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聿铭这个名字，似乎是一个超越了时代的存在。与之相联系的那些建筑物——卢浮宫金字塔、香山饭店、苏州博物馆，都被时间证明了永恒性。某种意义上，建筑与我们面对的一些重要问题息息相关——权力、荣耀、记忆、身份……
一个建筑师是如何通过建筑来回应这些终极问题，并将它们带到永恒的？
超越建筑师身份之外，贝聿铭又是如何见证和参与这一个世纪的历史的？
在贝聿铭所见证的这个世纪之初，东方和西方曾爆发过相互交流和碰撞的“火柴热”，这场文化的发酵延续至今……
在这个过程中，要抛弃什么，要坚守什么？
如何在全球化环境下建立一种既包容又自我的视野？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正是本书希望带读者走近贝聿铭的原因。
【内容简介】
《百年贝聿铭》是一部基于实地采访的贝聿铭传记，改编自《三联生活周刊》贝聿铭主题封面故事。在组稿过程中，两位作者在纽约的贝氏事务所拜访了贝聿铭的两个儿子，听他们讲述了作为建筑师和父亲的贝聿铭；见到了贝聿铭的几位助手、项目参与者和传记作者，还原了他的成名史、他*重要作品的出炉过程；去上海和苏州寻访了贝聿铭和贝氏家族的生活史，并实地探访了贝聿铭晚年在中国的作品，以图还原他对中国现代建筑语言的思考和实践；还询问了包括法国前文化部长雅克•朗在内的“大卢浮宫”项目参与者，解密了贝聿铭这一转折性作品三十年来的争议与和解。
两位作者以可贵的记者视角展现了贝聿铭的一生。书中的贝聿铭是个“普通人”：从学生时代到成人世界，憧憬过未来，怀疑过现实；换过专业，遇到过恩师；选择毕业去向时曾几经犹豫又备受质疑，在看似平顺的职业生涯中经历过大大小小的风波和危机……借着阅读贝聿铭反观自己和周遭世界，能给我们，尤其是年轻读者，以实实在在的启迪。
在成书过程中，作者在原刊内容基础上进行了扩充和修订，尤其是新增了对贝聿铭部分代表性建筑作品的记述，是为了解贝聿铭晚年建筑成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增强了传记作品的丰富性和完整性。本书既是一部贝聿铭的成长传记，又是一部贝聿铭建筑设计作品的编年史传，可供建筑文化爱好者和对贝聿铭感兴趣的读者收藏阅读。
【作者简介】
李菁，2001 年加入《三联生活周刊》，现任常务副主编，曾开设《口述》栏目，出版著作有《沙盘上的命运》《往事不寂寞》《活在别人的历史里》《记忆的容颜》《走出历史的烟尘》。
贾冬婷，2005 年加入《三联生活周刊》，现任主编助理，长期关注建筑和城市领域报道，出版著作有《谁的城：一段正在消逝的记忆》《我们为什么爱宋朝：重新发现造极之世》《理想的居所：建筑大师与他们的自宅》。
【目录】
目录
序言 跨越东西方的人 / i
*章 两个世界的源头 / 001
吴中贝氏…童年与故乡…少年的新世界
这么多年过去，贝聿铭与苏州的贝氏家族只有一种遥远的精神联系了。贝聿铭本人一直与在苏州的家族成员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或许隐藏着复杂的心绪。他曾说：“我可能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也可能是我。”
第二章 登上“柯立芝总统号” / 039
从宾大到麻省…投身哈佛…哈佛的新思维
贝聿铭并没有对宾大建筑系一见钟情。“真正使我认定这不是我要上的学校的契机，是我在楼梯口看到了一幅巨大的素描。素描的内容是西藏的一座喇嘛庙。你知道，那是我的国家，而我当时根本不明白，一个名字叫菲茨杰罗德的什么人如何能描绘出西藏的一座喇嘛庙。那时我想，建筑学肯定是与我所想象的东西大不一样的。”
第三章 纽约的新面孔 / 067
现代“梅第奇”的寻找…初露头角…向商业地产进军…安定的小家庭
“贝那时还没有建过任何东西。然而，我可以从他画的草图判定，他确实才华非凡。”向贝聿铭伸出橄榄枝的纽约开发商齐肯多夫回忆道。去为单个的房地产开发商服务在建筑业的既成惯例上是一次突破。那不是人们所认定的当建筑师的途径，但时代在发生变化。贝聿铭看到了这一点，而其他人却没有。
