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著名出版家沈公（沈昌文）的八十八岁寿辰，沈公的旧识、好友、徒子徒孙纷纷奔走相告，短短三个月时间，共收集了三十四篇关于沈公的趣事文章。在这些出版人、学者、媒体人的文字中，一个天真、狡猾、机智、幽默、随心所欲、放浪形骸的沈公形象跃然纸上。
这本书不是历数人尽皆知的沈公之光辉成就，而是说一说他的八卦趣事。他是武侠小说里“深蕴内敛的中年练家子”，他是一位无法复制的“思想的邮差”，他是“安徽打工妹”心中永远的偶像。他用宁波话畅谈“食经”，和“复印机小姐”谈恋爱，随身携带着装有五十页“著译者”和“关系户”的PDA。当然，也少不了他对书的“痴爱”，他自成一派的“出版经”和处世之道。他是智者，他是仁者，他是狂狷者。他是常背着双肩包，自称“不良老年”，独一无二的沈公。
这部集子通过各人以各眼看沈公，追忆他昔日辉煌的出版史，诙谐好玩的趣事背后，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史的一个缩影。
【内容简介】
自80年代起，沈公的名字就在出版圈如雷贯耳，他主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策划“新知文库”“现代学术文库”丛书，在知识界、思想界引起极大反响。他任主编的《读书》杂志，被青年读者视为精神启蒙，影响了好几代读书人。
1931年9月26日生于上海。1949年至1951年初，在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院采访系肄业。1951年3月考入人民出版社（北京），任校对员、秘书、编辑等。1986年1月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出版《宽容》《情爱论》《异端的权利》《随想录》《蔡志忠漫画》《金庸全集》《爱默生集》等影响大时代知识面貌与格局的人文图书，十年后退休。
1980年3月起兼管《读书》杂志编务，任副主编、主编，迄1995年12月。
1997年起，主持自己的“工作室”，与辽宁教育出版社合作，出版“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两套大型丛书及《欧洲风化史》等上百种思想人文图书。发起创办《万象》杂志，退休后一直活跃于出版界。
【目录】
1 王充闾 仁者寿
11 葛剑雄 老沈的吃局
15 陈子善 一本书·一顿饭·一只猫
21 陈 昕 智者沈公
28 陈冠中 老沈、沈先生、沈公
31 朱学勤 “旧社会”的事
35 吴 彬 “八八”老沈
41 张冠生 沈公召集“思想体操”
46 赵丽雅 沈公与“《读书》标准”
56 赵越胜 旧事与忆往
66 江晓原 沈公传奇之吉光片羽
74 郝明义 练家子的享受
78 雷 颐 沈公与“冬夜炉火”
86 李 辉 老沈，米寿了！
93 俞晓群 再说两件事
101 王之江 沈公的“女朋友”们
107 许纪霖 一个八十年代的遗少与遗老交往的往事
114 吴兴文 沈公、藏书票与我
120 叶 芳 独一无二沈昌文
129 谢其章 沈公送我繁体字版《读书》
136 刘苏里 我的师傅沈昌文
143 醒客张 亲爱的沈公
152 顾 犇 饕餮沈公
158 王 强 思想的邮差
165 胡洪侠 沈公十日谈
203 徐淑卿 和沈公一起虚度时光
209 陆 灏 老沈的“脏癖”
212 高 林 细数京城小菜香
225 林道群 师承集别编
236 王为松 做书与吃饭
241 柳青松 大拙大巧沈昌文
248 恺 蒂 沈公米寿——安徽打工妹的祝福
253 郑 勇 沈公的饭局
265 张国际 一枚沈公
【前言】
沈公八十八岁了！
香港人把“说一说”叫作“八八”，当然说的不能太一本正经，有点八卦的意思。
于是就有了这本《八八沈公》的动议。不是历数人尽皆知的沈公之光辉成就，而是说一说他的八卦趣事。
于是沈公的旧识、好友、徒子徒孙纷纷奔走相告，短短三个月时间，共收集了三十四篇关于沈公的趣事文章。在这些文字中，一个天真、狡猾、机智、幽默、随心所欲、放浪形骸的沈公形象跃然纸上。
