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论》难写，是众所周知的，它难就难在要“通”——要编写中国全部通史，必须先读完中国历史*基本的史料，对于史料的搜集、考据、编述等也要有一定的造诣；虽然讲“通”，但又不可能面面俱到，否则会全无主题，那么如何选择合适的角度贯通历史，进行整体性的诠释也是难题。若以此标准来衡量，治通史的门槛是极高的。
王家范先生的《中国历史通论》2000年首次出版后，便赢得好评，多年来一直是历史系的重要***书。这本书以作者在“中国通史”讲坛多年积累下的讲义为基础，而教学相长，因此融汇了作者对“通史”这一课题成熟的经验与思考，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可以说，对“通史”写作方式、主旨和历史研究中的“通”，作者均提出了自己独特而新颖研究范式。
【内容简介】
通史的意境，全在通古今之变，历史由此才显示出它的节律脉动——是一个活泼跳动的“集体生命体”，有它特殊的生命历程和内在的新陈代谢。
《中国历史通论》是王家范先生的经典之作，以他执教“中国历史通论”课程的讲义为基础写就，讨论范围覆盖直到今天为止的全部中国历史，既勾勒轮廓、阐释整体，也包含对百年来“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中国情结”的特殊关注。王家范从通贯和整体诠释的角度，对历史中的重大问题做出个性化解读，进而揭示中国历史变迁的内在脉络，呈现自己所理解的“中国通史”。
全书分前编、后编、续编三部分。前编围绕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特征和演进脉络，进行纵横交错的专题探讨；后编意在回顾和反思“通史”撰写的百年经历；续编，收入初版后十年所写相关文章，如《阅读历史：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等。
【作者简介】
王家范，1938年生，江苏昆山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员，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2018年获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之学术贡献奖。
1957年夏秋之交，投考华东师大，从此定居丽娃园。自1962年起执教中国通史，持续四十六年。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主攻中国社会经济史，侧重明清时段与江南地区，于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也多有探索。著有《中国历史通论》、《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史家与史学》、《漂泊航程：历史长河中的明清之旅》、《明清江南史丛稿》等，参与合编教材《大学中国史》等，另有《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结构试析》、《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中国社会史学科建设刍议》、《当代新儒家价值定位》等论文百余篇。
【目录】
绪言：我对《中国历史通论》的考虑
前编：通论专题研讨
背景：“大历史”观念与专题选择
总起：对中国传统社会特质的认识
交代：专题的安排
一、部族时代
“部族时代”的提出
部族的出发地：“聚落”
宗族、部族与“方邦”
“卡里斯玛”型权力崇拜
二、封建时代
学术史追溯：“封建论”
由“天下万国”到“封邦联盟”
西周王国：“封邦建国”制
附论：关于“三代”演进的一种文化分析
三、大一统帝国时代
由列国纷争走向大一统
“大一统”的历史镜像
“帝国”时代的内部分期
四、农业产权性质及其演化
[上篇]
辨析产权问题的思路
产权的发生学诠释
[下篇]
“黔首自实田”辨
自耕农为“国家佃农”辨
权力背景下“土地兼并”辨
五、农业经济的内环境与外环境
[上篇]
农业起源概说
农业发展进程鸟瞰
[下篇]
小农经济的历史合理性
是什么阻碍了经济的变革
余论
六、特型化的市场与商人阶层
[上篇]
帝国体制下商品生产辨析
[下篇]
帝国时代消费形态解析
帝国时代商人的历史命运
七、政治构造与政治运作
辨识政治体制特征的方法论策略
“封建”与“郡县”之辨
刚柔相济：帝国政治体制运作机制
八、中国现代化艰难性的历史思考
“问题意识”
辨识理路
历史探源
余论
后编：回顾与反思
一、百年史学建设历程回顾
百年史学主题：重新认识中国
新史学：对科学实证的追求
诠释：史家与时代的对话
余话
二、被遗忘的个案：张荫麟及其《东汉前中国史纲》
