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推荐
【编辑推荐】

◎ ★重返战后的关键年代,一探现代世界新秩序的诞生。通过回顾1945年这一年世界局势的变化,深入世界各地上演的政权更迭,爬梳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一窥二战结束后的国际关系如何在各种冲突与妥协下牵动着各国人民的命运、各国人民对战争的心态的检讨回应,以及欧洲与亚洲各国在战后的变化改革。从美苏关系、中国的内战、欧洲势力重组、共产主义的壮大、美军对日本的接管、东南亚各国的独立,到和平主义的盛行、美式民主的扩散、联合国和国际犯罪司法系统等新机制的建立,我们所熟知的现代世界就此诞生。

★一个完整的战后、解放后世界的全景图,揭示胜利欢腾下满目疮痍的世界,如何从废墟中站起并回归“正常”。二战的结束带来的不只是胜利的欢腾与解放,更伴随着沦为废墟的城镇、饿殍遍野的场景,大幅衰减的人口,颠沛流离的生活,以及大范围的无情报复。这个世界要如何从废墟里站起来的?当数以百万计的人饿着肚子,一心只想报仇雪恨、血债血偿时,人类社会和“文明”又将何去何从?

★对二战后于残破中重生的世界有深刻的观察与省思,展现普通人有血有肉的生活状态。真实的人生是复杂的、正义的实现永远不是完美的,在这一“零年”,有些人只求温饱,另一些人冀望权力;有些人渴望复仇,另一些人努力遗忘;有些人试图重建家园,另一些人决定大力改革。在满目疮痍的世界中,1945年的人们挺过战争、饥荒、恐惧、清算等苦难,重新建立世界。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伊恩?柯肖、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倾力推荐。《纽约书评》《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金融时报》《纽约客》《史密森尼杂志》《经济观察报》等媒体佳评如潮。


【内容简介】

◎ 《零年》回顾了作为二战尾声的1945年世界局势所发生的变化。一个世界走到了尽头,另一个焕然一新且前途未卜的世界正徐徐拉开大幕。世界各地都在上演政权更迭,无论是亚洲,还是欧陆大地,均出现残酷的权力斗争和翻天覆地的变革。在这一过程中,诞生了我们所熟知的现代世界。

战争的结束带来了各地的解放与欢腾,但通过亲历者的眼睛,大范围的无情报复、遍地饥荒和百废待兴的窘境一览无遗。与此同时,欧洲势力重组,俄罗斯与东欧的共产实力壮大,中国发生内战,美军接管日本,东南亚各国从殖民解放转向威权统治,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预示着冷战的开端。而诸如联合国、国际犯罪司法系统、美式民主、欧盟等新机制的设置,形塑了20世纪下半叶的新世界。


【作者简介】

◎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曾任《远东经济评论》《旁观者》记者、《纽约书评》主编,现为纽约巴德学院保罗·威廉斯教席人权和新闻学教授。另著有《创造日本:1853—1964》《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日本之镜:日本文化中的英雄与恶人》等。荣获“伊拉斯谟奖”“肖伦斯特新闻奖”,并两度入选“全球*思想家”。


【媒体评论】

这本书的迷人之处在于,它既是历史事实,又引人充分遐想。它探究了历史中的暧昧之地,也显示作者着力要从昔日的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中摆脱出来。

——许知远

布鲁玛是历史学家、人道主义者。放眼世界,少有人能够把东方与西方连结起来讨论,他是其中的凤毛麟角。《零年》有种脚踏实地的宏伟壮丽。他书写一系列人类群相、发生在世界各角落的悲惨故事,笔法微言大义而发人省思,丢掉无关痛痒的细节与哲理辩论,着眼在1945年,人类受苦的维度、道德错乱的深度、*终诞生一线的希望……《零年》非常精彩,不只是因为这样的作品前所未见,也因为这本书集壮美与谦逊于一身。