第四章 成为贝聿铭 /105
自立门户…事业起步…从*到低谷…从名流到大师…“大卢浮宫”的争议与和解…蓬勃的事务所
“你为什么要到巴黎来毁掉我们的建筑遗产？”“不可理喻！”委员们把贝聿铭的设计比作“一个巨大的破玩意儿”。贝聿铭后来回忆道：“为我翻译的那位女士很想为我抵挡那些充满羞辱的抨击，委员会当时就想把这个工程置于死地，他们差点就成功了。”
第五章 游弋于不同文明之间 /181
构筑世外桃源：美秀美术馆…与历史的完美对话：德国历史博物馆…*后的宣言：伊斯兰艺术博物馆
“从1990年起，我不那么在乎建筑物的造型了。设计一个独特的建筑造型对我不再是件难事。去了解认识我所做的才是很大的挑战，我开始研究各种文明。”1990年，73岁的贝聿铭从事务所退休，他只接手自己感兴趣的项目，追求一条商业信息没有那么浓郁的艺术道路。
第六章 重返中国 /205
香山饭店：一次超前的实验…中银香港：风水漩涡…中银北京：续写的家族渊源…苏州博物馆：故乡的收梢…结语
谷牧邀请贝聿铭“在中国留点纪念”，一开始的提议是在长安街设计一座高层建筑，贝聿铭谢绝了。他坚持认为，在故宫周边建高层，将是一个错误：“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这么做。……我无法想象，如果有一幢高层建筑像希尔顿饭店俯瞰白金汉宫那样居高临下俯视紫禁城……”
附 录
“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仍然会是一名伟大的建筑师”
——专访贝聿铭之子贝建中、贝礼中 / 259
贝聿铭主要建筑作品年表 / 277
【前言】
序 言
跨越东西方的人
贝聿铭这个名字，似乎是一个超越了时代的存在。与之相联系的那些建筑物——卢浮宫金字塔（1989）、香山饭店（1982）、苏州博物馆（2006）……都被时间证明了永恒性，甚至到2012年，还有一座折纸状的圣堂在日本美秀美术馆落成。2019年5月16日，年逾百岁的贝聿铭逝世，但建筑师之名，却因为这些建筑而永存。
某种意义上，建筑与我们面对的一些*重要的问题息息相关——权力、荣耀、记忆、身份。一个建筑师是如何通过建筑来回应这些终极问题，并将它们带到永恒的？而超越建筑师身份之外，贝聿铭又是如何见证和参与这一个世纪的历史的？
更让人感兴趣的，是贝聿铭对东西方文化的跨越。在西方现代性的想象中，世界*基本的秩序表现为两组二元对立：时间秩序上的古代与现代、空间秩序上的东方与西方。作为两种既对立又互补的精神因子，东西方的二元性也蕴含了人类精神终极结合的张力——西方理性的、伦理的、实证的、应用的精神正需要东方倾向于内心生活和直觉思维的精神的补充。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渴望从民族和国家的藩篱之中挣脱出来，去寻求一种更丰富、更包容的世界性视野。因此，如何跨越东方和西方之间的这道“玻璃门”，更成为人类命运的重要母题。
纵观东西文化交流史，完成这种跨越的人寥若晨星。这其中，贝聿铭是一个难得的样本——他从截然不同的文化土壤中汲取了精华，又游刃有余地在两个世界里穿越。前辈建筑师柯布西耶式的圆形镜框和后面那双神采奕奕的眼睛、永远上扬的嘴角、考究又不至于古板的西装、风度翩翩又有分寸感的态度，都给人一种精妙的平衡感，以至于贝聿铭多年的合作伙伴亨利•考伯形容他为“文化意义上的男扮女装者”。某种意义上，贝聿铭是东方和西方、艺术和商业、阴与阳、新与旧等多重矛盾的统一体。
