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郑贞铭教授与青年作家丁士轩耗时三年精心编著近百位大师性情小传。
★严谨的考证，精简的笔墨，努力勾勒出大师们精彩的人生，他们的智慧、风骨、气节，是中国人精神的典范。
★艺术家匠心手绘近百幅大师素描。
★锁线精装裸书脊，典雅珍藏。
【内容简介】
《大师巨匠》分为上下两册，用风气之先、家国情怀、文化基座、学术昆仑、狂狷名士、人间性灵、思想行者、人文典范、科学高峰和美的世界十个关键词，试图还原一个个重要的时刻与场景，刻画了百年来近百位大师们各自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文化品格，忠实讲述了他们的伟大与崇高，描绘了一轴无比辉煌的大师画卷。
本书以精简清朗的小传，写就民国大师们的学养与风骨，可助当代青年以史为镜、躬身自照，持独立思考之精神，砥砺前行。
当我们静下心来，逆着中国百年凝目回望，历史烟尘处，依稀有一群孑然挺立的身影，闪烁光芒。他们走过的道路，为百年后的我们，提供了一种生命的思量与前行的坐标。
【作者简介】
郑贞铭（1936—2018） 曾担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系所教授、主任、所长，台湾金门大学讲座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湖南大学、中南大学（长沙）、福建师范大学等校客座教授。
新闻教育特殊贡献奖（台北扶轮社）
新闻教育终身成就奖（纽约世界中文传媒协会）
两岸交流特殊贡献奖（香港传播文教联会）
新闻教育终身成就奖（北美华人记者协会）
新闻教育特殊贡献奖（美国圣约翰大学）
丁士轩 青年作家，独立纪录片人，铭轩工作室发起人。现居北京，致力于口述历史、非虚构写作及媒介批评等。
【目录】
编著者序之一 阐扬大师典范
编著者序之二 搭一座超越的桥
编绘者序 走向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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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 永远的蔡先生
傅斯年 人间一个*稀有的天才
胡 适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梁启超 宇宙未济，人类无我
刘半农 教我如何不想她
鲁 迅 生生不息的灵魂
钱玄同 反纲常名教的完人
容 闳 中国留美*人
严 复 精通西学*人
顾维钧 民国*外交家
蒋百里 中国是有办法的！
闻一多 *后一次演讲
吴稚晖 永远与自然同在
于右任 三十功名两袖清风
朱自清 *完整的人格
·
冯友兰 阐旧邦以辅新命
季羡林 真情、真实、真切
金克木 学术界的“老顽童”
金岳霖 顽童哲学家
连 横 富民族大义的学者
梁漱溟 这个世界会好吗
林语堂 两脚踏中西文化
马一浮 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钱 穆 一生为故国招魂
王国维 中国*后一位士大夫
·
陈寅恪 三百年来一人
费孝通 脚踏实地，胸怀全局
顾颉刚 要无恨于此生
黎东方 现代东方讲史*人
李 济 中国考古学之父
梁思成 辽代的一块木头
钱锺书 人中之龙
赵元任 中国语言学之父
朱光潜 此身，此时，此地
竺可桢 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
辜鸿铭 人中铮铮之怪杰
黄 侃 国学“狂人”
刘师培 出来依旧一身吟
刘文典 是真名士自狂狷
邵洵美 天生的诗人
吴 宓 疯人、情人、诗人
熊十力 中国*的“狂者”
郁达夫 大胆的自我暴露
章太炎 有学问的革命家
周作人 渐近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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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 心 爱在右，同情在左
老 舍 文艺界尽责的小卒
梁实秋 一朵鸡冠花
林徽因 人间四月天
沈从文 非常非常的“平常”
苏雪林 文坛常青树
徐志摩 毕生行径都是诗
余光中 与永恒拔河
张爱玲 一袭华美的袍
张恨水 民国*写手
成舍我 终身的记者
丁文江 等到机会，努力去干
林海音 回望城南与旧事
台静农 新文学的燃灯人
王云五 有脚的百科全书
萧 乾 未带地图的旅人
张季鸾 布衣而为天下师
张元济 商务印书馆元老
·
蒋梦麟 有魄力，有担当
马相伯 生死护中华
马寅初 响当当的一枚“铜豌豆”
马约翰 强国必先强种
梅贻琦 大学在大师，不在大厦
潘光旦 位育概念的标本
杨振声 启蒙老师
张伯苓 中国不亡，有我！
张其昀 美哉中华，凤鸣高冈
·
丁肇中 苦、智、趣
华罗庚 圆与切线的位移
李政道 自尊向上，不进则退
钱学森 中国航天工程之父
李四光 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童第周 中国人不是笨人