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
众窍无窍，天然自成
三、中国社会史学科建设刍议
走出低谷的历史抉择
揭开中国社会变革艰难的奥秘
四、社会历史认识若干思考
中国历史有没有自己的“谜”
对社会历史的认识能否成为科学
社会历史的认识能否“价值中立”
不能了结的“情结”
续编：后十年思考鳞爪
增订本后记
【书摘与插画】
鉴于历史专业研究生已经系统修读过大学“中国通史”，始有在硕士生一年级设置“中国历史通论”公共课程的动议。据我的理解，立足在本科“中国通史”的基础上，从通贯和整体诠释的角度，提高对国史的认识层次，使之成为“中国通史”教学的延伸，恐怕是设置本课程的基本目标。
现在摆在大家面前的，就是笔者为该课程授课的讲义。能够不能够做到上面所要求的那样？我只能报之以一句老话：尽心地去做。实际效应，必须由读者诸君来裁决和评判。
我所以愿意为之尝试，是因为执教以来，除了不可抗拒的外在原因，始终没有离开过“中国通史”教学的讲台。岁月不饶人，竟已过了花甲之年。一遍又一遍地滚动，所历甜酸苦辣诸味，记忆犹新。我曾感叹过，越教疑惑越多，头脑里生出的问题也越多。希望听者千万别以为这是笔者在故作惊世骇俗之论。历史是口老井。关于老井的故事，一代又一代人总演绎不尽它的奥秘。在史学里沉浸久了，都会有这种体验。现在把历年苦恼过我的问题，借此在这里再咀嚼一番。或许你们会谅解，我的感慨确实是发自内心的。有些问题完全可能是庸人自扰，那只说明我的智力有限或者思维有所偏好，但不能否定我的思考是假。
唯其如此，这本讲义不可能有什么科学的体系，而且带有极明显的主观色彩。所以先得申明，这是一份“讲义”。因为，在我看来，课堂教学上，从来也不存在固定的或“标准”的模式。每个教师教的“中国通史”，都是他理解中的“中国通史”。“通论”亦然。
……我认为，“通史”与“通论”同着眼于“通”，所不同的只是切入的角度和叙述的体裁有所区别。但若简单地重复，那就成了无谓劳动。“通论”固然必须以“通史”为前提，但也必须对现行“通史”有所检讨，提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促进“通史”的发展。所以“绪言”将围绕“通史”展开话题……
通史旨归
文化传统中有些东西是可以超时空，一直光照后世的。例如，我国史学的开山祖无疑非太史公莫属。“史”这一职业，由来已久，在原始部族时代早就存在。然而，只有当司马迁说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由知识分子从事的、演绎的、通释性的中国史学才正式成立。不管史学的手段和观念后来怎样变化，怎样不断演绎出新的意蕴，我认为，史迁的这三句话，作为通史的旨归仍具有永恒的意义。
近代新式通史的编写，是从20世纪初发其端的。1900年，章太炎先生*先动议创制新的《中国通史》体例。在那篇名为《中国通史略例》，领风气之先的短文里，太炎先生立足于时代的变迁，融通古今、推陈出新的意思是明白无误的。既没有国粹派迂执陈腐的酸气，也没有后来欲横断而截流的那股杀气。
看得出太炎先生对通史是经过很长期的思虑的。文章劈头就对古来著名的多种体例史书一一作了评点，所论优劣得失俱公允不偏，而明确地把“策锋、计簿、相斫”三类列为新通史应摈斥的目标。这三类历史，在今日也还阴魂不散。所谓“策锋”是专讲政治谋略、治人法宝的，为对策敷陈提供模本。计簿，则是把典章制度弄成细末琐碎的流水账，史家降格为书吏登录文档。相斫，宫廷、朝野、忠奸、华夷等所谓“君子小人”之争占尽舞台，成了窝里斗、窝外斗的历史大观。太炎先生深致不满，是因为这类史学游魂无主，言不及义。大家知道，刘知幾有史学、史才、史识之说，章学诚加上史德，并谓“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可见“四具”之说，尤重史识。史德无有卓越的史识，也体现不出感染人的魅力。上述三类，无论策锋、计簿、相斫，都心术不正，史识卑劣，与通史之大义相悖，故先生不取。
那么，太炎心目中的通史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概言之，就是“静以臧往，动以知来”。具体地说，通史既要条理制度的文野进退，这是“明变始终”的大关节；也不废有关社会兴废、国力强弱的人事兴替，以期明乎“造变”多因，目的是为人类“知来”指明道路。太炎的“通义”、“例则”，明显是由章学诚脱胎发展而来的。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次提出，治史之“通”，古有二义。一为“绝地天通”的“通”，史学源于神学，后来便演化为“天人之辨”。二为“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易经》），史学降为人学，通古知今，以达天下。故史家必须能明“道”传“道”，这是中国古今史学不废江河的传统。
