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文学与文化史，基本被“启蒙”与“革命”两大现代性范式所主导。本书另辟蹊径，一方面通过抒情话语对此两大范式重做检讨；另一方面则对“抒情”做系谱学阐释，认为西方美学话语和中国传统诗学，共同铸就了抒情现代性从古典过度到现代的艰难途径。
作者细致分疏沈从文、林风眠、台静农、费穆、梅兰芳、何其芳、冯至等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他们如何在20世纪中叶那个革命的“史诗时代”，以自己的才情和思想乃至挫败和苦难，与时代相撞相生，共同谱就了令人嗟叹回味的“抒情声音”。
【作者简介】
王德威，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比较文学博士。曾任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现任哈佛大学东亚系与比较文学系Edward C. Henderson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著有《想象中国的方法》《当代小说二十家》《茅盾，老舍，沈从文：写实主义与现代中国小说》《抒情传统与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等多部著作。
【目录】
致谢
引言
导论 “抒情传统”之发明
【*部分】
*章 “有情的历史”
第二章 沈从文的三次启悟
第三章 梦与蛇
──何其芳，冯至，与“重生的抒情”
第四章 抒情与背叛
──胡兰成战争和战后的诗学政治
【第二部分】
第五章 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
──江文也的音乐与诗歌
第六章 斯芬克士之谜
──林风眠与现代中国绘画的写实与抒情
第七章 《小城之春》《生死恨》
──费穆、梅兰芳与中国电影诗学
第八章 国家不幸书家幸
──台静农的书法与文学
尾声 批判的抒情
参考书目
【书摘与插画】
批判的抒情
（P425页）
“抒情”话语在二十世纪中期中国所呈现的文艺形式和历史意义究竟是什么？本书通过一系列知识分子、文化人和艺术家在战争、革命或离散中的遭遇，描述一个非常时代里诗与史的关系。这个时代呐喊团结、颂赞集体，但我们也听到无数异议声音此起彼落，引发政治、伦理，甚至审美的辩证。他们在群己之间做出抉择，或激昂，或执拗，或低回，无不动人心魄。这些极富挑战性的声音为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政治增添了一抹诗意，我以“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称之。
本书中的个案研究包括沈从文的文学和考古学，冯至和何其芳的诗歌，胡兰成的散文，林风眠的绘画，江文也的音乐，梅兰芳的戏剧，费穆的电影，台静农的书法，陈世骧、普实克的文学批评等。这些学者、文化人的经验恰足以说明在历史动荡中，中国抒情话语反而生机蓬勃、众声喧哗。然而他们也见证了其中的凶险和随之而来的恶果，包括永远的沉默。一般论述往往将抒情和感伤自恋、耽美浪漫联系在一起。与此相反，我把抒情视为触摸现代中国历史危机和“感觉结构”的重要基石。阿多诺说：“奥斯维辛大屠杀后，诗不再可能。”但早在十七世纪，黄宗羲已提出“史亡而后诗作”。
除了西方的浪漫主义和革命诗学，这些中国文人和艺术家们从传统中国抒情论述汲取了大量资源，但这一点却常为当今批评家所忽视。如本书词源学考证所示，古典的“情”有情感、情实等多重含义，而“抒情”既是感性的表达也是观念的思索，既响应历史情境也指向行为尺度。由此推衍，“抒情”可以是一种文学和艺术类型、一种情怀，也可以是一种表征体系、知识系统，甚至可以是一种由情感、历史驱动的意识形态。在“情”与“抒情”话语的交织下，本书处理作家、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如何表述家国与个人，由此滋生的理论思辨，譬如“兴”与“怨”、“情感”与“物象”、“政治”与“魅惑”，都与我们的时代息息相关。
抒情话语促使我重思中国现代性理论范式。诸如本书探讨“启蒙”与“革命”两大基调的得失；我认为，知识启蒙无论如何诉诸理性，也需要想象力驱动；革命如果没有撼人心弦的感召，无以让千万人生死相与。更重要的是，抒情话语提供一种独特平台，展演离乱浮生的复杂选项：唯我还是奉献、真情（authenticity）还是实意（sincerity）、救赎还是背叛、沉默还是牺牲……究其极，抒情话语必须自我质疑在这一时代存在或消失的因由。
我认为，“史诗时代的抒情”是二十世纪中期全球抒情话语的重要部分。在那个时代，以海德格尔、本雅明、阿多诺、布鲁克斯、普实克以及德曼为首的批评家们把抒情看作理解历史、铸就新世界的方法。他们的论述各有精妙之处，而本书论及的中国批评家们则自东亚语境提供了特殊视角，延伸了我们关于美学、伦理和政治的认识。
这些案例研究引发了一个亟须思考的问题：如果抒情话语曾为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所发挥，用以对抗时代危机，它和二十一世纪的当代又有什么关系？抒情是否能被用来投射，甚至干预我们当下的生存状态？九十年代末以来，中国经历了思想“大跃进”，不同阵营的知识分子汲汲为新中国的未来提供了各类诊断和药方。新左派批判“去政治化的政治”，渴求一场新的革命到来；新自由主义的信徒鼓吹市民社会和启蒙图景；政治儒家们则主张返古开新，向往“通三世”“大一统”。尽管这些知识分子汲取了不同资源，基本论述仍囿于二十世纪初“启蒙”与“革命”的范式中。他们的诉求或许有助于完成中国现代性的未竟事业，但并没有开启新的理论空间。他们仍然渴求一种宏大的、史诗性的解决方案。然而在我们的时代，革命已经无法摆脱“内爆”（implosion）或“内转”（involution），而启蒙在“祛魅”（disenchantment）之后，面临再“招魂”（re-enchantment）的挑战。这类“史诗”式思维模式与其说是解决二十世纪中国危机的方案，不如说也是一种残留的病根。“抒情”从来不是强势的思维模式。在我们的时代里，抒情话语有没有机会翻身，印证其魅力？
