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推荐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典藏纪念版

西方学者眼中的周恩来

展现了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及社会革命的历史变局和内在逻辑

国外权威巨著

三百余幅珍贵图片精彩呈现


【内容简介】

迪克·威尔逊先生自1960年*次与周恩来见面后,便开始搜集该书的写作材料,其中包括周恩来的同事们的广泛回忆及国内外可供查寻的文献资料。他以翔实的资料为基础,再现了周恩来传奇性的一生,分析了他给新中国成立和发展带来的巨大影响,是一部全面、深刻又不失独特见解的著作。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迪克·威尔逊,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英国学者。早年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及美国加州大学,获文学、法学硕士,后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性刊物(中国季刊)担任主编。威尔逊在研究当代中国历史和人物方面有一定造诣,其主要著作有:《传》《周恩来传》《长征,1935年》《亚洲的觉醒》《人类的四分之一》等。


【目录】

目录

作者序

部……求 索

1 多次被收养(1898~1913)

周的童年始终在不寻常地变换着——身躯从中国的沃土中心移到了冰天雪地的北方,情感上当他还是个婴儿时便从他的生身父母那里被送给了他的养父母……

2 就学津门(1913~1917)

周在南开的4年奠定了他后来所坚持的学术风纪的方向,使他明白了自己该做些什么,而正是这一缘故,加之他与许多人结下并持续了多年的友谊,周总是带着怀旧的情感来回顾南开中学的往事……

3 东渡日本(1917~1919)

周在日本旅居了18个月之后,离开了日本。在那里他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所以也没有什么值得表现的东西。他能带走的是他对所读过的书的记忆和在河上肇博士创办的杂志中所了解到的对他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主义理论。

4 身陷囹圄(1919~1920)

“五四”运动时期,先是周主办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遭禁;后来,他又在一次示威抗议中被逮捕入狱。严酷的现实却令周深刻地体会到:今后的救国道路,只有深入劳工群众,依靠劳动阶级,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改造旧的中国。

5 留学法国(1920~1924)

在欧洲度过的3年半时光,使周恩来得以信奉马克思主义,并使他本人完全同这个主义相融合了。所有这些,加上他在巴黎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地位的逐渐提高,为他今后在国内的政治生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第二部……奋 斗/103

6 革命婚姻(1924~1925)

在那个婚姻由父母包办的年代里,周和邓彼此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自愿的、充满热情的、不受他人支配的选择。他们的婚姻被证明是中国夫妻生活中成功、忠诚、持久、有说服力的婚姻。

7 占领上海(1925~1927)

周没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对工人阶级也不太了解,而且既无起义指南,又无苏联顾问的指点。武装起义完全是他自己智慧的结晶。但是,周仍然低估了蒋的对抗性。在他的头脑中,他似乎以为起义失败是运气不佳或同蒋关系疏远所致。然而,他没有在自责上浪费时间,而是忙于第三次也是后一次上海起义。

8 南昌起义(1927)

以周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这一次未等莫斯科同意,就做出决定发动南昌起义。尽管南昌起义失败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在南方变得成熟了,因此8月1日被中国共产党确定为红军诞辰日,并受到纪念。作为军队的缔造者,周受到了人们的拥护。同时,他也因终于领导共产党摆脱了在国民党内的寄人篱下的生活走向独立而受到赞扬。

9 重获信任(1928~1930)

莫斯科的热烈欢迎使周心旷神怡。有位同志回忆说:“斯大林对他极为欣赏,赞扬了他在解决军事问题和情报工作方面不断取得的成绩,高度评价了他的能力和政治眼光。”他同负责中国事务的新的克里姆林宫负责人帕费尔·米夫也相处得很融洽。

10 技高一筹(1931~1934)

国民党开始第四次反共“围剿”时,周对军事政策的支配权似乎更加巩固了。红军的组织也更加标准化和合理化。对周在这次战役中的军事成就,李德后来的评价是“值得称赞”。李德还注意到,重要的军事决定是由周做出的。

11 长征路上(1934~1936)

