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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故事集（节选）
我死去的地方
经过一段九点七公里的长隧道，在外环高速上继续行驶了两公里，然后减速，我看到了那个隐秘的标识牌——道门口。路牌下方有文字提示：前方五百米处下道。在匝道上绕行的时候，一对黑鸟突然从灌木里扑腾飞起，黄昏的余晖在它们的翅膀上闪烁着细碎的堇色粉末。我慢慢地驾驶，越往深处，乡村道路就越窄，上面铺了薄薄一层小石子，轮胎压上去的时候，能听到胡豆炒熟后那种闷声闷气的嘎吱声。这是一段漫长的小道，弯弯绕绕，一眼看不到头，两岸栽满桉树，坡田上的油菜花已然开得繁茂，一整块一整块的黄色在车窗外迎着头惶惶小跑，挤压着视野。我必须眯起眼睛，这样会好受些。
我从未来过这里，这个离主城五十多公里的地方，地名也闻所未闻。这条路上连人都难得见到一个。我完全没有方向感，对于所谓前方毫不知情，不知道究竟有没有一个所谓目的地。但我越是觉着荒诞，就越是想接近它。因为他告诉我这是他死去的地方，他真是这样说的。
得到消息时，我正在开会。这个季度才开始，杂志经营业绩就整体下滑，而且接下来该怎么调整也完全没有头绪，所以领导急吼吼地把上午的例会临时改作了经营会。我正听领导训斥，手机吱吱振动起来，是刘东灵。我轻轻放到耳边，听到他在电话里说，老慢不见了。
“什么不见了？”我弓着身握着电话蹿出办公室，疾走到走廊尽头的卫生间，给自己点上一支烟。会议很沉重，话题很压抑，我一直想抽支烟，就是没找到机会。我趴在窗口，头伸出去，把烟点上。楼下原来是一小块草坪，后来因为小院里车位打挤，被用作临时泊车的地方。此时一辆外来的车正艰难地挪动车头，试图挤到仅存的一道缝里。
“刘岗刚刚打给我的，”他说，“昨天早上七点半清点房间时就没看见人了，前天晚上走的，没打招呼，后来查监控才晓得。”刘岗是他的堂弟，九龙坡精神疗养院的办公室主任。
“那啷个1办？”因为是上午支烟，也因为抽得猛了，我脑门一阵发昏。
“我晓得？”他倒干脆。
“让刘岗他们疗养院到处找找嘛。”
“还用你说，就是找不到了才通知的我噻。”他说，“我马上要开会，你想想去哪里找。”
“我还不是在开会——”但那边已轰然挂了。
我悻悻地把烟屁股摁熄，快步回到会议室。结果这个会一直不歇气地开到下午，末了又来一个紧急采访通知。我赶快打电话给外边的记者，把事情交代出去。等我坐在电脑前把上周遗留的一些琐事处理完，就到了放学时间，又赶去学校接娃儿，接了娃儿，去超市买菜，然后是理菜做饭，然后又是洗盘刷碗，紧跟着就押着娃儿洗澡、上床忙完这一切已近深夜。临到睡觉，我才突然从脑子里拣出这件事儿。
我推了推刚从外边回来就一直躺在床上逛手机淘宝的朝芳，“你老师从疗养院跑了。”
“又不见啦？”她盯着我，两只眼睛空空洞洞的，“真神。”
“你说他能去哪儿？”
“那还真不知道，”朝芳撇撇嘴，“我是搞不懂他的。”
“亏得还是你老师！也不关心下，一点良心都没有。”
“你有良心，那你还撬自己兄弟的墙脚！”
“嘿！要脸不？一个巴掌拍不响。”
如此扯了一番，我们俩都疲了。
“还是去找找吧……”她熄了灯，眼睛骨碌碌地看着我。
我想我知道她没说完的话——“……老慢怪可怜的！”
老慢真的可怜吗？对此我保持疑问。我去过好几次精神病院，一般来说，那里的人看见我们这些“正常人”，反而会把我们当病人，很是同情。若他们不同情我们，我也同情我自己，既要照顾家庭，买菜做饭，洗碗拖地，又要起早摸黑地工作，努力钻营，围着领导打转。他们呢，仰着一张毫无压力的脸，袖着手，不闻世事，优哉游哉。谁可怜些？何况，老慢究竟是不是疯了，还得另说。
翌日，我起床后就给刘东灵电话，约他见面商量。我说：“如果可以的话，也约一下老光。”
在老慢这件事上，我们无疑都是股东。正是我们三个商量后把老慢送到精神疗养院的。
东灵声音朦胧低沉，肯定昨晚夜生活过满足了，身体是醒了，但心里的某根弦还没醒，“哎”的一声，像是伸了—个舒服的懒腰。
“那行嘛，我跟他联系下，暂定晚上。”
“不要暂定，”我说，“定就定死。”
“哎，我真的定不死。再说，老光也不一定有时间。”
“管得你们，反正我定死了。晚上六点，龙山路，乡村老菜坊，我现在就订位。”
“好嘛好嘛。”他不高兴地挂了电话。
他们都是忙人，他们的时间都是用来溢价的。老慢呢，不缺的就是时间，他融化在时间里了。我呢，时间也不是我自己的，至少不全是。可是倒回十几年前，我们都是一样的。不能说一模一样，至少也是差不多一个标准格式的。老光，东灵，还有我，是同一批新晋的媒体民工，我们的宿舍挨在一起。
当时，我凭着几篇发表的副刊文章，被分到周刊部跑文化，在一个被称“文化沙漠”的内陆峡谷城市，文化新闻好寡淡嘛，所以偶尔也客串一些情感热线和娱乐新闻什么的，补贴一点工分。东灵当时在经济新闻部，老光被分去跑机动。那时我们还很幼稚，但越是菜鸟，就越是满心想整什么大稿子，搞点什么有动静的报道，尤其是负面新闻。当然主要是他们俩。能够把稿子写得更通顺－－更像是一篇稿子而不是散文——才是我的当务之急。报业大楼在较场口，挨着的凯旋门电梯下去就是下半城。我们的宿舍就在那里的一个大院里，躲藏在几栋崭新的福利房背后。那是一栋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遗留至今的苏式建筑，灰墙黑瓦，只有三层，十分老旧。大白天也要依靠头顶那五瓦的灯泡照明。即使这样，甬道里也是黑幽幽的，可直接拿来拍鬼电影。
