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典藏纪念版
西方学者眼中的*
展现了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及社会革命的历史变局和内在逻辑
国外权威巨著。长期以来，世界史学界都热衷于出版研究*生平的传记性著作，这部由国外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知名学者迪克·威尔逊撰写的《*传》，就是这一领域重要的代表作。
二百余幅珍贵图片精彩呈现
尊重事实，尊重历史，作者力求从他的角度对*作出比较客观的描述和评价
【内容简介】
完整地、准确地、生动地再现*这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并对其功过是非作出令人信服的评说，无疑是一项相当艰巨浩繁的工程。来自英国的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迪克·威尔逊先生以严谨的学者态度从事*研究，在本书的结构安排上采取了以*的政治生涯为主线，兼顾他在其他领域中活动，同时穿插其个人生活的写法。这种有主有次、有详有略的全方位考察，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再现*极富特色的个人风貌，使本书具有可读性。
【作者简介】
迪克·威尔逊，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英国知名学者。早年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及美国加州大学，获文学、法学硕士，后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性刊物（中国季刊）担任主编。威尔逊在研究当代中国历史和人物方面有一定造诣，其主要著作有：《毛泽东传》《周恩来传》《长征，1935年》《亚洲的觉醒》《人类的四分之一》等。
【目录】
目录
作者序
部……引弓待发
1 属蛇的孩子（1893~1910）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生于华中一个叫韶山冲的小村子里，此时还是19世纪光绪皇帝统治的时期。按阴历算，这一年叫蛇年，如果他的父母向算卦人求教的话，算卦人会说，他们的个孩子将具有蛇的禀性：灵活、狡黠、生存能力强。当时的算命人一般会这样解释：属蛇的人“在保护自己时，反应强烈，凶狠恶毒；在躲避和击败敌人时，身手敏捷；喜欢黑夜”。
2 守规矩的学生（1911~1915）
湖南第四师范学校是辛亥革命之后的1912年创办的，毛将在这里度过骚动不安而又思想定型的五年。他每天都起得很早，漱洗完毕就去教室读书。下课后，一般都在读报室看报，或去图书馆借书。别人都上床睡觉了，他还在茶炉室、读报室看一会儿书，有时就在走廊里通宵不灭的灯光下读书。
3 深渊蛟龙（1915~1918）
1915年以后的中国政治引起了毛的关注，他雄心勃勃，要改造中国，要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创造一个新的社会，需要一种新的力量。他的朋友说他“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4 转变（1918~1921）
毛泽东在1918年夏游历了湖南，调查各村各乡的风土人情、农民生活、租税情况，了解地主与佃农和无地农民的关系。同年10月，毛参加了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北京，他次产生了爱情。
5 未来的缔造者（1921~1924）
毛和其他代表在上海一个马克思主义先驱家的卧室里举行了中国共产党次代表大会。毛在这时几乎还没有读过列宁的任何重要著作，新党的领袖陈独秀可能把他看作是代表湖南省的一个地方民族主义者。
6 三薯饭（1925~1927）
毛被国民党任命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负责人。他认为“农民革命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第二部……奋斗
7 “山大王”（1927~1928）
秋收起义失败，毛发现得以躲避国民党和军阀追击的圣地—井冈山。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许多战士只穿着薄棉衣，抵御冬天的霜雪，南瓜是他们的日常主食。
8 抗争（1928~1930）
毛拒绝党的权威的让他解散红军去上海的命令。他仍留在江西，巩固新开辟的以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并进行温和的土地改革，只没收地主的土地，不动富农和中农。
9 遭贬（1931~1934）
1931年到1934年期间，毛在中央没有一点声音，此间对毛的行为和政策的批评越来越频繁。在自身的沉浮之中，毛还必须以铁石心肠去面对他的朋友和妻子所遭受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命运。
10 长征（1934~1935）
12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毛和他的红军饿了吃树皮野草，渴了喝自己的尿，饱尝风雨霜雪，闯过沼泽险地，经受住了各种严峻的考验。
11 延安（1935~1937）
在保安，毛次能够过一种较稳定的生活。他拥有一所两个房间的窑洞，主要的奢侈品是一顶蚊帐和墙上的地图。
12 蓝苹（1937~1938）
一群来自上海文艺界的年轻人在日本侵略之后前往延安参加共产党，这群人中有一个23岁的女电影演员，这就是后来的江青，当时她叫“蓝苹”，即蓝色的苹果。1938年江青搬进了毛的窑洞。
13 恶战（1938~1941）
