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谁知道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目睹了今夜的残酷和黑暗的人还在不在呢？
奥斯维辛 – 比克瑙集中营是一座巨大的“死亡工厂”：
它的“原材料”是活人，*终的“产品”是骨灰；
作为灭绝营里的劳力，“特别工作队”是死亡工厂里一支由犹太奴隶组成的小分队，
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于是，这些人成了大屠杀这段历史中*悲情的角色、*不幸的人。
他们是一切苦难的人中*为苦难的。
他们身处但丁笔下的炼狱的*中央，在集中营生活的边缘地带。
这群人被迫参与“死亡工厂”，成为纳粹灭绝犹太人的工具
他们每日在死亡边缘煎熬，在人性扭曲中麻木，生不如死
“特别工作队”幸存者自述奥斯维辛犹太人大屠杀悲剧
直面真相，拷问灵魂，记录纳粹反人类暴行罪证的绝佳文本
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研究权威学者吉迪恩·格雷夫代表之作
原书继被翻译成12种语言文字后，首次推出中译本！
【内容简介】
本书首次披露了二战纳粹灭绝营中*为特殊的一批受害者的生活和内心世界。“特别工作队”是在纳粹实施种族灭绝的集中营中被挑选出来、被迫在毒气室和焚尸炉旁工作的犹太奴工。他们目睹了人间地狱般的杀戮场景，还被迫参与其中，同时也承受着外界的责难，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作者通过多年的资料采集和访谈（许多人是首次披露他们的经历），以丰富的细节和严密的逻辑，重构了“特别工作队”的生存状态和人性煎熬，无声地控诉了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的反人类暴行。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吉迪恩·格雷夫（Gideon Greif）
吉迪恩•格雷夫教授是以色列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他在两所机构担任首席历史学家和研究员，分别是以色列Sham Olem宗教及犹太大屠杀研究所，以及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犹太大屠杀教育项目基金会，同时也是以色列奥诺学院的高级研究员和历史学家。
在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和灭绝营研究领域，吉迪恩•格雷夫教授是*专家。他对奥斯维辛历史*卓越的贡献在于他的开创性著作《无泪而泣》，该书记录了“特别工作队”的历史，这是奥斯维辛-比克瑙一支特殊的犹太囚犯工作队，卷入大屠杀机制的运行当中。该书*早经由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现已成为一本国际畅销书，被译为十二种语言。
译者简介：
曾记，博士，副教授。
现任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英语系主任、中东研究中心协调人。
【媒体评论】
谁也无法完整地描述、记录大屠杀的恐怖，但这本书是相关历史研究中极其宝贵的一部。它记录了“特别工作队”成员的生活，令人无比动容、无比心痛。这些人幸存下来，讲述了他们的故事。我们至少要确保这些故事永远不会被遗忘。对于那些想了解犹太大屠杀的人，我极力推荐这本至关重要的书。愿人们永不忘记，历史永不重演。
劳 霈 乐 (大 使 衔 )
(Amb.) Peleg Lewi
以色列驻广州总领事馆总领事（大使衔）
在揭露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对犹太人实施灭绝式屠杀的众多著作中，历史学家格雷夫的《无泪而泣》无疑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作者将叙事的焦点集中在的那些被纳粹强迫去处置被毒杀同胞的“特别工作队”犹太成员身上，以他们的见闻、经历、感受和证词把发生在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骇人听闻的屠杀行径展示在世人面前，为读者带来了一种和受害者感同身受的“阅读”体验。其表现形式在众多揭露纳粹屠犹罪行的书籍中独树一帜，具有无与伦比的心灵震撼力。对任何一位希望真实了解纳粹屠犹暴行残酷性的读者而言，都是之书。
徐新
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南京大学格来泽犹太学和以色列研究讲座教授