我们几个就住在上面那层，我是302，301和304分别是老光和东灵。
宿舍不大，可能有十五平方米，虽然小但是家具全，有木板床、衣柜，还有一张老式红漆办公桌，可以搁电脑（包括主机和键盘），还能再堆一些书和资料。我们的生活大多可在房间解决，比如烧水，做饭——用电饭煲下个面煮个泡饭之类，也可以用电炒锅整点大餐。锅碗瓢盆一般堆在窗边，另一边是脏衣服和臭袜子，半个月或一个月集中清洗。可惜房间里没有卫生间，不方便洗澡、上厕所。楼道里面有一间两用的公用卫生间，里间割了一个小区域，有一个蹲坑，用木门挡着，外面是一排小便池，左侧是莲蓬头，可以洗澡。
之所以住进去，也不全是因为这儿比市区其他租房低廉很多，主要是租房的过程本身就很麻烦，找个顺心相宜的房子的难度不比找女朋友差到哪里。因为是新入行，需要那种“伙伴”的集体感（也就是相互依赖），也是为了就近方便，领导们在楼上吱一声，我们应声爬个坡，就到办公室了。点个卯，开个电脑装模作样糊弄一番，又可以溜了。但是，当时老慢已经是很有一些资历的摄影记者了，却也住在这破地方——他在303。
他像是宿舍里的一片影子，我老是这样觉得。偶尔我也隐隐觉得，他其实还是我们的影子。
晚上的聚会，他们还是来了，虽然迟到了快两个小时——向来拖的老光甚至比东灵先到。他看见东灵匆匆走进来，放下手机，揶揄道：“哟，刘总是从夏威夷现赶来啊！”
“哎呀光总，这好像是你头一次比我先到哦？”东灵挨着他坐下来，笑嘻嘻的，“啷个，难得领先一球就开始打整我嗦？”
我拿起酒壶，给他斟了半杯，“够了不？”
“还是倒满嘛，”他笑眯眯地点上烟，“难得我们上层社会又相聚了。”
“算了，你们才是上层，我可不是。我下流得很。”我说。
“是啊，您是文化人，您跟我们这些败类刻意划开了距离。”老光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优越感。
“我还想当败类呢，谁给我机会？”我举起筷子，“发动吧！”
“上层社会”，是老慢的说法。
当年，搬进宿舍的头一天，我们几个商量着去见见老慢——毕竟还是要拜拜码头嘛。没来之前我们就听说过老慢——一个怪人，一个非著名的摄影记者，一个让领导头疼的职工。他在这宿舍住了四五年了，“铁打的老慢流水的兵”，俨然是“舍管”级的人物。我也曾在报社见过他几次，没啥印象，就是瘦，寡瘦寡瘦的，个头不高，可能也就一米六五。稍微深刻一点的是他的面容，老是苦着脸，沉默的时候额头上的抬头纹就显得很深，如同沟壑。后来才知道，也不是他故意做出愁苦的样子，是长成这样式了。
我们推开门，他老僧入定般坐在电脑前修剪图片，脖子上仍挂着相机，看见我们闯门而入，才反应过来，慢腾腾地从窗前起身回头看着我们。因为逆光的原因，他站在那里就像一幅曝光过度的平面人像。
我递了一支烟给他，做了一番自我介绍。一支烟抽完，我们大概也熟悉了起来。著名的酒局爱好者东灵不失时机地发起了号召。“都住在同一层，啷个都要搞点酒加深加深感情吧！”
“要得，你们刚来，我请你们。”老慢立刻从藤椅上离开，在夹克里翻找自己的钱包。他确实比我们都要憨厚多了，钱包看起来也厚多了。“这层楼几个月来就我一个，其他屋子都空着。你们来了，我们也算组成了一个上层社会嘛。”这是他为数不多的让人听起来有趣的说法。
那是2001年，总体上还是一个抒隋的年代，人和人见面多少还得谈点理想什么的，至少嘛，也得聊聊文学和艺术。我们既然同住一层，又都年轻，自然要扎堆，喝酒，吹空话。可是，我们是新人，那点微薄的工资肯定是不够用的。于是，我们大部分时间就是吃老慢的。某种意义上，老慢用他的大方供养着几个年轻人的梦想。他很少吹。老慢十分枯燥，但是个好听众。
东灵那时已经操了好几年文学了。“操文学”是东灵自己的说法，没什么恶意。在重庆，“操”不同于北方，是一个生动的具有民间语境的俚语，比如“操社会”“操老大”“操名人”，既有存在主义的意味，也有夸张的趣味，还有点“装”，其实就是“混”，大意如此。那时东灵在一个叫作“界限”的诗歌网站里当版主，半夜就在电脑前发帖回帖，迎来送往的都是各色颜容颓废的文艺青年，个个都不像正常人，都有点营养不良。老光呢，是个复杂的家伙，让人看不出他的年龄。他说他的心理年龄很老，我看他本人更老。当然，女人们跟我不持相同观点，她们觉得这是“成熟”。老光的肚子是个杂货铺，里面装满了秘闻。他什么都能聊，又点到即止，让人感觉高深莫测。喝酒那阵，你让他起个头，他就全讲事故——死人、脑浆子、尸体、血。我们恶心得直打干哕。他却很无辜地说：“老子一天只看得到这些，你让我虚构些啥子好呢？”再后来，我们连菜都不敢让老光做了，总觉得血淋淋的。
东灵说：“你们跑机动新闻的崽儿，就是要邪恶些……”
“是啊，”老光叹着气说，“你从三楼倒栽下去，不得流血的，不得骨头断，不得流脑浆子的，你们这些文化人啊！你们不是人，是神！”
“老慢这事，啷个整？”酒过三巡，这个问题就自然地跑出来了。
“没办法，”老光叹气，“你说，他电话都没得一个，人海茫茫，你去哪儿找？”
“那是，一个成心要跑的人，你找福尔摩斯都没得办法。”东灵附和道。
“那就不找了？”我盯着他们看。
“找啊！”两个人无辜地摊手，异口同声。
