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下武志教授是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汉学家，在东亚区域研究领域享誉国际。本书为纪念滨下教授执教中大十周年编选的论文集，从不同的角度重新诠释了欧亚区域史与丝绸之路的的发展演化。本书内容丰富，反映了国内学术界对欧亚区域史和丝绸之路研究的主要成果及前沿水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内容简介】
本论集收录了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办的“欧亚区域史研究与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要相关论文，该会议以纪念日本著名的亚洲区域史研究专家滨下武志先生执教中山大学十周年而召开，为了推动丝绸之路区域综合研究，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奠定学术理论基础，论文集收录了国内学术界著名的有关研究欧亚区域史和海陆丝绸之路史以及区域研究方法论的专家论文，这些论文大体反映了国内学术界对欧亚区域史和丝绸之路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也体现了当代国内外学术界有关区域史和丝绸之路的前沿水准。
【作者简介】
魏志江，现任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持工作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副会长; 先后在台湾大学历史学系、高丽大学政治外交系、延世大学国际学大学院、建国大学韩国史学系、日本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担任访问学者或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韩关系史、中日文化交流史和丝绸之路区域史研究。
【目录】
·理论研究·
全球史视野下的东亚区域关系史——多层/多角性的区域关系 滨下武志
“一带一路”、“丝路学”与区域研究 昝 涛
建立中国周边学必要性与可行性的初步探索 陈奉林
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理论创新和区域研究的新路径 罗卫东
·欧亚区域史·
中国出土粟特人墓志所见墓主的祖源追溯与入华记忆：中古入华粟特人中国化进程析论 杨晓春
义理与时势：澶渊之盟后辽圣宗对高丽政策探析 陶 莎
蒙元史研究与蒙元历史叙事的构建 沈卫荣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的图本性质和绘制目的 杨雨蕾
认识偏差，态度摇摆：以壬辰战争时期为中心看朝鲜外交政策的变化及其特性 刘永连
从交通枢纽到避暑胜地——晚清花鸟山的兴衰变迁 薛理禹
巴黎和会上的赤道以北德属太平洋岛屿问题研究 彭 鹏
近代朝鲜民族的人口流动——以中国东北延边地区的社会变迁为中心 朴敬玉
整体史观下的历史书写：安东尼·瑞德的东南亚史研究及其启示宋婉贞 张振江
后冷战时代中亚的“文化真空”与“地缘文化想象” 张建华
从“内陆欧亚”到“东部欧亚”——区域视域与契丹—辽史研究 孙昊
·海丝与陆丝·
早期海上丝路与海陆两道联通 王小甫
中文和阿拉伯—波斯文古籍中的“一带一路” 华 涛
