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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梁实秋先生的一部怀人纪事散文集,是梁实秋先生晚年ZUI为重要的作品。

书中既有对过往岁月、难忘经历的回忆,有对亲朋、故友的深切缅怀和思念。不仅全景展现了一代文学大师的成长轨迹,还再现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和文化习俗。后一辑《槐园梦忆》更是深情回顾了其与夫人程季淑女士相伴一生的点点滴滴,其言温婉从容,其情感人至深,堪称古今情书巨作。

人生就是一场又一场的相遇和别离,愿你遍历岁月山河,依然觉得人间值得。


【作者简介】

梁实秋(1903—1987)

原名梁治华,字实秋,号均默,生于北京,祖籍浙杭州。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散文家、翻译家、学者、文学批评家,国内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人物。

他学贯中西,著作无数,一生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两千多万字的著作,其散文或描摹柴米油盐,或探讨琴棋书画,于典雅诙谐的文字中透出无尽的悠然与智慧。余光中说:中国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机智,近于他散文的风格。


【媒体评论】

既然无处可躲,不如傻乐。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净土,不如静心。既然没有如愿,不如释然。

——丰子恺

人生不过如此,且行且珍惜。自己永远是自己的主角,不要总在别人的戏剧里充当着配角。

——林语堂

唯静,才能观照万物,对于人间生活充满盎然的兴致。静是顺乎自然,也是合乎人道的。世界是喧闹的。我们现在无法逃到深山里去,*的办法是闹中取静。

——汪曾祺


【目录】

辑一 故人万里

忆冰心

谈徐志摩

忆沈从文

关于老舍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胡适先生二三事

辜鸿铭先生逸事

辑二 往事蓦然

清华八年

相声记

演戏记

纽约的旧书铺

辑三 槐园梦忆

槐园梦忆

——悼念故妻程季淑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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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沈从文

一九六八年六月九日某报方块文章井心先生记载着:“以写作手法新颖,自成一格……的作者沈从文,”接着又说:“他出身行伍,而以文章闻名;自称小兵,而面目姣好如女子,说话、态度尔雅、温文……”“他写得一手娟秀的《灵飞经》……”这几句话描写得确切而生动,使我想起沈从文其人。

我现在先发表他一封信,大概是民国十九年间他在上海时候写给我的。信的内容没有什么可注意的,但是几个字写得很挺拔而俏丽。他初以“休芸芸”的笔名向《晨报副镌》投稿时,用细尖钢笔写的稿子就非常地出色,徐志摩因此到处揄扬他。后来他写《阿丽丝中国游记》分期刊登《新月》,我才有机会看到他的笔迹,果然是秀劲不凡。

从文虽然笔下洋洋洒洒,却不健谈,见了人总是低着头羞答答的,说话也是细声细气。关于他“出身行伍”的事,他从不多谈。他在民国十九年三月写过一篇《从文自序》,关于此点有清楚的交代。他说:

因为生长地方为清时屯戍重镇,绿营制度到近年尚依然存在,故于过去祖父曾入军籍,做过一次镇守使,现在兄弟及父亲皆仍在军籍中做中级军官。因地方极其偏僻,与苗民杂处聚居,教育文化皆极低落,故长于其环境中的我,幼小时显出生命的那一面,是放*与诡诈。十二岁我曾受过关于军事的基本训练,十五岁时随军外出,曾做上士。后到沅州,为一城区屠宰收税员,不久又以书记名义,随某剿匪部队在川、湘、鄂、黔四省边上过放纵、野蛮约三年。因身体衰弱,年龄渐长,从各样生活中养成了默想与体会人生趣味的习惯,对于过去生活有所怀疑,渐觉有努力位置自己在一陌生事业上之必要。因这憧憬的要求,糊糊涂涂地到了北京。

这便是他早年从军经过的自白。

由于徐志摩的吹嘘,胡适之先生请他到中国公学教国文,这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因为一个没有正常的适当的学历、资历的青年而能被人赏识于牝牡骊黄之外,是很不容易的。从文初登讲坛,怯场是意中事。据他自己说,上课之前做了充分准备,以为资料足供一小时使用而有余,不料面对黑压压一片人头,三言两语地就把要说的话都说完了,剩下许多时间非得临时编造不可,否则就要冷场,这使他颇为受窘。一位教师不善言辞,不算是太大的短处,但若是没有足够的学识,便难获得大家的敬服。因此之故,从文虽然不是顶会说话的人,仍不失为成功的受欢迎的教师。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需要有启发别人的力量才不愧为人师。在这一点上从文有他独到之处,因为他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好学深思的性格。