他是武侠小说里“深蕴内敛的中年练家子”，他是一位无法复制的“思想的邮差”，他是“安徽打工妹”心中永远的偶像。他用宁波话畅谈“食经”，和“复印机小姐”谈恋爱，随身携带着装有五十页“著译者”和“关系户”的PDA。当然，也少不了他对书的“痴爱”，他自成一派的“出版经”和处世之道。他是智者，他是仁者，他是狂狷者。他是常背着双肩包，自称“不良老年”，独一无二的沈公。
谢谢所有的作者！
让我们一起祝愿沈公生日快乐，快乐长寿！
脉望
2019年7月
【免费在线读】
老沈的吃局
葛剑雄
沈昌文先生将登米寿，加上在各个圈中都称得上德高望重，早已被大家尊为“沈公”。但我称惯了“老沈”，觉得还是这样称呼亲切自然。
一般人与老沈的相识都结缘于三联书店特别是《读书》，我却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大概在1983年，当时我已研究生毕业留复旦大学工作，兼担任导师谭其骧先生的助手。谭先生每次外出，我都会陪同，其中次数*多的是陪他到北京开会或参加学术活动。那时的会议——无论是学术会议还是其他会议——都开得很长，中间往往有休息日。那也是一次会议间的休息日，我陪谭先生去亲戚“七姨”（谭师母李永藩的堂妺李庄藩）家，在那里我*次见到老沈。原来李庄藩专门写外国电影评论，老沈来找她是为三联书店约这方面的稿子。大概事前已经听李庄藩介绍过谭先生，或者他本来就知道谭先生的专业和研究领域，他说*近刚给杨宪益先生出了一本《译余偶拾》，其中有好几篇文章涉及你们这一行，杨先生都有些自己的看法。他说想寄一本请谭先生看看，杨先生的说法是否有道理。还说让我也帮着看看。回上海不久，谭先生收到了老沈寄来的书，也附着给我的一本。
再次见面已是几年后，老沈却没有忘记上次的话题，并且又提出了新的建议。他说你老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已经出版，但一般读者并不了解它的意义，不懂你们专业的人也讲不清，你能不能给《读书》写一篇。我说这事得回去请示谭先生，怎么写合适。当时，有关部门已经组织几位专家写了评述《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文章发表在重要的学术刊物上，但谭先生看了并不十分满意，认为有些说法没有抓住关键或阐明主要意义，而且非专业读者未必能看明白，得知老沈有此稿约，他说你正好趁此机会写一篇，让更多的人看明白。《中国历史疆域的再现》一文在1990年第2期《读书》发表，不久就有好几家报刊转载，谭先生看了也说比那几篇写得好，提法确切，评价实事求是，一般人看得懂。
在这段时间里，我认识了《读书》的编辑赵丽雅、吴彬，以后又认识了贾宝兰。因为我写的文章都属文史类，是赵丽雅负责的范围，所以与她联系*多。这几年间给《读书》的稿子有的就是她（或许是根据老沈的意思）出的题目，有些就是在她（或许是按照老沈的指示）诱导或者“催逼”出来的。我记不清老沈的*次约稿是不是一饭桌上，但可以肯定以后与老沈基本都是在饭桌上见面的。
1990年起的几年间我正忙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的编务，我是编辑室主任，经常要到北京去审图、编图或处理相关事务。特别是1991年谭先生发病住院后，这些具体工作都得由我做了。那时每次去北京的时间比较长，少则三五天，多则一二个星期，其中总能安排出时间参加老沈安排的餐聚。现在回忆起来，“标准流程”如在眼前：
我到北京安顿下来，大致排定日程后，就给赵丽雅打电话，那边传来熟悉的声音：“找谁呀？”“找你呐！”“噢，葛剑雄。到北京了！这次呆几天？哪天有空让老沈安排？”稍后或当晚，偶然也会在次日，赵丽雅打来电话：“记住了，星期几晚上几点在某某地方。”“现在约好了某某、某某，某某还不一定。某某不在北京，赶不上。”有时赵丽雅会主动问，或代替老沈问：“这次想见谁呀？”因为老沈曾夸口，除了中央领导，其他人想请谁就请谁。据说他对其他人也是这样说的，所以我和其他朋友都曾大胆提出要见某人，大多如愿以偿。也有的是老沈主动安排的，大多是“别有用心”，如要组某方面的稿，或聊某方面的事。还有的是对方约的，有次赵丽雅问过我留京时间，就说：“老沈说过张中行先生要见你，什么时候你来了一起吃饭。”我自然喜出望外，到时果然被安排在张先生旁的座位。