身为一个华裔美国人，贝聿铭在他的建筑王国里跨文化的成就斐然。1964 年，贝聿铭击败名气比他大得多的路易斯•康，被肯尼迪总统的遗孀杰奎琳选为肯尼迪图书馆的建筑师，此后两人成为至交，因为和肯尼迪同年的贝聿铭不但看上去是一位贵族，更是一位有改革精神的年轻绅士，正如其亡夫予世人的印象。1978 年，几乎是美国*重要的公共文化建筑——国家美术馆东馆建成，贝聿铭以充满激情的几何结构有力驳斥了现代主义运动已经衰落的论调，1983 年更被加冕建筑界的*奖项——普利兹克奖。1980 年，法国总统密特朗出人意料地邀请贝聿铭主持卢浮宫扩建工程，他的身份也在一定程度上帮了忙——一方面，他可以带来新世界的灵感和效率，却不会给人招摇过市的美国人的印象；另一方面，他的中国血统仿佛给他注射了预防针，使他得以抵御法国的排外主义。这个1989年建成的玻璃金字塔在争议声中成为巴黎*的“纪念碑”，也给贝聿铭笼罩上一层无往不胜的光环。更具跨越意义的是，自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贝聿铭就作为中美关系的桥梁性人物，被屡屡邀请重返中国设计标志性建筑，包括建成于1982 年的香山饭店、1989 年的香港中银大厦、2001年的北京中银大厦、2006年的苏州博物馆新馆，还有2009年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一定意义上完成了文化寻根和重建；而建成于1997年的日本美秀美术馆、2008年的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则是在更大跨度上对人类文化精髓的探寻。
贝聿铭对文化的跨越当然不只局限在建筑领域。正如尼采所说，“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尽管不愿担任政治角色，但贝聿铭在职业生涯中，却屡次站在历史事件的台前。*有戏剧性的一幕是1979年邓小平访美的破冰之旅中，在肯尼迪中心的一次招待晚会上，贝聿铭在其中两幕间担任了报幕员；美方还特意安排邓小平在刚建好的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发表演讲，该馆的建筑师正是贝聿铭。而在此之前的一年里，邓小平已经两次邀请贝聿铭来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希望他能在紫禁城周围留下美国式的现代化印记，而他*终选择在北京西北郊的香山建一座低层饭店，并影响了故宫周边高度限制政策的出台。可以说，在贝聿铭身上并存着两个世界，而他也同时被两个世界所需要。
某种意义上，这出于历史的偶然。如果将贝聿铭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那么，*个阶段是1917年到1935年，他在中国，而且是一个某种意义上无法再现的传统中国：他出生于1917年的广东，封建帝制刚刚分崩离析，中国正挣扎着要以还在襁褓中摇摇晃晃的现代制度取而代之。贝聿铭的父亲——银行家贝祖诒带着全家从广东到香港，再到上海，既是寻找避风港，也是占领桥头堡，要在这个东西方文化的对撞点上寻找一条现代中国路径。相对于半西方城市的上海，相邻的苏州则是传统的中国城市，中学时期的贝聿铭会在每年暑假去苏州的祖父家，学习一整套儒家礼仪。这个阶段直到1935年，贝聿铭去美国求学。两年后，“七七事变”爆发，中国成为一个回不去的故乡。第二个阶段在美国，从他1935年去求学，到1978年以个人名义被邀请回国，正值美国现代主义建筑*盛行的时期。他拜在现代主义建筑奠基人之一的格罗皮乌斯门下，又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始终如一地捍卫着现代主义，也借此确立声名。第三个阶段从1979年中美建交、中国改革开放直至他逝世，贝聿铭游走在中美之间、东方和西方之间，作为寻根者，也作为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跨越者。
可以说，贝聿铭经历了东西方两种文化*好的时期，又恰好躲过了它们的灾难期和衰退期，从两个对立又互补的世界中汲取了精华：中国赋予他儒家的洞察力、根深蒂固的平衡感，以及扎根传统的贵族特有的权威感；而另一方面，美国使他能够从过去的历史重荷中解放自己，成为现代主义流派的代言人。