吴大猷 中国物理学之父
杨振宁 当尘埃落定之后
朱经武 要经常睁开眼睛
·
白先勇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曹 禺 作家应该死在书桌上
程砚秋 闯必有饭
李叔同 长亭外，古道边
梅兰芳 关于中国的一个幻想
欧豪年 宇宙万象，奔赴腕底
齐白石 寂寞之道
徐悲鸿 悲鸿生命
张大千 一生江海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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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词
后记“爱”之“桥”——深切缅怀郑贞铭先生
参考书目
【前言】
阐扬大师典范
从受教到服务社会，有两位大师的话让我永生不忘。一句是在政大读书时，听胡适博士的周会演讲，他的讲题是“谈传记文学”，他认为一个人在成长中应该多读名人传记，以激励生命，引领人生。胡适大力提倡传记，并认为“每个人的生命都很宝贵”。
另一句深获我心的话是曾任清华大学校长、台湾“长”的梅贻琦说过的，大学在大师，不在大厦。大学之可贵，并非在于若干栋雄伟的建筑，而是在于有否名贤、有否大师。
我生也有幸，对于这两位大师启发人生的名言体会极深；且也在求学与服务社会初期，幸遇许多大师，他们的风范、襟怀、胆识确实可以感化人，做我们一生永远的典范。
一次是在1955年，政大大学部复校，我以第二名的成绩进入新闻系以后，又以*名的成绩考入新闻所。那时政大在曾任北大校长的陈大齐领导下，名师如云，各门学科的掌门人，几乎都是一流名师，如刘季洪、罗志渊、曾虚白、周世辅、邹文海、浦薛凤、李焕、王云五、李其泰、吴兆棠、谢然之、阮毅成、王洪钧、张金鉴……个个学识渊博，风度翩翩，而爱学生如亲生子女；在大师的指导下，即使再愚昧笨拙，也不会对老师的教导无动于衷。
后来服务社会，有幸参加台湾“中国文化学院”（今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之创办，那是另一场大师的盛宴。创办人张其昀原是学界泰斗，在他感召下，网罗一流名师进入华冈讲学；我经常代表新闻系与这些大师平起平坐。如吴经熊、钱穆、黎东方、胡品清、查良鉴、陈顾远、欧豪年、申学庸、宋晞、叶霞翟、卢毓骏等，他们都是学界泰斗，是每一种学问、知识的掌门人，我一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怎会不领受他们的气质与风范呢？
由于这两次生命的感动，我发誓再怎么忙，也要与大师在一起，与知识为伍，与经典同行。
这个心愿让我勇敢向大师请教，接近大师；我其生也晚，若干无法亲炙教诲的大师，我则以阅读其传记，以神入他们的心灵世界。
所谓大师者，就是真正的读书人、知识分子。近百年来，孕育了许多大师。这些大师，对于近百年来的中国，都发生了重大的承先启后的作用，他们的理想、远见与智慧，为国家开拓了前程，也为国人指出了方向。具体地说，他们至少为国家做了三点重要贡献：
一、建立学术教育的观念
虽然中国自古重视教育，孔老夫子更是伟大的教育家，但是中国现代大学的体制与规格，乃多受西方的影响。英国牛津大学纽曼教授的“博雅”、德国柏林大学洪堡校长的“研究”，这些先进的理念经过引进与思考，藉由大师们的倡导、发扬，发生了关键的影响。
清末民初，显然是我国近代大学教育制度的重要变革期，大师们以制度理念化和规范化为特征；西学东渐，旧学与西学虽曾引起激烈论辩，但毕竟为中国大学的现代化指出一个方向。
在这个时期，如蔡元培、胡适、吴大猷、梅贻琦、傅斯年、竺可桢、张其昀、顾颉刚、张伯苓等，他们都曾经在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建设过程有过汗马功劳。
而民国十七年蔡元培筹备成立的中央研究院，为我国学术研究建立了*规格与权威：首批院士八十一人，其中华罗庚、陈寅恪、赵元任、梁思成等不仅在不同领域有着卓越贡献，且名声远播至国外，为世界公认的杰出人士。
二、追求文化与传播
带着启发、民主、科学、自由、法治，甚至乌托邦的思想，知识分子不仅著书立说，且促使近代新闻、报刊与出版事业的日益蓬勃，孙中山与梁启超固然懂得以报刊为传播政治思想的重要管道，但更多出版家则以传播知识为己任。民国初年的杂志《新青年》《语丝》《新月》《生活》《独立评论》《观察》《良友》《东方杂志》《新潮》等，其蕴藏的是主办人徐志摩、王云五、张元济、朱自清、梁实秋、林语堂等大出版家的宏图大志。梁启超的文字被誉为“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钱穆的历史观更被认为是国人安身立命的稳定力量。
文化的理想与知识的传播永远是“士人”的高超使命。
三、“国士”的知识实践“报国”
中国的国士永远关怀国事，以天下为己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民主思想东渐之后，有了更多的省思与探索。
尤其在辛亥革命之后，“富强救中国”是现代人的梦想，也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探索之路。“中国梦”永远魅力十足。
