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此书*的亮点有三：一、这是一部“为读者”的诚意之作，易读易懂易接受。全书以口述体写成，明快练达，节制使用术语，力避艰深理论，虽普通读者也可无障碍阅读；叙事说理皆以人性和常识为据，不穿凿附会，不故弄玄虚，使读者畅享思想探幽之乐，而免受云山雾罩之扰；不人云亦云，不顾左右而言其他，一字一词皆直抒胸臆，虽做道德文章，却无腐儒气与说教气，符合年轻读者的阅读口味，易被接受而化诗书为气华。二、内容鲜活泼辣，言人所未言，金句迭出，新颖而有力。“孔子也不是什么儒家，孔子就是孔子，是个孤独者。”“纣王*后失败了，败了就败了，自己穿得工工整整，纵火自焚，与项羽一样，蛮有骨气的！”一句话足以开人眼界，一句话就能重塑认知。三、以历史的长镜头，扫描典型个体生命，拼凑出华夏文明演进的动态图景，统观可拓宽眼界、澡雪精神，缕析可增长知识、锻炼思维。
【内容简介】
全书以讲稿形式呈现，共六讲，六个角度剖析《史记》文本。继而以此为引，一路引向史迁其人——他的品、他的思、他的志、他“伟大而孤独的心灵”；一路引向《史记》其作，掸去历史积尘，凸显其作为心灵史、英雄史、文明史、当代史、谏书的本质和价值。在此基础上，作者一气化三清：化身“人性”战士，请文王武帝下神坛，拉纣王始皇出鬼域，寻回了周公孔子的凡胎肉体，还华夏族一部“人”的历史；化身孤独心灵的知音，前追孔子项羽，后携木心尼采，回应司马迁那回响千年的孤绝心声；化身解牛庖丁，持史迁所铸英雄观与正义观两把牛刀，游刃于华夏文明演进的历史长河，解离个性与教化、权力与道德、制度与正义的真相与纠葛。
【媒体评论】
复盘历史不但要有史料、史观和史识，还要有血性，这就是赵明这本书给我的启示。——易中天
鲁迅说，读中国历史，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但字缝里却只有两个字：“吃人”；然而，他却盛赞司马迁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为什么？读一读赵明君的《历史与正义》，你或许会恍然大悟。——邓晓芒
【目录】
序 言 001整部《史记》中，没有些微神的身影，记叙的全是人事。因为神的缺席，史迁记叙的中国正义独具意蕴，别有一番滋味弥漫于字里行间。
*讲 立法者的精神气象 011史迁期待的是，在立法者创立的制度秩序中，个体生命能够涵养阳刚的精神气质，而荡涤源于生命欲望的阴柔之气。用尼采的话说，是主人道德，而非奴隶道德，为人们的生活世界立法。
第二讲 “五帝”的政治德行 072史迁是史家，他告诉我们的是，政治技艺才是古今之变的关键，而政治技艺所带来的精神性、品质性的东西可以称为政治德行。换句话说，没有离开政治技艺的政治德行。
第三讲 “三代”的政治技艺 113三代之王道政治，从*初的制度层面，过渡到关涉道德精神的政治理想层面，一变而为宋儒的精神信仰、道德担当，*后竟成修辞学。大体流变即是如此。
第四讲 秦始皇与帝制的开创 160秦始皇或许没想对儒生那么狠，只希望他们暂时装一下糊涂，稍微给自己一点时间，别逼得太紧了。凡事不要一来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唱高调，要先弄清历史原委。这当然不是说秦始皇杀人就对，可这个世界毕竟不是天堂。
第五讲 侠客与历史正义 201“士为知己者死”，一定不是单相思，而是一种氛围，好像所有的人都被这种氛围感染，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质，所谓春秋大义。士遇知己，不是偶然遭遇，而是时代的必然结局。在中国历史上，也只有那个时代才有如此的精神氛围。
第六讲 孔子的文化英雄形象 294孔子时时怀抱希望，处处遭遇失望，始终不肯绝望。他是流浪的君子，始终行进在精神的旅途中，“弦歌讲诵不绝”。他脚踏大地，仰望星空，时而获得对抗孤独的力量，每每更加孤独。这是一种伟大的孤独，一种深邃的孤独。孔子宁愿孤独；孔子拥抱孤独，呵护孤独。