毛在延安的处境更加艰难，因为国民党中止了对红色政府的津贴，同时加紧对红区的封锁。弄到红军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14 “抽象的爱”（1942~1945）
在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抨击一些作家和艺术家所持的观点—“任何事情都要从‘爱’出发”。他明确道：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爱……
15 魔鬼的晚宴（1945~1948）
毛出席了国民党的一个招待会，并乐观地谈到了中国的未来。他的祝酒词是“新中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两天后，他与蒋总裁签署了临时协定，当晚，蒋介石邀请他看歌剧。就在毛看歌剧的时候，他的汽车在停车场被炸。
16 兵临北平（1948~1949）
当后的曙光在地平线上愈来愈亮之时，毛开始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即他、他的士兵和党必须越来越多地参与和他们已经获得经验的乡村地区完全不同的城市生活。
第三部……大权在握
17 虎口取食（1949~1951）
毛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脑所面临的个挑战是，要同斯大林和解。这对他来说是极为棘手的，因为他目前所处的显要地位主要不是靠遵循苏联模式赢得的。但是现在，身为中国的位共产主义统治者，他必须去莫斯科与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握手言欢。
18 挥鞭（1952~1954）
毛泽东正在制定一些新的模式和法规，试图以此去训练他的党。为此，他请求党外人士监督和批评那些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和思想去做的党员干部。用他的话说，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因此要不断地打扫灰尘，使房间保持清洁和卫生。
19 弄潮（1955～1956）
高岗事件对毛的领导地位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毛泽东后来说，高—饶事件是一场八级地震。但不管高的野心究竟是什么，毛已经决意开展反对高岗的运动。
20 夜鹰（1956）
毛肯定十分不满地意识到，他的同僚，特别是刘少奇和彭德怀不再像以前那样在公开讲话中，程式化地重复他的名字和思想了。难道他们只是要进行一场非斯大林化的运动吗？或者他们真的讨厌他了？毛花了很多年冥思苦想这一问题。
21 百花齐放（1957）
毛在对地方干部讲话时说，军队的宣传干部在报上公开批评“百花齐放”的自由政策带来的不良后果。“他们代表党内百分之九十的同志，所以我没有群众基础。”尽管他很被动地强调指出：“我不是鼓励群众造成混乱，我不是开促乱的会议。”但他坚持认为，党在这一时期内要“放”，要接受批评。
22 东风压倒西风（1957~1958）
说，世界上的风向变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后来，这一演说在国际社会里成了毛所作过的为著名的演说之一。
23 “大跃进”（1958~1959）
毛自豪地对中央委员会总结道：“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
24 旧靴（1960~1963）
毛向中央委员会承认他对中国遇到的挫折深感困惑，并再次指出，在人民共和国的初几年，“我们没有深刻理解国情”。中国未能像他原来希望的那样很快现代化。“我们不可能改变我们不懂的东西”。
25 孤军奋战（1964~1965）
毛意识到他在北京是无望的，这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谨慎而无决心。作为一种特有的姿态，他离京前往南方并绝望地转向他妻子那一派政治朋友方面。在周密地安排好他的后一次庞大的政治运动后，毛长达9个月没有回首都。
26 文化大革命（1965~1966）
“文化大革命”正式展开了，它谱写着毛漫长而功勋卓著的生涯中惊心动魄的诗篇。毛自己把这场革命描绘为“课堂里学不到的政治课”，然而这门课把中国导向了“混乱的边缘”。为这场革命设计的方法则含有雪耻的因素。
27 黑手（1966~1970）
毛发动这场运动的主要牺牲品是他的老同事刘少奇。没有刘的合作，毛很可能在40年代就无法取得党的主席的职位。江青和红卫兵准备比毛走得更远，他们利用刘的女儿来打倒刘。
28 和尚打伞（1970~1976）
毛在“文革”中主要的合作者林彪和陈伯达企图进行一次政治夺权。很明显，他们相信毛已经成为一位令人生厌的领袖，而林彪对军队的控制将迫使其他政治家站到他们的过激政策一面来。
【前言】
精彩书摘
15 蓝色睡衣（1949～1952）
周恩来毕生奔波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中，常常是没有一只属于他自己的皮箱。现在，他却成了一名他的家庭一直希望他日后成为的达官贵人。但是，中国以往从未见过这样一位达官贵人。今后26年里，周恩来将生活在北京，处理一些棘手的任务，这些任务不仅仅是四处奔波，而且要从根本上改造这个世界上的国家。在他生命的剩余时间里，他为这一非凡的目标而执着地工作着，并因此而闻名于中国的每一个城镇乡村和世界各大洲。他在战争方面炉火纯青的才干有助于他在和平时期对行政工作的领导；他号召数百万人民揭竿而起的声音，现在得用来号召人民服从政府的管理。