周恩来放弃了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破碎梦想,于1934年开始了具有战略意义的红军大撤退。这一壮举成了举世闻名的长征。除了避开敌人外,红军没有既定的目标。周抛弃一块跟比利时一样大的根据地,开始了长达一年之久的远征,相当于从伦敦徒步到东京,或从纽约到里约热内卢。

12 虎落陷阱(1936~1940)

出乎人们的意料,周的死敌、曾经几次差点儿抓到周、并且悬赏8万大洋要周的头的蒋介石居然落到了周的手中。这一不寻常的捉拿上司蒋委员长的兵变是中国东北军在少帅张学良的领导下执行的。由于得到张学良的信任,周实际上成了蒋介石的主宰者,掌握着他的命运。

13 猪变成鸭(1940~1943)

周在谈判方面的才能要胜过党内其他同事,不论是同国民党谈判,还是同外国人谈判,都是如此。他深谙国际事务,和政府官员关系较好,英语流利,性格又特别适合这类工作。许多共产党人是带着一种要争吵的架势来到谈判桌的,但周却保持着一种适当的理智。

14 赢得胜利(1943~1949)

周和他的伙伴将坐到北京皇帝的皇座上去宣布一种全新的主义。它包括这样一个目标,要把中国社会从迷信精英统治转变为真正的社会民主。经过一生的革命,周在51岁时开始正式执政。

第三部……开国总理/275

15 蓝色睡衣(1949~1952)

周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后,于1950年前往莫斯科,他带去一飞机的专家和一套新的蓝方格法兰绒睡衣。尽管它渐渐褪了色并打满补丁,但他一直穿着这套睡衣,甚至后来出国访问时也带着它,直到他去世那一天。

16 国际舞台(1953~1955)

周恩来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位新人物。人们到处询问,这位在共产主义世界中执掌如此大权的不知名的中国总理是谁?随后周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显著成就接连震撼了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加深了外部世界要更好地了解他的愿望。

17 百花齐放(1956~1958)

周一直由于讲话太诚实而受到国内反对者的抵制,在党内的地位骤然下降。到1957年年底,他由于反“冒进”而不得不做检讨。至此,在“整风运动”和“百花齐放”运动中及在经济上,他都是属于失势的那一方。

18 拨乱反正(1959~1961)

周选择了强调中国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必要性的做法。他所做的关于“大跃进”的报告,很清楚地反映了他准备做出的判断。这一报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是专家治国论者们对一个迅速实现共产主义的试验的评价,这一试验可能引起全世界的关注,终也给中国带来了一点进步。

19 非洲之行(1962~1965)

周与外交部部长陈毅于1963年率团访问了13个第三世界的亚非国家。这次出访的目的是使第三世界的舆论同苏联脱钩,并说服这些国家投向中国一边。周还希望推销一个新奇的概念,即中国的援助比西方的援助更为可取,因为中国专家愿意按第三世界的生活标准生活。

20 “文革”之初(1966~1967)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周恩来被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或是选择当一个殉道者,或是做一个跟不上步伐的合作者。很明显,这个运动越过了此前与其他人共同商定的界限。在周看来,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是错误的,是与社会主义的概念相对立的。

21 “文革”受困(1967~1968)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其中一个损失是它拖垮了周恩来。周恩来再也没能恢复他往日的活力。在生命的后7年,他本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大获成功,但他却过得相当平凡,主要忙于补救“文革”造成的损失,同时还要为自己在“文革”中造成的政治地位变动争得一席之地。

22 握手言和(1969~1976)

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成为个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诱使一个世界上有权力的政治领导人,同时也是一个长期以来对中国共产主义怀有深仇大恨的国家的元首来中国进行官方访问,并与中国领导人就悬而未决的双边问题进行谈判,这是周恩来长期外交生涯中辉煌的成就。甚至周自己也用同样夸张的语言把它称为国际关系中令人高兴的一个突破。

尾声

结束语


【书摘与插画】

精彩书摘

15 蓝色睡衣(1949~1952)