回鹘时代：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的特点与内涵 杨 蕤
10~14 世纪中日韩海上丝绸之路与东亚海域交涉网络的形成 魏志江
浅析宋元时期东亚海域各国间的“医师外交”现象 赵莹波
海上丝绸之路朝鲜史料中的山东海商 袁晓春
郑和时代前西太平洋、北印度洋水域的海事活动 刘迎胜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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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时期宋朝与高丽、日本的“医师外交”
宋元时期，东亚各国彼此间无正式的外交关系，高丽向辽奉正朔。日本自唐末以来，就停止派遣持续二百多年的“遣唐使”，断绝了与唐朝的正式外交关系。东亚国际秩序处于重塑阶段，权力处于真空。虽然宋朝与日本、高丽彼此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但文化交流却很频繁。此时东亚各国大多通过宋商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而医师的交流也并未中断。不过与早期朝鲜半岛向日本不断派遣医师不同的是，宋朝以降，高丽则不断向日本和宋朝寻求医师，并通过医师移动交流，推动政府间的高层交流，开展所谓的“医师外交”。宋太宗淳化元年（990），高丽王后派遣周文德和杨仁绍二位宋商，携带国书作为高丽使者出使日本，为其寻求治疗白发的医师，“大宋淳化元年，宋商二人来，一台州人周文德，一务州
人杨仁绍。二商曰：百济国后有美姿，国主爱重，未迈壮龄，其发早白。后愁之，服灵药求法验，二事无效。王又忧之，一夕后梦，日本国胜尾寺千手大悲，灵感无比，汝其祈之。觉后，后悦甚，便向日本国，作礼祈求”。高丽王后梦到日本有能治疗其白发的医师，于是就派遣宋商周文德和杨仁绍赴日本寻医师。这是自朝鲜半岛各国向日本派遣医师以来，首次由日本向朝鲜半岛的高丽派遣医师，表明日本医师水平已有很大进步，并得到东亚各国的认可。
高丽在向日本寻求医师的同时，也对来自宋朝的名医求贤若渴。宋嘉祐四年（1059），宋商黄文景、萧宗明和医生江朝东等一行要归宋回国，但被高丽政府强行留下，不准其回国，“秋八月戊辰，宋泉州商黄文景、萧宗明、医人江朝东等将还，制许留宗明、朝东等三人”。究其原因，或因高丽医师人才难得吧。于是，宋神宗在宋、丽无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借此时机，积极开展特殊的“准外交关系”。宋熙宁五年（1072），宋派遣医官王愉、徐来赴高丽，“六月庚戌，宋遣医官王愉、徐先来”。一年后两人回国。而且，于宋熙宁七年，再次派遣马世安等八位医师赴高丽，“丙子，宋扬州医助教马世安等八人（来）”。宋朝通过“医师外交”这种“准外交关系”的方式，为进一步发展与高丽的友好互信关系打下了基础。
宋元丰元年（1078），高丽国王患风疾，于是就利用宋朝使者安焘来高丽之际，向宋上表求医：“臣年衰所自，风痹忽婴，当国医寡术而功迟，药不灵而力薄。伏望听卑在念，拯弱推仁。选周室之十全，就加诊视；分神农之百品，许及饵尝。所敷悃悰，恭俟俞允。”高丽国王患风疾，而本国医师医术不高明，于是向宋朝请求医师和药材，“秋七月乙未，安焘等还，王附表谢之且自陈风痹，请医官药材”。
应高丽国王请求，宋神宗立刻派遣一个由翰林院医官组成的八十多人庞大医疗代表团，携带一百多种名贵中药前往高丽，“宋遣王舜封、邢慥、朱道能、沈绅、邵化及等八十八人来”。此事在《宋史》也有记载：“二年，遣王舜封挟医往诊治。”另据《高丽史》记载，宋朝庞大医疗代表团还向高丽赠送了一百多种各地的名贵药材。其数量、名称和地域现摘录如下：
