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推荐
【编辑推荐】

我有一个朋友前两年做了一本书获奖了。我向她请教获奖经验。于是她给我讲了个故事。她获奖的书乃是一本再版书,前一版销售平平无奇,年销售3000册左右。前年年中时,此书库存没了,于是我这位朋友张罗着加印,但是成本一核算,比前几次加印要贵很多,原因是纸张价格暴涨。若按原有的定价做,刨去各种成本,该书*好的结果是利润与成本打平,不亏本。她十分纠结,左右为难:若加印,想要赚点钱就得提价,但提价会不会影响销售,读者买不买账。若不加印,该书虽不是畅销书,但是一直在销售,每年还能为我这位朋友创造一点利润。该书是专业书,读者群虽不大,但是读者群相对集中,并且已获得一些读者的认可,放弃此书她既觉可惜又于心不忍。

加不加印,是个“生死”问题。

*终,她想了个办法,就是再版此书。又因去年疫情,新书品种普遍不多。所以此书有了获奖的机会。

我唠唠叨叨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有时候一些不起眼偶然因素在推动事情的发展。比如这本书的再版就是一例。编辑从未主动想让该书获奖,她这么一番操作根本原因是纸价疯涨,按原价加印要亏本。当然编辑再版此书有一些深层原因,诸如该社编辑考核制度,各个生产环节配合程度,以及疫情来了等。当然外界是不了解其内在的点点滴滴,只关注该书出版的获奖信息,出版意义等。

我讲这个故事,更是要告诉大家真实的历史在细节之中,这些细节盘根错节,彼此影响。若再探究这些细节,这些细节自然是又受了当时经济、社会、政治等这些要素综合影响。

所以,我们换一个角度观察设计史,换一个写法书写设计史也许会发现不一样的知识点。这样的改变:一,可以增加阅读趣味,历史源于生活,甚至就是生活,自有它的烟火气,若是将这些生动的细节删去,只留“意义”,未免有些“生人勿近”的感觉。二,我们梳理、观察这些细节,让读者重回历史现场,寻找真切的事实,发现设计史发展的一些潜在发展规律,发现要素之间匹配度对事物发展方向影响等,这些于我们今日生产、发展是有参考与借鉴的价值。三,若站得再高一点,通过小小的设计史也可以看到社会的发展。毕竟,设计成品是显性的,其背后是国家、地方政策的支持,企业对市场的考量,企业生产制度的革新,生产材料的研发,加工工艺的可实现性,设计人才的培养,设计师个人的选择,大众对产品的需求,大众设计意识的觉醒、审美的提高等。这些隐藏的因素都会影响到你我手中具体用品的*终形态。那我们反推,从具体产品看社会发展,是不是也可以看出一二来。

《1949-1979中国工业设计珍藏档案 增订本》中记录的每一个产品,是我们从一个没有工业基础的农业国家发展到如今拥有完整工业产业链的制造大国的缩影。这一路走来,我们实属不易。在这里就不举解放牌汽车、红旗牌汽车的例子,毕竟这是举全国之力建设的项目。我在此处介绍一个小可爱吧——1955年由南京无线电厂生产的“熊猫牌”601-1型收音机。

它的造型犹如其名,敦实憨厚又呆萌,让人爱不释手。“熊猫牌”601-1型收音机获得了很好的销量,甚至还出口海外。因为造型别致,产品质量高,它也获得了很多的大奖。那为什么是南京无线电厂生产的“熊猫”这么迷人呢,为什么不是其他厂的“金丝猴”“丹顶鹤”之类呢?