周恩来毕生奔波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中,常常是没有一只属于他自己的皮箱。现在,他却成了一名他的家庭一直希望他日后成为的达官贵人。但是,中国以往从未见过这样一位达官贵人。今后26年里,周恩来将生活在北京,处理一些棘手的任务,这些任务不仅仅是四处奔波,而且要从根本上改造这个世界上的国家。在他生命的剩余时间里,他为这一非凡的目标而执着地工作着,并因此而闻名于中国的每一个城镇乡村和世界各大洲。他在战争方面炉火纯青的才干有助于他在和平时期对行政工作的领导;他号召数百万人民揭竿而起的声音,现在得用来号召人民服从政府的管理。

件要做的重大事情是为中国崭新的共产党政府和国家创造各种组织机构。1949年6月,周恩来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上当选为副主任,领导制定一部临时宪法。新政协后来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周恩来为之奋斗一年而取得的成果,它把从国民党里分裂出来的小派别及流亡香港的各政治团体的领袖聚集在一个松散的协商机构里,以便消除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对创建一个红色政权的计划所抱有的敌对与怀疑态度。在筹建新国家的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同样草拟了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则,非共产党国家应该承认新中国具有自己的内政主权,正式给予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资格。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周恩来与他的党内同僚站在北京天安门(天国和平之门)高耸的城楼上。历史上那些携带贡品的使节正是通过这道绯红色缀满黄铜钉的城门,对帝王那漆满黄色的御座屈膝称臣的。

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内阁)总理,同时兼任外交部部长。从这个时刻起,世界逐渐知道了他是周恩来—周总理。他使对立双方互为妥协的技巧为他赢得了—用老一代的美誉来形容—“太和首揆”的绰号。在政务院就计划兴建新建筑物就要拆除阻碍北京交通的古建筑问题而展开的著名辩论中,周恩来机敏地回忆起一首古诗,从而打破了僵局。在他父亲乞灵恩赐后的50年,他的名字恩来中的“恩赐”终于来到了。

作为总理,周恩来的日常工作是连续不断地办公,其间穿插着各种会议。除因少有的两三次疾病或操劳过度而短期间断外,在他生命的剩余时间里这种情况从未中止过。他开创了一种无人能够匹敌的步调,令人惊讶地参加频繁活动,每周召开各种内阁会议,并向会议做无数报告,而其细节又分毫不差。此外,他几乎每年都要到许多不同的国家访问,正像法国政治家特雷兰德提到的那样,他“扮演着黎塞留的角色”。

为了遵循政治有赖于意见一致的这一中国传统,周恩来花费大量时间征求各种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不仅包括党内同志们的,而且包括在官僚机构与整个国家范围内工作的党外人士和一些利益集团的观点。有一次,他在一个重要的党的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的讲话稿连续修改了不下20次。一位来访者曾经问他,中国领导人是否就政策进行辩论。周恩来肯定地回答道:“我们不断地辩论,我们对一切事情都辩论。”也许,他后来对他的激动情绪曾感到抱歉。

对那些敦促他休息的朋友,周恩来会说,他承担大量日常工作是应该的,这可以给留出时间来考虑一些重大的问题。像那样,他仍然保持着夜间工作的习惯,常常每天工作20小时。他一般是从早上9点睡到中午,以及在乘车时打打瞌睡补充一下。他的妻子绝望地说:“我已经放弃了要他多睡一会儿的打算。”如果他的确感到累了时,他就在前额上擦点清凉油。他的公文包里总备有一盒这种油。

周恩来不但没有被这种日常工作压垮,反而保持着活力。据一位美国记者报道,在平静时刻,他表情拘谨,沉闷不悦;但是据另一位记者说,一旦他放松时,他又变得生气勃勃,变化万千,好像是他在一个令人难忘的会谈中,充当了所有的角色。一位欧洲女作家发现,他目光炯炯,闪烁迅速。眼睛是他令人惊异的特征。每个人都感到他是令人不可抗拒的。周恩来与他的党内高级同僚们选择了中国帝王的紫禁城旁边一块静谧的地方住下来。它位于南海公园里面,人们称之为中南海。在这极为清静的地方,硕大的雪松和松树环绕着墙院,周恩来和邓颖超过着他们的家庭生活。在他刚到来的时候,他的新居显露出年久失修的样子,墙壁乌黑,房柱破裂,地面潮湿,窗户千疮百孔。天气寒冷时,他们不得不用报纸来裱糊挡风。