件要做的重大事情是为中国崭新的共产党政府和国家创造各种组织机构。1949年6月，周恩来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上当选为副主任，领导制定一部临时宪法。新政协后来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周恩来为之奋斗一年而取得的成果，它把从国民党里分裂出来的小派别及流亡香港的各政治团体的领袖聚集在一个松散的协商机构里，以便消除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对创建一个红色政权的计划所抱有的敌对与怀疑态度。在筹建新国家的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同样草拟了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则，非共产党国家应该承认新中国具有自己的内政主权，正式给予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资格。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周恩来与他的党内同僚站在北京天安门（天国和平之门）高耸的城楼上。历史上那些携带贡品的使节正是通过这道绯红色缀满黄铜钉的城门，对帝王那漆满黄色的御座屈膝称臣的。
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内阁）总理，同时兼任外交部部长。从这个时刻起，世界逐渐知道了他是周恩来—周总理。他使对立双方互为妥协的技巧为他赢得了—用老一代的美誉来形容—“太和首揆”的绰号。在政务院就计划兴建新建筑物就要拆除阻碍北京交通的古建筑问题而展开的著名辩论中，周恩来机敏地回忆起一首古诗，从而打破了僵局。在他父亲乞灵恩赐后的50年，他的名字恩来中的“恩赐”终于来到了。
作为总理，周恩来的日常工作是连续不断地办公，其间穿插着各种会议。除因少有的两三次疾病或操劳过度而短期间断外，在他生命的剩余时间里这种情况从未中止过。他开创了一种无人能够匹敌的步调，令人惊讶地参加频繁活动，每周召开各种内阁会议，并向会议做无数报告，而其细节又分毫不差。此外，他几乎每年都要到许多不同的国家访问，正像法国政治家特雷兰德提到的那样，他“扮演着黎塞留的角色”。
为了遵循政治有赖于意见一致的这一中国传统，周恩来花费大量时间征求各种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不仅包括党内同志们的，而且包括在官僚机构与整个国家范围内工作的党外人士和一些利益集团的观点。有一次，他在一个重要的党的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的讲话稿连续修改了不下20次。一位来访者曾经问他，中国领导人是否就政策进行辩论。周恩来肯定地回答道：“我们不断地辩论，我们对一切事情都辩论。”也许，他后来对他的激动情绪曾感到抱歉。
对那些敦促他休息的朋友，周恩来会说，他承担大量日常工作是应该的，这可以给留出时间来考虑一些重大的问题。像毛泽东那样，他仍然保持着夜间工作的习惯，常常每天工作20小时。他一般是从早上9点睡到中午，以及在乘车时打打瞌睡补充一下。他的妻子绝望地说：“我已经放弃了要他多睡一会儿的打算。”如果他的确感到累了时，他就在前额上擦点清凉油。他的公文包里总备有一盒这种油。
周恩来不但没有被这种日常工作压垮，反而保持着活力。据一位美国记者报道，在平静时刻，他表情拘谨，沉闷不悦；但是据另一位记者说，一旦他放松时，他又变得生气勃勃，变化万千，好像是他在一个令人难忘的会谈中，充当了所有的角色。一位欧洲女作家发现，他目光炯炯，闪烁迅速。眼睛是他令人惊异的特征。每个人都感到他是令人不可抗拒的。周恩来与他的党内高级同僚们选择了中国帝王的紫禁城旁边一块静谧的地方住下来。它位于南海公园里面，人们称之为中南海。在这极为清静的地方，硕大的雪松和松树环绕着墙院，周恩来和邓颖超过着他们的家庭生活。在他刚到来的时候，他的新居显露出年久失修的样子，墙壁乌黑，房柱破裂，地面潮湿，窗户千疮百孔。天气寒冷时，他们不得不用报纸来裱糊挡风。
周恩来经常阻挡那些建筑工与油漆工对房屋进行整修。因此，他的工作人员只好趁他出国访问之际做一些必要的修缮。一次，周恩来回来时漠然凝视着他不在家时安装的新窗帘，命令物还原样。周恩来同样不让他们换掉毗邻一座车库里的一根破裂的房梁。他说，在中国目前的贫困状态下，资源应更好地用在其他方面，如果继续使用，这根房梁肯定还会支撑几年。
与此类似，据说周恩来的工作地外交部小礼堂的通风设备不足。因此，在专家的建议下，有人决定更修房顶。“这是谁的命令？”周恩来听后问道，“这座礼堂比我们在延安居住的窑洞要好得多……只要我是总理，你们就不能改变这座礼堂。”
有关周恩来日常生活方面的诸如此类的故事还流传着很多，他在花钱方面的吝啬是出了名的，甚至在衣食上也是如此。据说，当他后用坏了一条脸巾时，他又用它做了一段时间擦手巾；当它擦得不能再用时，他又用它来擦鞋。据称，那双在他去世后展出的打满补丁的袜子，竟令人难以置信地穿了30年，从他做总理之前一直到他逝世为止。一次，他与另一国总理闲谈时，伸出磨损的外衣袖子，举例说明中国产品质量差，这使在场的中国外贸部长感到极为窘迫。
然而，周恩来并非什么都简朴，他喜欢他爱吃的各种食品，如多刺但味美鲜嫩的鲫鱼、鱼和面条，等等。但是，他桌上的谷类食物必须是未经细加工的杂粮。从而，身为总理，他树立了一个榜样，而许多低级官员却忽视这些方面。根据一个报道，50年代初期周恩来的月薪只有135美元。许多官员靠着各种酬劳来增加他们的收入，例如书籍的稿费。但是，周恩来却拒收人民出版社付给他这样的酬金。他秉公行事，甚至在支付因公购买的物品和所需服务项目时，他都公私分明。一个星期天，他因出国访问而走进一家照相馆照相时，他要求开两张单张的发票，一张交给他的办公室，另一张留下，由自己支付个人用的几张照片。有一次，在庐山的官方会议期间，他发现他的房间没有遮挡窗外走廊的窗帘，便自己掏钱安装了一个。