今差合门通事舍人王舜封、翰林医官邢慥等往彼看医，兼赐药一百品。具如别录，至可领也。琼州沈香、广州木香、康宁府铁粉、广州丁香、东京鈆霜、邕州自然铜、广州血竭、阶州雄黄、西戎天竺黄、并州石膏、郓州天麻、西戎安息香、寿州石斛、怀州牛膝、齐州天南星、郓州阿胶、益州芎、广州肉荳、齐州半夏、银州柴胡、夏州肉苁蓉、蜀州大黄、广州没药、代州鹿角胶、原州甘草、郓州赤箭、真定府薏苡仁、台州乌药、广州槟榔、苏州麦门冬、定州枸杞、商州枳壳、广州余甘子、北京山芋、广州荜发、东京郁李仁、柳州桂心、西京菖蒲、广州蓬莪茂、蔡州丹蔘、西京槐胶、海州海桐皮、东京远志、汉州蜀椒、威胜军黄耆、益州升麻、齐州防风、郓州天门冬汉、汉州防己、益州独活、同州熟干地黄、蜀州附子、定州续断、陈州白殭蚕、益州羌活、蜀州天雄、滁州山茱萸、蜀州乌头、定州狗脊、苏州吴茱萸、蜀州侧子、广州藿香、真定府车前子、西京踯躅、郑州麻黄、西京赤芍药、汝州泽泻、潞州杜仲、西京生干地黄、庐州秦皮、蔡州白芷、西京旋覆花、德州白薇、泽州地母、并州酸枣仁、东京牵牛、泾州秦芃、东京蒺蔾子、宕州膏本、蜀州当归、东京蔓荆子、益州干漆、潞州前胡、东京兔丝子、泗州葛根、泽州茵芋、潞州胡麻子、泽州黄芩、蔡州地榆、定州五灵脂、西京莽草、定州大戟、汉州五茄皮、梓州厚朴、定州茜根、西京仙宁脾、定州地骨皮、西京何首乌、商州威灵仙、西京牧丹皮。别赐牛黄五十两、龙脑八十两、朱砂三百两、麝香五十脐。已上各用间金镀银钑花合一具盛，共重四百两，朱漆外匣全。下药供御杏仁煮法酒一十瓶，用间金镀银钑花瓶十一只盛，重一千两，朱红漆明金雕花外匣全。
由上可知，宋朝赠送高丽医药的地域，其中包括首都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在内的东到台州、西到陕西西戎、南到琼州、北到定州，范围几乎涵盖了北宋的天南海北所有地区。除中药外，神宗还向高丽赠送了“朱砂三百两”和供下药的“御杏仁煮法酒一十瓶”。由此可见，宋朝的“医师外交”可谓不惜血本，其良苦用心，足见宋朝对高丽关系的重视。
不仅如此，公元1080 年，宋神宗第三次派遣医官马世安赴高丽，“宋遣医官马世安来”。以致高丽，“王及国人欣庆，曰：‘时与宋绝久，不见中华使久矣。’”宋神宗在宋丽两国“政治真空”的情况下，抓住历史的瞬间，采取务实外交，开启了“政治互信外交”的模式。而高丽国王文宗，也于第二年的宋元丰四年（1081），派礼部尚书崔思齐、吏部侍郎李子威赴宋献方物，以谢赐医药，“庚辰遣礼部尚书崔思齐、吏部侍郎李子威如宋献方物兼谢赐医药”。两国外交互信互动可谓你来我往。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公元1079 年，即高丽国王向宋请求治疗风疾医师和药材的同时，利用一位“日本商人”回国之际，令其为高丽使者，携带礼宾牒赴日求医。据日本史料《朝野群载》记载：“高丽国礼宝省牒，大日本国大宰府当省，伏奉，圣旨访闻，贵国有能理疗风疾医人，今因商客王则贞回归故乡，因便通牒，及于王则贞处，说示风疾缘由，请彼处，还择上等医人，于来年早春，发送到来，理疗风疾，若见功效，定不轻酬者谨牒。己未年十一月 日牒。”高丽礼宾省牒与高丽给宋朝的上表求医内容大致相同，希望日本能于来年春天，派遣治疗风疾的医师，并许诺一旦有效，定当重谢。接到高丽请求医师的国书后，日本朝廷立刻召开会议，并决定由日本都督大江匡房回复高丽国国牒，并于公元1081（宋元丰四年，日承历四年）八月，向高丽派遣医师。事后，大江匡房还作诗自赞日本医术如扁鹊再世，“双鱼离达凤池之月，扁鹊何入鸡林之云”。这里的“鸡林”特指高丽。大江匡房是日本著名的汉文学家、汉诗诗人，饱读中华诗书。宋神宗曾以千金求他一篇诗作，“宋朝贾人云，宋天子有钟爱赏玩之句，以百金换一篇之句也”。他的和歌还被收录在《百人一首》中。由此可见，高丽在东亚国家之间，同时以求医师为名，对宋朝和日本展开“医师外交”，旨在在宋日两国之间保持外交平衡。而宋朝和日本也积极加入，并积极推动这种灵活的“医师外交”。