周恩来经常阻挡那些建筑工与油漆工对房屋进行整修。因此,他的工作人员只好趁他出国访问之际做一些必要的修缮。一次,周恩来回来时漠然凝视着他不在家时安装的新窗帘,命令物还原样。周恩来同样不让他们换掉毗邻一座车库里的一根破裂的房梁。他说,在中国目前的贫困状态下,资源应更好地用在其他方面,如果继续使用,这根房梁肯定还会支撑几年。

与此类似,据说周恩来的工作地外交部小礼堂的通风设备不足。因此,在专家的建议下,有人决定更修房顶。“这是谁的命令?”周恩来听后问道,“这座礼堂比我们在延安居住的窑洞要好得多……只要我是总理,你们就不能改变这座礼堂。”

有关周恩来日常生活方面的诸如此类的故事还流传着很多,他在花钱方面的吝啬是出了名的,甚至在衣食上也是如此。据说,当他后用坏了一条脸巾时,他又用它做了一段时间擦手巾;当它擦得不能再用时,他又用它来擦鞋。据称,那双在他去世后展出的打满补丁的袜子,竟令人难以置信地穿了30年,从他做总理之前一直到他逝世为止。一次,他与另一国总理闲谈时,伸出磨损的外衣袖子,举例说明中国产品质量差,这使在场的中国外贸部长感到极为窘迫。

然而,周恩来并非什么都简朴,他喜欢他爱吃的各种食品,如多刺但味美鲜嫩的鲫鱼、鱼和面条,等等。但是,他桌上的谷类食物必须是未经细加工的杂粮。从而,身为总理,他树立了一个榜样,而许多低级官员却忽视这些方面。根据一个报道,50年代初期周恩来的月薪只有135美元。许多官员靠着各种酬劳来增加他们的收入,例如书籍的稿费。但是,周恩来却拒收人民出版社付给他这样的酬金。他秉公行事,甚至在支付因公购买的物品和所需服务项目时,他都公私分明。一个星期天,他因出国访问而走进一家照相馆照相时,他要求开两张单张的发票,一张交给他的办公室,另一张留下,由自己支付个人用的几张照片。有一次,在庐山的官方会议期间,他发现他的房间没有遮挡窗外走廊的窗帘,便自己掏钱安装了一个。

他总是拒绝他的东道主、朋友和钦佩者们赠送的传统礼物,使他们久而久之不得不对此也感到习惯。他故乡的共产党官员曾试图通过向北京寄送当地精美的土产来对他们这位著名的同乡表示敬意。周恩来将它们捆好,并直率地附上一份国务院关于禁止收受各种礼品的守则,一起寄了回去。北京饭店的厨师送了半磅花生油以取悦他,周恩来将东西退了回去,并以中学校长的语气说,应先供外国人用,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无论如何也需要更多的花生油。中国政府领导人过去从未这样做过。

在重庆,周恩来常常关照他的司机,尽量带他参加社会上邀请的各种宴会。作为总理,他仍然如此,继续对在他手下的工作人员表示关心。

他在北京的主要事迹之一是支持一名士兵的权利。这位士兵勇敢地要求查问一名在暴怒之下打过他的高级领导成员的身份。在一次修面时,周恩来突然咳嗽起来,结果理发师刮破了他的下巴。周恩来看到他那惶恐的样子,迅速道歉说:“我本该在咳嗽前先给你打声招呼。”或许,感人的故事是他对一名警卫战士的关心爱护。当时,这位警卫战士正在周下榻的海滨寓所外站岗。突然,大雨倾盆而下,周恩来的妻子撑着雨伞,腋下夹着件东西冲了出来。

“总理送给你这件雨衣,”她说,“穿上它,他提醒你打闪时不要站在树下。”