——《华尔街日报》

《零年》书写的历史范围之大,铺天盖地,却没有牺牲事件的复杂性与议题探讨的深度。这本书写得很好、史料搜集得很深入,通篇收录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与精辟的政治情势分析。在无数书写二战历史的作品中,本书出类拔萃,给读者一个完整的战后、解放后世界的概览,不只写了欧洲,也涵盖亚洲地区。作者书写了发人深省的1945年:那一年,恐怖行为仍层出不穷,整个世界也从刚发生的恐怖中逐渐苏醒,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反思,我们要如何才不会重蹈覆辙。

——《纽约书评》

《零年》并无成为历史教科书的雄心,而是细致地展示了在这一“零年”中人们各种各样的生活状态,其中有些人的目标只是获得温饱、找到一个栖身之地,另一些则想着如何保住自己的地位;有些怀着复仇的渴望,另一些期待尽快洗白自己肮脏的历史;有些保持着重建家园的愿望,另一些则有着改变社会的雄心。许多年来,我们接触到的,大部分都是简单化、概念化的历史,读一读《零年》,可以让我们了解到真实的人生是复杂的、正义的实现永远不是完美的,更可以让我们从许许多多普通人身上,看到那是怎么样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一个满怀希望的年代。

——《经济观察报》

本书杰出地再现1945这个关键年代,其中的胜利与失败,混乱与羞辱。书中的主角是人民,而非某个国家。由布鲁玛来写《零年》再适合也不过,因为他非常熟悉欧洲与亚洲历史。本书的特色是处处流露的智能与大量的知识,兼顾了深刻的同理心与无庸置疑的公正性。作者父亲被送进德国劳改营的命运给他灵感,让他以个人经验出发书写;而在面对这些恐怖记忆的同时,作者用心理解当时的历史,他的努力实在令人赞叹。这是一本杰出的作品,写作风格精湛。

——《金与铁》作者弗里茨·斯特恩

1945年,二战终止,但也开启了一个新世界。原先被占领、摧毁的城市开始转型;被解放的人欢庆自由;有仇报仇;饥荒遍地;正义尚未伸张;士兵与难民归乡;有的苦难终结了,有的延续,有的甚至正要开始。布鲁玛是相当博学的学者,著述遍及宗教、民主、战争议题。他在这本书概述战后全球的转变,强调共通的主题:普天同庆、饥饿、复仇、归乡、重拾信心。虽然悲观的原因很多,但很多机制是在战后快速建立起来的,像是联合国、现代欧洲福利国、国际犯罪司法系统,在在也展现了无比的乐观心态。布鲁玛熟悉亚洲历史,也让这本书的观点更加国际化。但这是一个关于他父亲的故事,一个荷兰人在纳粹劳改营幸存,于1945年归乡的故事,这个故事主轴也串起整本书各个不同的面向,读来更为动人。

——《书目杂志》

布鲁玛细腻呈现了战争的面向与苦果。作者尖锐的行文风格,超越了旧智慧的窠臼。他*重要的洞见也许是,二战并不单纯是对立阵营的冲突而已。胜利的阵线之中,也有十恶不赦的坏人;而溃不成军的,也不只是纳粹。许多战争的前线(*着名的是南斯拉夫)更是腹背受敌;许多胜利带来的是冷酷无情的下场。感念那些以勇气、决心挺过1945年威胁的先人,数十年后能回归常态是这些人努力的成果。布鲁玛的《零年》向这批人的努力致上敬意。

——《经济学人》

深入钻研史料,全书结构严谨,行文优美,作者栩栩如生地描述了20世纪关键的一年,其恐惧、希望、幻想和接下来制造问题的始作俑者,历历在目。全书铿锵有力,是优秀的作品。

——《企鹅欧洲史·地狱之行》作者伊恩?柯肖爵士

《零年》是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伊恩?布鲁玛对这一年的记录不仅生动不仅生动、富有同情心,且扣人心弦。布鲁玛融合了几个重要的主题:伴随胜利而来的普天同庆和性解放,跟随战败而来的复仇清算,以及在这惨绝人寰的全面战争后,憧憬世界变得更和平、公义、人权更受到保障。书中的故事发生在世界各地,西起荷兰,东至日本,笔下男男女女的主人公皆是一般老百姓,他们拾起残破世界的碎片,为了后代子孙,重新建立这世界,我们都是他们的后人。布鲁玛在这部精彩壮阔的历史大作里,公平公正地评价了我们父执辈和父祖辈的努力。