我查了这段时间的日记，有幸在老沈办的吃局上“同席”的，有我一向景仰的前辈，或是平时只能遥瞻仰视的名流，或是心仪已久的学者，或是一见如故的同道，或是相识多年却睽违有时的故人，或是有故事的中外奇人逸士、遗老遗少，还有意想不到的企业家、外国人、港台人士。如张中行、王世襄、董乐山、吴祖光、王若水、孙长江、丁聪、陈乐民、王蒙、冯亦代、庞朴、孙机、邵燕祥、蓝英年、陈四益、施康强、李文俊、刘绍明、许医农、王学泰、马立诚、盛宁、刘志琴、梁从诫、吴中超、陈子善、吴霜、俞晓群、潘振平、赵一凡、朱正琳、刘军宁、徐友渔、李辉、葛兆光、钱宁等。
一本书·一顿饭·一只猫
陈子善
沈公米寿，这是中国出版界的大事，应该写点什么，必须写点什么。但与沈公太熟了，反而不大好写，不知该从何落笔，那就写与沈公交往的三个侧面吧，都与沈公是一位杰出的编辑出版家相关。
一本书
沈昌文沈公的大名是与三联书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许可以这样说，没有沈公，就没有1980、90年代执中国出版界牛耳的三联书店。我先认识沈公的前任范用范老板，后认识沈公。1985年8月，浙江富阳举行纪念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劫后幸存的汪静之、许杰、楼适夷、柯灵、唐弢、王西彦等文坛前辈都参加了，盛况空前。范老板也来了。就在这次会上，范老板向王自立先生和我约稿，嘱我俩编一本《郁达夫和书》。我俩受宠若惊，会议结束后回到上海即着手工作，初稿不到一年就编竣了，收入了不少郁达夫的集外文。此时三联领导已经换将，范老板荣退，沈公走马上任了。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沈公接手时三联形势很严峻，经济压力山大。但在当时，《郁达夫和书》书稿寄出后一直渺无音讯，不免忐忑不安，鼓足勇气写信询问责编秦人路先生。秦先生转达了沈公的批示，大意为：书编得不错，请耐心等待。这就好比吃了一颗定心丸，也使我们有机会对此书初稿进行调整和增补，还新编了附录《郁达夫日记中关于图书记载摘编》。
在沈公的英明筹划下，三联的出版形势大为改观。拙编《卖文买书——郁达夫和书》也终于在1995年3月由三联书店推出，一年以后重印。如果我没有记错，书名中的正标题“卖文买书”来自郁达夫的诗句“绝交流俗因耽懒，出卖文章为买书”，正是沈公出的点子，显而易见，这个书名更具吸引力。我在书的《编后缀言》中写明，此书是“在范用、沈昌文和秦人路先生的热情支持下”才得以问世的。
《卖文买书——郁达夫和书》是我在国内一流大出版社*次出书，虽然还不是我自己写的，只是我们编的，但我有足够的理由感到高兴。而此书能够出版，完全出于沈公的特别关照。
一顿饭
沈公请饭是大大出了名的，他自己也从不讳言“吃吃喝喝”。每次饭局开始，听他用宁波话畅谈“食经”是*好的开胃菜。这么多年下来，不知吃了沈公多少顿饭，不知在饭局上听了沈公多少次高谈阔论，每次都大受教益，无论作文、编书还是为人，都得到了沈公的指点。
当然，沈公的饭不能白吃。如果不是吃饭，沈公、晓群和陆公子出版“铁三角”的阵容能否排出来，《新世纪万有文库》能否出版和新《万象》能否创办，都在未知之数。在饭局上组稿，在饭局上讨论并确定出版大事，这是沈公的一大绝招。而就我个人而言，如果不是沈公请饭，也就无从在席上见识陈原、陈乐民、资中筠等前辈并聆教了。
关于请饭，我想沈公心中一定有一幅完整的京城游吃图，那里有好馆子，那里环境清雅，那里又便宜又好吃，沈公一定了如指掌。这些年跟着沈公，吃过北京城里的京菜、粤菜、潮州菜、云南菜、川菜、湘菜、杭州菜、上海菜，以及清真菜等等，不一而足，虽还不能说已经吃遍，也相差不远了。
有一次，沈公故作神秘地说，带你们去一个从没去过的菜馆。记得那是在东四附近的一条小巷里，真应了“酒香不怕巷子深”这句古话，惜店名已记不得了。原来这是一家北京土菜馆，吃了一桌真正的北京土菜，具体哪些菜肴，也已不复记忆。但这顿饭吃得有滋有味，吃得神清气爽，至今仍仿佛齿颊留香，以至吃了沈公那么多顿饭，这顿印象*为深刻。
一只猫
十多年前，陆公子检出一枚对折的猫纪念卡送我。纪念卡正面图案，一只漂亮的虎斑猫在西文古书架上舒坦地酣睡，四周全是皮装古书，古色古香，书香四溢，整个画面温馨而有趣。书和猫，正是我之*爱，知我者，陆公子也。