其中一个原因是解放初期无线电厂本身就少,有实力能够自主研发的无线电厂更是凤毛麟角。南京无线电厂的前身是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下的中央无线电器材有限公司。这是国民党政府*重要的高科技工厂。国民党在内战中节节败退,于是筹划将中央无线电器材有限公司所有设备分拆、装船、运往台湾。这个厂对于新生的人民政府来讲也同样非常重要,所以地下党几经周折,成功说服了当时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琦,让他将设备再运回南京。*终在南京地下组织的帮助下,这批马上要运往台湾的设备留在了南京。此处简简单单的几十个字是难以描绘当时参与此事地下党员的紧张与危险。大家可以自行脑部谍战片的画面。新中国成立,中央无线电器材有限公司改名为南京无线电厂。当时国内通信设备大部分都来自该厂。该厂生产的报话机等通信设备保障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的通讯畅通。电影《英雄儿女》中高呼“向我开炮!向我开炮”的王成手拿的即是南京无线电厂生产的2W报话机。

与厂一同留下的还有很多优秀的技术专家和熟练的技术工人,如中央无线电器材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蔡金涛。后来他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我国无线电技术专家,中国导弹航天技术的主要开拓者之一。

1955-1956年,南京无线电厂克服了大面积注塑、喷涂等工艺难题。解决这些难题,南京无线电厂就可以完成、实现更多的产品造型。

在生产过程中,南京无线电厂还采用了“流水线”的作业方式装配收音机,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还制定了严格的质量检查流程和标准。当所有这些要素匹配时,“熊猫牌”601-1型收音机就成为当年一个现象级的产品,成为一代经典。

当时南京无线电厂还派出了技术工人、管理团队支援其他省市的无线电厂的建设。这在当今是很难想象的,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些无线电厂都是竞争对手,但在当时他们的观念是大家是兄弟企业,互帮互助是应该的,也正是依靠这样的办法把我国电子工业发展起来了。

所以,《1949-1979中国工业设计珍藏档案 增订本》可以说是记录了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27个闪光点。通过这些光点,你可以发现一片浩瀚的海洋。《观念的演进:中国现代设计史》是海上的航标,通过航标,你可以发现隐藏在“海面”下的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交汇。

所以,如果你想了解中国现代设计发展过程,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你可以试着读读这两本书。(编辑小提示:现在全党都在学党史、四史,艺术院校的基层党组织若是想结合专业学四史,可以学习我们这两本书。)


【内容简介】

本书以27件有代表性的工业设计产品为切入点,以时间为线索,用详尽的资料介绍了新中国从1949-1979年这三十年间中国工业设计发展、变革。这些产品极具代表性,分 “交通工具” “家用电器” “轻工产品”三大类,呈现新中国工业设计发展的不同层次。交通工具,有“解放牌CA10”载重汽车等;家用电器有“飞跃”牌电视机;轻工产品有“龙凤香水”。本书不仅介绍了这些产品的设计生产背景,而且介绍了设计过程、设计细节等,使得本书的内容立体。

全书文稿约30万字,图片600余幅,力求用贴切的文字、翔实的史料梳理了三类产品的设计发展历程。


【作者简介】

魏劭农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院长,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西部地区发展上海联络处首席规划师;上海市创意产业中心副总规划师;上海市设计中心副主任;上海市工业设计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包装协会专业委员会主任。2016年在《DOMUS》(意大利版)发表《Shanghai》

2015年在《光明日报》发表《中国城镇化进程与乡村自然风貌保护》;2014年《“1 3”创意设计高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项目》获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2014年主编《ECNU人文设计系列丛书》;2012年主编《大辞海》设计分卷(中国权威百科辞典);2012年发表《2010年上海世博会场馆后续利用问题研究》;2011年主编《ECNU上海近现代商业文化视觉传播系列丛书》;2010年主编《ECNU视觉人文传播系列丛书》;2009年在《人民日报》发表《创意上海,服务世博》。

沈 榆 华东理工大学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副秘书长、上海设计之都促进中心副秘书长,同时担任中国工业设计协会专家工作委员会、设计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设计文化委员会副秘书长。长期从事工业设计概论、工业设计史的研究,日本千叶大学工业设计系交流学者。著有《现代设计》、《整合时代的企业形象设计》等专著,在国外期刊、国内核心期刊发表有《工业遗产的价值——来自现象学观点的读解》、《实证:中国工业设计史的写法》、《实用美术杂志的文化倾向研究》、《上海的创都历程及其产业特色》、《华生电扇的设计溯源与研究》、《黄河流域与江南水乡生活形态比较》、《村寨文化中的“器”与“事”》等30余篇论文,其中《城市背景下的城市标志语言》获中国包装协会优秀论文奖,同时《20世纪50年代中国工业设计的实践与思想》获中国工业设计协会10年论文铜奖。