“这老慢不争气！”老光惋惜地说，“又不是不给他机会，让他给我拍建筑，选一张，两千块，选十张，两万！有啥子不好吔？”
“我介绍他到金公主影楼做艺术总监，他也不去。”东灵摇头，“他脑子出问题了嘛！”
“说这些有屁用，”我说，“就没什么办法了？”
“没得！”他们又站在一起了。
“但是，老慢上回不是讲了一个地方的吗？”
他们摆手，一副毛骨悚然的表情，“你信那些！”老光笑起来，“我儿，你还真信那些？”
“你忘记我们把老慢送到哪里了？”东灵也笑起来，“看来下次，就要送你去了。”
总体来看，这次见面极其没有意义。其实我也预想到了，一个是开发商，一个是地产广告设计公司老总，他们即使知道老慢在哪儿，也不会——哦，是没得时间去找他的。
分别前，老光说：“既然你信老慢的，那你就去看看嘛。”他沉吟了一下，不知是安慰，还是揶揄，“毕竟，你承继了老慢的一部分生活嘛。”
我却找不到词来反驳。
回到家，朝芳已经把娃儿哄睡了，手指竖在嘴边，示意我动静要轻一些。
“怎么样了？”她从房间过道走拢来问。
我颓然坐在沙发上，不想说话。
“找不到吗？”她挨过来。
“去哪儿找嘛！”我说。
看我语气不佳，她也识趣，起身就回卧室，没几分钟，就听到里面传来了浅浅的鼾声。
我环顾着房间，心想，这大概就是我承继的那一部分了，女人、孩子、锅碗瓢盆、各种账单，鸡零狗碎，我承继的就是这狗日的生活啊。
2002年，我们在报社已经混得如鱼得水。这行业没秘密，用东灵的话说，不是什么高科技。但老慢在报社发稿却变成了一项难事——摄影部、编辑中心，达成了高度默契，拒绝采用他的稿件。原因很简单，老慢太拖沓，“规定动作”总是达不到要求。但是呢，他个人的作品，又经常在国内一些独立摄影展上亮相，偶尔也获个小奖什么的。这让领导尤其恼火，背后说：“这不是拿我们的骨头熬他个人的汤吗？”一次，报社安排他去拍摄市有关领导的一项重要发布活动，他竟然没去。问他，他说他路经学田湾菜市场，看到一幕有意思的场景，拍得忘了还有任务。气得领导脸都乌了，拂袖而去。为此他被记了大过，停职一月，
就是那次，为了安抚老慢，东灵组织了一次秋游，目的地是北碚的一个生态农场。事先他已给农场老板打了电话，老光借了单位的一辆老迈的捷达。上午九点半，我们在凯旋门会合时，老慢出现了，带着一个跟他一样瘦削的年轻女孩。一身松垮的布衣，看起来有点颓废，给我们介绍时只是说，这是朝芳，重庆师范大学文新学院刚毕业。
因为车上突然多了一个计划外的女性，这趟行程对我们这帮单身汉来说顿时就变得兴致盎然。首先兴奋起来的是东灵，他兴奋的标志就是话多。老光依旧高深莫测，但瞧得出他心情不错，心情不好的司机是不可能吹着哨猛踩油门的。看来一个年轻女性总是容易给人带来欢乐。何况，朝芳只是看起来颓废，性格其实比较开朗，很快就同我们熟络了。我们逼问她多久才被老慢骗到手的，她就笑，说已经认识两年了。两年啦！我们冲着老慢怪笑：“你娃，保密工作做得好哦！”
我们笑我们的，老慢倒是神态自若，仿似这件事跟他无关。一行人晃晃悠悠，到达目的地，刚好赶上午饭，农场已经安排好了一顿农家宴。大家也饿了，囫囵吃完，场长带我们一行参观了柚子林、农田、葡萄园，“白吃白喝之后总得装装样子，”东灵悄声说，“这他妈才是负责任的省级媒体嘛。”游得差不多了，东灵让场长先回去，由他带着我们去附近寻访一处古道。不久前，他来此采访，无意发现了一条废弃的但很有意思的古道，走了一刻钟，没再往前走。回去后，他特意问询了当地文管所的专家，得知是民国时期的一条“高速公路”，路边还残存一些老院墙、地基、一座坍塌的庙子，心想是白捡了一条大稿子，只可惜当时没有随身带相机。所以，这次说是专门陪老慢散心也不是顶真的，面儿上请大家耍，白吃白喝，实际上是借了老光这个司机，还有老慢这个摄影师，至于我，是捎带的。
这条路还真是美极了，对面就是缙云山，江水两边是崖壁，犹如一道隐秘的山谷。可能除了附近农民，十几年没人进来过，不到一米宽的道上铺了厚厚一层黄叶，踩上去松松软软，沙沙的。我们甚至还遇见了一个岩洞，是双洞口，不知道是不是可以从一个洞进，另一个洞口出来。洞子很深，里面一片漆黑，我们有点儿害怕，走了几步就退出来了。
我们这样走走歇歇一个多小时，一点也没觉着累。沿途是荒山野树，花香鸟语，时不时还要拿水果刀割掉挡路的荆棘，偶尔也会觉察到危险——道上横亘着几块大石头，显然是头顶的山壁上落下来的。
我们还在这条寂静的小路旁发现了一栋完整的房子，建在稍微开阔的江滩边上。这是个两层小楼，还有一个院坝，四周用围墙拦着，铁门紧闭。这里显见是偶尔有人来住的，因为楼前江岸泊着一条渔舟，对岸是一个码头坡坎。
又走了半个小时，大家也累了，想找地方歇脚。老慢突然背着相机往江坡攀下去，不一会儿听得他的声音：“下来，这儿有温泉，野池子！”大家马上兴奋起来，尾随下去，果然，江滩上几个水坑里，水是温热的。
老光个除掉衣裤，跳了下去，东灵紧随其后。老慢蹲着拍了几张照片，就往坡上回去。朝芳满脸通红，要跟着他回到上面，被老慢制止了：“你找个地方坐一坐，我到前面那边去看看，你们就不往前走了。”刚刚我们就在争论，到底要不要再往前走。可是这条路看似没有走通的趋势，而且即便走通，回来取车也是一件极为麻烦的事。所以，大家的意见还是：原路返回。“等下我回来和你们会合。”他摆摆手，示意我帮着照顾一下朝芳。我没下水，陪着朝芳找了块干净的岩石坐下，看着他兀自往上走了。然后，一直没有回来。
我是说，我们一直等到天黑，都没有等到他回来。