然而，待打开纪念卡，又有新的发现。里面有黑色水笔题字：
昌文先生：
Thank for everything！
孙康宜 2000，8，16
这纪念卡原来是美国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送给“昌文先生”即沈公的。康宜教授属于爱猫一族，我曾在她府上见到她养的可爱的黑猫，所以她寄给沈公猫纪念卡是情理中事。但我翻到纪念卡*后一面，发现还贴着一张小便条，便条上是沈公的亲笔批示：
明信片供陆兄备用。*好有讲猫的文章，此图可作封面。
昌文 2000，8，27
毫无疑问，沈公在收到康宜教授的纪念卡后即批转陆公子了。当时，新《万象》刚创刊，陆公子正全力以赴主编新《万象》，沈公则随时予以指导和点拨，这枚纪念卡就是一个明证。沈公认为这幅猫画很有特色，可作《万象》封面画，但*好这期《万象》也要刊出写猫的文章，以收互相配合，相得益彰之效。这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编辑的绝妙主意，不能不令人佩服。只是后来未组到合适的写猫文，这幅画也一直未刊用，直到陆公子离开新《万象》，直到他把这枚纪念卡转赠于我。
一枚小小的猫纪念卡，凝聚着沈公、康宜教授和陆公子的情谊，而沈公敏锐的编辑眼光由此也可见一斑。因此，我当什袭珍藏。
沈公传奇之吉光片羽
江晓原
我与沈公的交往，若以“神交”言之，已有40年历史，可谓久矣。然而我对沈公的印象，却是零零碎碎拼凑起来的。这些零碎的印象，有的属我亲历，有的得之传闻，有的来自文献记载，有的出于个人解读，拼合起来，或许能够形成沈公一个鲜活的侧面。
沈公与扫地僧
我*次见沈公，是在怎样一个场合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时有一些报纸记者，沈公对他们自我介绍说：我是三联下岗职工沈昌文。然后又加了一句：我在三联扫地。那时我的弟子穆蕴秋还在我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有一天我偶然和她说起记忆中沈公这两句奇特的话，她立刻想到了金庸《天龙八部》第四十三章“王霸雄图，血海深恨，尽归尘土”中的少林寺藏经阁扫地僧，大为叹服道：沈公厉害，他是在以扫地僧自况啊！当然，这是她的个人解读，沈公当时是不是在以扫地僧自况，那只有沈公自己知道。不过，以沈公在出版界江湖的勋业和名声地位，真要以扫地僧自况一回，自然也无不可。
其实我和沈公打交道，可以追溯到整整40年前。只是说来奇怪，这番交道当时我自己并不知晓，所以可称之为“神交”。却说那时我还在南京大学天文系念本科，但已经成了刚刚创刊的《读书》杂志的粉丝，有一次心血来潮，给《读书》编辑部写了一封读者来信，建议他们给自己另外取个英文刊名，不要叫做“DUSHU”——这个建议直到今天《读书》也没有采纳。但令人惊奇的是，我的这封读者来信，沈公居然一直保存着，而且还在他晚年的书中提到了，并登了信件的照片！这就让我着实受宠若惊了。
随着我在学术江湖混迹日久，渐渐真的和沈公有了小小交集。记得有一次我正和一位编辑好友一起在三联的图书中心看书，忽遇沈公，他说他正要在附近的饭店请客吃饭，既然在此处邂逅，就邀我和女编辑一同赴席。长者之命，自当遵从，记忆中这是我*次和沈公同席。饭局非常愉快，我只记得席上沈公被一众才女包围着，她们燕语莺声，用种种甜言蜜语赞美沈公，沈公则怡然自若，一派老神仙风范。
沈公与“三结义”
沈公是一个热爱工作的人，他在“‘海豚书馆’缘起”一文中说：“俞晓群、陆灏和我，在将近二十年前有过一次‘三结义’。……这时我概括过自己的心情：出于爱的不爱和出于不爱的爱。我只能离开我钟爱的原单位，同新结识的朋友们去‘三结义’了。”延用“桃园三结义”的比喻，沈公*年长，自然是刘玄德了，那关、张二位，偏偏和我都是多年的朋友。特别是俞晓群，每次“南巡”上海，必会招宴，在他的饭局上，有多次是他们“三结义”都在的，于是又得到亲近沈公的机会。
沈公提到的“三结义”成果之一，是1998年创刊的《万象》杂志。我为这本杂志写过多次稿件，这当然是因为我自己喜欢这份杂志，特别是喜欢她的风格。在沈公“三结义”中的陆灏离开《万象》杂志之后，继任者仍然保持了陆灏的风格，直至杂志寿终正寝。我保存着《万象》从创刊直到2013年结束的全套杂志。