【媒体评论】

【读者评论】


【前言】

为《1949—1979中国工业设计珍藏档案》作序 朱焘 上海的朋友约我为这本书写个序言,我看了寄来的目录及部分文字,起初对写不写有点犹豫,对如何写有点为难。

首先,我是有些感动的。我们知道写史不容易,写中国工业设计史更不容易。记得上海朋友2009年提出要创建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我就很赞成,其意义和作用与写史相同。因为资料、实物特别是数据收集很难,加之看法不一,再现历史风貌的愿望,需要更多的人力和时间。到现在为止,国内学者为欧、美、日等国工业设计发展史作了较多的介绍,这是必要的也是急需的,对我国工业设计发展起到了先导和推动作用,而对本国发展史的研究较少,尚未见有专著。博物馆正在建设中,这本书也不是写史的,只是结合博物馆建设,把珍藏的与新中国工业设计相关的历史“碎片”展现给读者,这恐怕连真正意义上的“档案”都算不上,30年中肯定不止这21个产品(编者注:在“增订版”中又增加了6个产品,共计27个)。值得称道的是,编者在推介中有分析、有比较,还有设计逸事等;他们用10年的时间辛苦收集资料,以这种方式表达了中国应该有人来撰写工业设计发展史的希望,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其次,我想到现在是否具有写史的条件,包括需要研究、回答些什么问题。比如这本书引发一个问题,新中国前30年即1949—1979年有没有工业设计?如果有,应如何评价?甚至再往前推演,1919—1949年工业设计是何状况?对此,设计界过去少有议论。只是强调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初,即20世纪80年代通过学习交流,从发达国家“比较系统”地引进了工业设计的理念和方法。对之前的30年知少议少,对再之前的30年可能无人问津了。

上海的朋友说得有道理,追溯历史不是怀旧,是期待超越。如果仅从推进工业设计来看,不研究、回答这些问题似无大碍,但如果有史可读,有史可鉴,对经验汲取、普及知识、激励后人、国际交流等都有重要的意义。所以,我想我们应该着手编写中国工业设计发展史了,因为除了需要,时机也已经成熟,主要是我国已经处于工业化中后期,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工业设计已经形成了产业。事实上,我国已有许多学者、许多课题(如2012年工业设计产业分类标准和统计指数研究)论及历史。此类书可以一个人写,也可以几个人合写,也可以写几部,好在三五年内有其他著作问世。除此之外,我也说点对有关问题的看法:

,说清什么是工业设计。这是写史之基点。这是一个老问题,又是一个新问题;在社会上常遇这个问题,在业内也不能说没问题。这兴许正是工业设计具有魅力、活力的一个因素。我们知道,从全球来看,工业设计是19世纪下半叶工业化初期孕育于英国,1919年由德国包豪斯学校集大成。它与当时各国既有的传统设计(包括手工艺品设计)表象上似有雷同,实际上是颠覆性的拓展,有质的差异,是人类设计创新意识上的一个飞跃。特别是,重视工业设计的国家都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尽管如此,其内涵仍然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和时代的进步,随着人们认识与实践的深化而适时有所调整,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服务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类生活品质。1957年成立的国际工业设计联合会对工业设计的定义,在1970、1980、2006年就做了三次更新。其间,不同国度、不同时期的专家学者更是从不同角度发表了不尽相同的见解。对某个国家而言,在认同国际工业设计基本理念、方法的前提下,也会根据本国的实际及变化,在定义表述上显现阶段性的特征和差异。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一个国家对工业设计定义的表述,应该综合考虑“一个区别、两个变量”,即工业设计与其他设计的区别,国际基本共识及其变化,本国实际及其变化。如此虽增加了难度,都是必须的,如果没有全球视野和时代精神,如果不立足于本国实际,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和有效推动本国工业设计的发展。应该说,2010年国家工信部等11个部门联合颁布《关于促进工业设计发展的若干指导意见》中关于工业设计的表述“工业设计是以工业产品为主要对象,综合运用科技成果和工学、美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知识,对产品的功能、结构、形态及包装等进行整合优化的创新活动”基本体现了这个原则。这个定义比国际工业设计联合会的要简明。当然,这是我国现阶段的定义,实际上在具体工作中,工业设计师的工作内容对产品的上下游会有延伸。