第二天，我们在农场睡醒，老慢还是没有回来。返程路上，我们的情绪不再像来时那样轻松。同来的一个人，莫名其妙就不见了，小灵通也打不通（在古道上没信号）。
“他就是这样的！”朝芳似乎是想宽慰我们，说有几次陪他一块出去拍照，走着走着就见不着人了。但是那几次听起来，老慢只是过分关注于拍照，而忘记了时间，完全不像这次——彻头彻尾地消失了踪影，还扔下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孩。我觑了一眼朝芳，她坐在车窗边，眼睛红肿，显然晚上哭了不少次，不过还算情绪稳定，她打消了老光报警的念头。
东灵埋怨说：“他太散漫了，必须给他一个教训！”
“对，”她附和道，“不用理他。”
但是，朝芳的居留就成了问题。她是专门来投奔他的，结果这个家伙扔下她杳无踪影。经过简单商议，我们把她安置在老慢的房间。
回城后，他们忙各自的事，只有我的工作时间灵活，无须坐班候点的，这个任务很自然就落在我头上——陪着她等老慢回来。
这天，我次找出了床底下的电磁炉，因为朝芳一直要求“在家简单吃”，而且想吃火锅。我们楼下拐个弯就是菜市场，菜市旁边就是十八梯，一个著名的城中村。得益于老慢的推介与讲解，我们了解到这里的人情生态之丰富。我们刚住进来，老慢就带着我们几个四处穿梭。这一片儿什么都有，菜市、邮局、理发店、黑黢黢的小饭馆，熙熙攘攘。这里包容着各种人，酒鬼、烟鬼、赌鬼、力夫、小偷、骗子、棒棒鸡、胖瘦不一的老板娘，还有毒贩子。但一脚踏出十八梯，世界瞬间变幻——对面是全国闻名的繁华城区，解放碑步行街。
住进宿舍之后，我们极度渴望出逃此地，但这里俨然是老慢的天堂。他似乎根本不需要那些：一个植被丰富、绿树成荫的高尚小区里，一个也许不大，但清清爽爽的房子。哪怕是独立的只属于私人的厕所之类的，他好像也统统不需要，他一点儿也不着急。他挂着自己的索尼213，成天梭巡在十八梯的巷子里。当然，我们所有人都有选题的焦虑，他却没有。我总觉得摄影记者的工作真他妈舒服，上去就是猛地一阵咔嚓，回到办公室，慢慢选，选出一张差的，就完事了。我们这些文字记者，事前要选材，事后要清理，比做菜的厨子还累，却品尝不到任何美味。我们一直处在程序之间。
不管怎么样，我们对自己“栖息地”的了解，实际上是依靠老慢完成的。我是被他拉壮丁多的。他常常拉着我穿巷子，他管这叫“摸黑”。住一年了，我还不知道，这里头巷子有多少暗巷，蜿蜒相连，九曲迷宫一般。暗巷里许多小旅馆，有的挂了“XX旅社”之类的牌子，有的干脆连牌都没有，但你清楚那就是——三四个中年妇女扎堆嗑瓜子摆龙门阵顺便眼角四处睃的地方，她不招徕你你也知道那是啥地方。“两块钱住一晚。”老慢竖起两根指头，这样跟我说。“两块？”我追问，“那——好多钱1一次？”“十块。”简洁明了。我跟着老慢钻来钻去，在暗巷口撞到过好多次吸毒的。令人心悸的还是，路上突然踢到东西，一看，是废弃的注射器，针头还带着血。有一次，他发现了一个神人，踮着脚尖一路跑回来，硬是鼓捣1把我们从电脑前拉到十八梯茶馆：一个看门人模样的老头，大白天喝得麻麻醺醺的，手舞足蹈地唱着歌—一听了半天才分辨出来，那是以前码头上茶馆里袍哥大爷吃讲茶时听的老调儿。还有一次，我们在大排档喝夜啤酒，他突然从另一头拉来一个卖鸭脚板的男的，说是本埠知名职业划拳手——三打两胜，他赢了，你花十块钱买两个鸭脚板；他输了，送给你一对鸭翅膀。我们和隔壁十几桌打光巴胴1的酒客，硬是没划得赢，倒是他背上一箩筐鸭脚板被倾销一空。
“老慢混迹在这些神人当中，慢慢也就成了另一个神人——成了下半城的一部分。连下半城卖菜的大妈，都认得他这张脸。”我提着一个塑料袋，领着朝芳一边在菜市场拣菜，一边把这些慢慢说给她听。她在我身后亦步亦趋，俨然也听得痴迷了。
我好奇，“老慢就没给你说过这些？”
“没有。”她的眼睑耷拉下来，不知道怎么就情绪低落了。
那晚，等到东灵和老光回来，我们围着电磁炉烫火锅，四个人喝了两瓶老白干。朝芳也喝了不少，至少不比我少吧。因为喝了酒，她的话也多起来，就给我们讲以前的事。她呢，大二时来报社实习，跟了一个记者，这个记者是个老油条，喜欢跑会议新闻，曾创下一天九场会议新闻的记录，是个逮兔高手。该油条不仅擅长逮兔，还擅长吃窝边草。几年前搞大了一个实习生的肚子，很是闹了一些纠纷，后来花钱了了。有一次，他带着朝芳下区县采访，晚上被接待得晕乎乎的，半夜敲开朝芳的房门，胡说八道一番。朝芳越听越怕，又不好驱赶他，但她很聪明，故意去把房门开了一条缝。那王八蛋吹着吹着酒劲就上来了，赖在房里强搂住朝芳欲行不轨。朝芳哪里肯，一边尖叫，一边拿指甲掐他手臂。突然，一个茶杯从背后打来，拍在他后脑上……
“是老慢？”我们问。
她点了点头，又抿了一口酒，继续往下说。
这次采访，老慢和他们一同下去。他看不惯那人吹牛逼，吃完就回房间休息。几个房间挨着，他在隔壁听到厮打起来了，顺手抓了一个杯子，看见隔壁房门也没关，进来就是一下，把那王八蛋拍在地上。
“后来呢？”我们是听戏入迷了。
这事儿可不就闹大了嘛，出血了嘛。报社领导怒了，又不敢发作，毕竟是这么丢脸的事。那王八蛋停职三个月，老慢呢，也没讨好，这种事情，大概也不好表彰吧。但是，朝芳作为受害人，还是需要安抚嘛。工会出面，提了水果去看了她，首先自然是希望她不要声张，再者嘛，肯定是希望她早点离开，毕竟惹了是非，容易生出闲言碎语。可是这朝芳是个犟拐，她也不需要什么补偿，还提出要完成实习期的学习。工会领导说，我们会给你做一个让你满意的实习鉴定的。可是她不，她说我来是要学东西的。报社没办法，只能让她留着，但是出了这摊子事，遇见这种烈女，也没得哪个老师敢带。
