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冷战史权威历时十三年写就的鸿篇巨制，全面展现冷战形成全过程。
《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是冷战史权威梅尔文·P.莱弗勒历时十三年写就的鸿篇巨制，是关于冷战起源的里程碑式著作，全面展现了冷战形成的全过程。莱弗勒是与约翰·加迪斯齐名的冷战史大家，曾任美国外交史学家协会主席。为撰写本书，莱弗勒查阅了几乎所有杜鲁门政府的外交文献，他是*位以如此翔实的材料考察该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学家，并由此得出迄今为止学界接受度极高的对冷战起源的解释。莱弗勒对大量材料的把握运用娴熟合理，约翰·加迪斯称此书“在综合论述方面技艺精湛……是迄今有关冷战起源的*作品。”
【内容简介】
冷战深刻地改变了20世纪的历史进程，这场超级大国间的长期对抗缘何爆发始终是人们*为关注的话题之一。在众多相关研究成果中，梅尔文·P.莱弗勒的《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莱弗勒历时十三年撰写了这部鸿篇巨制，批判性地全面考察了杜鲁门政府时期（1945—1953）的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并提出了对冷战爆发的权威解读。莱弗勒在书中表现出了对大量史料的惊人驾驭能力，提出了将地缘政治、政治经济学、战略和意识形态考察融为一体的新颖的研究方法。这部巨著甫一出版，便引起巨大关注，并荣获美国历史学会颁发的美国历史著作*奖，班克罗夫特奖。
【作者简介】
梅尔文·P.莱夫勒（Melvyn P.Leffler），美国著名冷战史学家，弗吉尼亚大学爱德华·斯退汀纽斯历史学教授，曾任美国外交史学家协会主席，代表作有《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和冷战》（班克罗夫特奖）和《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乔治·路易斯·皮尔奖）等，与文安立共同主编《剑桥冷战史》（三卷本）。
译者简介：
孙建中，国际政治学者，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国际观察》副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中美关系、大国战略和国际安全。著有《国家主权：理想与现实》《大国与大国政治》《国际政治概论》等书，译有《国际体系中的进攻与防御》《和平的幻想》《零国集团时代》等书。
【媒体评论】
“一部关于杜鲁门政府的国家安全政策的权威新史，在综合论述方面技艺精湛……简而言之，这是迄今有关冷战起源的Z佳著作。”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一部里程碑式的研究……从未有一部本主题的图书在出版前就得到如此热切的渴盼，并在出版后得到如此广泛的赞誉……一部美妙的作品——迄今关于冷战初年美国外交政策的Z佳著作。”
——迈克尔·考克斯（Michael Cox），《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
“莱弗勒的这部杰出的新作……因其十足的详尽和缜密的探究而无可匹敌。”
——卡罗琳·艾森伯格（Carolyn Eisenberg），《国族》（The Nation）
“一部重要的史著，它在论述美国与冷战起源方面将会成为标准的参照物。”
——阿德里安·贝利（Adrian Bailey）,《泰晤士高等教育副刊》（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目录】
前言和致谢
缩略语
引言
*章 矛盾心理、混乱失序与东欧试金石，1945年
第二章 全球安全，1945年
第三章 冷战开始，1946年1—11月
第四章 从杜鲁门主义到《国家安全法》，1946年11月至
1947年7月
第五章 马歇尔计划、德国与欧洲冷战，1947年6月至
1948年6月
第六章 目标、策略和预算难题，1947—1948年
第七章 艾奇逊执掌大权，1948年11月至1949年9月
第八章 问题、风险承担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
1949年9月至1950年6月
第九章 夺回主动权，1950年6—11月
第十章 在焦虑不安中前进，1950年11月至1951年9月
第十一章 不稳定状态下的优势，1951年9月至1953年1月
结语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前言】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在外交决策过程中始终把现实主义摆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以至于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谋求霸权的现实主义政策。梅尔文·莱弗勒教授的《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一书对于我们了解这一政策的起源颇有助益。该书不仅是一部研究杜鲁门政府对外政策的专著，更是分析冷战如何爆发，美国如何谋求在战后世界中的权力优势地位的历史著作。作者从1979年开始撰写本书到1992年*终出版，大体上花费了13年时间。书中除了详细描述杜鲁门政府的对外政策决策过程以及决策的依据和主要考量因素之外，还深入研究了美国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军事以及地缘思想四个主要战略领域中如何主导了战后历史的走向，以及美国在冷战爆发中所扮演的角色。“客观、公正、坦率、全面、翔实”是这部国际关系史佳作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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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战略
