当他进一步详述答案时，他对于权贵的定义就开始变得模糊。他说: “我的意思是，我有一个优越的出身，这让我有机会结识很多人，非常幸运的是，我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点。因此，我确实身处一个圈子之中，这个圈子里有很多拥有权力或者曾经拥有权力的人。”
我们可以把关于权贵的主流观点归结如下: 右翼人士认为，权贵就是一群由道德败坏的、猖獗的社会自由主义者组成的国家承办商。左翼人士认为，权贵就是由公学及牛津剑桥的男生们组成的一个关系网络，这个关系网络主导着英国政治生活的主要制度。可见，关于权贵的认识仍然是白色纸张上的那一片墨迹。
下面是我所理解的权贵的含义:像过去一样，今天的权贵由握有权力的各种群体构成，这些群体需要在一个几乎所有成年人都拥有选举权的民主社会设法保住他们的位子。作为这些群体的代表，权贵试图“控制”民主，以确保民主不会伤及这些群体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权贵就好比一堵将这些群体与广大民众隔离开的防火墙。正如出身高贵的右翼博客和专栏作者保罗·斯坦斯所言，我们已经有大约一个世纪的普选历史了，但事情的本质却是资本家千方百计地寻找路径，保护自己不受投票者的影响。
回到19世纪，随着当时对普选制的呼声越来越高，特权阶层里弥漫着一种恐惧心理，担心穷人握有选票将对他们的地位构成致命威胁。他们担心社会中下层将会用新获得的话语权，从社会上层那里剥夺权力和财富，并在选民中进行再分配。1866年，保守派政治家劳德·索尔斯伯里针对扩大选举权范围的问题对议会说:“我在这里听到了很多关于工人阶级的话题，我承认，我对此充满忧虑。”他表示，赋予工人阶级选举权，将诱惑他们议定一些仅对自己阶级有利的关于税收和财富的法律，这对其他阶级而言将是危险的。他进一步论述说，由于有产者所占比例非常小，因此公民权被滥用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换句话说，一个公民越穷，他获得投票权后就越危险。不过，当时的统治精英被一种比这更大的恐惧感所笼罩着，那就是，如果继续反对推行普选制，将可能导致社会革命。因此，到1918年，英国的所有男性以及部分女性已经被赋予了公民权。
不过，19世纪那些坚决反对普选制的人们也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二战后的几十年里，英国实权派的利益确实受到了许多约束和限制，包括高税收和对私有企业的管制等。这是刚刚获得选举权的民众所期待的。但是到了今天，这些限制条件中的许多已经被废除或正在被废除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把当今的权贵理解为一套制度和理念，这套制度和理念负责为少数人聚敛权力和财富提供保护，并将这一过程进行合法化处理。
英国社会主导者的利益是分化的，其实他们的利益经常彼此冲突。权贵包括制定法律的政客、设置辩论术语的媒体大亨、把控经济的商人和金融家以及作为司法者的警察，他们所执行的法律往往是由有权人操控的。权贵实际由不同利益和各类圈子相互交叉融合而成，有时是有意识组成的，有时则是无意识的。这一群体中的人们因一种共同的心理聚合到一起。这种心理认为，上层人理应得到他们的权力和不断增长的财富，这种心理可用欧莱雅化妆品那句广告语进行概括: 你值得拥有。这种心理促使政客们窃取经费，商人们想方设法逃税，城市银行家为获取更多收入不惜将整个世界带入灾难之中。法律主要针对社会底层的人们所犯下的类似福利欺诈等小的犯罪或不检点行为，对上述行为却给予支持甚至鼓励。我们或许也可以将权贵们的想法归结为: 我们遵守我们自己的一套规则，其他人遵守另一套规则。
这种心理应归因于现代权贵所拥有的共同意识形态，这套理念把他们的地位和行为进行了合法化和理性化处理。这就是建立在所谓自由市场信条之上的新自由主义。这套理念有助于把公共财产尽可能多地转移到唯利是图的商人手中，反对(如果不是憎恨的话)政府过去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鼓励减轻私有部门的税务负担，抵制任何形式的集体组织，以防止其对现状造成破坏。这种意识形态惯于自我理性化为“自由”，尤其是“经济自由”，并用个体主义的话语体系把自己包装起来。这就是权贵们视作共识的信条，对他们来讲，这是种事实，就如同天气一样。