后 记 34120 世纪80 年代初，大学校园弥漫着诗意，人文气息浓厚。我被严重感染，竟做起作家梦来了，写诗作文，且数次投稿。结果竟是无一字发表，失望得很。于是，请教杨师义银先生如何写好文章，杨师的回答很简洁：没有别的办法，多读《史记》吧！
【前言】
阅读《史记》多年，我虽自觉有话可说，却一直保持沉默，没人知道《史记》是我的*爱。直到有一天，我确信史家司马迁是自杀的，而且，他在毅然决然地告别尘世时笃信，《史记》必定使其永生，我才打破了沉默，开始讲述史迁及其作品。
一位不曾谋面的年轻却资深的编辑向我提议，将近年来讲述《史记》的录音整理成书。我信任他的判断，挑选、改定了这六讲，取名《历史与正义》，期盼与读者一道倾听史迁的诉说。
正义是形而上的人类信念。无论人们如何界定正义，它都关涉人世间秩序创立的伦理品质，关涉立法者的精神气象，关涉个体的生存质量与尊严，关涉人心世故和文明形态转换的价值评判。史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毫无疑问，他要追寻的正是中国正义及其真相；格局却是人类的、世界的。
史迁洞察帝国制序创立的秦汉时代，判定无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展示出的立法者的精神气象，要么是暴戾的，要么是阴柔的，都呈现出奴隶道德的伦理特质。他拒绝大而无当的空言，冷峻地打量自“五帝”时代以降，中经“三代”，迄至他置身其间的当朝的文明演进史，藏温情于骨中，倾力打捞在此演进历程中闪耀过的生命的个性与岁月的辉煌，倾情刻画那些凝固于重大历史事件中富于个性和德行的多姿多彩的生命形象，倾心揭露文明形态转换过程中那些掩埋和扼杀生命力的制序的阴柔、狠毒与暴虐品性。因此，“述往思来”的《史记》展呈给人们的，是一幅融漫长久远的时间与寥廓深邃的空间为一体的史诗画卷。
漫游于历史长河中的史迁心灵异乎寻常地敏锐。在冷酷而阴森的现实中，他孤独地拥抱着、温暖着那一座座指向正义的生命路标。他用文字书写、传承下来的有关文明的历史记忆，既有与真的相拥，也有与假的揖别，既有与善的相亲，也有与恶的抗争，既有与美的相融，也有与丑的疏离。正义的信念，林林总总的一切，尽管错综复杂，却又错落有致，尽管跌宕起伏，却又雍容大度，正所谓“无韵之离骚”。史迁是绝望的，文字却极富灵性，永久地散发出启示未来的灵光。
我敬仰形而上学，却又始终信赖并畅游于文学空间。抽象地规范性演绎并表达的现代学术，让语言丧家了，让个性流亡了。而《史记》是融文史哲为一体的生命悲歌。在我看来，缺乏生命感的任何正义学说，充其量都不过是精致得让人眩惑的文字游戏罢了。因此，正义为怀，而说事品人，将严肃的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融化于鲜活的生命气息之中，是我在讲述《史记》时，所要努力追求的言说风格。
说到史迁的生平，可靠文献只有两种，一是《太史公自序》，一是《报任安书》。班固就是据之而编撰《司马迁传》的。这两份文献均出自史迁本人，假如史迁对其个人的生平十分看重，他完全可以在《太史公自序》中记述得清清楚楚，可他偏偏语焉不详；写给朋友任安的书信分明是份绝命书，却依然被后世学人视为悬案，而引发了诸多学术考辨和推算。
其实，史迁的生平是自觉地成就不朽的生命历程。当他痛苦而绝望地接受宫刑，含悲忍辱，继续其作品创作的时候，就已经彻底实现了心灵的升华——“以不死而殉道”，凭借常人难以想象的激情和坚毅，冷峻地掀开包裹血腥而丑陋的人心世故的虚幻的道德面纱，敞开从“三代”王权到秦汉皇权的权力真相，拨开掩埋个性化生命色彩的滚滚历史风尘，因此而超越了肉身经受过的一切磨难与屈辱。《太史公自序》中一句“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既融合了时空，又超越了时空，只诗意地保留了对尘土的记忆——那是必定朽坏的肉身的归宿；《报任安书》则是圣洁灵魂的*后表白，个人不朽的问题已然转换成了关涉生命意义的哲学问题。
史迁不是在任何宗教意义上转换个人不朽问题的。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史记》是一部英雄史。因此，我在收入本书的开篇与结尾两讲中，重点讲述了战争英雄项羽和文化英雄孔子。其实，英雄的命运是贯穿本书的思想线索。