他总是拒绝他的东道主、朋友和钦佩者们赠送的传统礼物，使他们久而久之不得不对此也感到习惯。他故乡的共产党官员曾试图通过向北京寄送当地精美的土产来对他们这位著名的同乡表示敬意。周恩来将它们捆好，并直率地附上一份国务院关于禁止收受各种礼品的守则，一起寄了回去。北京饭店的厨师送了半磅花生油以取悦他，周恩来将东西退了回去，并以中学校长的语气说，应先供外国人用，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无论如何也需要更多的花生油。中国政府领导人过去从未这样做过。
在重庆，周恩来常常关照他的司机，尽量带他参加社会上邀请的各种宴会。作为总理，他仍然如此，继续对在他手下的工作人员表示关心。
他在北京的主要事迹之一是支持一名士兵的权利。这位士兵勇敢地要求查问一名在暴怒之下打过他的高级领导成员的身份。在一次修面时，周恩来突然咳嗽起来，结果理发师刮破了他的下巴。周恩来看到他那惶恐的样子，迅速道歉说：“我本该在咳嗽前先给你打声招呼。”或许，感人的故事是他对一名警卫战士的关心爱护。当时，这位警卫战士正在周下榻的海滨寓所外站岗。突然，大雨倾盆而下，周恩来的妻子撑着雨伞，腋下夹着件东西冲了出来。
“总理送给你这件雨衣，”她说，“穿上它，他提醒你打闪时不要站在树下。”
战士们记忆犹新的，是他们在岗上向他敬礼时，他走上前来握住他们的手说：“我们是在一起的同志，不要向我敬礼。”或许，对一位西方读者来说，这样的故事听起来似乎令人厌烦，会使人想起一个地位不稳的人，为了使自己更受爱戴而做出的种种努力。但是，周恩来的地位并不是不牢靠，而且由于这种生活作风使他享有盛名，其中主要的动机是深刻和认真的，即要打破旧的高人一等的政体模式。这是次有人在公共生活中以真诚民主的方式来严格认真地按照秩序办事。然而，正如后来的事情所证明的那样，中国社会顽固地抵制这种改革。周恩来的许多努力都成了过眼烟云。但是，他是党内同志中尽力尝试将平等主义带到中国上层生活里来的人，这就是他受到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人喜爱与尊敬的原因。这些非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有中国大陆的，甚至还包括台湾、香港地区和在其他国家的中国人。
新总理有他自己的乐趣，尽管他的妻子由于健康不佳不常陪他出席各种聚会，但50年代初期人们常看到他们在北京饭店的舞厅一起跳舞。这种行为曾被认为是非革命的。在一次没完没了地等待一批次要的外国领导人的时候，我曾看到周总理频繁地用脚尖脚跟磕打着北京机场的柏油路面，仿佛他要在地面翩翩起舞似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指责周恩来包庇一家俱乐部。在这个俱乐部里，有漂亮的舞伴，麻将可以打到半夜。周恩来同样爱看电影，他爱看的影片是卓别林的《大独裁者》，邓颖超证实说：“不管他有多忙，他都不会放弃打乒乓球。”
一次，一个外国来访者问他的茅台酒量有多大。茅台是宴会上使用的一种烈性中国酒，也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部分。总理不醉酒吗？“ 噢，不，我也是人，我妻子总嘱咐我不要多喝。但是我必须把它作为我的部分工作来做。如果酒喝多了，我就到盥洗室去，把手插进喉咙里，让它吐出来，然后我带着一杯水出来，像以前那样继续碰杯。”他对他的一位官员吐露，喝茅台的诀窍是像喝伏特加那样将它一饮而尽，不要让它沾到舌头和嘴唇上。
他竭力阻止任何努力来修复他的故居，因为过于殷勤的当地官员屡次要求这样做。他多次指示淮安县委将故居拆掉。据他逝世后的报道说：“但是，考虑到人民对总理的爱戴，县委没有将房屋拆毁。”据另一项报道，周恩来就他的旧居对同乡提了三项要求：“，不要让人参观；第二，不要让在那里居住的人搬迁；第三，不到不得已的情况不要修缮。”
尽管他家不再在那里居住，但是他的亲戚继续让他感到麻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有个侄子在北京读书，毕业后留在那里工作。10年里，他忠实地遵从伯父的嘱咐，未向任何人透露自己与总理的血缘关系，当他因功入党而不得不因此透露他的近亲家属的名字时，他身边的人才惊异地次得知他竟是周恩来的侄子。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但是，后来这个侄子与一位淮安姑娘结了婚，因此地方官员想通过安排把姑娘调到北京来工作。这是一项干部结婚的极为平常的安排。然而，当他们对周恩来提及此事时，他责问道，如果必须安排他们住在一起，为什么调动妻子而不是调动丈夫？因此，后来这对夫妇很失望地发现，他们是在淮安的一个小镇里工作，而不是在全国的首都。周恩来做出非同寻常的努力，让他的亲戚尽可能地远离北京居住，确保不给他造成潜在的麻烦，就像我们稍后可以看到的他侄女的情况那样。
自然，妇女权利是周恩来热忱改革的事项之一。他对上海的一个妇女组织说：“家庭是很重要的。你们不要看不起家务工作。不管怎么说，你们每个人都负责一个一人政府。你们每个人都管理着你们家庭的内政部和外交部。还有谁的工作比这还重要？”也许一位西方读者又会对此感到厌烦。但是，中国男人仍然习惯于看不起妇女。因此，这种领导是需要的。妇女权利是周恩来领导下共产党取得的成就之一。正如他在学生时代对邓颖超的行为预示的那样。
周恩来对艺术没有多少鉴赏力。他对一位西方来访者说，如果抽象派艺术没有思想的话，“它对人民有什么价值呢？”他11次观看大型革命歌剧《东方红》一事证明了他的爱好所在。奇怪的是，他谢绝观看一个赞颂他本人的节目。
然而这一点也没有阻止他向演员和导演做一些“有益的批评”。的确，他那无休止的革新精神几乎介入了中国生活的任何部分。当建筑师们对新建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感到发愁时，周恩来帮助解决了问题。大会堂必须大到能容纳1万人，既不要使人们感到狭小拥挤，又不要使人晕头转向。这是一个有挑战性的难题，是周恩来用铅笔首次画出扁圆形或椭圆形的图案，从而满足了这些需求。这座建筑物的许多细节也是出自他的建议。从一张照片中可以看出，当毛在审阅建筑规划时，周恩来显得希望被理解这是他的创作。