在贝聿铭所见证的这个世纪之初，东方和西方曾爆发过相互交流和碰撞的“火柴热”，这场文化的发酵延续至今，我们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不仅要拥抱文化和制度上那些激动人心的转变和多元化，而且要面对传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空前裂变和崩塌。在这个过程中，要抛弃什么，要坚守什么？如何在全球化环境下建立一种既包容又自我的视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也是我们希望带读者去深入观察贝聿铭的原因。
为了走近贝聿铭，我们在纽约的贝氏事务所拜访了贝聿铭的两个儿子——同样是建筑师的贝建中和贝礼中，听他们讲述了作为建筑师和父亲的贝聿铭；见到了贝聿铭的几位前助手、项目参与者和传记作者，还原了他的成名史、他*重要作品的出炉过程；去上海和苏州寻访了贝聿铭和贝氏家族的生活史，并实地探访了贝聿铭晚年在中国的作品，还原了他对中国现代建筑语言的思考和实践；还询问了包括法国前文化部部长雅克•朗在内的“大卢浮宫”项目参与者，解密了贝聿铭这一转折性作品30 年来的争议与和解。
让我们以贝聿铭对自身跨越者身份的描述来进入这本传记：“如果你对人类情感的历史——那也正是建筑史的本质——进行思考，你会注意到，*为硕果累累的想象力的发展，总是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相互对立的思想或情感方式碰到一起时发生。这些思想或情感方式也许扎根于彼此非常对立的文化土壤中，但如果它们真的能碰到一起……那么，一种出人意料的含义丰富的关系就会出现。由于我生命中的对立面逐渐获得一种互补性，我在这些方面感觉到了发展。与此相比，这些年中我在设计建筑方面取得的进步就不再那么新颖、有用、令人振奋。这好比是播种和收割，季节和情绪的循环，光和洞察力的运动，你种下的东西什么时候可以收获，你永远不会搞得很清楚，收获也许是一次性的，也许是重复进行的。你也许会忘记你种下了某种东西——一种经历、一种观念、与某人的关系或一种哲学、一项传统。然后，突然间它就开花了，而且是由截然不同的环境促成的。这样的开花现象能穿破墙壁，甚至突破整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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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的新世界
一直到17岁离开中国，贝聿铭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度过的。那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是黄金时代。自开埠以来，这个曾经的小渔村依托长江出海口的地理优势，一头连接着西方，一头连接着供给橡胶、煤、大豆、石油、面粉、棉花、丝绸、烟草等的中国内陆城市，成为一个华洋杂处、东西碰撞的远东*大城市。
乘坐汽船沿黄浦江蜿蜒而上，映入眼帘的上海标志就是外滩。买卖商品所积累起来的财富需要相应的服务，于是上百家银行在上世纪初应运而生，尤以外滩为聚集地。直到今天，这条江边大道还保留着“万国建筑博览”的原貌，各种气势宏伟的花岗岩建筑鳞次栉比，尤以海关大楼、汇丰银行、和平饭店、中国银行为代表。而23号的中国银行，是外滩众多建筑中*一幢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和建造的大楼，看上去和周围建筑风格一致，又融入了很多中国风格的细节，比如传统建筑式样的方形尖顶，栏杆和窗格处的镂空民族图样，是近代建筑东西结合的一个典范。不过，1927 年贝聿铭的父亲贝祖诒从香港来到上海管理中国银行时，这里还只是在德国总会旧楼基础上改建的营业楼，新楼从1934年才开始动工。