在“灭绝犹太人”的这一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驱使下，纳粹德国奉行的政策剥夺了六百多万犹太人的生命，造成了现代*残酷的罪行。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一百二十万犹太人在毒气室惨遭杀害，另有数以万计的犹太和非犹太囚徒忍饥挨饿、饱受折磨和羞辱，使奥斯维辛成了二战时期“工业化”大屠杀的象征。以色列历史学家吉迪恩·格雷夫的《无泪而泣》一书，讲述了一小批犹太囚徒的故事。他们在纳粹的逼迫下，完成屠杀前的准备工作，并处理尸体。他们身处地狱深处，却竭力保持着人性，记录营中的遭遇，甚至组织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起义。
中山大学曾记副教授翻译了这部记录人类苦难的著作，使中国读者得以阅读，此举值得称颂。对人类而言，记录过去、铭记历史，是防止悲剧重演的必由之举。
梅尔·立特瓦克（Meir Litvak）教授
特拉维夫大学历史学系 主任
【目录】
译序
中文版序言
*章
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特别工作队”：他们眼中的自己与别人眼中的他们
第二章
约瑟夫·萨卡尔：“活下去，才能揭露真相”
第三章
德拉贡兄弟：“始终相伴，不论希望还是绝望”
第四章
雅科夫·加拜：“我一定会逃出去！”
第五章
埃利泽·艾森施密特：“感谢一家波兰人……”
第六章
扫罗·哈赞：“生命已不重要，死亡就在眼前”
第七章
列昂·科恩：“我们已被非人化，我们犹如机器人”
第八章
雅科夫·西尔贝格：“焚尸场中，度日如年”
【免费在线读】
特别工作队的设立
*批被党卫队强迫去搬运、焚化尸体的并不是犹太人，起初也没有“特别工作队”这个说法。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里的屠杀设施包括毒气室和焚尸场，主要是为了大批量地处死犹太人而启用的。所有遇难者中，犹太人占绝了大多数——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九成以上的死者都是犹太人。不过，死于毒气室的也有很多非犹太人，包括波兰人、苏联战俘、吉普赛人（辛提人和罗姆人），以及其他屯提。*批被挑出来用毒气处死的人是波兰囚犯，他们是死于一项所谓的“安乐死”计划，该计划旨在除掉一些无法治愈的病号。他们从集中营被运往位于索能斯泰因的“安乐死”设施，再用一氧化碳毒死。之后不久又有第二批病号，本来要从奥斯维辛运到索能斯泰因。不过，这批人*终被毒死在奥斯维辛一座焚尸场的停尸房内，这座焚尸场1940年就已启用。1941年9月3日，250名囚犯（大部分是波兰人）从集中营的医院被挑选出来，用于试验齐克隆B毒气的效果。他们被带到位于奥斯维辛主营二区的地窖。之后，又有大约600名苏联战俘、军官和政委从战俘营被运到主营区，带到了二区的地窖。这些人全部都被毒气毒死了。
还有一些临时毒气室［称为一号地堡（Bunker）和二号地堡］，也被用于处死非犹太裔的囚犯。比如，1942年6月11日，原先关押在一处监禁地的320多名波兰囚犯在地堡被处死。 同年8月3日，德国人又从医院里挑出了193名患病的囚犯，把他们押到了比克瑙，用毒气杀害。1942年8月29日，德国人又以同样的方式处死了一批波兰囚犯，多达746人。“特别工作队”（Sonderkommando）的说法于1942年9月正式使用。“工作队”几经变更，于1943年初才*终成形。“特别工作队”一词源于“焚尸场工作队”（Krematoriums-Kommando），
后者指的是1940年奥斯维辛主营区的焚尸场启用以后被派去那里工作的一小批囚犯。关于特别工作队初始时期的情况，目前尚无目击者的证词。因此，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这一时期工作队里具体有多少人，只知道其中很少几个人的名字，包括瓦茨劳夫·里普加（Waclaw Lipka）。这批队员的任务是往焚尸炉里添燃料，焚烧囚犯的尸体。这些囚犯或死于集中营中的恶劣条件，或是被党卫队的人杀害。
起初，集中营的管理者并未将焚尸场工作队中的囚犯与其他囚犯区别看待，也没有把他们归为“知密者”（德语 Geheimnisträger，目睹罪恶的人），于是几个波兰队员就想办法重新分配到了其他的工作队。弗拉迪斯拉夫·汤米切克（Wladislaw Tomiczek）就是其中一员。我们还得知另外两名波兰队员的名字，分别是约瑟夫·伊尔丘克（Jozef Ilczuk）和米奇斯瓦夫·莫拉瓦（Miecyslaw Morawa），他们在焚尸场工作队一直做到1941年6月。而这份差事还有个名字，叫做“司炉工”（stokers, Heizer），这个说法符合他们在那一阶段的实际工作内容：焚烧尸体。1942年5月，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从那时起，焚尸场工作队开始由六名囚犯组成：三名波兰人和三名犹太人。其次，一度又单独组建了一个新的小队，称为“费舍尔工作队”（Fischl-Kommando, 以队长费舍尔的名字命名），附属于焚尸场工作队。“费舍尔工作队”由四到七名囚犯组成，听命于集中营内盖世太保办公室（政治部）。盖世太保的工作职责之一就是焚尸场管理（Krematoriumsleitung）。当时焚尸场的负责人是沃尔特·卡科纳克（Walter Quakernack）。