另一个精明的决断是关于杭州灵隐寺的例子。那儿有一尊60英尺高的樟木佛像。按传统姿势，佛像的脚被雕成交叉形。僧侣们要求佛像脚的底部向上跷着，雕塑家却以与解剖学不符加以拒绝。像中国的许多事情一样，这个矛盾终送交到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来。
“雕像是为什么地方做的？”他问道，“寺庙，还是博物馆？”
“寺庙。”他们回答说。
“那么就按僧侣们的要求做。”周裁决说。他曾潜心钻研过争论的方式，然而他用一句特有的结尾使僧侣们为他也做出让步。他补充说：“把他的头发改过来，佛祖是印度人，你们把他弄成中国人的样子了。”
他甚至对小事情也都显示出强烈的兴趣，这使他看上去像个喋喋不休的保姆。如果它关系到国家大事，这还情有可原。例如当医生试用一种新眼药膏时，他先让大夫在给毛泽东用之前先给他试试。还有，他曾派一名警卫到有水管的地方站岗，以免毛泽东在开会途中被绊倒，而且过后严厉批评有关的人，说他玩忽职守。甚至当周恩来突然出现在普通列车上，或者在冬天出现在北京的公共汽车上时，他都拒绝别人给他让座位。他说：“我来和你们一起体验一下。”他是来观察上下班时间乘客的各种问题的。检查的结果是，他建议采用一些安全岛和其他措施来缓解交通。这样，许多自觉的领导人也跟着这样做。但当周开始在他常去的地方亲自维持交通时，比如在会议厅外和举行招待会的饭店门前等，人们便会无意识地原谅自己，认为这不是他们分内的事，而这需要的是一种热情。一位日本新闻记者极好地抓住了周恩来的这一侧面，描写了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情景。
“当他不谈话时，他的双眼从不停止转动。如果这不是周恩来，我肯定会把他当成是一个正在受精神衰弱折磨的人。他会注意细微的事情。例如，当一个距离很远的招待员泡茶时发出声响，他要他的翻译暂停一下。他亲自把麦克风挪到旁边翻译座席上，然后从座椅上向前探探身子，伸手把地板上的麦克风线拉直，似乎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彻底放好会令他感到不自在。”
还有一次，周恩来向离他很远的一位摄影师指出说，他忘记打开相机的镜头盖子。显然，他目光敏锐，酷爱整洁，但有时这些禀赋逐渐被夸大，甚至到了怪癖程度。
他的官员们抱怨说，他有时容易烦躁。不过当他们见他在公开场合下执行公务时，又常常原谅他。其他人形容他性格多变、行动果断、从不拖拉。他喜欢不停地用手做出大幅度的活泼的手势，双眼总爱不停地来回转动。新政权一开始，周恩来给非共产党知识分子和专家写了很多封信，恳求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里工作。接受他邀请的有大经济学家马寅初这样的著名学者。这些人希望能够影响政策，帮助把中国改革成一个现代工业国家。也许，马寅初甚至幻想周恩来去领导一种强制可行的资本主义体制，一种周恩来在早期统战时一直预言的制度。像许多其他人一样，马寅初在失望中死去。在过渡时期里，旧中国培养的这种奉献精神有助于保持优良的价值观念。
周恩来使用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这些人曾在西方接受过教育，离乡背井地生活在海外，但现已归国。例如，他自己办公室的浦寿昌博士就是一位哈佛培养的经济学家，他归国后成为总理的秘书。当然，周恩来不能管制党内低级官员的每一项活动。有时，他的邀请也出问题。埃里克·仇的例子就是如此。仇是香港的一位青年作家。当周恩来呼吁那些爱国的、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要帮助建设中国，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待在香港、台湾或西方时，一位曾出版过仇的作品的香港华人编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访问了北京。他告诉他的作者说：“埃里克，周总理清楚地记得你，他问起了你，我告诉他，你和我们一起在香港。他说他愿意亲自见到你。”40年代，仇作为一名记者的确在大陆见过周恩来，他尊敬这位总理，他的虚荣心被挑动起来，同意到中国做一次短期旅行。但是一到那里，他就被扣了下来，终也没有再次见到周恩来就逃了出来。
周恩来试图用共产主义术语将新政权描绘成一个相对自由的政权。他对两名英国作家说：“我们并不试图消灭个性，但是我们确实正在尽力消除个人主义。这是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政策，如果你喜欢那样表达的话。”
周恩来的同事们希望早点给中国带来一个太平盛世，但这一愿望在初期就由于外部干扰而破灭了。由于美国在共产党胜利前几个月断然拒绝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提议，他们不得不转向苏联寻求帮助。毛泽东于1949年12月底抵达莫斯科，平生次访问苏联和谒见斯大林。他不明智地将他干练的谈判家留在了国内。像美国人那样，斯大林可能也是三心二意。毛泽东被迫等了很长时间，请求援助没有任何进展。后，他把周恩来召去。周恩来于1950年1月20日抵达莫斯科，带来一飞机的专家和一套新的蓝方格法兰绒睡衣，这是他专为来莫斯科而买的。它很快就成了周恩来仅有的一套睡衣。尽管它渐渐褪了色，打满蓝白相间的补丁，变成了模糊的灰色，但他一直穿着这套睡衣，甚至后来出国访问时也带着它，直到他去世那一天。