沈公负责《读书》杂志多年，曾为她付出过大量心血，那肯定是沈公“爱”的对象。当然《读书》杂志也是我“爱”的对象，不过我之“爱”与沈公之“爱”不可同日而语，我只是保存着《读书》从创刊以来的全套杂志，并且不时为她写稿，略效绵薄而已。
记得那时《读书》杂志正在经历着她历史上文本*不吸引人的阶段——所幸这个阶段早已经结束了。沈公当时有名言曰：“我现在不看《读书》了，只看《万象》杂志。”这话大得我心，因为我当时《读书》杂志也看得越来越少了，只是出于怀旧心理，恋旧情怀，对她的常年订阅依然继续着。那时我也贡献了一句小小的“名言”，这“名言”后来被沈公载入他的《也无风雨也无晴》一书中：“江晓原教授近年有一句名言：‘我忽然发现《读书》近年变得不好看的原因了！哈哈，那是因为——李零已经不在上面写文章了。’此语在网上流传极广。”
我有幸被沈公品鉴的“名言”虽属玩笑，却也能再次得到印证：《读书》不久之后就在很大程度上回归了沈公先前重视文本可读性的传统，那上面又有好读的文章了，而与此同时李零也恢复在《读书》上写文章了。
沈公与《读书》杂志之思想及文本
沈公在图书出版界江湖上的惊人艺业，我不大敢置喙，那得是沈公“三结义”中写了三大本《一个人的出版史》的俞晓群那样的资深优秀出版人才有资格谈论的。但是对于《读书》杂志，我自认有一点一孔之见，或许值得说两句。这也是我后来学习了沈公的著作，回顾前尘往事，得到的一点体会和印证。
《读书》创刊之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始，但承“文革”余绪，许多“左”的思想和观念，仍然禁锢着许多人的头脑。故此时的思想解放，就是要冲破“左”的桎梏，勇于学习西方的先进之处。《读书》创刊号上“读书无禁区”一文，就深合此旨。那时《读书》上大量秉持此旨的文章，让我爱不释手，印象深刻。近读沈公题赠《阁楼人语：〈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一书，谈及《读书》创办时的宗旨，竟是“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不觉掩卷而兴“难怪如此”之叹！
将《读书》办成一份“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在当时是有很大阻力的。沈公回忆说：“有一天，听一位舆论界的领导人在嘟囔：一家出版社，怎么办起思想评论杂志来了，那不已经有了《红旗》吗？”奇妙的是，这番话却帮助沈公领会了《读书》的使命。
现在回忆起来，在20世纪70-80年代之交，初创的《读书》之所以会吸引我这样一个天体物理专业的理科大学生，“思想解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读书》创刊的前一年，即1978年，*让中国科学界兴奋的事，莫过于“科学的春天”，其实《读书》当初的使命，又何尝不是在呼唤人文学术的春天呢？
《读书》吸引我的第二个原因，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读书》上的文章好读。用学术黑话包装一下就是“对文本有美学追求”。我当时只是感觉《读书》上的许多文章与其他杂志上的明显不同，《读书》的许多作者学植深厚，还能有一番锦心绣口，所以让我特别爱读，却不知这也正是《读书》有意追求的境界。近读沈公题赠之《也无风雨也无晴》，对此得到有力印证。里面谈到当时对《读书》上文章的要求，首先是“厚积薄发，行而有文”，甚至“不文不发”。沈公回忆说：“我们退掉过很多著名学者的稿子，他们的观点很可以，但是文笔实在不行。”
像《读书》这样在文本上的美学追求，是会给她的作者们带来荣誉感的。我想到的*典型也*八卦的例子，是张鸣教授在文章中提供的。他说他在求学时代，室友心心念念的是要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文章，而他念兹在兹的却是想在《读书》杂志上发文章，只是老也发不成，让他十分郁闷。想想《中国社会科学》今天的学术地位，在那上面发一篇文章，在今天的体制内就是难能可贵可喜可贺之事，可是在当年张教授眼中，和《读书》相比居然何足道哉！《读书》能被学人如此心仪，它在文本上的美学追求，沈公“不文不发”的提倡之功，诚不可没。