——《以赛亚?伯林传》作者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

本书优雅、充满人道关怀。当今欧亚洲这一代人已经没有二战的记忆了,这本智能之书,用作者的词汇来说,会提醒大家“精神外科医师”的历史地位,这批政治家与斗士如何在残垣断瓦中重建了两个大陆。——《金融时报》

布鲁玛的这本书惊心动魄,迫使人们正视这个问题:许多现代的胜利和创伤,就是在这个惩罚、复仇、苦难、疗愈同时发生的关键年代扎根的。

——《史密森尼杂志》

对二战后于残破中重生的世界有深刻的观察与省思。布鲁玛生动描写了在欧亚一片废墟中,人类事务回归常态的*步。布鲁玛的观点深具权威,启发人心。

——《科克斯评论》

反映真实人类处境的1945年战后史。

——《纽约客》

伊恩?布鲁玛以荡气回肠的笔调,记述了二战*后几个月发生的惨剧、难以置信的残忍行为和不经大脑思考就付诸行动的事;还描写了和平降临后*初几个月,世人应对上述局面的经过。即便是快七十年前的事,读到一些段落,我仍感受到不能承受之痛,让人不忍卒读。布鲁玛的父亲是荷兰人,在纳粹柏林劳改营中奇迹幸存,躲过盟军的空袭,直到德国人投降后归乡;这本书也指出,邪恶力量所造成的恐惧还在,阴霾未曾全然退去。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布莱恩?乌尔库哈特爵士

在死伤无数的战争与大屠杀之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评论家曁史学家布鲁玛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全面探讨1945年的历史。全书由布鲁玛的个人故事谈起,这本书的写作灵感来自于他父亲在战时与战后的经历,布鲁玛敏锐的观察力,为读者打开认识战后世界的一扇窗。

——《野兽日报》
【目录】

导读 历史的暧昧角落/许知远

*部分 解放心态

*章 欢腾

第二章 饥饿

第三章 复仇

第二部分 清理废墟

第四章 回家

第五章 沥干毒药

第六章 法治

第三部分 绝不让历史重演

第七章 明媚、自信的早晨

第八章 教化野蛮人

第九章 同一个世界

跋 334

注释 337

鸣谢 355

索引 357


【免费在线读】

导读 历史的暧昧角落/许知远

大约十一年前,在香港的一家书店,我随手捡起一本《传教士与浪荡子》,它归属于“亚洲兴趣”(Asian Interest)一栏。

彼时的香港,殖民地的气息正在散去,但仍能轻易感受得到。在湾仔的六国酒店、在银行家穿梭的中环、还有旧中国银行上的“中国俱乐部”,你能感受到那个吉卜林、奥登与大班们眼中的香港。它是西方与东方交融的产物,前者是征服者,后者是承受者,充满了殖民地的异域风情。连Asian Interest这个图书分类名称都带有明显的这种痕迹,Asia是欧洲人创造的概念。

这本书是这种视角的延续吗?至少看起来,标题正是如此,封面也是如此,一个裸露双肩的东方女人显露出惊恐的表情。

“如今,比任何时刻,香港都感觉像一座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城市,它只有一个狂热的现在”,翻到其中《香港*后岁月》一章时,正读到这句话。文章写于1990年,他敏锐地捕捉到了香港的不安情绪,旧秩序正在退隐,但新秩序是什么?

我也被作者的叙述吸引,个人游记、新闻报道、文学批评、历史叙述、政治分析,毫无缝隙地交融在一起。他不仅捕捉住这稍纵即逝的时代情绪,还给予了这情绪以更大的历史框架。

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感受到作者对陈词滥调的逆反,他用追问、质询、嘲讽来对待所有程式化的判断,他既质疑西方眼中的东方主义,也怀疑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比如对于香港,他显然不同意这是一座纯粹的经济城市,他看到了这座城市更深的渴望:“去发展一个政治身份,人们必须有连续感,共同分享一个过去,更重要的是,分享一个他们可以为之负责的未来,他们作为公民、而非臣民。”