周恩来到了莫斯科后，花了几乎一个月的时间劝说难以对付的俄国人签订一批协议—这些协议形成了今后10年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石。斯大林仍对毛泽东30年代对待共产国际和与苏联联系的方式感到愤怒。现在，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2月14日，他们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其他的条约，这些条约肯定了蒙古的独立地位，规定双方联合管理与苏联有着传统联系的铁路与港口，并且对华提供一项为期5年的3亿美元信用贷款。这些条件很苛刻。为了得到苏联承担中国国防的义务与援助，周恩来与毛泽东不得不继续忍受苏联在中国北部、西北部和蒙古的半殖民主义活动。这种义务和援助同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援助，甚至同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援助相比也是吝啬的。
【书摘与插画】
精彩书摘
兵临北平（1948~1949）
1948年3月下旬，毛离开杨家沟，开始了他通向北平的权力长征的倒数第二阶段。他率部东渡黄河后，经寨则山一带转而北上，越过长城，仅用一天时间便进入内蒙古，随后南下河北。他们得翻越高达一万英尺、白雪覆盖着的五台山，这使得他们中的许多人上气不接下气。毛和江青乘坐几天前刚刚从敌人手中缴获的吉普车来到一座山的，一览这壮美的山河风光。又向前走了一点儿后，他们便接连几天遭到空袭。征程之中，毛向解放区传播着智慧。4月，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他批评了共产党记者的缺点。尤其是他们中一些人没有彻底贯彻群众路线：
他们还是只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做工作。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做一件事情，总不愿意向被领导的人讲清楚，不懂得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他们主观上也要大家动手动脚去做，但是不让大家知道要做的是怎么一回事，应当怎样做法，这样，大家怎么能动起来，事情怎么能够办好……
我们的报上天天讲群众路线，可是报社自己的工作却往往没有实行群众路线。例如，报上常有错字，就是因为没有把消灭错字认真地当做一件事情来办。如果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报上有了错字，就把全报社的人员集合起来，不讲别的，专讲这件事，讲清楚错误的情况，发生错误的原因，消灭错误的办法，要大家认真注意。这样讲上三次五次，一定能使错误得到纠正。
同样，他还要求他的报纸保持其魄力与冲劲儿。“应当保持你们报纸的过去的优点，要尖锐、泼辣、鲜明，要认真地办。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
5月底，毛抵达西柏坡，以后的10个月间，他的总部将在此逗留。直到他经过200英里行军，于来年3月胜利进入北平城。毛在对远方的战场施加他的影响时，遇到了一些阻力。1948年底，他的一个同事走进他的办公室时发现他正在发火。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林彪不听命令！我曾经不止一次命令他用猛攻拿下长春，可他怎么也不听！他坚持要用围困的办法把他们饿出来，迫使驻防军投降。”
几天后，还是这位同事发现毛又在大光其火。因为毛命令林彪将军去给一个国民党将领下后通牒，要他立刻投降，否则就予以全歼，但林彪没有执行这一命令。林相信，那个将领可能逃走，不会投降。
这期间，毛和王明发生了一场冗长的争论，其间毛显得很痛苦地绞着两手，隐喻地说着党在他的领导下曾经致力于一条同有苏联背景的同志们相敌对的路线。他甚至谴责刘少奇的政治路线上的一些错误。同时他也责骂王明不想让中国有一个与列宁主义平起平坐的自己的“主义”。
他说：“你仍然还想恢复苏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统治地位……”
后，王的夫人进来说：“我找你到处都找遍了，原来你还在这里争吵。我们还是回家吃晚饭吧。”
一直坐在屋角听着他们争论的江青附和说：“你来了，这太好了！这两个老公鸡真是厉害得不得了，一见面就斗，一斗起来就没个完。你抓你的，带他去吃晚饭吧，我也抓我的去吃晚饭，免得他们再斗下去。”
共产党目前已掌握了长江以北的整个北部中国，同时还在为接管南方半壁江山的渡江战役做准备。1949年毛以此为主题发表了新年献辞。他抨击了优柔寡断的人：“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恰恰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劝毛，要他在长江以北建立人民共和国，而让江南任其发展。他很可能是害怕出现这样的结局，即中国共产党政权对苏联不抱好感，并控制住整个中国的资源。尽管这是出于错误的动机，但他也许是对的。眼下毛继续向江南横扫而去，吞噬着人口与土地，但他对今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消化不良将成为共产党的一大难题却没有丝毫准备。有人认为他的胃口太大了。刘少奇当然倾向于审慎取舍。他在1948年底说，如果革命形势发展过快，“对我们的困难很多，不如慢一点，我们可以从从容容地准备。”
当蒋介石拒绝了毛的和平条件时，毛便向江南的亿万人民发出如下号召：
长江流域和南方的人民大众，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有良心的国民党人，都请听着：站在你们头上横行霸道的国民党死硬派，没有几天活命的时间了，我们和你们是站在一个方面的，一小撮死硬派不要几天就会从宝塔尖上跌下去，一个人民的中国就要出现了。
当后胜利的曙光在地平线上愈来愈明亮之时，毛开始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即他、他的士兵和党必须越来越多地参与和他们已经获得完整经验的乡村地区完全不同的城市生活。1949年3月5日他在西柏坡对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对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作了详尽论述：