在上海，贝祖诒加入了一帮具有现代思想的银行家和实业家组成的小集团，这个小集团以宋子文为中心。他们意识到，要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的境地，以一个提倡贸易、工业、现代教育和西式礼仪的新式中国逐渐取代旧中国，其中之一就是要在外汇领域维护自己的地位。在香港的十年磨炼已经使贝祖诒成为外汇业务专家，1930 年中国银行总处成立国外部，由贝祖诒兼任主任。此后，他在所有的商业港口开办外汇交易业务，并在世界各地开设了18家中国银行分行。住在租界区的贝家当时的生活也是西式的：贝祖诒总是穿着高领西装，梳着分头，参加俱乐部，打高尔夫球。
贝聿铭在2000年后设计苏州博物馆期间去上海时，曾去寻访以前住过的地方。他去了南京路和石门二路交界的圆弧形转角大楼，那里原来是中银宿舍；又去了后来居住的武康路378号，当时贝家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陈立夫、国民党中央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果夫、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等人是一条马路上的近邻。不过，如今再去寻访，这里已经改造成了艺术家、设计师、精品店汇集的时尚街区“武康庭”，以前的大部分花园洋房还在，但贝家那幢被拆除了。还有一处是南阳路170号的“贝家花园”，如今用作一个餐厅和精品酒店。这幢钢混结构的小楼建于1934年，带有特殊的装饰艺术风格。从南入口进入，先是一个花园，其中假山、小桥、池塘、葡萄架等一应俱全，中央一座五角亭尤为特别，据说是寓意五行，而其中属金的一角正对大门。主楼为三层，酒店人员指引我从一侧“龙梯”向上参观。所谓“龙梯”是入口处雕刻的龙形装饰，楼梯从这里盘旋而上。而旁边一侧还有一部电梯，据说是上海*部OTIS（奥的斯）电梯，现在仍可使用。主副楼之间的门廊照壁上也别有洞天，刻有一百个不同的篆体“寿”字。而附近不远处的铜仁路333号也和贝家有关，这里是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在上海的*后一个作品——著名的“绿房子”，一度是贝润生的五女婿吴同文的私宅。
贝聿铭初中在上海青年会中学就读，高中则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当时的圣约翰中学是美国圣公会教徒开办的一所昂贵的寄宿学校，致力于用西方的价值观教导中国上层家庭的孩子，贝聿铭在学校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贝聿铭后来回忆，他在上海接触了新的建筑、艺术和生活方式，会在周末和朋友们乘车去闹市区，常去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或者去桌球房打桌球。他后来甚至把桌球视为一种灵感来源：“桌球是一种几何游戏，我爱玩，也玩得不错。它其实是一种向量，一种几何的向量，玩桌球可以了解几何，这一点是我后来才体会到的。同时，桌球也是一种策略游戏，其中确实存在一些作为建筑师所需具备的要素。”若干年后贝聿铭返回中国，还特地去了趟圣约翰中学旧址所在地，在原来的教室坐了一会儿。圣约翰中学如今成为华东政法大学的一个校区，很多老建筑还原样保留着。
在贝聿铭去打桌球和看电影时，附近的国际饭店也越来越高，这让他依稀看到了未来。“人家都说这幢楼要造24层，可我就是不相信！你想象一下，周围的楼都只有五层、六层、七层、八层，而这幢要有24层。所以每到周末我就会去看它慢慢升高……”如今的国际饭店在南京西路上当然不再那么突出，但在30年代，这幢深褐色的“24层大楼”有“远东*高楼”之称，非常豪华，有当时*的客房200多间。贝聿铭自己找到了建筑师的信息，这幢楼同样是邬达克的作品，当时上海流行殖民地古典建筑，邬达克是这方面的大师。
当时的上海是很国际化的，因而也更开明和包容。我就在那里读中学，上海的许多新思想使我受益不少，我接触了新的建筑、艺术和生活方式。但上海是个既精彩又腐败的世界，我从上海学到的有好有坏。好的是我从上海约略地看到了我在苏州未曾见过的未来或是未来的开始。上海新盖的楼房对我显然影响不小，那时，上海已是越盖越高了，这是很特别的。苏州的房子大多是一两层或是三层，那已算是高的了；而上海当时却在盖10、20、30 层高的大楼。我就由此喜欢上了建筑。