沈公之神仙岁月
沈公晚年，游戏人间，常背着小青年们喜欢的双肩包，自称“问题老年”。还经常拿他和那些年轻貌美的女编辑们的亲密关系开玩笑，女编辑们都不以为忤，她们爱戴他，“宠幸”着他，在饭局上用各种甜言蜜语去哄慰他。旁人观之，竟是一派和谐，殆近于朱熹《诗集传》中所言“圣人道大德全，无可不可”之境界矣。
2015年8月，我的科幻影评集《江晓原科幻电影指南》在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上发布，沈公亲自前来为我站台，和沈公一起站台的还有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沈公的“三结义”俞晓群、著名影评作家毛尖，他们都对拙著作了热情洋溢的评价和推荐。这也许是我和沈公发生过的*的一次“工作联系”了。
【书摘与插画】
沈公十日谈
胡洪侠
2018年11月29日
我来迟了。在阜成路西头定慧桥下转来绕去，才发现那家饭店的招牌。这不是北京城路灯辉煌的街区，况是冬夜，我又初来乍到。冲上二楼，推开大包房的门，一眼望见沈公，正端坐在一张大圆桌的主位上，于一片喧闹声中，独自笑着。他的左手边，当然是俞晓群；右手位空着，是给我留的。这已是近十年来的惯例：我每次来京，晓群大哥都会组一个饭局，主角永远是沈公，我则居右奉陪。因我是客，嗓门又大，挨沈公坐，容易应付对话中沈公年年减弱的听力。八十七岁的老人家了，他和世界沟通的方式越来越少，多是沉默以对，四处微笑，偶尔有兴致，才提高音量，喊出几个新“创作”的笑话。几十年在书籍出版的舞台中央呼风唤雨，仿佛总是深陷作战指挥中心的吵吵嚷嚷之中，如今，生活于他而言终于慢慢安静下来。
他眼皮底下的这张饭桌则难以安静，尤其我来了，更闹。早已入席的朋友们，除了张冠生、徐时霖、顾犇几位常常自带安静而来，其他诸位，祝勇、谢其章（经常还有止庵、韦力、吴兴文、郑勇、杨小洲等等），再加上忙东忙西的朱立利，哪位是无话可说的？沉稳如东道主俞晓群，酒过三巡，也是要响遏行云的。
沈公照例喝他的啤酒。敬了几杯之后，我问他今天是坐什么车过来的。为节省老人家的脑力，照顾他的听力，也免得他多耗心力，我渐渐不再问那些1980年代的风雨雷电了，不再核实《读书》杂志的“疯男疯女”掌故和《情爱论》的删减内容了，不再深究三联版蔡志忠漫画和金庸作品集的内幕与细节了。我们只和他谈谈今天的事。
“今天，”他说，“我应邀来参加我的大BOSS俞晓群先生的晚宴。我早早坐公共汽车出门，转车时顺便去逛了一家二手书店，那里专门卖一些打折的书。我挑了几本，带了来，送给各位。各位自己去选，书就在沙发那边。”沈公这是又要送书了。他一辈子不仅编书、读书、买书、翻书、谈书、写书，还常常自己买书或将手头存书送朋友。2004年的一个饭局上，我问他养生之道，他说他练一门气功，叫小周天，练了几十年了，受益无穷。他给我介绍蒋维乔的静坐法，嘱我一定要学。回深圳后，忽然收到北京寄来的两本书，全和“因是子静坐法”有关，竟然就是沈公寄来的。
一见此刻沈公“旧疾复发”，我赶紧溜过去，找到那个红色环保袋，将书一一取出，摆在茶几上。书共五本：星云大师《豁达：做人之道》，陈益民《阿Q永远健在》，还有《中国避讳》《闲话文人》，*后是一本《因为懂得 所以慈悲——张爱玲的倾城往事》。
在满坑满谷的折扣书堆里，沈公为什么挑出了这五种？这是他过往做书时选题策划的微弱余响，还是他对未来读物市场的瞬时判断？抑或是挑无可挑而又不得不挑的聊胜于无？
我巡阅一遍，书心未动，欣然归座。又有几位也去看了看，翻了翻，也都空手而回。我忽然就想念上海的陈子善了。陈老师此刻若在，一定不会让张爱玲寂寞的。
酒饱饭足，转眼要道别了。沈公穿上外套，戴好帽子，围好围脖，然后走到那五本书前，喊道：“各位如果喜欢哪一本，就拿走翻翻。我买来也是送各位的。”
大家嘻哈答应，都祝沈公多多保重、健康长寿，可是无人选书以应。
沈公只好将那包书提在手中：“各位客气，我只好自己留着了。”
2002年12月6日