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就是在这次讲演中，毛详细说明了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国家经济政策，“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但是“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
在初这段时间里，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的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允许其存在和发展。但资本主义将由政府通过税收政策以及制定市场价格和劳动条件等手段加以限制和抑制。对于几乎占了国民经济90％的分散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
这个讲话在对居功自傲的警告声中结束：“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久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西柏坡召开的这次中央委员会会议还在领导权方面同王明进行了一场交锋。王明指控毛假借整风运动搞阴谋才成为党的领袖—针对王明的指控，毛作出了精彩的回答：“博古也好，洛甫也好，都只是名义上的总书记。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党内的总指挥实际上是王明……”
北平现已被占领，共产党人正准备将政府机关迁入这座历史名城。
红色攻势的下一个巨大猎物是南京城。这一切激励着毛写出一首赞颂正在取得的军事胜利的诗：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在北平，毛住在紫禁城红墙里面中国前统治者住过的宅邸里。他选择了紫禁城范围内、由护城河环绕的中南海里的一座松树掩映、朴实优雅的平房。这是两套分属毛和江个人的、既独立又相互连通的房子，这两套房子由明朝风格的精雕细刻、错综复杂的廊柱划分开来。毛和江还在北平城外玉泉塔附近的西山分得了一套小别墅。
和在延安时一样，毛在中南海里有一小块园子。在那儿，他与江青种上了茉莉、草药和蔬菜。江后来说：“我还曾试着种一小块稻子和一小块棉花。”
然而，毛的妻子在到达北平后便匆匆前往莫斯科疗养。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已经是“皮包骨头，体重减到了90磅”。延安两年的军旅劳顿，拖垮了她，就像15年前长征的紧张拖垮了她的前任，毛的第二个妻子一样。
在莫斯科，苏联外科医生摘除了她的扁桃体，并把她送到黑海之滨阳光明媚的度假胜地雅尔塔去增加体重。回到莫斯科，斯大林便邀她一叙。他显然有一个错觉，即毛委托她带来了某些信息。实际上，直到她秋天回到北平以后，毛也没有离开北平去朝觐斯大林的宫廷。毛的妻子对她与毛在北平的早期日子的回忆是，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阅读、时事研究和写作上面。他们很少一同外出，即使是作为消遣，他们也几乎从不到外面的餐馆吃饭。江青描述毛是“毫不在意他在吃些什么”。他吃饭很快，时常在后一道主菜上来之前便吃饱了。那时他总是把有正菜没吃忘得一干二净。
这倒使江青记起宋朝一位政治家，他总是吃离他近的盘子里的菜，桌上其他菜一概不问。厨子以为那是他喜欢的菜，可从主人的妻子那儿他才失望地了解到，他是不论皂白青红，只吃手边近的菜。
当江青提起这个故事时，毛咯咯笑着对她说：“这就是你所了解的历史，你是用它来戏弄我。”
毛并不常讲到他的生活标准，但60年代初，他曾向他的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表白：“像我们这样有车坐、有马骑、有暖气、有司机的人可算是头等公民了。我每月只拿430块钱，雇秘书就负担不起，可我必须雇。”50年代，他的月薪能拿600元，相当于90英镑。70年代初，据说他又从月薪中裁减去了20％，但他还说按中国共产党的标准，通过他的著作版税，他变得富有了。
他的卫士们在他死后悲叹：“您住的是旧房子，解放20多年一直不让修缮。您的衬衣、皮鞋，都穿了多年，已经破旧，我们几次劝您换一换，您都不同意。”他的一床被子从1942年一直用到1962年，然后又被送进博物馆。毛进城时穿上的一双系带皮鞋，穿了近30年，在他死后又被拿去展览。他的浴衣肘部显眼地打着补丁。
这些卫士们隶属于8341部队，其职责是专门照顾毛，而后，该部队终于成为一个有争议的政治角色。他们将毛描绘成一个模范雇主：
“您常常到宿舍看望我们，了解我们的家庭情况和生活情况。您问我们看革命样板戏多少，并送票让我们去看。您问我们家中来信没有，家中情况怎样，让有了情况及时告诉您。夏天，您关切地问我们屋里有没有蚊子，派人给我们打药灭蚊。冬天，您慈爱地抚摸着我们，问冷不冷。您询问我们伙食标准够不够，还到我们伙房看饭菜做得怎么样。”
毛的工作时间很特别。他一般上午11点起床，3点钟用午饭，7点半吃晚饭，然后开始工作，不到凌晨5点是不会再上床休息的。他的卫士回忆说，遇有紧急情况，或特别的工作日，他常常“几天几夜不停地工作，废寝忘食。有时饭凉了，不得不热了又热”。他对伙食要求很简单，“不外乎杂粮、半支莲和其他野菜”。
进京当主席的头些年，毛号称每天抽50支烟，他喜欢抽英国牌子，女王御用的“555”牌—然而，1960年初，传闻他每日削减到20支，并只抽国产牌子的了。据说抽烟使他咳得更厉害了，到其晚年，逐渐妨碍了他在公开场合的讲话。60年代末，人们看到他手拿小雪茄，替代了他通常用的香烟，可能就是出自健康原因。