通观太炎先生的动议，立意无不与太史公三句话默然呼应。但也应该看到，古贤先知的直觉，到了太炎（也包括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读者可自阅）等近代启蒙大家的手里，获得了现代思想的支撑。例如太炎释“动静”，就用了孔德的“静力社会学”与“动力社会学”作新注脚。再者太炎主张“今修通史，旨在独裁，详略自异”。是因为通史的灵魂在“通”，而“通”必须借助于“观变”和“明变”两大手段，假若前者以归纳法为主，后者则转而为以分析法为主。“历史诠释学”的概念虽然没有跳到纸面上来，但其意味已昭然若揭。“旨在独裁”一语，典出于史迁的“一家之言”，却又是“历史诠绎”的应有之义，是一种全新的观念。80年代始流行“历史，是人心中的历史”，也就是这个意思。
由此可知，说太史公所倡导的通史精神超越时空，和史学必然随时代而进的意思是不相冲突的。无论是“天人”、“通变”或“一家之言”，它们的内涵，用以思考的思维方法或者考察的理论手段，都必会跟人类思维成果的不断积累、更新息息相连，有所发明，有所深化。但从通史的根本宗旨上说，“形”变而“神”不变。“通论”也应该透过“形”，着重于点明其“神”。
释“究天人之际”
先说“天人之际”。古人与今人的理解一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再不会过分扭结于“天人感应”的玄虚奥理，而会更看重人类历史活动的内外环境，特别是自然生态环境对历史的影响。例如我国至少从新石器时代早期起，先人已经显示出“以农为本”的格局，并且有逐渐抛弃游牧、畜牧，改事家畜饲养的趋向。大致到了春秋战国，至少中原地区已经耕地连作、精耕细耨，走上了单一化栽培农业的道路，而把游牧部族驱赶到长城以北。
通过中西历史比较，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一张一弛的特殊经济格局，对中国的历史走向迥异于西欧，政治生态常因北部边境“生存空间”的紧张而反复动荡，关系非小。探究这种经济方式的演进，无疑是与我国内地处于温热带，气候温暖湿润，特别适宜栽培作物的发展环境有关。农副相兼，也是因为作物的残秆和遗留或多余的谷物，为家畜饲养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何乐而不为？所以，比较西欧放弃“二圃”或“三圃”的休耕制度，我国至少要先进二三千年。
1972年竺可桢的名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是自然生态史方面的杰作。现在它已获得了考古发现的充分支撑，印证了先秦时代黄河流域的气候确实普遍比现在温暖。何炳棣更进一步提出了对黄河流域植被分布与黄土土壤性能的历史分析。这些都是以全新的“天人之辨”诠释我国“农业文明”形成和中原地区长期处于文明“核心地位”的成功范例。自然科学史工作者还发现，我国王朝兴衰、“蛮族”南下乃至统一分裂的态势，往往与气候的偏冷或偏热有相关的概率。当然，引发动乱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这一“发现”至少值得通史界重视。张荫麟先生仅从历史文献里，也敏感地捕捉到这样的信息：灭商之前，周族居住地区正遭遇饥荒，估计这与周族加速东进不无关系（《东汉前中国史纲》）。为什么许多人从未注意到灭商诸因素中，还有这么一个生态危机的因素参与其间？从秦汉直到明代，北部游牧民族迁徙不定，分合无常，部族名称亦变幻多端，但其南下骚扰，总与大漠地区枯草期，特别是灾害性干旱的生态活动周期相关。这些都很能说明，“一分史料，出一分货”，强调史学必须凭证据说话没错，但殊不知史料本身是不会说话的。只有当史家把考察的视域扩大到“人与自然”，意识到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历史活动的制约关系之后，平日从眼皮下滑过的生态史料，才会眼睛一亮，顿悟到它们对史学诠释的“意义”。
以上说的只是“天”对“人”的关系。“天人之辨”的另一侧面，就是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的互动影响。20世纪末，人类对“生态惩罚”有了切肤之痛，故而这方面的关注已延伸到史学领域。*近写自然灾变史十分走红，便是一例。其实早在1962年，谭其骧先生就发表有当时震惊史坛的名篇：《何以黄河在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指出黄河泥沙主要来自中游黄土高原，下游水灾与中游水土保持有直接的关系。西汉末年后，中游变农区为牧区，北魏到安史之乱，中游农业发展的速度也不快，故东汉以后，黄河出现长期的相对平静，安流达800年。这种因农业过度开发而导致生态破坏的情况，后来在长江流域也重复出现，那就是明清达到高峰的围湖、填江造田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天灾往往是与人祸相伴而行，至今在“通史”中反映得还非常不够。