在二战结束时，美国的官员们并没有想到他们会与苏联进行权力政治的零和博弈。他们本想与克里姆林宫进行合作。但是他们对苏联怀有的极大不信任要求与苏联进行合作的条件必须与美国的重大利益相一致。当杜鲁门强调这一点时，他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必须在85% 的时间里以自己的方式行事。阿瑟·H. 范登堡（Arthur H. Vandenberg）参议员是共和党外交政策发言人，他说得更加明确一些：“我想我们这两种格格不入的制度可以同处一个地球——但只能是建立在当我们说话时一言九鼎这样一个事实的基础之上。”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当时发生的种种事件就将这些怀疑态度变成了我们现在知道的遏制政策（containment policy）。然而，遏制意味着优势吗？一开始遏制意味着优势，但只是在防御意义上说是一种优势：苏联指挥的世界共产主义必须加以阻止，以防克里姆林宫控制欧亚地区的优势资源，进而寻求主导整个世界。二战结束时，美国的官员们确实没有在海外维持庞大军事力量的愿望，也不想承担战略义务，或者也不想取代英国、法国和荷兰在广大第三世界地区所拥有的政治影响力（也许某些产油国比如沙特阿拉伯是一种例外）。
华盛顿的决策者们更加喜欢采取经济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力图创造一个有助于货物、资本和技术自由流动的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他们想打破英国的英镑集团，创立可兑换货币，以便为实现非歧视性贸易创造条件。在1944 年和1945 年，罗斯福、杜鲁门及其顾问们极为重视创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他们认为这些国际机构可以促进世界和平与国际繁荣。美国的官员们已经准备好承担英国以前扮演的金融霸主的角色。他们意识到了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之间的关联性。如果他们想要阻止双边贸易做法和自给自足政策的扩散，他们就必须防止他国有意获取可能用来增强军事实力的经济资源。贷款也可能被用来获取政治妥协和经济让步。然而，在一个货物和资本的流动没有障碍的世界上，私营部门也可以充当国家政策的一种工具，尽管它并不是非常听话和温顺的工具。例如，石油公司在追求自身利益和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可以有助于确保美国对*重要原材料的控制。他们认为，如果美国能够管理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那么这个世界经济体系将是一个更加和平的乐土，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受益。这样的话，美国作为战争结果继承下来的权力优势地位将会依然完好无损。杜鲁门及其顾问们非天真之人。在战争刚结束时，总统就对国会发表了几场演讲，他在其中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即和平必须建立在实力以及善意和善行之上。”杜鲁门想施行普遍军训（universal military training），建立海外基地体系，维持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地位。“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维持我们在陆地、海上和空中的优势地位，直到我们可以肯定我们的和平机器能够充分运作为止。”战略空中力量、金融霸权、经济支配地位被认为可以有效阻止任何可能的苏联对权力优势的追求。
杜鲁门及其顾问们打错算盘了。英国要比他们想象得更加虚弱；欧洲的金融问题要比他们想象得更加棘手；德国和日本的经济不景气要比他们想象得更加难以处理；革命民族主义要比他们想象得更加致命；苏联采取的行动要比他们想象得更加不妙；美国的军队复员步伐要比他们想象得更快。在1947 年和1948 年，美国的官员们开始通过采取以大规模经济援助和有限军事援助为核心内容的新政策对上述问题进行回应。杜鲁门政府以同样的高效率和更加熟练的手法利用私营部门在欧洲打造出一些新的统合式安排（corporatist arrangements），这些新的统合式安排旨在努力缓解社会冲突，预先阻止共产党人获取政治胜利，并促进经济增长。其总的目标就是在西欧、德国西部和日本恢复生产，并在这些地区被吸引到东方之前将它们整合到美国主导的轨道上来。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和情报分析人员知道克里姆林宫可能会做出负面反应并采取一些反措施。但是，他们相信苏联人采取的报复性措施将是有限的，因为苏联领导人不会与美国开战。虽然美国的现有军队规模可能不是很大，但美国的战略优势、核垄断地位和战争能力都可以支持这项事关欧亚核心工业区重建事业的冒险行动。詹姆斯·福莱斯特1947 年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只要我们能比世界其余地区更高产，只要我们拥有制海权，只要我们能够用原子弹打击内陆地区，那么我们就可以承担一定的风险，若非如此，这种风险便是不可接受的。”