第二,理正众多关系。工业设计既是学科,又是产业,是综合性、集成性的创新活动。从学科来讲,结合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从业务范围来说,为一二三产业提供了服务;从具体工作来说,要结合“政、产、学、研、商、金”等多个方面,因此有许多关系要厘清。基本的关系当是工业化与工业设计的关系。有工业产品不等于就有工业设计,只有开始工业化建设才有可能产生、发展工业设计。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与工业设计发展快慢关联;粗放型发展与集约型发展中,工业设计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不同;市场发育程度、技术创新状况、企业自主经营状况、政府政策力度、设计教育水平以及社会创新文化、保护知识产权等都会对工业设计发展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如果我们的工业设计发展史不单是只讲本身的进步和作用,而同时把那个时段的背景、条件及关系联系起来,加以分析,甚至与国际发展情况做比较,那么历史的轨迹就更加清晰,甚至“立体”了,对人们的启迪更大。

在诸多关系中,特别要注意讲清工业设计与工程类设计等其他设计的共同点、区别与联系。应该看到,工业设计是主导的,但这两方面正在逐步互相靠拢、渗透,甚至融合。在“中国设计”的旗帜下,工业设计与其他设计可以各有侧重、协同创新。

这里,顺便回答一下前文提出的关于我国1949—1979年有无工业设计的问题。我们知道,我国和其他国家一样,自古以来就有设计,且从未中断过。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久,拉开了工业化建设的序幕。这在客观上对工业设计有一定需求,也自主设计出一些新产品,创办了专业与学校,包豪斯精神从民国开始也对社会有一定影响,因此对照2010年我们国家给出的定义,可以肯定1949—1979年我国已经有了工业设计。但由于当时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对外开放度极低,产品供不应求,社会上对工业设计认识比较模糊,实施的自觉性很低,这30年大体上属于工业设计的萌芽阶段。至于我国1919—1949年是民族灾难深重的农业社会,“半殖民地”下的民族资产阶级难有作为,不可能产生工业设计。

第三,具有中国特色。要不要和怎样建设“中国特色工业设计”,是我们思考已久的问题。从写史的角度看,“特色”不是写出来的,不能简单将“工业设计在中国”与“中国特色工业设计”混为一谈。这要分析,我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工业设计的“中国特色”比较明显的,原因有二一是文化因素,二是体系建设,但对产品直接影响应该只有文化因素。即使如此,每个产品也不可能都像奥运会祥云火炬、金镶玉奖章那样具有“中国特色”。有一次在记者追问下,我说“中国人设计的产品就会带有中国元素”,记者不以为然,我事后也觉“失言”。我认为,这个问题要从历史阶段和宏观高度来看,即现阶段我国工业设计虽已出现了崛起的势头,但历史还不够长,总体还处于起步阶段,不必刻意在产品设计上去追求和表现“中国特色”,再过二三十年很可能总体上就自然形成了“中国特色”。