到宋徽宗时期，宋丽两国医师互动外交依旧不断。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徽宗在高丽使臣任懿、白可臣回国之际，向其派遣医师并赠送药方。高丽国王肃宗受昭于宣政殿，“甲申，任懿、白可臣等还宋，帝赐神医补救方。王受诏于宣政殿”。另外，徽宗还派遣国信使户部侍郎刘逵、给事中吴拭来，赐王衣带、匹段、金玉器、弓矢、鞍马等物，并诏曰：“卿世绍王封，地分日域。奏函屡达，常怀存阙之心；贡篚存丰，远效旅庭之宝。载嘉亮节，特致隆恩，辍侍从之近臣，将匪颁之异数。事虽用旧，礼是倍常。宜承眷遇之私，益懋忠勤之报。”同时，宋徽宗还应高丽请求，派遣四位医师对高丽医师进行培训，“牟介、吕昞、陈尔猷、范之才等四人来，从表请也”。同年，宋朝医师牟介等人在高丽兴盛宫，开始对高丽医师进行培训，“宋医官牟介等馆于兴盛宫，教训医生”。高丽肃宗对牟介等宋医师，款待有加，宴请赐酒，“以宋帝天宁节，命太子设斋于奉恩寺。医官牟介等往观之，赐牟介等酒币”。牟介等宋朝医师历经一年，为高丽培养医师，于翌年二月归宋，“二月戊申，宋医官牟介等还”。
宋朝通过对高丽医师的培训，不仅提高了高丽医师的水平，还加强了两国政府间非正式的特殊关系。而高丽通过与宋朝和日本的医师交流，积极在东亚各国开展特殊的“医师外交”，加强了彼此之间的互信。在东亚海域权力真空的大的国际环境下，宋朝、高丽和日本都不约而同地在推行“医师外交”，旨在探索一种新的外交模式。
后来，高丽把这种“医师外交”模式，又推向了新的高度。宋重和元年（1118），高丽求宋派遣医师为其培训治疗疮肿科医官，“省知明州楼异奏，高丽国王世子王子王某书，乞借差大方脉疮瘇科等，共三四许人，使存心医疗，式广教习事”。于是，宋徽宗立刻向高丽派遣杨宗立等七位医师前往高丽，“秋七月辛巳，宋遣阁门祗侯曹谊、医官杨宗立等七人来”。但是有关此次宋朝向高丽派遣医师的数量，有不同的记载。据《宋史》记载，宋朝其实只向高丽派遣两名医师，“俣之在位也，求医于朝，诏使二医往，留二年而归”。而且，高丽向宋请求派遣医师，也并非为本国培训医师，而是以求医师交流为借口，实为向宋朝传递情报，“国家方与女真和时，高丽遣使来求近上医师二人。上召老医，择二人遣往。至则日
夕厚礼，皆不问医，而多问禁中事。二医怪而问之，高丽主曰：我有紧密事，欲达宋皇。恐所遣使不能密，故欲得宋皇亲近之人而分付之。所以问公禁中事者，欲以见公是所亲信耳”。
由于此时高丽向奉金正朔，宋丽之间并无正式国交，只保持着非政府间由宋商推动的“准外交关系”。不过，宋朝在与日本和高丽开展由宋商推动的“准外交关系”的同时，也在积极缓和与金的外交关系。但是，高丽并不希望宋金之间出现这种和谐关系，这就直接促使了此次的高丽对宋朝的“医师外交”。高丽国王于是告诉两位前来的医师，女真不可交：“谕二医曰：‘寡人非病也。顾有诚款，愿效于上国，欲得附卿奏之，幸密以闻！’二医许诺。则曰：‘女真人面兽心，贪婪如豺狼，安可与之共事？今不早图之，后悔无及！’”两位医师随后回国禀告徽宗。
由此可见，宋朝利用对高丽医师的培训机会，推行这种“医师外交”，取得了与高丽的外交互信。这种“医师外交”可谓自东亚海域各国利用宋商携带国书在东亚开展“准外交关系”后，又一种灵活的外交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