如果不同意这些信条，一个人将被排除在权贵之外，往好里说是一个怪癖之人，并且很有可能被看作一个主义者。权贵成员们发自内心地相信这套意识形态，但是，这实际不过是可以帮助他们聚敛财富和权力的一套信条和政策罢了。
除共同心理外，权贵们还因彼此间的金融联系以及“旋转门”(revoling door) 文化而不断自我强化。这些有权人在政治圈、工商圈和媒体圈之间来回流动，有一些甚至可以同时混迹于多个圈子之中。大部分政治辩论由少数富豪控制的媒体所主导，智库和政党则纷纷接受有钱人和公司的资助。许多政客接受私人企业发放的工资，他们与公务员一起，通过在政策领域的公共服务为企业卖力，并从中谋取私利。这种所谓的公共服务，表面上看是为了增进公司的利益，背地里实际在增进自己的利益。商界人士能够从与政客和公务员的联系中获利，因为对政府结构和政府经验的了解，可以帮助私营公司准确定位走近权力核心的路径。
不过，权贵们的思想有其内在冲突和逻辑缺陷。他们或许厌恶这种状态，但却不得不仰仗这种状态来发财。救助受困银行、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保护财产权、资助科研、花钱搞劳工培训、救济超低工资人群以及各种各样的补贴，所有这些都可被描述为“富人的社会主义”，而这些就是今天权贵们的标识符。
权贵们不必接受例行审查。按理说，媒体应履行监督有权者行为的责任，但英国媒体是权贵的一部分，媒体老板受同种假定和咒语的指控。所以，记者和政客一样痴迷于批判和攻击社会底层人群的行为。失业者、索赔者、移民、公共部门里的工人等是经常被批判、被曝光甚至被彻底诋毁的人群。对于媒体而言，把对真正掌权者的愤怒转移到手无寸铁的中下层民众身上，简直太容易了。
为了理解权贵的演变和现状，我们需要回到1955年。那一年，英国结束了战后实施的紧缩政策，开启了以消费主义、摇滚和泰迪男孩为标志的新时代。不过，这个时代对这个国家而言，也有比
较险恶的一面，托利党记者亨利·费尔利三十出头时就被这个时代打乱了生活节奏。费尔利的事业在起步阶段超乎寻常的顺利，他也混迹于位高权重的人群之中。早在二十多岁时，他就已经开始为《泰晤士报》 写专栏了。但是，三十岁时，他离开《泰晤士报》，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并开始为《旁观者》 (Spectator) 杂志写专栏。费尔利对英国上层社会变得越来越愤怒，1955年的秋天，他在一篇专栏里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引起他注意的是一桩丑闻案件。这一案件涉及盖伊·伯吉斯和唐纳德·麦克莱恩两位英国前外交官，这两个人叛变去了苏联。费尔利表示，这两个人的朋友们试图庇护他们的家庭免受媒体关注。他断言，这表明“我所说的这个国家的那些权贵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权势了”。这篇专栏让“权贵”这个词变得家喻户晓，费尔利的名字也由此逐渐为人们所熟知。
对费尔利而言，权贵不仅包括官方权力(尽管官方权力必然是其组成部分之一)，而且包括官方和民间的关系矩阵，权力实际是在这一综合矩阵中运行的。他声称，只有将权力放置在整个社会关系网络中，才能真正理解它是怎样运行的。换句话说，权贵由一群联系密切的人组成，他们彼此了解，拥有同样的圈子网络，并且互相了解彼此的底细。这一网络不是官方的，不是法定的，不是正式的安排，而是一种“微妙的社会关系网”。
费尔利概念中的权贵包括一个非常多元的人群网络。这个网络里不仅有首相、坎特伯雷大主教，而且也包括一些“比较平凡的人”，比如艺术理事会主席、BBC总干事、《泰晤士报》 文学增刊主编等，以及传奇般的维奥莱特·伯翰·卡特女士。这位女士是前自由党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的女儿、温斯顿·丘吉尔的红颜知己，她的孙女儿海伦娜·伯翰·卡特后来成为好莱坞演员。费尔利声称，外交部“靠近这种控制国家权力运行的社会关系网络的中心”，其成员往往可以“结识所有有价值的人”。换句话说，是不是权贵，说到底就是一个关于“你认识谁” 的问题。