在工业设计创新体系建设上,或者说发展道路方面,我国是有“特色”的。从理念上看,改革开放后,发达国家在二次工业革命不同阶段形成的工业设计理念,从不同国家迅速涌入。这些大同小异的理念在我国叠加、碰撞、交融,以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为背景,与引进的人才、设备及进口的产品相映衬,在我国高校、设计师和企业中形成集中的、强烈的反应。这种特殊阶段,我国可能是世界上的。结合得好,引导得好,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有利于我们理念上的创新。从体制上看,我国推动工业设计发展是政府主导、市场驱动。但我国的特点是,只要政府真的重视,其作用要比外国政府更显著。现在各级政府扶持和引导力度正在加大,还要进一步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和市场促进作用;另外,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文化,有利于推动各种合作机制的建立、各种形式的协同创新。从方向、道路上看,我国中后期工业化道路不会沿袭发达国家原来的发展路线走下去,而是走创新型工业化道路。现在时逢世界即将发生或已经开始第三次工业革命,互联网、云计算及3D打印技术等在我国并不落后,这特殊的历史机遇将促使我国工业设计以新的理念、方法和工具,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上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

以上所言供讨论,也算是此书之序吧!


【免费在线读】

“心”“手”相印创造奇迹

20世纪70年代,日常生活的物资严重匮乏,这个时期只生产人们生活、生产的基本必需产品,并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低成本,工业产品基本没有设计可言。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设计的需求迅速发展起来。这一时期的前期设计具有浪漫的、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装饰风格。

景德镇生产的日用陶瓷产品也因为具有浓郁的中国装饰风格而倍受国际市场的青睐。主要产品有青花玲珑、粉彩、陶瓷雕塑等种类。其中,由光明瓷厂等十大瓷厂生产的产品出口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国家换回了大量的外汇。

从生产方式的组织上来看,其设计管理也颇具特色。虽然大部分工作都由手工完成,但员工全心投入,各道工序分工明确,人工资源配置合理,生产体系稳定,有严格的质量检验标准。创造了“手工大生产”的运作体系,达到了“手与心”的高度统一。

1976年,由设计前辈蔡振华、蔡作炎先生倡议,并由上海工业美术设计协会、中国流行色协会、上海美术家协会共同举办了“实用美术展”,展会上展出由林开耀先生设计的彩色家具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思路,虽然只是将组合家具中的几个抽屉换成几种不同的色彩,却立刻激起人们的消费欲望。据林先生回忆:整个展览参观人数为100余万人,由此可见人们对“生活美化”的渴望。

设计再造产品魅力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工业制造企业不同程度地完成了一次技术设备升级改造,以适应提升产品品质的需求,同时组织技术攻关,克服了一大批产品制造中的难点,也发现了多年来一成不变的产品与当时人民的生活要求已产生很大差距。在轻工业产品方面,以上海华生电扇厂为代表的老品牌产品率先进行了设计升级,以企业或行业技术骨干为主,结合学校的力量进行新产品开发工作。在轿车设计方面,以行业研究所为骨干力量配合企业升级旧产品,以原上海拖拉机汽车研究所技术力量为核心,对上海牌轿车进行了一次重大改良设计,并定型为“上海牌SH760A”型,通过重新设计的模具及建立配套企业体系,使之产量大幅上升,产品质量有了决定性的提高。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央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79年,中央对经济工作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从根本上促进了各类产品的更新换代,也使设计工作的地位日益提高,增加花式品种、淘汰滞销商品成为主流。

70年代末,上海的著名的产品设计更趋理性化,而海鸥系列照相机产品经过多轮设计已趋成熟,其中“海鸥牌4B”型双镜头反光相机被誉为中国老百姓熟悉的“全民相机”,累计生产百万余台,并成为日后中国所有同类相机的设计母本。稍后诞生的DF型单反相机在前4年便生产了40000台,并催生了“熊猫、孔雀、珠江、长城”等近10种同类产品。在此期间,上海美术学校、上海轻工业专科学校师生完成的丙烯注塑成型的台式彩色电话机和“808”型底座电话机都是典型的设计。

教育造就专业人才

从客观的角度看,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自主品牌产品产销黄金期,由于扩大了产能,赚取了利润,使得扩大再生产有了保障,也鼓励企业在工业设计上进行更多的投入,企业技术骨干安心工作,积极钻研业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企业逐步感受到工业设计的重要性,也越来越需要具有专业工业设计知识的人才,希望改变以工程师、工艺师“客串”工业设计的局面。从当时的宣传画上可以看到政府提出了“创优质产品,为生活增添锦绣”的口号,作为对企业的要求和导向。