在中国公学一段时间,他的收获大概是他的婚姻问题的解决。英语系的女生张兆和女士是一个聪明用功而且秉性端庄的小姐,她的家世很好,多才多艺的张充和女士便是她的胞姊。从文因授课的关系认识了她,而且一见钟情。凡是沉默寡言笑的人,一旦堕入情网,时常是一往情深,一发而不可收拾。从文尽管颠倒,但是没有得到对方青睐。他有一次急得想要跳楼。他本有流鼻血的毛病,几番挫折之后,苍白的面孔愈发苍白了。他会写信,以纸笔代喉舌。张小姐实在被缠不过,而且师生恋爱声张开来也是令人很窘的,于是有一天,她带着一大包从文写给她的信去谒见胡校长,请他做主制止这一扰人举动的发展。她指出了信中这样的一句话:“我不仅爱你的灵魂,我也要你的肉体。”她认为这是侮辱。胡先生皱着眉头,板着面孔,细心听她陈述,然后绽出一丝笑容,温和地对她说:“我劝你嫁给他。”张女士吃一惊,但是禁不住胡先生诚恳的解说,居然急转直下默不作声地去了。胡先生曾自诩善于为人作伐,从文的婚事得谐便是他常常乐道的一例。

在青岛大学,从文教国文,大约一年多就随杨振声(今甫)先生离开青岛到北平居住。今甫到了夏季就搬到颐和园赁屋消暑,和他做伴的是一位干女儿,自称过的是帝王生活,优哉游哉地享受那园中的风光湖色。此时从文给今甫做帮手,编中学国文教科书,所以也常常在颐和园出出进进。书编得很精彩,偏重于趣味。可惜不久抗战军兴,书甫编竣,已不合时代需要,故从未印行。

从文一方面很有修养,一方面也很孤僻,不失为一个特立独行之士。像这样不肯随波逐流的人,他的作品有四十几种,可谓多产,文笔略带欧化语气,大约是受了阅读翻译文学作品的影响。

此文写过,又不敢相信报纸的消息,故未发表。读聂华苓女士作《沈从文评传》(英文本,一九七二年纽约Twayne Publishers出版),果然好像从文尚在人间。人的生死可以随便传来传去,真是人间何世!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日西雅图

关于老舍

近我到美国去,无意中看到我的女儿文蔷收藏的一个小册,其中有一页是老舍的题字。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老舍和我都住在四川北碚。老舍先是住在林语堂先生所有的一栋小洋房的楼上靠近楼梯的一小间房屋,房间很小,一床一桌,才可容身。他独自一人,以写作自遣。有一次我问他写小说进度如何,他说每天写上七百字,不多写。他身体不大好,患胃下垂,走路微微有些佝偻着腰,脸上显着苍老。他写作的态度十分严谨,一天七百字不是随便写出来的。他后来自己说:“什么字都要想好久。”他的楼下住着老向一家,但是他们彼此往来并不太繁。老舍为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但是内心却很孤独。

后来老舍搬离了那个地方,搬到马路边的一排平房中的一间,我记得那一排平房中赵清阁住过其中的另一间,李辰冬夫妇也住过另一间。这个地方离我的雅舍很近,所以我和老舍见面的机会较多。有一天我带着文蔷去看他,文蔷那时候就读沙坪坝南开中学初中,还是十来岁的小孩子。请人签名题字是年轻学生们的习气。老舍欣然提笔,为她写下“身体强学问好才是好的公民”十三个字。虽然是泛泛的鼓励后进的话,但也可以看出老舍之朴实无华的亲切的态度。他深知“身体强”的重要性。

在这个时候,老舍得了急性盲肠炎。当时罹盲肠炎的人很多,在朋友中我首开纪录。由于当时缺乏消炎药剂,我两度剖腹,几濒于危,住院一个多月才被抬回雅舍休养。老舍步我后尘,开刀也不顺利,据赵清阁传来消息,打开腹腔之后遍寻盲肠不得,足足花了个把钟头,才在腹腔左边找到,普通盲肠都在右边,老舍由于胃下垂之故,盲肠换了位置。行手术后,他的身体益发虚弱了。

抗战初,老舍和我一样,只身出走到后方,家眷由济南送到北平。他写信给朋友说:“妻小没办法出来,我得向他们告别,我是家长,现在得把他们交给命运。”后来我曾问其夫人近况,他故作镇定地说:“她的情况很好,现服务于一所民众图书馆——就是中央公园里那个‘五色土’的后面的那座大楼。”事实上,抗战到了末期的时候北平居民生活非常困苦,几近无以为生的地步。不久,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女士来到了后方,在北碚住了不久便和老舍搬走,好像是搬到重庆附近什么乡下去了。他离去不久有一封信给我,附近作律诗六首(见附录)。诗写得不错,可以从而窥见他的心情,他自叹中年喜静,无钱买酒,半老无官,文章为命,一派江湖流浪人的写照!