“所以，就只有老慢带你了？”老光笑说。
“可是，老慢一个摄影记者，咋个带你？”我很不解。
“我也是这样问他的，可他说，什么狗屁新闻？不就是跟我一样？快照而已！对方说什么，你照直录一遍，装在一个筐里不就完事了。难道那些东西还需要什么技巧，需要什么文采，需要什么个性不成？”
“太对了！”我们集体笑了起来，很是解气。
这一来，一个摄，一个记，偶尔老慢也给她讲怎么写开头，怎么个格式和规范。朝芳就跟着老慢，倒也很快进入了角色。相比她那些同时实习的同学，她算是早一个独立作业甚至是独立署名的了。一晃，两个月实习期也结束了。但她却不想结束，她喜欢上老慢了。每个周末，她就过来看老慢，但是老慢呢，总是不紧不慢，这让她很是着急。这不，一毕业，她干脆自断后路，抱着行李箱就过来了，正好赶上老慢心情不好，又赶上了东灵的这出安慰计划——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哎哟！”我们赶紧把杯子端起来，佯装很生气的样子，“狗日的老慢！”
五天后，就在我们都习惯了朝芳的存在后，老慢却回来了。这几天大概是我们在此地愉快的几天。有人下厨，有人洗碗，下班就回，饭后聊天，偶尔打几把牌。老慢不在，我们正好利用他的蜗居开展活动。那感觉，东灵总结说，像是“一个妻子和她的三位年轻丈夫”。
所以，当一身汗腥臭的老慢提着他的相机闯进门时，我们反而觉得很突兀，很不适应。
“你死哪儿去了？”
“为什么不接电话？”
“怎么不跟我们打个招呼？”
我们七嘴八舌的，当然，首先是谴责他。
他沉默半晌，后说：“我饿了。”
老慢狼吞虎咽的时候，断断续续告诉我们，他在那条路上无意中发现了一种珍稀昆虫。作为一名野外爱好者，他竟然从未见过，于是换上微镜头，紧跟着它去抓拍，走着拍着，就发现自己走得太远了。他试图打电话，但发现没了信号。返回时，不多久就天黑了，又下起雨。他不敢再走，就找了一个岩洞，窝进去蜷了一晚。
“那第二天呢？”我们问。
“第二天，我睡醒了，就想去找你们会合，但小灵通也没电了。”他说，“既然也没法会合，那我干脆倒回去，把那条路走通呗。”
“你这几天都在那边？”朝芳眼泪汪汪的，声音打战，“都吃的些啥子哦？”
“哦，”他若无其事，“没饿着。”
但是看起来他不像是没饿着的样子呀。
不过既然他回来了，我们虽不情愿，也不得不离开——转而窝在东灵的床铺上，都不晓得该说什么好。
“老慢是个神经病！”
老光这么说了一句，就兀自回屋了。
我看了看东灵，他面无表情，也不知想什么。于是，我也无趣地回去了。
我知道，大概就是嫉妒吧。
在单位候到下午，我突然接到办公室通知，临时通知的经营碰头会取消了。平白空出了一块时间，我一下变得无所适从。也好，干脆去一趟九龙坡，找刘岗。老慢已经失踪几天了，总得有人去关心关心吧。
老慢住的那个精神疗养院属于铁路系统，条件特别好，院内鸟语花香，比人民公园还要幽静，但我不想进到里面。不是怕里面的精神病人，而是嫉妒那些人。凭什么他们可以不工作，不打卡，不求上进，一天可以傻乎乎地晒太阳，而我们要把屁股钉在办公椅上。于是我给刘岗打了电话，说在门口等他。不—会他就出来了。
我还没问，他就先张嘴了：“还没找到吗？”
人他妈是在你这里不见的，你反倒问起我了。我心里明白，就是为了推卸责任。但有着东灵那层关系，不好说。再说，当初也是我们死皮赖脸送过来的。
“所以来找你，看看有什么线索。”
我递一支烟给他，他摆摆手。
“没有什么征兆呀，我在房间是上上下下翻遍了的，”他说，“一点点发现都没有，屁都没得。”
“他相机呢？”
“相机、几个镜头——都在呀。”
“连相机都没拿？”我简直有点不敢相信。
“就放在库里的。”他说，“要不我取给你？”
“不用不用，”我突然有点泄气，“那他是连命都不要了。”
“上次你不是说，要请专家给他会诊的吗？”我问。
“瞧了呀，做了三组测试，我亲自监督的。”他说，“后来我不是给你们汇报了嘛，没问题。”
“没病？”
“哎呀，专家都三堂会审了，还有错？！”他越说越气，语调一下飙起来，“当时我不收吧，你们非要送进来。”
“不是找你麻烦来了，”我试图缓和他的情绪，告诉他，“就是来问问情况，人不见了，总得从不见的地方开始找起吧。”
他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原地转了一圈，找了块凸起的石头，坐下来，找我要了一支烟，点上，说：“精神病人各有各的原因，但病人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绝不认为自己是精神病人。”
“老慢恰恰相反啊，”我突然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突破口，“他到底是想要干啥子呢，非要来证明自己是精神病人？”
“那就要问你们了，为什么送他来？”
其实，并不是我们要送老慢来，而是老慢要我们送他来的。那一刹那，我忽然想到《夜访吸血鬼》这部电影的开场，那是布拉德·皮特饰演的路易斯发现自己由人而为吸血鬼的那一刻，他说：“我已经变了，但世界没有什么不同……而夜色之美令我欲哭。”
然而，老慢饰演了谁呢？