从那时起，贝聿铭已经看到西方新建筑风格的萌芽，尤其被它所能达到的高度深深吸引了——“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想做建筑师。”父亲贝祖诒与很多英国银行家有交往，很自然地建议儿子去英国读书，然而，贝聿铭已经被电影里常出现的美国迷住了。他晚年回忆起上海的早期生活时说：“我几乎从不错过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哈罗德•洛德（Harold Lloyd）、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或平•克劳斯贝（Bing Crosby）的电影，这也是我当时选择去美国，而不是英国留学的原因。在我看来，美国的校园生活似乎充满了乐趣；我当时很年轻，希望过那种生活。”虽然他遵照父亲的要求参加了牛津大学的考试，但*终还是选择去美国读书，学习建筑。
自立门户
基普斯湾项目之后，贝聿铭又陆续设计了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比如台中的路思义教堂、费城的社会山改造项目等。在齐肯多夫手下，固然设计了不少项目，很多都盈利不少，但并没有建筑美学上的太大造诣，这也是让贝聿铭有点苦恼的。他不愿意被永久地固定为“房地产开发商的建筑师”，只会设计房地产项目。
与齐肯多夫一起工作，贝聿铭也见证着很多人像过山车一样大起大伏的命运。上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纽约中央铁路公司新上任的总裁罗伯特•扬意欲重修中央车站。中央车站是纽约市的地标性建筑，闻听此讯，齐肯多夫当然不会放过这一机会，贝聿铭也跃跃欲试。他设计了一个颇为现代风格的双曲面大楼——如果想要实现这个，需要一个大手笔，需要拆除旧车站，在罗伯特看来，双曲面大楼是他接到的几个改建提案中，*出色的一个。然而，1957年，因为中央铁路公司的巨亏丑闻，罗伯特•扬自杀身亡，双曲面大楼也灰飞烟灭。而此时的齐肯多夫也走上了疯狂扩张的道路，这让贝聿铭非常不安。韦伯纳普公司充满魅力和繁荣兴旺的表象背后潜伏着日益难以把握的抵押和高息贷款隐患。1955年左右，贝聿铭即向齐肯多夫表示过他的不安，流露出想离开的想法。“齐肯多夫是一个传奇的开发商，他总是渴望尝试新想法，做大生意，抓住所有机会。他在房地产行业赚了大钱，也赔本不少。齐肯多夫想做些大事情。他喜欢让贝聿铭和贝聿铭的专业建筑师团队帮助他实现自己的想法。而且他和贝聿铭非常亲近，两人就像父子一样。所以贝聿铭提出离开、创立自己的建筑事务所，对他来说非常突然。”珍妮特•斯特朗评价。
但是这样的处理无法根本性地消弭贝聿铭对职业未来前途的忧虑。虽然贝聿铭在华盛顿、蒙特利尔、费城等地为齐肯多夫完成的大型规划，为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像一些低收入住房和商业开发等项目，都有艺术性上的局限。“我知道如果我待在这家公司，我将永远无法得到我真正想要的项目。”事实上，贝聿铭确实曾一度被美国建筑师协会排除在外，因为有些成员认为他是“房屋建筑师”（House Architect）。基于这些原因，贝聿铭所追求的那些在艺术上有挑战、曝光率高的项目一开始就将齐肯多夫的公司和贝聿铭排除在外。他一直觉得，他和齐肯多夫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使他丧失了设计林肯中心的机会，而这也是当时*受人追捧的设计项目。
尽管颇感意外，但大度的齐肯多夫还是以高姿态来处理了贝聿铭的忧虑。“大概在1955年和1956年，我对齐肯多夫说了我们的不安心理，他非常理解，对我说：‘你们可以接一些外面的业务，但不要把我们忘了。’”贝聿铭后来回忆说。