毛的娱乐之一是定期，而又不事张扬地到鼓楼大街上他喜欢的理发店去，在那里与老友们叙旧闲聊，乐此不疲。在家里，他通常喜欢每天晚上打打乒乓球。据说他很少漏球，将球快速有力地抽回去，而且“经常获胜”。
他喜欢在雪中漫步，他的一个卫士说：“他踏着雪，兴趣盎然，似乎没有比这更让人快乐的事了。我们知道主席对雪的嗜好，每当下雪时，便在院子里留出一块不扫。”毛仍是自始至终睡在没弹簧的木床上，这已经成了他的一种习惯。
此刻，毛在家里的地位变得复杂化了，有时一定是很苦恼的—毛已到了总是让亲属们利用其感情的地步。进入北平的初几个月，他的妻子赴苏疗养，与此同时，他的前妻贺子珍自苏回国。因未痊愈，便被安置在上海一个精神病院里。他们的女儿李敏也随母亲回来与其父在紫禁城团聚，并开始作为晚女由江青将其与亲生女儿李讷一道抚养。
家里的气氛应该说是自由开放的，然而真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江青后来回忆，“我们的孩子是允许顶撞其父亲的；有时我们甚至故意让他们反唇相讥。”毛和个妻子生的两个儿子岸英、岸青也回到了中国。苏联朋友1949 年后不久在哈尔滨观察到，后者以他在苏联养成的习惯品位生活着，中国同志无疑对此觉得做作与奢侈。有报道说1950 年他为进一步进行精神治疗，又回到了苏联。
这两个年轻人给人以在其父亲的新中国找不到自己合适位置的迷途漂泊者的印象。毛或许很轻视他们变得如此苏联化，却忘记了他们赴苏的原因部分是由他所造成的。他明显地觉得孩子们应该在这个世界上走自己的路，如若只仰仗他的帮助，则势必毁掉其发展的可能性。对家里的两个女儿，一个十几岁，一个也快到这个年龄了，也有同样的要求。传闻说她们俩都渴望成为芭蕾演员。
8月，长沙解放，毛的结发妻子杨开慧家也可通过红军电台与毛联系了。毛8月8日的回电提到了杨的两个儿子：“岸英、岸青均在北平，岸青尚在学习，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们都很想看外祖母。”毛还将他和杨的女儿杨展“于八年前在华北抗日战争中为国光荣牺牲”的消息通报给了这个已与北方隔绝了多年的家庭。
也许是想到了家庭，毛在4月份写了另一首诗，和答把他欢呼成“新纪元的创造者”的学友柳亚子。毛在和诗中暗示了他在其政治胜利的环境中忍受的苦楚：
饮茶粤海未能忘，
索句渝洲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
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
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
观鱼胜过富春江。
6月末，毛答复了他的一批批评者。他一开始便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今后的目标：“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
这是19世纪中国思想家康有为在其名著《大同书》中所设立的目标。在这方面，毛谨慎地将共产主义目的植根于中国本土的知识传统，而不是引进的西方思想中，希求以此来安定代表着中国思想家的大多数的非马克思主义者。
接着，他一一历数了他的批评者们的抱怨，他们说：“你们一边倒。”毛答复说：“正是这样……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你们独裁。”对此，毛回答：“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毛在这一题为《论人民民主专政》的由衷谈话中，对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变革的挑战作出了如下结论。战斗已经过去，摆在前面的是尚不熟习的建设工作。“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
8月，美国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以惋惜的笔调将中国划归共产主义世界，并称中国国内战争的结局为“不祥之兆”，毛泽东对此则抱藐视心理。在共和国成立的前几个星期，毛向美国呼喊出了他的愤怒和轻蔑。8月18日，他在一篇报纸评论中写道：“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对白皮书中描述的中国的黑暗前途，毛的评论是：“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根据的。”
9月，毛在北平召集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开幕式上，毛向全世界宣告：
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9月30日，会议选举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席。选举前，一些非共产党代表在走廊里向他问起此事。
毛俏皮地对他们解释说：“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举选票上印着名字的人，当然他不能勾掉上面所有的姓名而填上西门庆的名字。”西门庆是言情小说《金瓶梅》—中国的《十日谈》中的角色，是个浪荡公子，毛很喜欢看这部书。
那一天，他以其浓厚的南方口音朗读包括他的妻子、弟弟和妹妹在内的国内战争中牺牲者的墓志铭，他的讲话被电台作为特例录了音。
1949年10月1日，毛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时，广东和重庆仍未解放，但蒋委员长已逃往台湾，无疑这便是内战的结局。毛，这年5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