或者说，谁扮演了“老慢”这个角色呢？
老慢和朝芳同居一室还没几天，就开始闹事儿了，再后来就天崩地裂。每晚，刚一睡下，隔壁就动荡起来，我们就得从床上爬起来给他们解围。
其实也没什么事，不是牙刷没放对地方，就是挤牙膏掐的不是地方，反正不是这样东西，就是那样东西。总之，在一块就是不合套。接着就是冷战。吃个饭，还要我们互相去递话儿，累不累呀！为省事儿，也为了保持“上层社会”的纯洁性，我们干脆把剩余的靠公厕的一间寝室撬开——把朝芳连人带物，送了进去。
也许是独居太久，三十二岁的老慢似乎已经不大适应跟别人尤其是女人同处一室了。这只是我们私下的判断，当然，好像也只有这点说得通。但朝芳就这么留下来了。有一天出去买菜，她看见我们集团一个健康类的杂志在公开招聘采编，提着篮子去了，竟然被聘用了。当然，是试用。这样一来，她就成了我们的一员。
从这时开始，朝芳就从私人属性变成了公共属性——也就是说，她不光是老慢一个人的，还是东灵的、老光的，以及我的。
一晃两三个月，老慢冷漠依旧，朝芳也渐渐冷静下来，在大家的“劝说”下，终于觉得自己是“有问题”的，也过于冲动，“过于幻想”，把老慢“理想化”了。其实她跟老慢并不适合——或者说，老慢并不适合她。“你们的分崩离析，”东灵苦口婆心道，“就充分说明了这点。”
瞎子都看得出来，东灵对朝芳有意思。
但是呢，瞎子也看得出来，朝芳对老光显然更有好感。关于这点，我问过朝芳。她的回答是，老光看起来很性感。至于为什么有这样的判断，她的回答是，老光不怎么说话。什么狗屁理论，高一点、话少一点的男人，看起来就会性感吗？这一点我迄今想起来仍觉气愤。
“那么，你跟老慢之间究竟怎么回事？”
她鄙夷地看着我，“我知道你想问什么，小肚鸡肠的男人。”
我脸红了，我真没探究的意思，虽然我一直想。“我只是想知道你们闹翻的原因。怎么，不行啊？”
“我也不知道呀！”她叹了口气，“可能是不想害我吧。”
不管怎么说吧，在“上层社会”期间，朝芳很好地扮演了自己的公共角色，让每个人觉得有所欲求、有所图谋，又无迹可寻、不可捉摸。同时，她暧昧的态度也让整个“上层社会”迅速地不可逆转地滑向分崩离析，充满了竞争和猜忌。
所以，当老慢再次失踪时，如同陷入一场情感游戏的我们几乎都毫无发觉。直到十多天后，我们才意识到，老慢又不见了，和他的那部尼康相机、帆布背包、迷彩帽一块离开了。
跟上次一样，我们怎么也联系不到他。我们理解为，他把我们抛弃了，我们——也包括朝芳。
后来我们知道，老慢并非失踪，而是被羁押在拘留所里。
那期间，老慢领受了一个秘密任务：领导安排他去朝天门的金竹宫偷拍砂舞，做一组图片故事。金竹宫和砂舞，这两样在川渝民间都是很知名的。直白地说，砂舞就是跳舞，但是比单纯的跳舞多了一些内容。昏暗的舞池里，聚集着一大堆身穿薄纱的窈窕舞女，挑选一个，付十元钱，便可以请她们跳一支舞。也就是说，只需要十块钱，在那一支舞的时间内你可以可劲地上下其手。所谓砂，自然也是一个充满民间智慧的言子1，具体解释，就是一对男女贴在一起磨蹭，或者是“两个人紧紧贴在一起摩擦身体”。砂舞时，男人一边贴着对方身体随舞曲晃动，一边可以腾出手上下乱摸，所以也被称作“摸摸舞”。这个名词再形象不过了。
我也去过一次金竹宫。有次，领导吩咐我采访一个办艺术培训班的伪劣艺术家。采访结束后，为了表示感谢，这家伙请我在街边小酒馆喝了一点小酒，趁酒意，非说带着我去开一盘洋荤——就把我带到了金竹宫。他应该是那里的常客，一进去就像鱼掉进海里，找都找不见。我看着影影绰绰的人群，那么多男人和女人搂抱在一起，感觉自己心跳得厉害，紧张得尿意顿生。我去找厕所的时候经过一个走道，那里被隔成若干小间，仅用幔布遮挡。我听到里面的呻吟，血脉贲张，连尿都不敢屙了，招呼也没打，赶紧溜走。从舞厅出来，我看见公共汽车上下来一批女人，香气扑鼻，我想她们大概也是那里的舞女。这时下午三点刚过，是舞厅的上班时间。
就因为这事，我被老光和东灵笑话了半年。记得次我讲述这次遭遇的时候，老慢还慢条斯理地给我普及，说砂舞是八十年代开始兴起的，那时舞厅红极一时，会聚了一城的红男绿女，那时还没有这种兼职的舞女，更没有专职的舞女。真正的砂舞兴起于当年的下岗潮，男人们找到了耍事1，女人们找到了生活补贴。当然，直到现在也不是所有砂女都干那种活儿。传统砂女，只陪舞不卖身。
由此看来，老慢对舞厅这些事物是熟稔的，他是在下半城混迹的土地神啊。总之，为了交差，他去了金竹宫，当天认识了一个叫慧娴的传统舞女。也不知道是吃错药还是怎么着，他见到她就变得魔怔了，追着要拍她。女人当然不干喽。于是，接连几天老慢去舞厅找这个叫慧娴的女人。后来也不知他具体是用了什么办法，又是怎么沟通的，总归是把这女人说服了。
老慢沉湎于新的拍摄灵感之中，却习惯性地把领导安排的任务忘到九霄云外了。可是，这么重要的事情领导是没可能忘的，看老慢一直没回音，一拍桌子，旋即安排了另一组记者去了，同时，也给特警队打去了电话。
这个女人，我在老慢电脑上见过她几张照片。
可能有些人就喜欢纯净、脱俗的女人，但我跟老慢想必是另一种人，更喜欢或者乐意接触的是那种庸俗的美。这种美如果非要表述，我想应该就是她这模样，历尽沧桑后的风情里有一种近乎平衡的克制力。很绕，但没有别的说法。也可用老光的原话解释，很撩人，但不骚。事后我问过老慢：“你是喜欢上这个女人了吗？”
他说：“我是真喜欢。”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