虽然维新派与革命派、本土派与西化派各有不同的思路，但是他们所走过的艰难困苦的路永远启发中国人必须有智慧地选择。
知识分子所实践的，不仅是政治的探索，事实上，他们也以专业的权威，领导各个领域的前路；尤其在集会、结社自由之后，更大开理论与实践结合之路，除参加政党外，更多加入实业、学术、教育、文学、艺术、宗教、慈善、新闻、妇女等各种不同社团，成为核心与标杆性人物。
以教育报国，以文化救国，是知识分子永远的追求，他们永远积极希望透过人才培养，建立学术权威与前瞻远见，为所当为，不仅成为世人典范，且给国人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
近年来，许多忧心之士对青年人之彷徨、无中心价值深以为忧，但很多年轻人又向我抱怨无榜样可学。我也觉得，虽然社会变迁大，但核心价值不可动摇，仍然重要；而我也确实感受到“榜样教育”的不可代替性。
钱学森晚年，除了继续关注科学发展以外，还对教育问题格外关心。2005年7月29日，在国家领导人看望他时，钱学森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由于近年有更多自我自由支配的时间，在领受许许多多令人景仰的前辈风范之余，乃兴起写这部《百年大师》的意念，主要意在提供一些前辈努力的足迹，供青年有志之士得以有所参酌，有所借镜，有所学习。
每位大师都可以写成厚厚的一本书，本书不是他们的自传，我只是撷取大师们一生的片段，以精简的文字，使青年们能体会这些大师的风韵与典范。
我曾说，对青年永远不失望。我们怎能对青年失望？国家未来的希望在青年，青年是社会的良心，社会的未来取自于他们这颗烛照真理的心。
大师启发青年人的自立、自律、自决与自主。所以有人说：“与大师邂逅，是一场伟大灵魂的精彩碰撞。大师让我们渴望超越、瞻仰伟大、引领人生、汲取智慧。”
一个人缺乏大师精神的滋养，其灵魂是贫瘠的。
有一回，作者访问昔日学子，在谈到当年在华冈接受“大师如云”的教育启发时，有一位校友说：“校园中的大师，对学生有一种安定心灵的作用。这些大师，即使不做什么事，只是在校园中走来走去，本身就是*美的风景线。”
基于此一信念，我希望能以余生为青年做些有意义的事。
科学发展一日千里，网络传播更是无远弗届，要青年去读一本本数十万字的传记确有困难。所幸丁士轩、汪士伦（雨）都认同此意念，并以坚毅精神共同完成此一理想；遇到这样优秀的青年是我一生的恩典。能够对青年朋友有所启发、有所贡献，是我的荣耀。
我在近卅年的两岸交流中，有幸结识这两位优秀青年学者：一位是杰出艺术家汪士伦（雨），他为本书的每一位主人翁绘制一幅生动画像；另一位则是抱负高超、理念深远的丁士轩，他是潜力无限的希望象征，他搜集资料，编纂初稿，认真严谨，几乎已达废寝忘食地步。
有人说：“大师之后再无大师。”我坚信不会如此！熊十力先生说：“不掌灯何以行路？”在人生漫漫长路中，更不能缺乏大师的掌灯指路。在家长、师长的正确教导下，青年人之向上心谁不如我？回顾是为前瞻，继往是为开来，我们希望藉大师典范的魅力，使下一代出现更多的大师。
郑贞铭于台北
2014年10月
【免费在线读】
蔡元培——永远的蔡先生
蔡元培／1868—1940／ 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号孑民，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浙江绍兴山阴县人，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主张教育救国，曾受孙中山之召，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任教育总长，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中法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
1917年1月4日，隆冬的北京，大雪纷飞，烟雾漫天。一辆四轮马车驶入北京大学的校门，缓缓地停在了校园的马路上。此时，早已经站在道路两侧毕恭毕敬地等候的校工们，不断揣测着这位刚刚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传奇人物长得到底是何等模样。
新任“内阁大臣”蔡元培，身材矮小，一身长袍马褂，行动沉稳地走下马车。校工们连忙向其鞠躬致敬，但见他态度谦和地摘下礼帽，郑重其事地向这些校工鞠躬回礼。在场的许多人都惊呆了：这在北大可是从未有过的“怪事”。
蔡元培来到北大以后，每天经过校门，都脱帽鞠躬，向校警还礼，久而久之，这成为北大校园内不可或缺的风景线。他儒雅风流，待人接物总是一视同仁，其温和体贴“如冬日之可爱”。老北大人，无论师生、员工，都称蔡元培为“蔡先生”，从不称他的名号和职称，几十年来一直如此。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1894年，蔡元培26岁，得授职翰林院编修。就在这一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的北洋水师受到毁灭性打击。听闻《马关条约》签字，他写下了“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这样的刻骨铭心之句，此后探索救国之道，始言西学。