其实，古人所谓的“天”还包括广义的“天理”，引申开来，似包含有探索普遍性规律、规则的意思。关于这些问题，现代人的理解歧义颇多，容后面相关处再议。这里想先说一点。我以为，史家为了打通古今，预知未来，对藏匿在人类历史活动深层的，普遍性或概率性的动因，古今以来永远都在不断猜测中。王船山《读通鉴论》，即试图以“气理”说通贯历史之变，为我国古代史学理论诠释的登峰造极之作。遗憾的是，直至今日，人类探索社会的奥秘，比起自然的奥秘，收获*少；正因为这样，也特别具诱惑力。20世纪后半期，又有所谓“历史系统论”、“历史结构主义”等等新的尝试。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巨擘布罗代尔的《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便是以“长时段”理论试图说明历史深层结构的一部名著。这些都说明了“究天人之际”，实为古今中外史家所同好，必与人类历史相始终。
释“纵通”与“横通”
太史公三句话，要数“通古今之变”*为核心。史学前贤多看重“通变”，即“原始要终、知所进退”，属史家的史识功底里*见深浅的。吕思勉先生一再感慨“通人之难得”，“读书之人百，通者无一焉”。他在1944年《论疑古、考古、释古》一文里，抨击当时史界的风气，尖锐地说道：“今之人往往通识未之具也，必不可不读之书未尝遍也，而挟急功近利之心，汲汲于立说，说既立矣，则沾沾尔自喜……舍正路而不入，安得不入于棘丛者。”先生的意思，历史通识乃是史家所***的要素，而通识之所由来，必由读书长期积累而得。读多、读广而后方能不断产生联想，触类旁通以至于豁然贯通。
史家可以有种种分工，而且通常的观念，通史家总要比专门家矮一截。钱穆先生晚年久久未得授予（“中央研究院”）院士衔，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但，历史通感的重要，史家有识者对此都不会有异议。钱穆高足严耕望所攻术业与乃师不同，以“专”著称。他那种“地毯式”地必穷尽相关资料而不休，毕三四十年之功成就《唐代交通图考》，达一百六七十万余言，海内外史坛叹为观止，堪称一绝。他在关于恩师钱宾四的长篇忆文中，一再追念先生教诲他要向大处、远处看，切忌近视，或规模太小，“总之，学问贵会通。若只就画论画，就艺术论艺术，亦如就经论经，就文史论文史，凡所窥见，先自限在一隅，不能有通方之见。”耕望认为自己所作的考证，在意境上较为开阔，不限于一点一滴的考证，是与老师的引导分不开的。据同门余英时说，耕望从《两汉地方行政制度》做起，到写出四册《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对中国政治制度演进有许多前人所未发覆的创见，在这一领域他可说是百无一二的“通人”。他和杨联陞（治社会经济史）都是海内外备受称誉，博洽而精深的史学大家。可惜他俩的论著近年才慢慢为人所知，也还不易得窥。
但对“通”也不是没有非议的。读今某名家的《自序》，知道清代章学诚有“横通”之说，并现身说法，要大家引以为戒。找来《文史通义》对读，内有《横通篇》，章氏果然说道：“横通之与通人，同而异，近而远，合而离”，似乎“横通”确是要不得的。细读却又觉得章氏的意思未必如此简单。从文意所涉，至少有两意。一是比喻“老贾善于贩书，旧家富于藏书，好事勇于刻书”，“然其人不过艺工碑匠，艺业之得接于文雅者耳。所接名流既多，习闻清言名论，而胸无智珠，则道听途说，根底之浅陋，亦不难窥。”揣摩其意，大抵是指靠着道听途说、玩物得志，实则浅尝辄止，一知半解，什么问题都喜欢插上一脚，什么问题都经不起追究，似通非通，就以博闻炫耀的，谓之“横通”。后来这话头大概被专门家接了过去，专用以轻薄“通家”，实际正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然而，章氏又有第二意，说道：“横通之人不可少乎？不可少也。用其所通之横，以佐君子之纵也；君子亦不没其所资之横。”所举之例均为有一门专长知识的宿儒耆学。按我理解，这里就有了“横通”与“纵通”两种。章氏是立在“纵通”的立场上朝专门知识对通达的关系说的，“横通”成了“两脚书柜”，可供通家使用，但不能自通。这一层恰好与上面相反，“专”就不那么值得自傲。
但我想从“纵横”里实际还可以引申出另一层意思，这是章氏注意不到的。通史的“通”为综合性的“纵”通，每一专门领域也有一个“通”的问题，则可称之“横通”。今之专史、断代史都可属于横通。横通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立价值，前提是不做井底之蛙，不可咬死见到的“天”就那么一点大，作茧自缚。纵通也必须建筑在横通的基础上，其养料必然来源于横通的供给，活水源源，巧妙经纬，方不至于肤浅飘浮而不落实地。张荫麟先生在他的《中国史纲》自序里对“通史”的相对、*限制条件阐述得坦诚真切，值得一读。所以真正的“通人”总是稀罕，百世一出。我们一般人只能学着朝这方向思考，“虽心向往之，而不能至”。