我买下了这本书,记住了作者的名字—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一个曾长期在亚洲生活的荷兰人,通晓包括日语与中文在内的六种文字。未曾料到,这本书也随即成为一种隐喻、一个指南,它开始缓慢却有力地塑造我的思考、写作与生活方式。

马尼拉、加尔各答、东京、首尔、台北……我去了他去过的地方,试图像他一样观察、交谈与书写。我也寻找到他的其他作品,从20世纪80年代的《面具背后》《上帝的尘埃》,到90年代的《罪孽的报应》《伏尔泰的椰子》,再到《坏分子》与《西方主义》,还有那本迷人的小说《中国情人》……

在某种意义上,他与奈保尔(V.S. Naipaul)、保罗·索鲁(Paul Theroux)、简·莫里斯(Jan Morris)一样,变成了我过去十年中反复阅读与模仿的对象。他们来自不同区域,年龄、性别不同,所关注的题材也不尽重合,却分享着相似的特质——都因个人身份的焦虑而获得了对外部更敏锐的观察,有某种局外人才有的洞见,都在极度个人视角与庞杂知识世界之间达成了微妙的平衡。

在他们中,布鲁玛或许是游历的地理与涉猎的知识*广的一位,在很多方面,他与16世纪的人文主义者或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更相似。他继承了他们对他人的文化与生活的广泛兴趣,除了知识、思想,更有对历史中模糊、暧昧、灰色的地带的兴趣。在他的很多作品中,情欲常占据着显著的位置,他也常把目光投向边缘人,这种诚实正是理解、接受、庆祝人类情感与思想的多样性的基本态度。

但在这多样性中,思想的清晰性与道德的严肃性,从未消失。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追溯德国与日本的战争罪责与社会记忆的著作《罪孽的报应》中的陈述:“世上没有危险民族,有的是危险的情境,这既不是自然法则或历史规律造成的,也不是民族性格使然,而是政治安排的结果。”

一些时候,1951年出生于荷兰海牙的伊恩·布鲁玛让我想起他的先辈伊拉斯谟。后者在16世纪开创了人文主义传统,倡导一种宽容、多元的价值观,他也是世界主义者的先驱,从不受困于具体的地域、语言与文化。布鲁玛不具这种开创性,却是冷战结束后涌现出的新的全球经验书写浪潮中的重要一员。2008年,他获颁伊拉斯谟奖,被认定是“新世界主义”的代表人物,“将知识与超越距离的担当结合在一起,以反映全世界的社会发展”。

2013年出版的《零年:1945》,既是布鲁玛一贯风格的延续,他为被不断论述的二战胜利带来了新视角,探索了那些常被忽略的角落;在结构上,还从他惯常的松散文集,变成了一本更有系统性的专著。

在西方读者熟知的叙事中,1945年是一个英雄主义、充满胜利感的年份——自由世界战胜了法西斯的挑战,是罗斯福、丘吉尔的光辉岁月,战后的世界新秩序由此建立起来。

布鲁玛却描绘了历史的另一些面貌。

他描述女人们—她们是法国的、德国的、日本的——对于到来的盟军士兵的强烈情欲,胜利者不仅意味着正义与力量,更是强烈的性感。而胜利不仅意味着旧秩序的崩溃,更是被压抑欲望的巨大释放。法国女小说家伯努瓦特·格鲁(Benoîte Groul)曾这样描述她与美国大兵情人的关系:“四年的敌占期和守了二十三年的贞操让我胃口大开……我狼吞虎咽地吃下两天前在华盛顿下的鸡蛋,嚼着在芝加哥罐装的午餐肉和四千英里以外成熟收割的玉米……战争可真是好东西。”这些来到欧洲的士兵也像是历史性的隐喻,作为解放力量与历史新动力的美国不可阻挡的诱惑,格鲁感慨被美国大兵压在身下就像跟整片大陆同床共寝,而你“无法拒绝一片大陆”。