这个时期还是以家用洗衣机、电冰箱、空调为代表的新家电产品来临的时代。1978年全国只有400台洗衣机,1983年则升至365万台。80年代末,由于人们对食品保鲜的需求,家用电冰箱开始了轮火爆销售。这些产品虽然还是在消化吸收国外同类产品的基础上进行开发设计,但的确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使人们从传统的生活形态中解放出来,有力地提高了生活品质。

20世纪80年代初,广州美术学院尹定邦教授曾举办了一系列师资培训班,广泛传播“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为中国工业设计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原任教于广州美术学院、现为汕头大学设计学院院长的王受之教授原来从事美国文学研究,由于掌握了娴熟的英语,能够熟练阅读西文原著,他翻译编著了《世界工业设计史》一书,由安徽科技出版社出版。该书是那个时代工业设计界的“圣经”。与此同时,原轻工业部首次派遣所属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无锡轻工业学院(现江南大学)的柳冠中、王明旨、吴静芳、张福昌四位老师分别赴德国斯图加特造型学院,日本多摩大学、筑波大学、千叶大学学习工业设计,为期二年。80年代中期四人相继回国。由中国设计先驱庞熏琹、雷圭元、郑可等老师在1953年创办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85年建立了工业设计系。于1960年创办的无锡轻工业学院则在造型美术系下设工业设计教研室。另外还有北京理工大学、湖南大学、哈尔滨科技大学、鲁迅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共8所高校设立了工业设计系,开始正规化培训工业设计专业人才。海外进修归来的教师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学科建设中,柳冠中邀请德国斯图加特造型学院雷曼教授来讲解基础造型,日本筑波大学朝仓直已教授讲解基础构成,张福昌邀请千叶大学小阮二郎教授讲解人机工学、铃木迈教授讲解设计材料,东京造型大学丰口协教授讲解日本设计与经济发展,鱼住双全教授演示表现技法……同时他们积极著书立说,在全国举办巡回讲座,有效地传播了国际的工业设计理念。

如果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无锡轻工业学院是基于国际资源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话,第二种模式便是基于国内产业的发展需要而进行的设计教育革新。上海市轻工业局及第二轻工业局系统所属的上海轻工业专科学校美术系(现并入上海应用技术学院)、上海工艺美术学校(现为上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承担着为本系统培养设计人才的任务,拥有一批行业的精英在校任教。前者系主任丁浩教授在20世纪30年代便是著名的广告设计师,所以该校一直秉承“实用、新颖”的设计原则进行专业教育。1984年,上海工艺美术学校在南京西路8号原二轻局新产品展示厅举办了一次学生设计作品展,展品以包装、海报及工业产品为主,在行业内引起轰动。1986年7月,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以“美化生活”为主题再次办展,以10套各类风格的“样板房”为展示内容,融室内设计、产品设计、装饰艺术于一体,几乎动员了全校所有的专业参与,师生们克服困难,努力搜寻一切可供参考的资料,并将所有展品都制作成实物,虽然很多设计有缺陷,但给观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为中国著名工科大学的上海交通大学领导当时敏锐地察觉到工业设计的重要作用,1984年5月,时任校长范绪箕教授邀请上海工艺美术学校造型设计专业罗兴老师在企业设计人员培训班讲授工业设计,罗老师的舅舅系南京中山陵设计二等奖获得者、著名建筑师范文照先生,有机会较早了解了德国包豪斯设计教育体系,他通过说明现代造型原理的模型,生动地进行了讲解,培训班中不乏来自上海汽车拖拉机公司等各支柱产业的设计人员。范校长亲自到班讲话,勉励大家努力学习,此次办班为今后上海交大在建立艺术、设计方面的专业做了铺垫。