费尔利的定义让“权贵” 成为激烈争论中的一个习惯用语，同时也引起了被他点名的那些人的激烈反应。费尔利影射说，维奥莱特·伯翰·卡特就是控制媒体降低对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关注度的人之一。伯翰·卡特情绪激动地声称: “我的这一行为仅仅出于防止一些媒体对他们家庭的迫害。” 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学监，即牛津精英汇集地的主人，也谴责费尔利对外交部招聘过程的描述，认为费尔利“几乎所有的假设和建议都充满了低水平的影射和错误”。《观察者》主编戴维·阿斯特作为阿斯特权势家族的一员，非常生气地谴责费尔利把“权贵” 描绘为这个国家的权势人群通过行使权力暗中相互帮助、相互保护的态势。他说，这“相当于说我们公共生活中的高层次人群都在胡来，这简直就是‘诽谤抹黑’”。
费尔利把“权贵” 解释为掌握权力的人通过社会网络聚合到一起，相互提供便利。费尔利的文章对那种认为英国不是单纯“民治”(ruled by its people) 国家的观点来说是一个重要注解。他的这一路径响应了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等有重要影响力的左翼思想家长期以来所持的立场。他们在《共产党宣言》 中就把资本主义政府描述为“一个管理资产阶级日常事务的委员会”，或者说是一种为商业巨头服务的技术官僚群体。
但是，费尔利却遗漏了英国权力属性中非常重要的一些方面。首先，他没有提到共同经济利益问题，这一深层联系实际上是将商业巨头、金融人士及政治精英联系到一起的重要因素。其次，他的文章没有提到将权贵成员聚到一起的共同心理因素问题。这种共同心理当时也是存在的，只不过当时的共同心理与今天的共同心理截然不同，那时住在唐宁街的是一位保守派的老伊顿公学毕业生(安东尼·艾登)。那是一个福利资本主义时代，同时也是国家主义思潮和家长制盛行的时代，在那个年代，掌权者普遍认为，积极的政府角色对于健康稳定的社会是非常必要的。
费尔利所处时代与我们今天时代的不同，表明统治英国的权贵也并非固定不变，英国的上流社会一直处于持续流动之中。这种残酷的变迁是由生存下来的欲望所驱动的。历史总会有一些零散的、来自底层的、希望统治精英放弃一些权力的需求，这种需求迫使英国社会的实权派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毕竟，如果一味抵制这些要求变革的声音，不但可能摧毁一些权贵阶层的支柱性人物，而且可能导致整个权力体系的崩塌。
君主政体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例。这个传统权力支柱在面对偶然发生的强大威胁时，为了存活下来，被迫进行了调整适应。这一点在17世纪光荣革命及外敌入侵以来的王权和议会权力分配问题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并且直到今天，这一现象仍在继续。诸如发动战争等许多原来属于君主的权力，如今已转移到首相的手里。不过，直到今天，王室的角色也并非纯粹只是符号性的。
倡导选举产生国家元首的共和运动领导者安德鲁·蔡尔德说:“王权是一个有点模糊的制度，但却是宪政制度的内核，所有的权力都来自于王权。”首相不用征求立法机关和选举机关的意见就可以直接任命或解除内阁大臣，因为他行使的是女王赋予的权力，这些大臣隶属于王室而非人民。在实践中，王室成员也确实拥有巨大的权力平台，可用来干预一些民主决策。查尔斯王子作为被指定的王权继承人，从2010年大选以来与大臣们的会面大概有40次。人们普遍认为，他在环境、禁猎、替代药物、继承权等问题上非常有主见、有影响。2014年6月，查尔斯王子被证明曾游说托尼·布莱尔政府增加文法学校的数量。2014年年底，《卫报》证实，如果查尔斯王子获得王位，将试图改革王权的角色，进行所谓“真诚的干预”。这一真相的揭露，引发了公众的激烈反应，他们明确表示，“对于一个民主社会而言，一个爱管事的国王是不可忍受的”，并暗示那样可能会摧毁君主政体。对于英国人来说，君主政体才是权威所在，而非普通民众。这一点帮助权贵将其固有的非民主特征进行了制度化。总之，英国从本质上讲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治国家。