通过复兴德国和日本的经济，美国还可以恢复它们潜在的军事能力。美国在二战中的前盟友们惊恐不安地看着它们的前敌国一个个恢复元气。没有人能够确定德国和日本将会变成和平的民主国家，过去的历史表明结果恰恰相反。而且，德国和日本作为独立大国的可怕前景可能会激起克里姆林宫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为了减轻盟国对发生这些不同的意外事件的忧虑，美国必须主动提供军事保障。通过首先加入在大西洋的联盟并且此后加入在太平洋的联盟，通过支持法国提出的“欧洲煤钢联营”（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和“欧洲防务共同体”（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计划，杜鲁门政府出于将这些核心工业区纳入美国领导的共同体的目的而竭力撮合这些多边政治协定。考虑到英国决定继续独立于一个联合欧洲之外这一因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可以充当一个非常有用的机制，从而将西欧和英国整合到一条服从于美国领导权的轨道上来。无论是一个一体化的欧洲，还是一个统一的德国，或者是一个独立的日本，都不允许以第三种力量或者中立集团的面目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艾奇逊认为，民族主义“是自杀的一种快捷方式”。
为了使西欧、德国西部和日本永远与美国站在一起，美国的官员们深信这些地区和国家必须缩小美元缺口，美国必须帮助它的工业盟国在欠发达的外围地区出售其货物，赚取美元，并购买粮食和原材料。在革命民族主义兴起的形势下，将核心地区和外围地区连接起来可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工作，它是一件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但是美国的官员们认为这可以摆平。为了避开美国在第三世界承担义务，他们努力说服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通过承认殖民地人民拥有决定自己未来命运的权利和建立他们自己政府的权利来笼络民族主义运动。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坚决认为非殖民化可以在不危及西方利益的情况下发生。如此一来，战略要求可以得到满足，基地依然可以获取，投资和贸易也可以得到保护。对于美国的官员们而言，他们自己制定的对菲律宾政策设定了范例。互惠关系可以通过与地位牢固的精英分子甚至与新兴的军事改革派进行合作这种方式确立起来。只是在共产主义者披上民族主义的外衣并垄断对它的使用之前，宗主国政府必须聪明地做到出让正式的权力杠杆（levers of power）并做出一些象征性的姿态，这样就可以一切无忧了。
随着情况发生变化和威胁不断增大，美国的策略也发生了改变，但是总的目标依然如故。外围地区必须掌控在自己手中，否则欧亚的核心工业区将会遭到削弱。简而言之，日本需要东南亚，西欧需要中东，而美国重整军备的努力也需要整个第三世界的原材料。杜鲁门行政当局对这些地区一开始只是提供有限的技术和经济援助，然后开始提供越来越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在印度支那，美国开始为法国对抗胡志明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越盟（Viet Minh）的大部分活动提供财政支持。但是当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努力毫无展和英国在伊朗与埃及的政策破产时，杜鲁门、艾奇逊和他们的顾问们认为美国应当准备派遣机动部队对第三世界地区进行干涉。
朝鲜战争加快了美国策略的变化进程。当中国军队在1950 年秋季跨过鸭绿江时，美国的决策者们并没有采取报复行动，原因是担心他们会突然陷入自己不能控制的逐步升级的恶性循环之中。教训是明确的。美国必须能够遏制对手的反制行动。如果威慑失败，美国必须能够掌控逐步升级的进程。杜鲁门政府匆匆忙忙地继续扩大原子弹库存规模，并开始研制氢弹，重新武装德国，以及强化北约的常规力量。为了维持核保护伞，美国需要拥有压倒性的战略优势。美国可以利用核保护伞在发生有限战争的情况下支持它的友国，开展秘密行动，部署机动部队，并进行常规轰炸行动。由于核垄断为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创立提供了心理准备条件，战略优势对于激励美国人在外围地区进行冒险行动，威慑对手不敢采取反制措施，保持盟国的支持与团结，依然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所有这些策略都聚焦在实现一个层次分明的系列目标上：“加固中心地区的力量；强化外围地区的力量；促使苏联力量的退缩和苏联制度的改变。”美国的官员们认为，美国大可不必为了瓦解苏联帝国，或者为了在克里姆林宫和它的卫星国之间打入楔子，或者为了推翻现在的共产主义政权，而冒战争的风险。但是如果美国能成功在中心地区构建力量、打造实力并将核心地区与外围地区连接在一起，那么西方世界的吸引力将具有巨大的磁性。苏联的卫星国将会重新被拉回西方，德国的统一可能会按照美国人的条件实现，共产主义阵营将会分崩离析。通过遏制共产党人获取利益和苏联人对外扩张，美国的官员们希望能够永久保持美国的权力优势。艾奇逊领导的政策规划办公室（Policy Planning Staff）指出，“美国和苏联正在进行着一场争夺优势权力的斗争……不追求优势权力就等于选择失败。因此，优势权力必须是美国政策的目标。”
优势并不意味着主宰一切。但它意味着可以创造一个对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热情友好的世界环境；意味着可以开发出消除威胁和挑战的能力；意味着可以动员力量逐步减少苏联对自身外围地区的影响力；意味着可以逐步削弱共产主义的吸引力；意味着可以设计出管理自由世界的制度方法和机制；意味着可以建立这样一种权力结构（configuration of power）和军事态势（military posture），如果战争突然爆发，美国就可以战胜对手。如果对手觉察到了灾难降临前的预兆，它们将会顺从美国的愿望。保罗·尼采在1952 年中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美国可以“获得优势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