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党总支书记叶振华教授、柳冠中教授出于改变中国工业设计现状及更新设计人员思想的考虑,发起在职设计人员培训班,招收在职人员进行为期二年的研究班学习,由于东三环路原校址内已无空余宿舍和教室,同时出于降低办学成本的考虑,选址在北京郊区的八里庄办班。

这一时期,上述各校及苏州丝绸工学院纺织美术系、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厦门工艺美术学校、上海美术学校工艺美术专业、上海纺织专科学校等院校毕业生日渐成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工业设计的中坚力量。


【书摘与插画】

新中国工业设计的思想和实践并非与国际完全同步,但也没有完全隔离和违背。自1949年学习苏联的设计模式开始至20世纪60年代倡导以“自力更生”方式建设工业体系,70年代后期有选择地引进国际先进生产设备和技术到国家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直到新近倡导以工业设计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中国工业设计思想的实践一直回应着时代的需求,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呈现着,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由于历史资料和档案资料的匮乏,众多的中国工业设计历史只以碎片的方式存在,我们试图通过大量资料的收集、比对和串联,就1949年以来中国工业设计思想的演变和实践的特点作基本梳理,以期发现其历史价值。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

“火红”的创意,“极简”的风格

1953年至1957年,国家个五年计划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本战略,由于旧中国工业基础非常薄弱,仅有沿海地区由殖民者投资的一些工业,所以在建国之初以苏联为学习榜样。苏联援助中国156个项目的建设为我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其中比较著名的项目有:长春汽车制造厂、鞍山钢铁厂、沈阳飞机厂、洛阳东方红拖拉机厂、703厂(长虹集团前身)、兰州炼油厂等项目,这些工业项目布局主要配置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所以,这些地区的城市建设基本上从属于工业生产。

早在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将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并提出了“把消费型城市变成生产型城市”的口号,当时《人民日报》还以此为题发表了社论。提出这个口号的初衷更多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即使产业工人成为城市的主体,从而达到巩固新生政权的目的。

原来的政治主张,不久便演化成了一切以工业建设为重点的经济发展模式,并贯穿了以后50年的中国工业发展。正是由于“消费型城市走向生产型城市”的决策,催生了新中国的批工业产品,并影响到以后各类工业产品的诞生。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曾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展示上海生产的热水瓶、自行车、饭锅等产品,旁白便是:这些产品都由上海制造,这表明上海已经从一座乌烟瘴气的消费城市变成了一座生产型城市……伴随着新中国工业生产的发展,与之相关的工业设计活动也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

匠心构建新中国工业产品链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及60年代初,新中国一大批决定国家命运的工业产品相继诞生,初步构成了一个互相关联的“产品链”。这些产品都是在参考资料极为稀少的情况下,凭着所有参与者的热情、胆量、智慧和无数次的失败经验创造的奇迹。著名设计师蔡振华先生创作的一系列以“中国建设”为主题的招贴画恰当地反映了当时建设者以主人翁姿态积极参加祖国建设的心情。

从大型工业装备方面看:1952年7月,青岛四方机车厂试制成功台蒸汽机车,揭开了新中国蒸汽机车制造史上的新篇章,1956年对三台仿造日本米卡度的机车进行了技术改造,使之成为干线货运蒸汽机车,截至1960年停产前分别由四方、大连、齐齐哈尔机车厂生产了455台,这便是“解放”型蒸汽机车。

1956年同时开始仿制日本太平洋型机车生产胜利型客运机车,客车编组数由原来的9辆增至13辆。稍后还有用于干线货运、调车及小转用车的“建设”型蒸汽机车、“上游”型蒸汽机车、“跃进”型蒸汽机车诞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6年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代大功率蒸汽机车“和平”型,设计时速每小时80千米,台在大连机车厂生产,1964年后转由大同机车厂独家生产,1966年改名为“反帝”型,1971年又定名为“前进”型,停产前共计生产4714台,接近全国同类产品的一半,配属全国8个铁路局、100多个机务所及40余个单位。