1898年，蔡元培30岁，同年“戊戌六君子”被害，维新变法失败。蔡元培内心愤懑，深感政府之无望，决然挂职携眷离去。他反思康、梁失败的原因：“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回到绍兴后，蔡元培初任绍兴中西学堂督办、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南洋公学特班教习，以一介布衣的身份来实践教书育人、启发民智的理想。
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此时的北大，其实是一个腐朽破败的烂摊子。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作为1898年戊戌变法后仅存的硕果，尽管历经清末新政与科举废除等大事，但是一直业绩平庸、乏善可陈。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意识依然在教员和学生中流行着。
学生间不乏拉帮结派、出入花街柳巷、到“八大胡同”寻芳猎艳者，京师大学堂因此类爱好与参议院、众议院的议员们齐名，所以被并称为“两院一堂”。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此后短短5年间，北大走马灯式地换了5任校长：严复、章士钊、马相伯、何燏时、胡仁源。其中不乏有勇有谋之能士，但终究无法改变北大乌烟瘴气的腐败氛围。
接到时任教育总长范源濂专电敦请后，游学法国的蔡元培回国抵达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而朝野期待蔡元培能“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代”。教育正是蔡元培*看重的安身立命之途，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思想，他毅然归国赴命。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与北大学生约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二是砥砺德行，“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三是敬爱师友，“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室，尤应相互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这就是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再造北大，以观念改革为先导，“仿世界大学通例”，推动北大的现代化转型。继而以人事改革为动力，“取兼容并包主义”集聚人才，“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正式被任命为北大校长，这天早上9点便步行到北京西河沿中西旅舍，拜访临时来北京办事的《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与其相谈北大革新事宜，交流甚欢。接连几天，蔡元培都去找陈独秀，有时候去得太早，便坐在门口一直静等陈独秀醒来。当时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正风生水起，他本无意于北上，但*终被蔡元培说服，接受聘用做北大的文科学长，当时有“三顾茅庐”的美谈。后来，蔡元培还专门为陈独秀编造了假履历，称其毕业于东京日本大学，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
随后，胡适、李大钊、钱玄同等纷至沓来，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而如复辟论者辜鸿铭、筹安会发起人刘师培、遗老派陈汉章、桀骜不羁的黄侃等，也一度是北大校园里的景象。梁漱溟曾将蔡先生比作汉高祖，说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班英雄，共图大事”。到1918年，北大当时的教员共有200人左右，教授90人，而教授中年龄在35岁以下的约占一半，*年轻的文科教授徐宝璜仅25岁。胡适后来回忆说：“设若不是蔡先生，我胡某人还真不知道在哪家三流小报做编辑！”
