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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名家新著,樊树志先生细讲晚明史新作,“重写晚明史”系列之一:

☆ 樊树志先生年届八十而笔耕不辍,在全球史视野下聚焦晚明王朝,以朝廷间的日常细节描绘出一幅晚明的历史长卷。

☆ 历史研究是通过回顾过去以展望和建构更好的未来。樊树志先生以六十余年历史研究专业素养和八十余年的知人阅世经历解读晚明,深刻体现了学人的担当意识和作为社会脊梁的责任感。

2. 大众历史的笔法:

☆ 樊树志先生以六十余年历史研究专业素养和八十余年的知人阅世经历,解读晚明政坛跌宕起伏的人事更迭、朝政纷纭;用大众写作笔法,浅白流畅讲述发人深省的历史故事,可读性与思想性俱强。

☆ 细节勾勒与宏大叙事相得益彰,故事性、代入感强,非虚构的严肃历史著作读来胜似虚构文学作品,扣人心弦,动人心魄。

☆ 读史明智,本书更是一面历史之镜,让人不断反思晚明的兴衰成败,看清过去,照亮未来。

3. 学术前沿的专著:

☆ 挖掘大批史料基础上重新书写晚明历史。本书建构在大批晚明历史人物的奏疏、书信、文集、邸钞、实录及方志等材料之上,资料详实周全,但凡书中所涉人物,作者无不一一翻阅其相关著述,并在相互比照研读后,还原历史实况,在大批鲜活生动的细节材料之上,重新书写晚明历史,真实而生动。

☆ 以细节勾勒与宏大叙事相结合,提倡历史学者放开眼界看历史。近二十年来,学界的学术研究出现越来越严重的碎片化现象,导致近年来史观在学者和民众中渐趋模糊。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学者,作为社会文化的脊梁,樊树志先生一向主张学术研究要以宏大史观作为指导,要拥有广阔的视野和开放的胸怀,只有这样,才能使学术研究推进社会进步。樊树志先生以本书“向宏大叙事致敬”!


【内容简介】

《重写晚明史:王朝的末路》是樊树志先生“重写晚明史”系列的一种,讲述了崇祯帝虽然不是“亡国之君”,却终不免遭遇亡国的历史事实。几十年间大明王朝被吞没于历史的烟尘,是内忧,是外患,是君臣有隙,还是人心尽失?

崇祯帝在匮于兵力、财力的情况下,面对攘外与安内的两难之境,回天无术。阉党余孽温体仁为内阁首辅八年,假装“无党”以攻击陷害他人,使得崇祯帝和大臣之间信任殆失,对朝纲秩序造成了难以挽回的破坏。无可奈何花落去,是非功过,留于青史在人间。

本书分三章:*章《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第二章《无可奈何花落去:明朝的覆亡》,第三章《改朝换代,谁主沉浮》。


【作者简介】

樊树志,复旦大学教授。代表著作有:《重写晚明史:新政与盛世》(2018)、《重写晚明史:朝廷与党争》(2018)、《晚明大变局》(2015)、《明代文人的命运》(2013)、《明史讲稿》(2012)、《张居正与万历皇帝》(2008)、《大明王朝的后十七年》(2007)、《国史十六讲》(2006)、《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2005)、《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2004)、《晚明史(1573-1644年)》(2003)、《国史概要》(1998)、《崇祯传》(1997)、《万历传》(1993)、《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990)、《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88)等。其中,《晚明史(1573-1644年)》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晚明大变局》入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新华网、新浪网等二十余家媒体2015年度好书。


【目录】

章 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

一 无解的难题:如何兼顾“安内”与“攘外”

1. “剿兵难撤,敌国生心”

2. 与清的议和尝试

3. “以中枢之龃龉,厄而置于死地”——卢象昇殉国

4. 洪承畴、孙传庭奉旨转向“攘外”

二 “盐梅今暂作干城”

1. 张献忠与李自成的谷城之会

2. 张献忠重新起兵

3. 杨嗣昌奉旨督师

4. 左良玉玛瑙山大捷

三 “功虽未成,尽瘁堪悯”

1. “平贼大将军”的纠葛

2. “有斩督师献者,赉白金三钱”

3. 李自成驰骋河南

4. 杨嗣昌:“呕血伤心,束身俟死”

四 “灭寇雪耻”成泡影

1. 朝廷上下的反省

2. 辽东:速战速决铸大错

3. 松山、锦州兵败如山倒

五 “款建虏以剿寇”