英雄的内涵是什么？这是在我的讲座现场，曾有点评嘉宾提出的严肃问题。提问者以生活于19 世纪的苏格兰人托马斯• 卡莱尔著名的英雄观为参照，对我关于孔子作为文化英雄的讲述进行了质疑和批评。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这位经营语言迷宫的文学大师，却在其《序言集以及序言之序言》一书中，异常简洁而清晰地概述了卡莱尔的英雄观。尽管卡莱尔留给世人的是*悲观主义和无神论者的形象，博尔赫斯则洞见了其固执的加尔文主义者之精神基调和底色。正当西方民主运动凯歌行进时，卡莱尔令人震惊地指出，民主是因为找不到能领导人们的英雄而绝望的表现，不过是一场带有选举箱的混乱罢了。这种政治理论极容易让当代人联想到20 世纪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纳粹主义。
卡莱尔的英雄观集中表达在其《论英雄和英雄崇拜》一书中，这是一部由六篇讲演稿组成的书。穆罕默德将阿拉伯人推向了一场迄今尚未平息下来的战争之中，卡莱尔的六场讲演源于他当时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如果没有穆罕默德，阿拉伯人将会怎么样？他并非就事论事，而是企图系统地阐述自己的历史观。而在此之前出版的《旧衣新裁》一书中，他就已经提出：世界历史是圣典，是本《福音书》，伟大的人物就是圣典的神经中枢，是福音的缔造者。在演讲中，卡莱尔满怀激情与自信，且不乏真诚地说道：“世界历史以及对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作所为的描述，实际上是对那些曾在同一时代工作过的大人物的描述。他们是人类的首领，是塑造者，是榜样。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是他们创造了人类的事业并取得了成就。”他甚至直截了当地宣称：“世界历史是大人物的传记。”在卡莱尔的历史观中，英雄无疑是世界历史的原因。
史迁的英雄观与卡莱尔的英雄观显然大相径庭。在卡莱尔的作品中，数量极少的英雄近乎半神，绝非凡胎肉身，统治那无穷尽的注定下地狱的下等人，乃是其神圣的使命。可在史迁的英雄谱中，有帝王将相，有谋士客卿，有文人骚客，有刺客游侠，有商贩工匠，有江湖郎中，有赘婿倡优，有日者卜筮，不分男女老少，无论庙堂江湖，各色人等共存，且不以成败论英雄。而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压根儿不构成史迁的叙述结构，史迁极其厌恶作为伦理和政治秩序的等级制度。
博尔赫斯没忘记告诉人们，卡莱尔心中一样刻有正义的尺度，且认为历史与正义相交织。只不过正义做出的评判是，谁值得胜利谁就能获胜。依据这条定理，直至滑铁卢的那天早上，拿破仑的事业都是不可怀疑的，但是到晚上十点就变成非正义和可憎的了。这是十足的黑色幽默。
在史迁的历史观中，英雄其实就是生命力和个性化的代名词。个体生命能否有条件涵养阳刚的、个性化的精神气质，有尊严的生与死，是史迁评判一切伦理和制度秩序是否正义的关键准则。在《史记》中，正义意味着个体生命实现其价值和尊严的无限可能性；英雄之为英雄就在于，他有勇气和智慧追求并实现了某种可能性，从而让人类世界生机盎然，丰富多彩。
史迁的英雄观让人鄙夷卡莱尔的英雄观，但因其思想本身的个性，仍可纳入史迁的英雄谱。不是吗？博尔赫斯告诉我们，1833 年8 月，年轻的美国作家爱默生拜访了卡莱尔夫妇，卡莱尔当时正在评注他认为是“连接两个新旧世界*桥梁”的吉本的史著；十多年后，爱默生出版了在思想方向上与卡莱尔完全不同的演讲集，取名为《代表性历史人物》。他视英雄为人类实现自身可能性的*榜样，而这些可能性存在于每个人身上，他举例说，品达证明了自己写诗的能力，斯维登堡或普罗提诺证明了自己能够进入迷醉状态。或许是针对自己不赞同但尊重的卡莱尔的思想个性，爱默生说：“在所有的天才著作中，我们都可以找到曾经属于我们自己但被我们拒绝的思想。这些思想带着异国他乡的庄严又回到我们身边。”他甚至认为：“世界上浩瀚如海的书籍都是一个人编写的，书中的主要内容是那么地统一，使人无法否认这些书出自一位博学多才无所不知的先生手笔。”