老舍生于光绪二十四年腊月二十三日(西历1899年2月3日),正是糖瓜儿祭灶那一天。他本名舒庆春,旗人有名无姓,指名为姓,晚近多冠以汉姓,所以老舍到底原来是何姓氏,是不是姓舒,现无可考。对于老舍有研究的胡金铨先生在他的《老舍和他的作品》一书中也说:“舒字可能是排行……我们就暂定他姓舒。”我近阅崇彝著《道咸以来朝野杂记》(页四七),据说“满洲八大姓”之一是“舒穆鲁氏”,绎姓舒。可能老舍姓舒,绎自舒穆鲁,并不是名字之上冠以汉姓。这是我的猜测,无关宏旨。

老舍的出生地点,在《正红旗下》附录有详细的说明,是很有趣的。他出生“在一个顶小顶小的胡同里……一个很不体面的小院”,在西城护国寺附近的小杨家胡同(以前名为小羊圈,后嫌其不雅而改今名)。现在这小院的门牌是八号。这个“不见经传”的地方,在老舍笔下实际上已被描写过许多次,他告诉过我们:“我们住的小胡同里,连轿车也进不来,一向不见经传”(《吐了一口气》),窄处不过一米,宽处不过一米半左右,唯因其不见经传,至今没有被拆掉,没有被铲平。“那里的住户都是赤贫的劳动人民,贵重的东西不过是张大妈的结婚戒指 (也许是白铜的),或李二嫂的一根银头簪。”“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小胡同里……夏天佐饭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还有比我们更苦的,他们经常以酸豆汁度日。它是便宜的东西,一两个铜板可以买很多。把所能找到的一点粮或菜叶子掺在里面,熬成稀粥,全家分而食之。从旧社会过来的卖苦力的朋友们都能证明,我说的一点不假!”(《勤俭持家》)在《正红旗下》里,特别是附录里,老舍诞生地的实在情形描写得更是详尽。我强调这个破落的大杂院,是要说明老舍出身是何等的清苦。

老舍是旗人。旗人就是满族人。清太祖时,士卒分编为八旗,以黄、白、红、蓝四旗为左翼,镶黄、镶白、镶红、镶蓝为右翼,是为满洲八旗。太宗时添设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扩大编制,攻占全国。满、蒙、汉旗兵共约二十八万人,拱卫京师,并分驻国内重要地区。初旗人都是旗兵,后来繁衍日众,旗人不必是兵。但是朝廷优遇旗人,每口按月发放饷银。从此旗人成为特权阶级,养尊处优,生活安逸。清朝并不像元朝那样歧视汉人,元人以蒙古人为优先,色目人次之,汉人又次之,南人下。清朝比较开明,虽然满人、汉人之间显然仍有轩轾。尤其是旗人领饷一事,造成民间不平的现象,养成旗人懒惰的恶习,为失策。满洲人本是优秀的民族,八旗兵本是勇悍的战士,但是到清朝晚年,大部分旗人已经不能维持其优越的生活水准,不待辛亥革命全面停发饷银,旗人早已沦为穷困的阶级了。老舍笔下的北京贫民,正是当时典型的旗人。

在清朝晚年,北京的旗人、汉人已经在生活习惯上大体互相影响,有融为一体之势。民族间的创痕经过几百年时间的冲淡,已经不复成为严重的课题。不过旗人与汉人之间究竟还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例如:旗人礼貌特别周到,繁文缛节也特别多,旗礼比汉礼要多很多讲究。旗人说话也特别委婉含蓄,声调和缓而爽朗,不时地带着一点诙谐打趣的味道。在生活享受的艺术上,旗人也是高人一等,不分贫富,常能在简陋的条件下获致的享受。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道地(地道)的北京人能很快地辨识谁是旗人谁是汉人。可见汉满之间的分别尚未尽泯,满人的民族意识还是存在的。老舍对于旗人,尤其是赤贫的旗人,就很关切。他这一部《正红旗下》便是以全副力量描写他自己的身世,也同时描写那一时代的旗人生活的状态。可惜的是他没写完。