1. “可款则款,不妨便宜行事”

2. 秘密媾和

3. “堂堂天朝何至讲款”

第二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明朝的覆亡

一 无力回天的君臣

1. 从张至发到薛国观——没有温体仁的温体仁路线

2. “还是他做”:周延儒复出

3. 稍纵即逝的新政

4. 匿名揭帖“二十四气”

5. 姜埰、熊开元之狱

6. “延儒功多过寡,令免议”

7. “勒令周延儒自裁”

二 “兵火纵横,中原涂炭”

1.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

2. “闯曹雄视河洛”

3. “决河灌城,士民溺死数十万”

4. “开了城门迎闯王”

5. “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

三 挽救命运的失败尝试:出征、南迁、勤王

1. “嗟尔明朝,大数已终”

2. 形式主义的“代帝出征”

3. 举棋不定的“南迁之议”

4. 鞭长莫及的“勤王之师”

四 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1. 倪元璐的“三做”,朱由检的“罪己”

2. 土崩瓦解,京师孤注

3. “朕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

4. 青史凭谁定是非

5. 从容赴死的忠臣们

第三章 改朝换代,谁主沉浮

一 从大明到大顺到大清的政权更迭

1. 权力导致腐败——闯王进京面面观

2. 朱由检的殡殓与李自成的劝进

3. “冲冠一怒为红颜”

4. 打着“报尔君父之仇”的幌子——清军进取中原

二 南京弘光小朝廷

1. 南京政府的动向

2. “两家一家,同心杀灭逆贼,共享太平”——南明与清朝和谈

3. “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下”——南京弘光政权一瞥

4. 崇祯皇太子之谜

三 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

1. 左良玉发兵东下“清君侧

2. 扬州十日:焚尸八十万

3. 南京陷落:弘光小朝廷分崩离析

4. “头可断,发不可剃”:江阴守城八十日

5. 不屈的遗民们

《重写晚明史》后记


【书摘与插画】

朝廷上下的反省

安内与攘外两线作战,增兵增饷,搞得民穷财尽,等来的结果,无论安内还是攘外,都是惨败,了无起色。当初杨嗣昌为了围剿流寇,在赋税正额之外加派剿饷,皇帝批准实施,信誓旦旦地对百姓表示,累吾民一年,待到消灭流寇除掉心腹大患,就可以取消加派。殊不知,流寇愈剿愈多,杨嗣昌又提出练兵的主张,要各个边镇抽练精兵七十三万。由练兵而来的,自然是增加军饷,于是乎在剿饷三百万两之外,每年又加派练饷七百三十多万两。落实到地方政府,练兵不过是一个幌子,兵没有练成多少,却借机搜刮民脂民膏。崇祯十三年,刑科给事中孙承泽上疏剖析加派剿饷、练饷的流弊,令人震惊: 

迩因寇祸益深,皇上特遣阁臣杨嗣昌秉钺躬剿,凡征兵、索饷之事内呼如雨,司农(户部)臣初应之以新饷,继应之以剿饷,再应之以练饷。惟恐须臾稍缓,无以慰任事之心,且有以开卸事之口,盖已竭闾阎之膏血,惟命是听矣。

然孰知军前之需,取之部额者有限,而私派之地方者,正无纪极也。忆臣待罪县令时,倏奉一文: 取豆米几千石、草几千束,运至某营交纳矣;倏奉一文: 买健骡若干头、布袋若干条,送至某营交纳矣;倏奉一文: 制铜锅若干口、买战马若干匹,送至某营交纳矣。并不言动支何项钱粮,后日作何销算?惟曰: 迟误则以军法从事耳。州县之吏凛凛恐后,间有借支正饷,以救目前之急者。然派之里下者,则比比矣。

是以私派多于正赋,民不堪命,怨声四起。而行间之臣止计目前,不计远大,于是绵延数省,无一宁宇。使从贼者无复还乡之望,为民者徒为沟壑之填。岁即丰稔万亦难当,况今值此百年未有之荒灾也……此果剿饷乎?练饷乎?是驱民而为贼也!