我不敢相信，继续问道：“你拍个照，就能喜欢上一个女人？”
“不是，我是喜欢上她，才要求给她拍的。你不理解，”他说，“我看见她的时候就像看见一道光。”
我确实理解不了。可这样的回答才是老慢该有的，他的世界你完全不懂，就像他的灵感永远无法被领导理解那样。当老慢陷入这个突如其来的情感漩涡时，他也撞上了一个坏的结果——在舞厅里，被一块儿逮了进去。
按理说，老慢只需要说明情况就可以出来，哪怕不说明，缴点罚款也没屁大点儿事。他却死活不认罪。特警队事情办完，就转交给朝天门派出所，老慢也被转移到了那边，在拘留室里关了几天，可他依旧不认，什么都不配合。派出所那边摸出他的证件，刚好有人是认识老光的，于是给老光打了电话。不然，我们还蒙在鼓里。
我们几个去把老慢领了出来，埋怨他，为什么不告诉警察真实情况呢，毕竟单位是可以佐证的。
“为什么要说？！”他似乎极不满意我们将他接出来，“非要弄这些新闻，哗众取宠！”
后一句我想是在指责他的领导。
那个慧娴——我们见过的照片上的女人，那天，她没到舞厅，幸运地避开了这个精心策划的局。
从派出所回来后，老慢也被辞退了。这大概也是可以想见的，领导不喜欢不听话的下属，虽然随时可以给他夹毛居1，但也不好随意辞掉——好在老慢给了领导这个机会。俗话说，坏事传千里。其实不需千里，一米就够了。
总之，老慢离开了报社，成了一个自由人。对于一个摄影家而言，这并非坏事。我们是这样认为的。在他的告别酒局上，我们安慰他：“社会广阔得很呀。”
之后，他的行踪便不定起来，昼伏夜出的，跟大伙的生活划分了一道线。也不知道是无意的，还是刻意的。当然这样更好，尤其对我来说。那时我跟朝芳已经纠缠在一起了。碰见老慢，多少还是会感到尴尬的。
不光是我，那段时间人人都忙，没工夫关心他。毕竟我们年轻，还有梦，一心顾着自己的前程。
老光和东灵是怀揣着满腔的理想和热血投奔媒体的。我呢，我并没那么高深的想法，我只是需要一份工作，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然而毕竟受他们的影响，我也慢慢喜欢上了这份工作。在这方面，我和老慢差不多。他虽然也谈论艺术和荷赛奖什么的，但是并没什么野心。总体来说，我们在这点上是趋同的，正如领导批评的，“没得什么追求”。
那些天，东灵接待了一位来自《南方都市报》的朋友，两人一见如故，几顿大酒和彻底摆谈过后，他决意投奔广州，迎接自己的理想。临别前，他召唤大伙儿酒聚了一次。席上，老光对此深表支持，他也认为在西南地区做新闻看不到“希望”，甚至认为做纸媒都没多大希望，哪怕你《南方周末》的稿子，也要通过门户网站才有更广泛、更有爆炸性的影响力。他说自己已经分析研究过许多夜晚了，以后该是网络唱主角的时代，说自个儿也在跟北京的媒体朋友紧密联系，准备到新浪网去试试。我记得他说过，在这里，我们只能做一个城市的买卖，但站在那儿，就可以做全国的买卖！看上去豪气干云。末了，他们问我准备怎么办？我想了想说，我一个跑文化的记者，做好本地的报道就够了。再说，我在北京待过几天，那地方的气候不适合我，而且，也太大了。
我的回答显然让他们失望了。但失望的还是朝芳。毕竟是女人，多愁善感是常态。再说，她既舍不得殷勤的东灵，更舍不得她想追逐的老光。可是，正是她让他们离开的。她一个都不想放弃，他们就只有通通放弃。
那晚，她喝醉了。东灵和老光把她搀回房放到床上，面面相觑。谁留下呢？两人愣了好一阵，后把我叫过来，像是安排后事，严肃得很。“朝芳就交给你了，好生照顾呀！”
东灵第二天就走了。
老光呢，隔了几天也走了。
“上层社会”顿时空虚起来，再也没了烟火气。我偶尔难得在家弄点儿酒菜，给老慢打电话，问他在哪儿。他慢腾腾，好像正思考自己究竟身处何处：“在哪儿？我在社会上呢！”
后撤离那个宿舍前，我遇见过他一次。那次我回得早，准备收拾东西，路过他的房间，看见他正弓在电脑前修图片，便进去问他近在拍啥主题。
他说昆虫，随后滔滔不绝地对着电脑给我讲解，这是什么昆虫，奇异在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品目，生活在何处，珍稀在何处……
我听得头晕，问道：“拍这些能解决生活？”
他瞥了我一眼：“生活是啥子？”
我居然没法回答。于是我换了一个话题，问他为什么不接受东灵的建议，去影楼上班，人家还给一个总监的待遇，算不错了。
“屁！”他埋下头，“朝九晚五的，拍那些鬼画符的肖像我没得兴趣，太假了。再说，啥总监，就是一个摆设。”
我问经常看不到他的人，他是不是故意躲着我们。
他告诉我，他情绪没有问题，不是因为被排挤，没有被开除，也没故意躲起来，而是因为他很忙。
但是他自己又解释说，他忙是因为找不到目的感。说这话时，他的眼神有一种空洞。
目的感？我毕竟比他要小七八岁，当时还算年轻，还不甚理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他未给我解释，我也没继续追问。我们虽然住在一起，情感上也捆绑在一起，某些地方依旧是冷漠的。
晚上，我独自待在书房——其实就是阳台上单独开辟的一个工作间，用来敲字、抽烟、看书——几个小时，还是没法写出领导要求的那份《多媒体融合背景下的杂志采编内容转型方案》，倒是无聊地玩起空当接龙——一种初级也枯燥的游戏，用枯燥对抗枯燥。我听说大部分抑郁症患者都有这个习惯，还听说大部分抑郁了的人，可以一天不说几句话。这些症状我似乎都有，我想我大概也有点儿病了。