所谓“装备”产品是指用于生产各种产品和提高工作效能的机械。在装备产品设计方面,中国台万吨水压机可以称得上是里程碑式的设计,由上海江南造船厂和上海重型机器厂于1961年制造完成,共有46000多个零件,采用三梁六缸四立柱锻焊结构,主机重2200余吨,地面部分23.65米,基础深入地下40米。经过测试,证明所有应力都同设计数据吻合,在超负荷实验时将锻压能力加大到16000吨,水压机各部件运转正常,可以确保12800吨满负荷正常运转。万吨水压机的诞生,对中国制造诸如飞机起落架、船用曲轴、发动机叶片、合金钢轧辊等高强度、形状复杂,尺寸精度高的零部件具有重要意义,是发展航空、船舶军工、重型制造的关键设备,也是国家工业实力的象征。

1958年大连造船厂根据苏联设计的图纸在58天内造出了艘万吨轮“跃进号”,1963年4月30日开始首航,5月1日沉没于公海,调查结论是触礁沉没。1965年万吨轮“东风号”在江南造船厂诞生,所以通常称其为我国艘“自行设计建造”的万吨轮。

1958年“解放牌CA10”型载重货车问世,标志着中国人结束了不能造汽车的历史,该车曾为国防和经济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同年,“跃进”牌轻型卡车在南京汽车制造厂诞生;另一辆“上海牌58-I”型小型三轮货车则受到日本同类产品的启发而设计,主要用于市内和短途运输。

早在1956年时,中国在苏联的帮助下筹建了家坦克制造厂,即617工厂。1959年,30辆坦克亮相国庆阅兵式,坦克结构简单,车体、尾部装甲较厚,炮塔成流线型,具有良好的抗打击性。

20世纪50年代初,当各国空军纷纷开始向超音速时代迈进时,中国空军主力战机仍然是抗美援朝战争后期换装的米格-15,相比之下性能较低。沈阳飞机制造厂在1961年开始进行歼-6飞机的试制工作。为了在试制中及时解决零部件制造中的技术、器材供应、工艺装备等问题,工厂成立了由生产、设计、工艺、检验等部门领导参加的零部件制造及飞机装配工作组,专啃试制过程中的“硬骨头”。在全厂职工的共同努力下,用时1069天,相继攻克了标准样件对合关、技术关键关、技术协调关、静力实验关、试飞关,经历了试制、小批生产工艺定型阶段。

1963年9月23日,架飞机由试飞员吴克明驾驶首飞成功。经过两个多月的试飞,各项战术、技术指标完全达到了设计要求。1963年12月5日,中央军委、三机部在沈阳飞机制造厂举行歼-6飞机定型签字仪式,同意试制定型并投入成批生产。1963年末,架歼-6飞机交付给部队使用。

正是因为各类装备产品先行,使得轿车及其他工业产品的设计制造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也让中国工业产品链在1958年左右得以完善。

从轿车设计制造方面看:1958年8月中央向长春汽车制造厂下达了研制国产高级轿车的任务,次年5月制造出样车,定型为“红旗牌CA72”型,后经多次调试,确定为“红旗牌CA770”型,是中国辆有正式型号的轿车。同年,上海开始试制“凤凰牌”轿车,1964年后改名为“上海牌”轿车,型号为“上海牌SH760”。

在日用产品设计制造方面:以“上海58-I”型相机设计制造成功为标志,中国的照相机生产开始朝着高质量、批量化的目标迈进,同时代的产品还有1959年3月诞生的“紫金山牌2-135”型单镜头反光相机,1961年3月诞生的“上海58-II”型双镜头反光相机,1962年诞生的“海鸥牌203”型相机,1966年“海鸥牌DF”型35毫米单镜头反光相机……

中国批长三针17钻细马手表注册为“上海牌”,型号为A-581型;1958年4月23日,中国家具有批量生产能力的手表厂在上海成立;1958年3月18日,天津无线电厂(712厂)试制成功14英寸电子管电视机,被命名为“北京牌”;1958年3月11日试制成功台晶体管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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