一九六四年夏天老舍在河北密云县枟营大队住了约三个月。为什么老舍要到那地方去?是“劳动改造”?是“下放”?是自费旅游?是官方招待?我们不知道。老舍有一篇散文题名《下乡简记》,记他的枟营之旅,开头一段是这样的:

地点:密云县机关公社的枟营大队。枟营位于密云县城外东北,约五里。原因:为什么要到枟营去?因为这里有不少满汉旗人。在辛亥以前,满蒙旗人当兵吃粮为主要出路,往往是一人当兵,全家都吃那一份钱粮,生活很困难,赶到辛亥革命以后,旗兵钱粮停发,生活可就更困难了。旗兵只会骑马射箭,不会种地,没有手艺,钱粮一停,马上挨饿。他们的子弟呢,只有少数念过书,又不善于劳动,只有做一些小生意,往往连自己也养不活。原来,清朝皇帝对旗人的要求,就是只准报效朝廷,不许自谋生计,这就难怪他们不善于劳动了。辛亥革命呢,又有点笼统地仇视满人。这么一来,整整齐齐的枟营就慢慢地变成“叫花子营”了!有的人实在当无可当,卖无可卖,便拆毁了营房,卖了木料;有的甚至于卖儿卖女!拆、典、当、卖,死、走、逃、亡,悲惨万状。这里原有满蒙旗人两千户,是乾隆四十五年由北京调拨来的,担任皇帝到承德去避暑或狩猎的中途保护工作。到解放时,只剩下二百多户,都极穷困。因此,我要去看,他们今天是怎样活着呢。

老舍出生地小杨家胡同在北京城里,辇毂之下,在义和团时代即已堕落成那个样子,由北京调拨到密云县的枟营大队,情形还好得了吗?似乎不能怪辛亥革命之仇视满人。一大群人任事不做平白领饷,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清朝初也不是完全不重视八旗的教养,《清会典》:“八旗都统,满洲八人,蒙古八人,汉军八人……掌八旗之政令,稽其户口,经其教养,序其官爵,简其军赋……”二十四位都统,还有四十八位副都统,在“经其教养”方面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据《清会典》事例:“雍正七年议准,满洲蒙古,每参领下各设学舍一所,十二岁以上幼丁均准入学”,是为“八旗义学”。又“顺治元年定,八旗各择官房一所,建为学舍,以教八旗子弟”,是为“八旗官学”。此外,八旗有公产,“不下数十万亩,详查八旗闲散人内,有正身情愿下乡种地者,上地给予一百亩,中地给予一百五十亩,下地给予二百亩,令携家口居乡耕种。初耕之年,量给牛种房屋之资”。又“雍正二年覆准,以二百余顷作为井田,将无产业之满洲蒙古汉军,共一百户,前往耕种,每户授田百亩,凡八百亩为私田,百亩为公田……设立村庄,盖土房四百间,给予种地人口粮耕牛籽种农具,以便耕种,并于八旗废官内拣选二人前往管理”。凡此种种法令设施,早年对于旗人福利之关切不可谓漫不经心,此后苟能本此精神认真办理,旗兵驻扎之地的后人应该不至于沦落为“叫花子营”。此则吾人读《正红旗下》之后,于表示同情之余,又不能不有的一番感慨。

老舍写《正红旗下》的真正主题,据胡絜青的说明,乃是“要告诉读者:清朝是怎样由‘心儿里’烂掉的,满人是怎样向两极分化的,人民是怎样向反动派造反的,中国是一个何等可爱的由多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大有希望的国家……”这一个伟大的主题,由于这部小说才写了一个开端便停止了,我们无法看到老舍怎样地去发挥。

老舍夫人胡絜青是一位画家,曾拜在齐白石门下,大笔纵横,饶有气魄,近曾在香港展出她的作品,我看到她的精印的画册。

附印在文左她写了四个大字:“健康是福”,我们不难从这四个字揣想她的心情,一个人能健康地活着便是幸福,这是人生起码的条件,然而也是很难得的理想啊!

我又在这里寻出老舍夫妇的一张照片,照片背面有胡絜青的题字,是一九六四年冬在老舍书桌旁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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