战士们记忆犹新的,是他们在岗上向他敬礼时,他走上前来握住他们的手说:“我们是在一起的同志,不要向我敬礼。”或许,对一位西方读者来说,这样的故事听起来似乎令人厌烦,会使人想起一个地位不稳的人,为了使自己更受爱戴而做出的种种努力。但是,周恩来的地位并不是不牢靠,而且由于这种生活作风使他享有盛名,其中主要的动机是深刻和认真的,即要打破旧的高人一等的政体模式。这是次有人在公共生活中以真诚民主的方式来严格认真地按照秩序办事。然而,正如后来的事情所证明的那样,中国社会顽固地抵制这种改革。周恩来的许多努力都成了过眼烟云。但是,他是党内同志中尽力尝试将平等主义带到中国上层生活里来的人,这就是他受到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人喜爱与尊敬的原因。这些非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有中国大陆的,甚至还包括台湾、香港地区和在其他国家的中国人。

新总理有他自己的乐趣,尽管他的妻子由于健康不佳不常陪他出席各种聚会,但50年代初期人们常看到他们在北京饭店的舞厅一起跳舞。这种行为曾被认为是非革命的。在一次没完没了地等待一批次要的外国领导人的时候,我曾看到周总理频繁地用脚尖脚跟磕打着北京机场的柏油路面,仿佛他要在地面翩翩起舞似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指责周恩来包庇一家俱乐部。在这个俱乐部里,有漂亮的舞伴,麻将可以打到半夜。周恩来同样爱看电影,他爱看的影片是卓别林的《大独裁者》,邓颖超证实说:“不管他有多忙,他都不会放弃打乒乓球。”

一次,一个外国来访者问他的茅台酒量有多大。茅台是宴会上使用的一种烈性中国酒,也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部分。总理不醉酒吗?“ 噢,不,我也是人,我妻子总嘱咐我不要多喝。但是我必须把它作为我的部分工作来做。如果酒喝多了,我就到盥洗室去,把手插进喉咙里,让它吐出来,然后我带着一杯水出来,像以前那样继续碰杯。”他对他的一位官员吐露,喝茅台的诀窍是像喝伏特加那样将它一饮而尽,不要让它沾到舌头和嘴唇上。

他竭力阻止任何努力来修复他的故居,因为过于殷勤的当地官员屡次要求这样做。他多次指示淮安县委将故居拆掉。据他逝世后的报道说:“但是,考虑到人民对总理的爱戴,县委没有将房屋拆毁。”据另一项报道,周恩来就他的旧居对同乡提了三项要求:“,不要让人参观;第二,不要让在那里居住的人搬迁;第三,不到不得已的情况不要修缮。”

尽管他家不再在那里居住,但是他的亲戚继续让他感到麻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有个侄子在北京读书,毕业后留在那里工作。10年里,他忠实地遵从伯父的嘱咐,未向任何人透露自己与总理的血缘关系,当他因功入党而不得不因此透露他的近亲家属的名字时,他身边的人才惊异地次得知他竟是周恩来的侄子。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但是,后来这个侄子与一位淮安姑娘结了婚,因此地方官员想通过安排把姑娘调到北京来工作。这是一项干部结婚的极为平常的安排。然而,当他们对周恩来提及此事时,他责问道,如果必须安排他们住在一起,为什么调动妻子而不是调动丈夫?因此,后来这对夫妇很失望地发现,他们是在淮安的一个小镇里工作,而不是在全国的首都。周恩来做出非同寻常的努力,让他的亲戚尽可能地远离北京居住,确保不给他造成潜在的麻烦,就像我们稍后可以看到的他侄女的情况那样。

自然,妇女权利是周恩来热忱改革的事项之一。他对上海的一个妇女组织说:“家庭是很重要的。你们不要看不起家务工作。不管怎么说,你们每个人都负责一个一人政府。你们每个人都管理着你们家庭的内政部和外交部。还有谁的工作比这还重要?”也许一位西方读者又会对此感到厌烦。但是,中国男人仍然习惯于看不起妇女。因此,这种领导是需要的。妇女权利是周恩来领导下共产党取得的成就之一。正如他在学生时代对邓颖超的行为预示的那样。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