剿饷、练饷本为剿灭流寇,结果适得其反,闾阎之膏血耗竭,天下没有一处可以安居乐业之地,等于是在驱民为盗,结果自然是愈剿愈多,愈剿愈烈。

崇祯十四年四月,皇帝命五府九卿科道等官会勘杨嗣昌的罪责,各官一致议定五条罪责,其中四条有关安内与攘外战争的过错,如:“抗修义州明旨,弃而不守”;“屡抗战守明旨”;“隐匿失事不报,即福襄二藩被害已久,尚掩匿说谎,转换支吾”;“虚饰捷级”等。为严重的是第三条:“首倡聚敛,一议加剿饷三百万两,再议加练饷七百三十万两,合旧派,每年加二千三百万,致天下民劳财尽,群起为盗。”国家每年的正赋不过四五百万两,而加派竟然达到二千三百万两,是正赋的四五倍,地方政府与军队乘机敲诈勒索,又不在这个数目之内,使得千千万万百姓无以为生,只能“群起为盗”,其危害性远远在“失陷封疆”之上。

礼部侍郎蒋德璟用“不能农”、“不敢农”、“不肯农”,来刻画三饷加派的危害性——瓦解了农业社会的基础: 

惟是频年旱蝗,内外交讧,加以三饷(辽饷、剿饷、练饷)重叠,民不聊生。诚恐劝农之心虽勤,而民尚有不能农、不敢农、不肯农者。流亡满眼,父子相食,死且不顾,何从得牛寻种?是不能农也。三饷逼迫,才一举犁,催征已至,胥隶牌票狼虎噬人,谁不望而却走?是不敢农也。富者以逐末为利,黠者以充衙役,纵游惰为利,甚且以充兵为利,投贼为利,而穷苦莫如农,是不肯农也。无农则无粟,无粟则无民,亦且无兵,此非急核蠹饷,严除加派,则农夫终无乐生之日也。

皇帝朱由检为了挽回民心,宣布大赦,就是因为看到了“闾阎凋敝无告,灾黎穷困已极”,“兵民戕杀,几无宁日”。他在谕旨中说: 

时事多艰,闾阎凋敝,灾黎穷困已极。目前更望饱得甘霖,百姓苏生,倒悬可解。况今畿内、山东、河南等处,流(贼)土(贼)猖獗,兵民戕杀,几无宁日。甚至人人相食,朝不保暮。如此情形深堪悯恻。又边氛未息,议调多兵,势必措饷。然催征原非得已,惟恨贪官奸吏借此作弊,额外朘削有限民力,其苦何堪!至于倚上凌下,民受冤抑,无所控诉。

他列举制度性腐败的种种表现:

一是官吏行酷,暗害民生;

二是谳狱不平,奸良颠倒;

三是绅衿土豪,骄横侵霸;

四是藩王宗室,暴虐恣睢;

五是勋戚及内外官员肆行扰害;

六是犯法罪人情轻法重,因官吏勒索不遂,故意延捱不结,竟至瘐毙;

七是情面嘱托,一味行私,多方出脱,而大奸漏网;

八是文武各官不实修职业,惟营一己之私;

九是蒙蔽隐徇,朋比作奸,罔念军国之重。

问题表现在下面,根子却在上面,他颇有风度地承担责任:“总缘朕凉德寡闻,明不足以辨奸,德不足以格物,诚不足以动天,信不足以孚人。是以百司失职,灾异叠兴,民遭涂炭,安枕无期。”为此宣布中外大赦,暂免行刑,在押人犯酌行宽释。

于是乎便有赦免傅宗龙、孙传庭的举措。崇祯十四年五月,兵部尚书陈新甲上疏,请求开释并起用这两位政绩卓著的干才。他说,傅宗龙任巴县知县,堪称民之父母;出任贵州巡按,立解安酋之危;出任密云总督,留心边计;调任四川巡抚,练兵清屯尽有方略。杨嗣昌推荐他担任兵部尚书,傅宗龙径情直遂,因督师辅臣杨嗣昌军前所请军饷超额,予以裁减,遭到杨嗣昌的弹劾。皇帝正倚重杨嗣昌,下旨切责傅宗龙。傅宗龙声辩:杨嗣昌徒耗兵马钱粮,不能报效,徒以气凌廷臣,中原之事将不可知。皇帝大怒,指责他“欺藐”,因而被罢官下狱。陈新甲指出,一时舆论咸推为可用之才,皇帝也以为“朴忠”,“用之以尽死力”,任命他代替丁启睿为陕西三边总督。至于原任保定总督孙传庭,陈新甲认为他是有血性的人,见兵将肯做事,即欢然喜;见兵将不肯做事,即怫然怒。朝廷任命他为保定总督,他自认偶聋为长聋,辜负皇上委任。然而其才情气魄犹堪一割,皇帝决定启用孙传庭为兵部右侍郎,前往中原战场。