“康德式两难”与中国式回应
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在《全球化时代的美学教育》一书中认为，人文学科必须重拾美学教育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对斯皮瓦克而言，美学教育关乎判断力、同情心和公共性。因为通过美学训练，我们可以“感知”人类生存的诸多困境。斯皮瓦克关于公众文化和教育方法的观点来自德国浪漫主义艺术观，她认为这种观念适足以启发后革命时代的大众，从而推进道德启蒙。她*初的灵感源自被她称为“康德式两难”的思维：康德将哲学思维区分为先验的演绎（transcendental deduction）和预期的错误（intended mistake）两种。两者形成伦理学和美学的二律背反。斯皮瓦克随后讨论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如何调和康德所提出的美学和伦理学张力。席勒在艺术中找到了“游戏”的概念：正是通过这种游戏，人类才成为感性和逻辑道德相辅相成的综合体：“当两股相反的驱力内在于人性之时，它们都失去了各自的强迫性和必然性，从而诞生了自由。”
斯皮瓦克对康德和席勒论点的批评同时触发她对当下全球困境的反思：曾经广受支持的左翼资源日益枯竭，而种种不平等现象仍在延续。她批评席勒对康德式二律背反做了唯心主义解读：这种解读“把哲学的欲望（desire）转为实现（ful?llment）”。她转而从华兹华斯、马克思、葛兰西、德里达、德曼和社会科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等处取经，重新解读康德式两难。对于贝特森来说，训练人类想象力的关键在于“无止境的相互反思……从一种解决方式再到另一种解决方式，总会从下一个解决方式看到优于前者之处”。基于贝特森和其他批判家的论述，斯皮瓦克把她的美学教育描述为“想象力的游戏”（imagination play）：一种想象的行为，通过不断叩问康德式二律背反来质询“抽象”和“具体”，普世的单一性和民主的多元性。
在结尾，斯皮瓦克认为“把信仰置换为想象力可以激发*富活力的阅读”。斯皮瓦克在新世纪重申美学教育的举动引来了许多批评。在此之前，她以女性主义、解构主义、马克思后殖民主义和性别批评著称。在目睹全球后资本主义转向后，斯皮瓦克在美学中找到着力点，认为探究“生存情境的感性能量”才是人文学科的新方向。斯皮瓦克的论点虽然有待商榷，但她坦白地指出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困境：如何面对思与行、个人与集体，以及诗学与政治的两难选择。除此之外，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罗蒂（Richard Rorty）和巴特勒（Judith Butler）等当代学者也都不约而同，探讨文学和美学应当如何塑造公共议题中的理性和行为。当我们把斯皮瓦克的美学教育置于当代中国语境中，可以产生何种想象力？又如何面对当下中国的“两难”？美学作为专业学科，二十世纪初才出现于中国学界，成为全球知识生产和流通的一环。然而，美学进入中国语境后，便与不同谱系的思想或理论发生碰撞：如王国维从叔本华和康德的视角解读《红楼梦》，蔡元培受席勒启发提倡美学教育，宗白华融合黑格尔和《易经》铸就“气韵生动”说，胡风借鉴卢卡奇以及苏联批评家卢那察尔斯基定义革命诗学。这些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不仅使美学成为现代中国人文学术要项，也上溯至古典，发明了中国自己的“美学传统”。教条派马克思主义者急于指出美学学科背后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动机。彼得·布通（Peter Button）从小说的写实主义出发，将中国美学看作欧洲资本主义带来的全球审美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布通的观察值得正视，然而他的观点过于简单，反而暴露了自己的“全球化”心态：他的批评脱胎于几套标准西方理论，但他对现代中国美学的多样形态和其背后的古典渊源一无所知。他鼓吹蔡仪的《新美学》——一套以唯物决定论著称的审美论述，誉之为经典，无非透露了一种社会主义式的东方主义（socialist Orientalism）遐想。如果斯皮瓦克呼吁学界重新思考当代美学与美育有其道理，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响应？我们期待一个多元的回应，至少不是重新“平反”蔡仪。基于此，我认为本书所探讨的“抒情”话语或可是一种响应方式，而二十世纪中期的抒情论述恰恰是个可能的起点。必须重申的是：此处并非将中国的抒情论述视为中国美学的*或全部，也不把它当作解决所有中国问题的普遍（全球性？）方案。正如引言所论，中国抒情话语可以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一个批判性的界面。自现代中国美学诞生伊始，抒情话语即遭遇各种思潮——从革命到启蒙、从主体到主权——的冲击，不断对话，以迄当代，因此形成的谱系，值得我们正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