在现代史家的通人里，我想先介绍一位诸君不甚熟悉的许倬云，以说明“通变”的当代风貌。许先生的书近年才在大陆传播开来，其中《历史分光镜》辑录较全，对系统了解先生各方面的学术见解，是一本入门的书。倬云自述一生治学受韦伯影响甚大。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是阐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动的，用了统计的方法，根据不同时代历史人物的家世与社会背景，测量各时代变动的方向与幅度，再从这些现象探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诸变数如何配合而有其相应的社会变动——不仅社会成员在社会阶层间的升降，也顾及社会结构本身的转变。
我很担心现在的大学生读先生的书，会很隔膜，不容易读懂。原因是直至今日，大学“通史”几乎已经将西周“封建时代”遮蔽得不见踪影了。
读20世纪上半叶编著的“通史”就知道，中国由“宗法封建”进至“大一统帝国”，是决定中国而后二千年历史走向的特大关节。许先生认为，在西周的政治秩序中，亲亲是宗法制度的基础，支撑整个西周的封建体制。周的国家与社会，前者是封建，后者是宗法，两者之间是重叠合一的。春秋之世，国家与社会逐渐分道扬镳。分道扬镳的前面一部分是封建秩序与宗法制度的分离，后面一部分则是封建邦国成了君主国家，*后变成了统一的大帝国。从上面可以看出，韦伯官僚科层理论对许先生的影响，但他非常注重从中国实际出发，不牵强附会。这一历史通感，他是通过从班固《古今人表》中选出春秋516人、战国197人，分别作社会地位升降、阶层比例变化的历史统计得出变动频率与变幅，成功地完成了论题的实证。中国历史这一重大变化，在张荫麟的《东汉前中国史纲》里，也体现得淋漓尽致。现在已比较清楚，许、张两先生所论，实关系到中国历史的*次重大转折，就是世袭封建贵族的消灭，代之以皇帝任免的流动的职官阶层；诸侯封国的消失，代之以直属中央的郡县。
从此国家乃一家一姓之天下，有国家而无社会，或者正确地说，是国家将社会吞噬了，有“臣民”而无“公民”。如果不是这样，也许中国的历史面貌就不会与西欧有后来那么大的差异，以致“中西异路”，各走各的道。秦统一之后，王朝鼎革频繁，有所谓“六道轮回”之说。这从中国大一统帝国政治体制发展长期迟滞，没有质的根本性变化角度看，尚过得去。但它绝不等于各朝各代没有异同，近两千年间中国社会历史就无变动，就无阶段性区别。
非常奇怪的是，所谓“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古史分期问题讨论”曾一度热闹非凡，今日看来连它的前提都摇摇欲坠。而所谓“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即自秦以来的历史分期，至今少有人问津。“封建”一竿子到底，一盆“专制主义”糨糊，贴上“加强”、“进一步加强”标签，就可解决一切。现行“通史”教材，读来无味，就因为读不出异同变化。每朝每代都是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四块，初期休养生息—中期危机加深—末期农民起义三段论，一副面孔，一个模式，像翻烧饼那样单调乏味。
从我读书所得印象，20世纪上半叶，并非如此。前辈史家对各朝特点的解析，发展脉络的梳理，这方面的史学遗产，很值得我们重温。这里，仅举两例。
陈寅恪先生重显光彩，是近几年文史界的一大进步。据俞大维的回忆，早年寅恪先生也曾有志编著通史，惜乎未遂。但从他发表的诸多学术见解，仍处处可见他对整个中国历史脉络的把握，了然在胸，不同凡响。例如现在广被征引的“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宋史职官制考证序》）与“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赠蒋秉南序》），都不只是从道德文化着眼，其中还包含了他对赵宋一代在中国历史上独特地位的历史评价。据我所知，近半个世纪来，日本学界要比我们更关注宋代的历史地位。他们一般称宋以后为“近世”，以区别于此前的“中古”。大家都知道寅恪先生在魏晋隋唐史研究领域*富建树，为大师级权威。但就在《论韩愈》一文里，他首次提出以唐中期为界，中国大一统时代可划分为前后两期：“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如此。”我认为，这是中国历史继春秋战国后又一变化关节，论断之精当，完全经得起史实检验。遗憾的是，寅恪先生对这些问题往往点石为金，只点到为止，未及展开。由此想到，秦汉与隋唐，隋唐与两宋，两宋与明清，期间究竟有多少异同和变革，真是问题多多。后面的专题研讨里，将试图讨论这些关节，此处刹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