爱默生与史迁应属同道，他所称道的这位“先生”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就是存在于每个人身上的无限可能性；他所谓的那个“统一”其实就是人类的正义信念，就是世界的良知。
也正是通过“书籍”，史迁完成了个人不朽问题的转换，在遭遇宫刑之后，他喟然而叹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尽管身体遭摧残，内心亦伤痕累累，他仍要忍辱负重地完成自己书写的使命，为后世保存一份关于中国正义的记忆。这无疑展示了他自己的个性，实现了存在于他自身的可能性。史迁自信地将自己写入了英雄谱，成就了《史记》的*后篇章。
无疑地，史迁与《史记》因为正义而永生。史迁求“成一家之言”，已是哲人。他是语言大师，擅长修辞，却不炫耀此技，而守实录之史德，求真意志牵引着他，以语言为剑，刺破权力的道德谎言，唯求个性化的生命力之再生。后世史家与之无可相比者，正在于此。
我曾两次游历坐落于韩城的汉太史司马祠，并登临华山之巅，不是为了运气式地发现有关史迁生平的什么线索，而是为了怀想这一孤绝的高贵灵魂，凭吊这一视死如归的伟岸人格。游历中，我的心绪如深秋般宁静，阅读《报任安书》时涌出的尖锐刺痛暂时逃逸了，犹如天宇般邈廓的文学世界洞开了心底。我仿佛走进了囚禁史迁的蚕室，那里黑暗而光亮，正义与邪恶两股力量较量着，破壁而出，弥散于天地间。《史记》中那一个又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竟然不断地涌现于脑海，是他们让我确信，个性化的生命必定不顾重重险阻，披荆斩棘，不断拓展、延伸中国正义的历史行程。
博尔赫斯评论说：“卡莱尔是一位浪漫型作家，具有平民的嗜好和品行。爱默生是一位绅士，一位古典型作家。”史迁不是一位“古典型”作家，他是一位高贵的古典作家。不同于西方古典史诗和古代史书，整部《史记》中，没有些微神的身影，记叙的全是人事。因为神的缺席，史迁记叙的中国正义独具意蕴，别有一番滋味弥漫于字里行间。如果说，神的自信之所以有让凡人胆战心惊的力量，恰是因为凡人不能自信，那么，凡人一旦自信起来，造神本身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史迁笃信，正义之光源于人性，在灵魂深处燃烧，是人的精神的自我净化，进而净化世界，诚如《悲士不遇赋》所云：“使公于公者，彼我同兮；私于私者，自相悲兮。”
崇尚古典世界而敌基督的尼采曾谦逊言道：“只有在阅读爱默生的作品时我才感到自己的心与他如此贴近。我无权吹捧它们。”我在本书中数次提到尼采，且在*讲的*后如是说：“史迁与尼采的确是孤独相望千年的知音；在他们‘重估一切价值’的孤绝之思中，我仿佛看到了人类新文明的一抹‘朝霞’。”
我确信，史迁精神不死。瞧！他微笑着，静默着，灵魂在天际线上翩翩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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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中，三代本纪之后，是《秦本纪》《秦始皇本纪》，与此紧相关联的是《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和诸篇世家与列传。史迁的目的是要追究帝国政制究竟是怎么来的，应该说，这也是他“一家之言”的重要内涵。
史迁在写作上述诸篇时，总要提到一个人——孔子。《史记》的撰著参照了《秦史》和《春秋》，在交代史料来源时要提到孔子。更重要的理由是，孔子是君子之言、圣人之言的*重要的代表，孔子成了洞察、评判从三代礼乐文明秩序到帝国政制建构的标准和尺度。实际上，史迁是要告诉人们，孔子并不像董仲舒、公孙弘这些当朝儒生那样，高唱什么王道政治，他要把孔子从王道政治的合唱队中抽离出来。在《孔子世家》里，史迁把布衣孔子写得很清楚，这位至圣不仅是儒家之宗，更是百家之宗。也就是说，当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很可能是对孔子的扭曲。