沈公米寿，草鹭要出书祝寿，命我作文一篇。若在旧时，我需以“寿序”应命，可是，我哪有铺排“寿序”的本事？忽然想到，为文编刊，交友吃饭，我追随沈公也有年头了，不妨借《十日谈》名目，写一篇《沈公十日谈》。我先写了2018年11月底在沈公饭局上的见闻，接下来就该写我*次拜见沈公的事了。于是，电脑上输入“沈昌文”三字，搜我旧文中可资参考的段落。先就读到2004年我主编《文化广场》时所写“眉批一二三”中的一段：
《读书》杂志的编辑我也佩服。前年冬天，朋友替我约了《读书》的老主编沈昌文在北京韬奋图书中心二楼咖啡馆见面。我和朋友先到了，挑了中间一个位置落座，立刻就给咖啡香和书香包围了。前方咖啡馆的深处，有长桌一列，桌四周有宾客一群，众人皆以窃窃私语之声争辩着一个公共话题，朋友说那是《读书》杂志召集的小型学术座谈会。回头望去，则是书架琳琅，群籍安稳。正四顾间，沈公昌文风风火火地来了，脸色被门外的寒风染成了深红，像一本书话集的古朴封面。他传授了我几招编刊选书的“秘诀”；他说一会儿他还有约会，也是谈书的事；“我每天做的就是为书做‘媒’的事。”
嗯，写得真好。是我写的？
说是“前年冬天”，算了半天，算出是2012年冬天。这大抵可信，盖因我去北京，喜欢选冬天。离京南下深圳迄今近三十年，在一个没有冬天的城市住久了，会非常想念北方的冬阳、冬夜与冬雪。《深圳商报》的“文化广场”周刊，世纪之交，停刊有年，2003年3月的复刊由我主持，一如1995年的创刊。如此说来，我去北京求见沈公，当是为“文化广场”谋划未来。
且看我在文档中搜出的第二段：
冠生兄领我去北京三联二楼咖啡厅拜见沈昌文先生。“这是深圳来的，”冠生说，“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的主编，胡洪侠，我们都叫他大侠。”沈公笑眯眯的，边听边点头，客客气气地说了几个“好”，全没有额外的热情和深谈的兴趣。
我一看大事不妙，赶紧接过话头喊道：“沈公，我是OK先生。”
“奥！”沈公陡然转头向我，提高音调说，“你就是OK先生。”于是大家都笑了。
冠生“哎”了一声，笑着看了我一眼。我知道他需要解释。 “OK先生是我用过的网名。”我说，“沈公和我都在一个叫‘闲闲书话’的论坛里玩儿。”
沈公连忙说：“我只潜水，不发言。不过你OK先生的‘非日记’我还是有点印象的。”
这就是了。我和冠生1990年代初期即在深圳相识，后迅速升级为相知。回北京工作后他和沈公打交道多年，我想一睹“真人”风采，求冠生引见当然*为方便。
可是，既然是写《沈公十日谈》，所述所忆不仅应标出“年、月”，更理应精确到“日”。我*次见到沈公，究竟是何月何日？我在自己的文字里查不到，只好再求冠生大哥。
几分钟后，答案来了：“2002年12月6日下午14：30，三联书店二楼咖啡厅。”
片刻，冠生的日记手迹图片传到。是十七年前的“文献”了：横格白纸，墨迹井然，笔划一丝不乱，记事繁简有致。我每每感叹冠生沉稳踏实如山，山中藏龙卧虎，可是他仍不断给人意外惊喜，让人感佩不已。
十七年前的那天晚上，他写道：
一上班就为大侠寻找沈昌文先生。
家里没有。工作室没有。三联书店二楼咖啡厅没有。无奈之余，拜托张琳娜代为留意，一旦见到沈先生，即请他给我电话，有要事求见。
近午时，沈先生来电话。约在今天下午2：30—3：00，齐聚三联书店二楼咖啡厅晤谈。
届时前往，大侠已至。坐谈片刻，沈先生亦至。
沈先生以前从网络上和陆灏那里知道一个“OK先生”，活跃于南国文化界，尤其是与书有关的事情。今天对上了号，不由开“沈式玩笑”说：原来听名字里有xia字，还以为是个漂亮小姐冒充男士，今日得见，才知是一位堂堂靓仔。
沈先生忙，言过三巡就得离座去会见好友郝明义。深表感谢之余送其赴约，继续与大侠谈。又约徐晓明日晤谈。……
看看，十七年前，沈公刚逾古稀，虽已退休，精神焕发，胸有成书万卷待出版，天天又有东西南北各路饭局要主持；白日跨上自行车，一骑绝尘，凌晨潜入互联网，春风得意。虽然迟至2002年才得以与之会面半小时，可我毕竟也算亲眼见识了一星半点儿沈公*状态“下半场”的风采。
1988年8月18日
沈公的*状态“上半场”，当然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那个年代他见过的人和见过他的人，领导过他的人和他领导的人，去过编辑部“阁楼”、在《读书》开专栏、参加过“读者服务日”的人，如今都成了传说。