1959年，贝聿铭的母校麻省理工学院邀请他设计一幢九层楼的地球科学实验楼。齐肯多夫同意贝聿铭以个人名义接下母校扩建项目。这也是贝聿铭*次建立传统意义上的客户关系。贝聿铭说服麻省理工放弃原计划，把实验室建成20层的高楼。他承诺说，这幢楼将成为使该学院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校园成为有机整体的里程碑式建筑。塔楼于1964年落成，当时是麻省理工学院甚至是整个剑桥小镇*的建筑。但在这个项目中，经验尚浅的贝聿铭出现了一些设计失误，其中*尴尬的就是塔楼的门有时会因为风力作用而打不开。直到后来进行了重新设计才解决了这一问题。后来，贝聿铭为自己在这*个独立的建筑项目里没能好好抓住机会而感到遗憾。他说：“当时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大量的时间都是为齐肯多夫工作的。不过，现在想来，就算当初有时间，我的思维模式也因为一直做低成本住宅而变得很僵化，很难打开思路。我是后来慢慢地才拓宽思维，将建筑视为一门艺术……如果那时我能多点时间、多点经验，那本来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开端。”此后几年里，贝聿铭又为麻省理工设计了三栋大楼。
1960年，贝聿铭自立门户，开始独立创业。这个新团队聚集了原来齐氏公司设计部门的核心人马，建立了贝聿铭及合伙人建筑师事务所（I.M.Pei&Associates）。他根据设计室的面积付给齐肯多夫一笔象征性的租金，并且按合同给齐氏提供服务。而齐肯多夫给贝聿铭和他的合伙人写了一份很动感情、也很伤感的告别信。信中说，12年不长也不短，“在一起，我们创造了历史。我们所经历的划时代的事件，都将被未来世界中当代生活的记录者们重视；在他们的笔下，我们的事业深远地影响了美国建筑史进程，而我们对美好设计所衍生出的生活方式做出的改变，也将被记录在册”。贝聿铭后来说，30年后重读这封信，依然令他潸然泪下。就算在30年后，他依然感念齐肯多夫——“（他）教会了我如何评估一片土地；我看待一个地段的眼光完全地转变了。”
令人唏嘘感慨的是，齐肯多夫后来像是交了噩运。1962年5月28日星期一，股票市场遭遇了1929年以来*剧烈的下跌，房地产也随之一蹶不振。韦伯纳普公司一直在承担无节制的经营费用所带来的重荷。由于他的交易数量庞大、性质复杂，齐肯多夫必须花钱请大批律师和会计师处理细节问题。光是贝聿铭的设计部每年就要花掉100万美元。同时，飞机旅行的新风使管理人员能够在一天之内访问不同的城市，从而降低了其旗下九家饭店的客房占用率。据报道，公司在1959年到1965年之间总共亏损了7000万美元。为了应付把他团团包围的债权人，齐肯多夫只得在公司的房地产完全盈利之前，忍痛把它们一宗接一宗地卖出去。令人叹息的是，股票的暴跌使公司损失了齐肯多夫与贝聿铭当年倾心合作的一些项目，包括丹佛的里高中心、费城的社会山和纽约的基普斯湾广场。
1965年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当齐肯多夫开着那辆豪华大轿车行驶在东河车道上时，车载电话响了，他被告知美国中部海洋银行已经下令收回一张850 万美元的票据。韦伯纳普公司破产，欠下8000 万美元的债务。齐肯多夫所有的电话都被切断。评估人员给韦伯纳普公司的家具加上标签，标出价格，准备破产出售。齐肯多夫写道：“现在一切都停止了。我再也不能代表公司做事。实际上，我成了守灵时的旁观者，一个在公务上已经不存在的人，这对我是一种既陌生又痛苦的角色。”
1968 年，齐肯多夫宣布个人破产，这一年，他的妻子在与他团聚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1976 年，在曼哈顿大陪审团判定他没有交纳州所得税六个月之后，齐肯多夫因第六次中风，离开了他曾叱咤一时的世界。
【书摘与插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