这种做法未免带有临时抱佛脚的功利色彩。同样获罪的黄道周,也得到推荐,命运截然不同,就印证了这一点。

黄道周由于纠弹杨嗣昌,而遭到惩处。崇祯十三年八月,江西巡抚解学龙(字石帆,扬州兴化人)晋升兵部侍郎,照例可以推荐属员,他推荐布政司都事黄道周,“学问直贯天人,品行无忝孔孟”,其中还有“纲常”等语。皇帝大怒,以为“群臣结党标榜,欺侮君父,屡旨训诫,毫不省改”。命锦衣卫缇骑前往逮捕解学龙、黄道周,关入诏狱审讯。户部主事叶廷秀(字谦斋,河南濮州人)与黄道周素不相识,仗义执言,上疏论救。皇帝怒上加怒,下旨:叶廷秀廷杖一百,黄道周、解学龙各廷杖八十。这种处置方式过于意气用事,与大赦天下的谕旨格格不入,令人难以理解。

国子监监生涂仲吉不顾个人安危,批评皇帝此举有负于海内想望: 

臣草茅书生,何敢妄言,况当天威震怒,谁甘以身试法?第读书师古,有志效忠,每观古忠臣义士,捐一身以成君父之德……皆志本于诚,死生所不顾。臣览古论世,未尝不痛哭而起。今适当其事,正臣效忠之日,故匍匐万里,请死明志,幸皇上察而诛焉。

日者黄道周因荐被逮,廷杖之日,臣工饮痛,童妪堕泪,以圣怒方殷,无敢鸣其无辜。幸一不怕死之叶廷秀昌言申救,蒙杖一百。天下闻之,益为惊心。此真皇上从来未有之极怒,诸臣从来未有之极痛。自此,人人自危,竟无复有敢言者矣……皇上好问好察,过于古先哲王,又锐意太平,励精图治。思得一真正人才而用之,乃有一黄道周而搏执戮辱,置之必死之条,甚非海内之所想望也。

臣观道周,通籍二十载,半居坟庐。自躬耕樵采而外,稽古著书,晨夜不辍。宗党怜其贫,乡里推其孝,孤踪独立,门无杂宾。其一生抒所学,虽其言尝过戆,而其志实纯忠。当酷暑万里,锒铛就逮时,囚服草履,饮水啜蔬,士绅挽絷,几不得行,道路见者莫不悲叹。今闻喘息仅存,犹且读书不倦,未尝不以囹圄圜扉为皇上教育之恩,霜露雷霆皆天地裁成之德……惟是天威方严,阳和未布,大臣缄默以需时,小臣蓄缩以全躯。使皇上所以教育裁成之意不能大白于天下,此臣不为道周惜,而为皇上天下万世惜者也!

天下所以不治,皆由臣子不清不勤,隳其职业;不忠不孝,堕其家修。皇上方严典刑,绳天下之不清不勤不忠不孝者,若道周,至清至勤真忠真孝,而一旦颠踬,受祸至此,岂不伤天下读书之心,灰海内为善之志乎?今天下之人谓杀道周以激奋枢辅(杨嗣昌),而枢辅未必可奋;杀道周以缄闭谏臣,而举朝久已卷舌。皇上必欲诛独立孤介之臣,则道周是矣。皇上必欲诛结党匪类之臣,则道周非其人。