此刻我试图经由“传说隧道”找到我的清晰图像，找不到。只模模糊糊在当时河北省衡水地委办公楼三楼靠北一间办公室里，发现一个年轻人的身影——
时间显示是1988年8月18日的上午，刚刚上班，那位身穿破旧牛仔裤的青年，在单位订阅的新到报刊中，发现了第八期《读书》杂志。他连忙抢在手里，回到座位，按多年养成的习惯，开始从后往前，一路读下去。他那时也读《读者文摘》和《新华文摘》，还有这个“月刊”那个“选刊”之类。翻这些杂志，他是从前往后看的。唯独《读书》，他一定先读*后的“编辑絮语”，然后再慢慢一篇一篇倒翻上去。万一某期竟然没有“絮语”，即若有所失，甚至胡思乱想起来。那时他已经做过几年报纸编辑，对如何写作如何编报编刊有兴趣。他也爱读书，尽管身处小城，买书不便，可是新华书店有新书订阅服务，街上有一两家书摊和书屋，他还是可以买到《第三次浪潮》《宽容》《随想录》《情爱论》《悲剧的诞生》《傅雷家书》《洗澡》等等。他也已经知道接受《读书》杂志文章和新书信息的引导，去选书、买书和谈论书。他喜欢三联版的书，开始搜集“文化生活译丛”“新知文库”和“西方当代学术译丛”，也零星买了几种黄裳、唐?等人的书话集。越读书越觉得这座小城是呆不下去了。他觉得莫名的孤单。这些天来他和他的一位同班同学正策划去海南看看。听说那里建了省，成了大特区，要建自由岛。他总想找人说话，可是也想不出找谁说，也说不好究竟要说什么。突然，他的眼神就停在了这期《读书》“编后絮语”开头那句话上：
朋友相处，有一种境界是“相见亦无事，不来常思君”。
他也无心再往下看，只反复琢磨引号里的这十个字：“相见亦无事，不来常思君”。
好不容易回过神来，很快又读到结尾一段：
《读书》绝不一味消极地淡泊和超脱，它密切关怀文化的命运和现状。但是，它显然要有更多对文化的“终极的关怀”，使自己更加具有深度——一种明白晓畅而非深奥费解的深度。
是啊是啊，做人也一样啊。要明白晓畅的深度，不要深奥费解的深度。“相见亦无事，不来常思君”，多么明白晓畅。还有窗外隐约传来的齐秦的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初听明白晓畅，听进去，也觉深奥费解……
1995年9月3日
《深圳商报》的“文化广场”周刊这一天创刊。时间过得真快，都二十四年了。
从*期起，作为创刊主编，我努力每期写一篇《编读札记》，而且要写成“美文”的样子，而不是普普通通“编者的话”。其实，心里的标准，就是写成沈昌文“编后絮语”的样子，写成董桥《明月》卷首语的样子。那时我还不认识沈昌文，也不认识董桥。
写了没几期，无锡一位王先生看出了点奥妙，于是给《出版广角》写文章，推荐我的“编读札记”，题为《编辑的美文》。他文中就提到《读书》的编后絮语。我有人海中巧遇知音的欣喜，也有“小把戏”给人看穿的惭愧。
无独有偶，“文化广场”周刊的定位和风格惹来了一种批评，说是太像《读书》了。我一时诚惶诚恐，高呼“这个夸奖不敢当啊不敢当”。
2016年7月，奉李辉之命，我把那几年的“编读札记”编成一本集子，起名为《好在共一城风雨》，加入到“副刊文丛”中印了出来。我在自序中再次认真交代了书中文字的来龙去脉：
本书所收文字，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任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主编时写的“编读札记”。当时年轻气盛，不肯默默无闻为他人做嫁衣，逼着自己学董桥学沈昌文，笔下一心想练出几篇“编辑的美文”来。光阴易过。二十年后，重编重读，顿觉当年虽壮志差可凌云，未免也多情复多事。部分篇目修修改改后曾编入广东人民版《微尘与暗香》中，这次结集，全复旧貌，以存其真，以曝其傻。……彼时的大众传播还没网络什么事，报纸兴旺，副刊风光，编辑常常呼风唤雨，作者往往一纸风行。既打出“共同的园地，不同的声音”之旗号，“广场”上人多嘴杂，各显神通，你可兴风作浪，他亦拨云弄雨，吵吵嚷嚷，果然热闹。谈文化，谈城市，谈城市文化，谈文化城市，许许多多现在人们还喋喋不休的话题那时我们都谈过了，许许多多当时一起读书喝酒衡文论艺的诗友如今倒成了风雨故人。那样的岁月真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