《史记》至少有两大主题：一是战争与变法推动经验历史的演进；一是诸子百家的思想脉络。前者是物质的，后者是精神的；前者涉及帝国肉身，后者涉及帝国心灵。因此，在《史记》中有两个大立法者，作为这两大主题的象征与代表：一个是诸子百家之宗的孔子；一个是帝国政制的立法者秦始皇。
在写作技术上，《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完全可以压缩成一篇，用几句话交代嬴氏族的源起，重点记叙穆公、孝公与秦始皇，但史迁没有这样安排，可谓匠心独运。《秦始皇本纪》记述了一件大事，就是所谓的“焚书坑儒”，史迁只是详尽记叙了事件的起因和经过，不加评说。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面临着一个抉择：究竟是推行郡县制还是恢复分封制？在这个关键时刻，心灵的立法者与肉身的立法者相遇了，在象征意义上，孔子与始皇的纠结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心灵史特别强调记忆，必定回首过去；现实政制则需要遗忘，强调向前看，否则怎么变法改制？这是一场记忆与遗忘的冲突。就现下来看，遗忘一定要战胜记忆；就未来而言，记忆又常常超越遗忘。也就是说，孔子很可能是永恒的，秦始皇则可能昙花一现。
史迁不尚空言，他记叙历史，与当朝儒生显然异样。
秦始皇刻石立碑，说为了天下和平，一定要铲除战争的祸根；而人们凭借史书牢固记忆的那个东西，正是数百年战乱的根源。因此，遗忘一定要战胜记忆，哪怕消灭肉身。秦始皇当时有些无奈，先是收书，企图把记忆封存在国家图书馆里，可上缴图书的法定期限已过，仍有人私藏图书，他只好痛下杀手了。灭掉记忆这件事不容易做成，秦始皇很紧张——那时六国的残余势力都在暗中涌动，他能不紧张吗？杀人肯定是不对的，是残暴的。史迁憎恨残暴，不可能为秦始皇辩护，但史家必须实录事实——记忆与遗忘的对抗。现实政制一般都不允许回忆，它所允许的记忆是选择性的，史迁要告诉人们的正是这个事实。
公子扶苏和儒生素有交谊。他有与父皇不一样的看法：父亲让人不要记忆，而要遗忘；儿子却说，人们的记忆扎得太深了，一下子抠掉恐怕不好办，要慢慢来。这让父皇很生气，勃然大怒。秦始皇非常残暴，又是战争中过来的，没少杀人，再说儿子也多，可秦始皇没杀扶苏，只是将其贬出咸阳，派到北边蒙恬军里做监军。蒙恬此时正率领三十万大军重修长城。这哪里是处罚呀！扶苏的人缘可好了，与蒙恬的关系向来不错。看来，秦始皇太聪明了，他或许没想对儒生那么狠，只希望他们暂时装一下糊涂，稍微给自己一点时间，别逼得太紧了。史迁告诉我们，凡事不要一来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唱高调，要先弄清历史原委。这当然不是说秦始皇杀人就对，杀人永远都不对，就连在战争中杀人也不可谓对，可这个世界毕竟不是天堂。
一个肉身的立法者，一个心灵的立法者，很可能要打架的：肉身与心灵冲撞，欲望与理性对抗。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可能达到灵肉合一、内外和谐的生命状态。到了史迁的当代，情形又如何呢？他为什么要立“一家之言”呢？他看得很清楚，肉身与心灵的对抗到了他的当朝，结果是更为糟糕的焚书坑儒，只不过换了一批“儒”士而已。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达到灵肉一体、遗忘与记忆的平衡，不正是被儒生们骂得狗血喷头的秦始皇的招数吗？这又有什么高明之处呢？不也是要灭掉记忆或者有选择地强迫记忆吗？这两大主题，史迁写得很充实，其当朝所谓的平衡，仍然是偏执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