“费舍尔工作队”的成立，是因为1942年5月起有大批犹太人被送到集中营。越来越多的尸体需要运送到焚尸场去，集中营里需要有一支特殊分队来执行这项任务——而此前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一个号称“运尸工作队”（Leichenträgerkommando）的小分队，专门搬运那些指定要焚烧的囚犯尸体。这些囚犯大都死于饥饿、疾病或纳粹的毒手。但是在毒气室里被处死的人太多了，超出了这个小队的工作负荷。于是，“费舍尔工作队”的囚犯们就被派去进行
焚化尸体前的准备工作（焚烧环节则由“司炉”接手），并在毒气放完之后清扫毒气室。有段时间，他们还要把尸体身上的衣服脱下来。不过，从1942年6月底起，走向死亡的囚犯们在进入毒气室之前就被迫脱光衣服。“费舍尔工作队”的队员们则负责把衣服收集起来备好，交给另一个工作队运走。他们还需要清理焚尸场的院子。如果那些脱光衣服进入毒气室的囚犯留下了什么东西，也由他们来收起。工作队必须在下一批囚犯送达前迅速完成这些任务，这样新到的囚犯才丝毫不会觉察到这里发生过的一切。从一开始，“欺骗”便是大屠杀这一罪行的中心原则。
作为一个单独的小队，“费舍尔工作队”只存在了几周时间。1942年6月前后，两个小队就合并到“焚尸场工作队”里面。据丹努塔·切克（Danuta Czech）的说法，1942年2月15日，按照“犹太问题*终解决方案”，*批被指定处死的犹太人从上西里西亚地区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些人被带到了主营区中的毒气室，在那里惨遭杀害，尸体在焚尸炉里化为灰烬。1942年5月，因为要维修烟囱和锅炉房，主营区里的焚尸场暂时关闭。因此，所有的尸体都被运出奥斯维辛，送到了比克瑙，扔进了大坑里，用土盖上。所有这些任务都是“费舍尔工作队”的囚犯们完成的。焚尸炉修好以后，主营区里的焚尸工作便又恢复了。
比克瑙的埋尸坑是由“埋尸工作队”（Begrabungskommando）的囚犯们挖出来的——这个工作队的成立就是为了这项差事。1942年5月，一批批的犹太人开始被定期运到集中营，于是又出台了另一项和灭绝犹太人有关的规定：系统的屠杀行动要在比克瑙进行，而不是奥斯维辛，因为奥斯维辛的焚尸炉频出故障，已经不能进一步大规模使用。德国人决定在比克瑙集中营地面上挖出的大坑中焚烧尸体。他们把大坑的位置选在一片白桦林内。在1941年底或1942年初时，鲁道夫·赫斯（Rudolf Höss ）认为，这片树林边的两栋房屋可以改建成毒气室。这两栋房子一栋被称作“红屋”或“一号地堡”；另一栋则被称为“白屋”或“二号地堡”。可以肯定的是，一号地堡的*次毒气屠杀发生于1942年的早春。随后，二号地堡也同样投入使用。前面提及过的“埋尸工作队”成员和被派到地堡的囚犯一起，构成了之后“特别工作队”的核心。党卫队选了一群来自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到“一号地堡”工作。这群囚犯大约有200人，其中30到50人被派到地堡里面工作，而其余的人则负责挖坑和往坑里填尸体。另一队犹太囚犯由大约五十名男性组成，被挑选到“二号地堡”去工作。他们的任务是：确保囚犯们在进入毒气室前能尽快在地堡外把衣服脱掉（1942年8月起有了专门的脱衣室）。脱衣之后，工作队成员便带领囚犯们进入毒气室。在一过程中，他们还要把那些起了疑心、紧张不已的人隔离出来，以防扰乱其他囚犯的情绪。工作队队员要带着这些隔离出来的人，还有毒气室塞不下的人，来到地堡后面的一个地方，由党卫队将他们全部枪杀。
有段时间，毒气室只在晚上运行。随着送来的囚犯数量不断增多，开始增加一个白班。特别工作队的职责之一，就是在毒气屠杀结束后对毒气室进行细致的清理，这个任务非常辛苦。他们首先要给毒气室通风，然后把齐克隆B晶体的残留物和囚犯中毒后的排泄物清理干净。根据集中营囚徒的证词，队员们有时会戴着防毒面罩干活。
队员们把尸体运出毒气室，按十具一组分好，搬到轨道车上，沿着一条窄轨把尸体运到约300米外的尸坑。每个尸坑可以容纳100到600具尸体。之后，队员们就往坑里面撒上生石灰，再在上面盖上30—50厘米厚的土。从1942年5月到9月，他们大概填满了100多个这样的尸坑。这些坑都是他们在一号地堡的西侧挖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