被释放的不仅是情欲,也有饥饿感、报复欲。它们都带来了道德上的混乱。所有人都成为极度自私者,如德国作家伯尔所说的:“每个人掌握的只是属于自己的生活,以及任何落到他们手上的东西:煤炭、木头、书籍、建材。所有人都能理直气壮地指责别人偷窃。”

报复行为也随着这失序到来,那些昔日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们成了残酷的报复者。报复也常是盲目的,克拉科夫的犹太人即使在德国人的压力下幸存,却又遭遇了本地人新的攻击,而在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华人而不是入侵者日本人,常成为攻击对象。

让我尤其难忘的是大町的命运。1945年秋天,她是安东市7万多日本侨民中一员。对于这些带着希望与憧憬来到伪满洲国的日本人来说,这是个失败与惶恐的时刻。日本天皇已宣布战败,涌来的苏联红军则让他们忧惧不已——自1905年日俄战争以来,俄国人的残酷印象就根植于日本人心中。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大规模的强暴与混乱,日本侨民领袖决定成立一个“卡巴莱舞团”,它以歌舞表演的名义提供妓院式服务。

大町40岁出头,是个昔日的艺伎,她成为这个歌舞团的管理者。她招募一批日本女性,说服她们要为日本献身,牺牲自己来保持更大的群体的安全与尊严。据说,因为秉承“不问政治”的立场,对于所有客人一视同仁,使得歌舞团驻守的安宁饭店很快成为安东的避风港。光临的不仅有苏联人,还有日本退伍军官、新来的国民党军官、中共党员、昔日的汉奸……他们在此或寻欢作乐、或寻找情报。对于这个中朝边界的小城来说,一切都暧昧不明,日本人失败了,接下来的掌权者将是谁,它将给这群日本人带来什么样的命运?

这个例证恰好说明了这本书的迷人之处,它既是历史事实,又引人充分遐想。它探究了历史中的暧昧之地,也显示作者着力要从昔日的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中摆脱出来。

除去中日关系,他也写出印尼的苏加诺对于日本的暧昧态度,日本是入侵者,但也是某种解放者—它至少驱逐了上一个殖民者。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缅甸与越南,这些国家年轻的民族主义者都想在这混乱中重获对命运的自主权。1945年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图景,很多被压抑的故事值得重新去书写。

“这个世界是如何从废墟里站起来的?当数以百万计的人饿着肚子,一心只想报仇雪恨、血债血偿,又会发生什么?人类社会或‘文明’将何去何从?”布鲁玛在序言中写道。

对他来说,1945年代表着父辈的世界,“欧洲福利国家、联合国、美式民主、日本和平主义、欧盟”,都是父辈理想的产物。理解1945年,不仅是出于对于上一代人的天然兴趣,也是对此刻的回应。战后的世界秩序正在瓦解,而在过去几年中,他“见惯了寄托着推翻独裁者、建立新民主国家这一宏愿的各类革命战争”,他很希望父辈的故事能为此刻提供某种参照,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过去长长的阴影中”。

塑造我父母与我的生活的不是1945年结束的二战,而是1947年开始的冷战。1945年不是一个胜利时刻,更是一个通向新的混乱的前奏,是真正胜利的一个必要过渡。

在我成长岁月的历史叙述中,1945年的意义被有意低估,1949年才意味着一种新秩序的形成,被赋予了解放的意义。加入苏联阵营的中国开始了一段崭新的历史轨迹,也创造了一种封闭、特定的历史叙述。在这种意义上,1945年的意义被双重忽略了。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它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被忽略,因为中国的自我封闭,中国的角色在全球叙述中被忽略。如今,重估历史潮流已经开始。在中国国内,一股民族主义的倾向将强化1945年代表的胜利意义,而在国际舞台上,伴随21世纪的中国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心性角色,其被忽略的历史作用将被再度挖掘,它不再是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容易被忽略的五大国之一了。

这意味着伊恩·布鲁玛对中国读者的双重意义,它提醒我们被压抑、被遗忘的历史,同样重要的是,你要学会用更敏感、富有同情的态度理解他人,理解历史中的暧昧含混之处,防止自身滑入新的、僵化的陈词滥调。当中国愈来愈成为新世纪的主要角色时,这种视角变得更加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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