紧接着，蔡元培以制度改革为保障，“循思想自由原则”改革管理，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个提出学术独立和学术本位思想。他*步组织评议会，将议决立法的权限下放给教授代表和学长；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教授自主分任教务；第三步组织行政会议，对教务以外的事务一律采取合议制，组织各类委员会研讨、决策事务。同时，他还将学生的学年制改为选科制，即今天的学分制，让学生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蔡元培将此办学方针概括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16字箴言。陈独秀晚年感慨地说，蔡孑民先生“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时期，经蔡先生之手，北大开始真正成为“现代的、学术气息浓厚的、民主自由的、先进的北京大学”，由此揭开了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序幕。
一遇大事，则奇气立见
蔡元培大刀阔斧地革新北大，新派教员和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积极响应。然而，“把叛逆知识分子的石子投入死水”的举动，也必然遭遇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猛烈攻击。而身处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斗争旋涡中的蔡元培，“虽然态度还很温和”，但并非一味地敷衍，而是“都很倔强地坚持着”。
编辑部从上海迁移到北大后，《新青年》引领了思想解放的潮流，新旧文化冲突的中心在北京，而当时的北大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反对派林纾在小说《妖梦》中将胡适拟作“秦二世”，称陈独秀为“猫头鹰”，更骂蔡元培是“元绪”，即大乌龟。蔡元培当天即发表《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公开回击林纾的挑衅，理直气壮地为北大的新派教员辩护。
蔡元培一贯主张男女平等，抵触当时男女不能同校的惯例。学生王昆仑的姐姐王兰热爱哲学，托弟弟向蔡先生询问北大招不招女生，蔡元培反问道：“她敢不敢来？”遂以《大学令》并没有规定不许女生上国立大学为由，毅然招收了包括王兰在内的9名女大学生，开了国立大学男女同校的先河。
卫道士们群起攻击。军阀张作霖、曹锟曾对当时的北京警备司令讲，“现在有个蔡元培闹得很凶，男女同学有伤风化，老弟你为什么不把他看管起来？”甚至有军阀扬言要“在景山架大炮，对着北大”。蔡元培亦无畏惧，据理驳斥。
蒋梦麟说：“先生平时作文适如其人，平淡冲和。但一遇大事，则奇气立见。”蔡元培信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即为自由之真义。无怪乎有人这样评价，“即便是打破了头，蔡先生也要保持灵魂的自由。”
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蔡元培首先是教育家，其次才是政治家。他虽始终在体制内，却用“不合作主义”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姿态，坚守着自己的学术道路和教育理念。有人曾建议蔡元培为避锋芒，辞掉陈独秀和胡适，他厉声回应，“北大的一切，都由我一个人来负责，和他们两个人没有关系！”
1919年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爆发，青年学生打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横幅，后演变成火烧赵家楼，殴打章宗祥。军警出动，逮捕了32名学生，其中北大学生20名。蔡元培当即联合北京其他高校，成立以其为首的校长团，不断与警察厅、周旋，营救学生，甚至“愿以一人抵罪”。
政府指责蔡元培是“学生运动纵容者”，8日，他亲自向总统徐世昌递送辞职信，并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蔡元培实际执掌北大只有五年半，但却因坚持独立自由的人生理想多次辞职。
1922年10月19日，北大学生发生起讲义风潮，因对讲义收费不满而闹事。据蒋梦麟回忆说，当时蔡元培很生气，说“我和你们决斗”，他甚至对学生说：“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练出来的，你们如有枪、炸弹，尽不妨拿出来对付我。”
1940年3月5日，72岁的蔡元培在香港病逝，死后无一间屋、一寸土，且欠下医院千余元医药费，就连入殓时的寿衣棺木都是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先生代筹的。其临终前反复念叨“科学救国”“美育救国”，这是他一生的追求、一生的情感所寄。钟鼓开道，礼炮鸣响，上万名民众为他送行。回望1916年蔡先生*次踏进北大校门的情景，中国知识分子从官场走向学术殿堂，中国高等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正是从那一天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