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的贵族通过自我调适和吸收他者，成功地避免了被彻底清除的命运。伴随工业革命的发生，英国贵族吸收了一些成功商人进入他们的行列，比如伦敦金融家阿丁顿勋爵和丝绸经纪人切利斯莫勋爵，尽管这一点为传统主义者所讨厌。贵族在整个19世纪继续行使着相当程度的政治权力，贵族中出了许多首相，比如惠灵顿一世公爵、格雷二世伯爵、墨尔本二世子爵等。甚至直到1963年，托利贵族的霍姆勋爵仍然可以出任英国首相。随着1911年和1949年的两项法案获得国会通过，这一权力被削弱了。因为下议院将其相对上议院的支配地位写进了法律。不过，贵族几个世纪以来的权力并没有消失，超过1/3英国和威尔士土地仍为贵族拥有，一半多的农村土地也仍然掌握在36万个地主的手里。６
今天英国教会的影响力虽不像以前那么大，但仍然保留着代表他们传统权力的服饰。实际上，权贵这个词就是过去教会重要性的一个证明，这个词汇很可能起源于一个事实。那就是，英格兰教会由国家建造教堂，是整个国家的宗教信仰，君主是教会头领。作为教会别官员，坎特伯雷大主教是由首相代表国王任命的。虽然英国是世界上宗教信仰弱的国家之一，我们只有1/10的人每周都去教堂，并且有1/4的英国人没有宗教信仰，但英国教会仍然握有重要权力。教会拥有英国1/4的小学和中学，主教们是上院成员。英国是世界上除伊朗之外一个神职人员可不经选举直接进入立法机构的国家。在19世纪，教堂拥有220万英亩的土地，是英国的地主。尽管之后他们逐渐淡出这个行列，但仍拥有44块合计105万英亩的农村土地，这还不包括他们在城市中所拥有的土地。尽管研究表明，经常到礼堂做礼拜的人并不一定是保守派的支持者，但从1970年代后期自由市场经济大行其道以来，高级神职人员屡次斥责权贵。1985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内阁时期，坎特伯雷大主教兰斯勋爵递交了一份为城市穷人说话的报告，这一报告被一位匿名的托利党高层人士指责为“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此后，在新工党执政时期和联合政府初几年担任主教的罗文·威廉姆斯也曾针对政府政策写过一篇激烈的批评文章。这些公共干预被广泛认为是教会仍然拥有影响力的证明，尽管这种权力跟原来相比的确变小了。
随着大英帝国的衰落，军队的重要性也出现了明显下滑。二战后殖民地纷纷独立，英国的全球霸权大幅缩减，英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依附于美国霸权。军队不可避免地失去了过去那种核心地位。近年来的紧缩措施进一步大幅削减军队力量，包括计划削减三万名士兵及其他海陆军人员。国防大臣尼古拉斯·霍顿将军警告说军力出现了空心化，虽然拥有的设备，却没有人去管理它们。他呼吁说: “被忽视的是，我们当前的所作所为将导致战略力量七零八落，虽然这些设备精良先进，但没有足够的人供它们装备和训练。”他接着指出，过去支持优先考虑军费开支的往往是一些大的军工利益集团，他们支持英国增强国防工业基础，目的是从国家对外扩张中获利。英国宇航系统公司(BAE)等就是通过游说来获利的，这些军工企业的胃口甚至超过了国家的军事目标。从这样的抱怨中，我们可以知道英国国防大臣已经变成一个多么无力的角色。当个人关切被搁到一旁，他们不得不将那无力的批判诉诸公共世界。
权贵就像一个变形人，根据形势需要不断进行调整。今天的权贵与过去相比，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其对胜利的不同定义和感知。过去有权人需要面对相当的威胁，因此他们的言行还有所控制。但是今天的权贵已经没有任何有组织、有冲击力的对手了。政客们很大程度上顺应同一套话语说辞，曾经强大的工会，如今在政治甚至公共生活中已经没有什么合法地位可言。拒绝权贵意识形态的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很大程度上被排斥出主流知识分子的群体。冷战的结束被政客、知识分子和媒体说成是所有试图改变现状之替代方案的终结。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将其称为“历史的终结”。所有这些又都为权贵推开了一扇门。尽管有权人的地位曾因民主的来临而受损，但如今一个反向的进程正在进行之中。权贵正在通过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积累财富和吞并权力。终，没有谁能够阻止这一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