没有一官半职的国子监生,如此有见识有魄力,敢言他人所不敢言,且痛快淋漓,畅所欲言,实在难能可贵。但是负责传递公文的通政使故意扣押不送,涂仲吉弹劾通政使施邦曜“遏抑言路”。皇帝大怒,下旨逮捕涂仲吉,廷杖一百,施邦曜革职,命锦衣卫镇抚司拷问黄道周,逼供“同党”,致使通政马思理、编修黄文焕、吏部主事陈天定、工部司务董养河、中书舍人文震亨等,被牵连下狱。刑部司官吴文灿出于正义,故意压下此案不审,廷杖六十,革职为民;刑部尚书李觉斯因此革职为民。黄道周淹滞狱中一年,一番招上,一番严驳。新任刑部尚书刘泽深审理此案,拟黄道周遣戍烟瘴地方,皇帝不允;改拟永久遣戍,又不允,左右为难,愤然上疏讲明道理:“看得道周罪状,臣前两疏已痛切严责之矣(拟烟戍或永戍),到此止有一死。死生之际,臣不敢不慎也。缘我皇上自御极以来,所论死诸臣,非封疆大事,则贪酷大罪,从未有以谏言诛大小一官者。而今以此加道周,是道周无封疆贪酷之失,而有谏言蒙戮之名,于道周得矣,非我皇上覆载之量也。且皇上所疑者党耳,党者,见诸行事,相聚讼言,乃为植党。道周自上一疏,空言无党,睿照一临,肝胆寒裂……乌有丝毫党气,而烦圣明之震怒,动朝廷之大法耶?去年行刑时,忽奉旨停免,今皇上岂有积恨于道周,万一转圜动念,而臣已论定,噬脐无及,敢仍以原拟请旨依议。”刘泽深讲得有道理,皇帝确实“有积恨于道周”,所以不肯从轻发落;一旦积恨消除,黄道周还有转圜的可能,因此刘泽深仍以原拟永戍广西请旨。果然,一年以后,皇帝接受周延儒、蒋德璟的建议,召回黄道周,官复原职。

围绕黄道周的案件以喜剧收场,朝廷想挽狂澜于既倒,要紧的是笼络人心,于是乎有一系列举措,例如清理刑狱、赈济百姓、请用废臣,等等。然而,无论安内还是攘外,都要依仗军队,这些年来安内战争与攘外战争,都以败绩告终,反映了军队的腐败,一时很难改观,因为它是制度性腐败,且由来已久。不妨看看号称御林军的京营,便可明白一二。

京营有十二万人的编制,由六名副将以及多名参将、游击,分别率领。照理应该是一支精锐武装力量,其实大谬而不然。据主管京营的兵部左侍郎吴甡说,京营竟然是一支乌合之众:“旧习相沿,皆京城菜佣市侩买粮代替者,难骤革也。内有边勇营,始议募边丁,优其粮犒,可以御侮。久之将领以家丁充数,及近畿人用贿入,旌旗器甲非不灿然可观,然承平日久,从未见敌,不足恃也。勇营在京营北,内员统兵近二万,器甲旌旗焕然,饰观而已。”你看,这支御林军居然是菜贩市侩冒名顶替,领取一份军饷而已。徒有其名的边勇营也是如此,由将领的家丁充数,或者京郊百姓用贿赂手段混入编制。一旦朝廷要视察,旌旗器甲焕然一新,都是用来装点门面的。据京营提督太监王德化说:“京营马匹不满万,又多瘦弱,不便发剿。”

崇祯十五年四月,皇帝召对大臣,要求从京营兵内选拔五万堪战之兵,问主管此事的吴甡:如何选练军士使之精锐,使淘汰者不哗变?

吴甡的回答是实事求是的:京营原募边勇一万二千,专练骑射,月支米一石,盐菜银一两。又有壮丁营,专练火器者二万,月支米一石,(盐菜)银六钱。其余皆月支米一石,无盐菜(银)也。实际上所谓边勇、壮丁与散兵无异,兵部精熟骑射、火器。臣曾责备各将领: 既然粮饷有厚薄之分,而兵不强壮,何以服军士之心?今后实行分练法,各将领挑选精熟骑射火器,又能力举三百斤以上者,另立一个名籍;如果骑射勇力达标,即使散兵也可以选拔为边勇,反之,边勇也可以降为散兵,壮丁亦然。老弱不堪,自当革退,另选精勇者补充。按照此法实行数月,选练者十之二三,淘汰者亦十之二三。

皇帝侧耳倾听至此,笑着说:说得极是,极是。随即问道:是否可以另立战营,得到堪战精兵五万?

吴甡坦陈,情况并不乐观,他说:京营设兵,原期人人堪战,因积弊相沿,又承平日久,几百年不见战阵。前此调拨京营参战,都是沿路无籍游棍代顶,本军正身并未出京一步。将领与游棍默契配合,将领可以由此克扣粮饷,游棍则利用军籍沿途扰抢,又可以饰败为功,冒功滥赏。班师回朝后,本军依旧充伍,代顶者则沿路散亡,积弊已久。针对皇帝的问题,他说,重要的是选将,只要有战将,自有战兵,五万也不难。话说得十分勉强,事实上,五万京营精兵始终没有练成。京营的腐败,折射出军队的普遍问题,安内攘外皆惨败,或许可以由此悟出一些缘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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