在电脑上翻牌的时候，我听到背后的动静，是那只老鼠。我见过它很多次，它为了穿过客厅，进到厨房，执拗地将阳台玻璃门一侧的铝合金立柱啃啮出一个洞口——椭圆形的，居然还很完美，真不知它是如何做到的。为了让它不再搞破坏，我索性整夜都让门开着，可是，事情的奇异之处在于，它还是要从那个洞口穿越。
是习惯？是天性？还是别的我不知道的什么东西？
这个细微的发现突然就让我联想起老慢，不是说他是耗子，而是说他有一种跟这种行为类似的东西，我无法窥知也无从了解的东西。
他从精神病院失踪已经六天了，没有任何联系，没有任何线索。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心里老挂着这样一件事。光单位的烦心事、家里的琐事已经够我两个头大了。
人难道不是应该现实一点吗？再说，凭什么只是我操心，而不是其他人呢？
我关了电脑，进到卧室，孩子已经睡着了，朝芳正给孩子掖被子，防止他被冻着。这时是二月，刚立春，但重庆的春天是极其短暂的，大部分时候都是冬天，早春甚至比冬季还冷。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之间的话越来越少，不知道说什么，说什么可以不触怒对方。少说话的好处，在于可以降低日常生活中吵架的风险。
“你觉得，我到东灵那儿上班咋样？”我突然想告诉她这个事情。
“你不会去的。”她简短地说。
“为什么？”我问。
“因为你根本就不是要征询我的意见。要去你早去了。”说完之后，她睥睨一眼，“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还不是为赚多点钱。”我试图申辩。
“睡吧！”
我颇感无趣，讷讷地说：“我明天去找找老慢。”
她伸手关了床头灯，缩到被窝里说：“去吧，就当是找你自己。”
“找我自己？”
因为这句突兀的话，我失眠了。半夜，我越睡越醒，浑身发热，一会儿想到老慢这些年一个人是怎么过的，一会儿想到冷火炊烟毫无生机的工作，一会儿又想到一个小说的构思，一会儿又想到下期杂志到底要用什么选题，一会儿又跑到了东灵那儿——我在那儿接管了策划部门，做了一个挺劲爆的项目案……我彻底睡不着了，推了推朝芳，“你说——我真去东灵那儿上班咋样？”
她迷迷糊糊地说：“有病啊？”
我想也是。我该跟老慢一块儿住精神病院的。我这样想着想着，终于睡着了。等我醒来时，朝芳和娃儿都不在了。
拿起手机一看，已是十点一刻。干脆，今日也不去单位点卯了。我驾着车，漫无目的地闲逛，不知不觉到了下半城，就把车停在老报社的大院内，然后往侧门走，想瞧瞧曾经的“上层社会”。好些年没来，这一片都拆得差不多了，断壁残垣，揭掉屋顶的老房子豁然迎向天空。我走进巷道，发现我们的旧居已经被推平了，一点影子都没有留下。
我蹲在那片废墟上抽了支烟，一个戴袖章的保安在身后不停地吆喝，要将我驱赶走。我站起来，把烟蒂扔进瓦砾，摇摇手，示意马上走。
搬离下半城这些年，我们从未回来过，这个“上层社会”随着我们的离去土崩瓦解，消失在记忆里，那里只存有一个功能，就是当年那些人终于聚在一块时，注定要反复使用的话题——除了那个地方，我们也许根本没有什么共通之处了。只是老慢从未联系我们，我们也找不到他。聚在一起时，我们就相互问问，然后一阵感慨，接着就散去。我们已经活到了不会刻意去寻找某个朋友的年纪了。
我回到车上，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儿去。
跟老慢失联七八年了，就在我忘记世上还有这个人的时候，他却突然出现了。
那是春节假期刚刚结束那段，我回到单位就开始瞎忙，天天加夜班，那天也是，回到小区已经快十点了，经过楼下的小操场时，发现暗处一个模糊的黑影子忽然冒了出来，慢慢地弓直——叫了声“尾巴”。我放松下来：
“狗日的——老慢，你还活着啊！”
我把老慢带到小区外的大排档坐下，等我去旁边点了一些烧烤回来，他已经吹掉了一瓶山城。这可不多见，老慢喝酒从不主动。我给自己开了瓶二锅头，兑上红牛——既不能多，也不能少，这是习惯，喝了好睡觉。
“这些年都死哪儿去了？”我问。
“到处跑呗。”他说话时我看见他黑黝黝的挎包，里面装着相机，漆面都褪都掉了。
“啷个搞的，又黑又瘦，”我抓了几串烤肉给他，“是又被关了几年吗？”
他呵呵笑，我发现他虽然更黑，但样貌仍旧是原来那样，几乎没有变化。
“你倒显出年轻了，”我衷心地说，“我们几个都老了。”
“我不操心呗。”
“东灵发福了，老光更恼火，整个人就像是在水里泡肿了，充了气似的。”我问，“怎么找到我的？”
“你现在是名人呀，找你还不简单？”他嚼着肉串，但不像是有食欲的样子，“我在书店看见你的新书了，到——什么去？”
“到世界里去。”
“哦，对。我整个下午都在书店，整本看完了，”他伸出大拇指，“我觉得写得好。”
他开始就我的那些故事漫谈他的感受，我听得比较奇怪，感觉很尴尬。
“你说好有个屁用，又卖不掉。”我故意岔开话题，“这几年跟东灵和老光联系没？”
他说没有。
我告诉老慢，东灵和老光当年分别去了广州和北京。东灵待了一年就回来了，继续干媒体，但不搞什么新闻了，而是承包了报社的地产专刊——本城媒体个。干了几年，他后来干脆组了一个广告公司，赚大发了。
“老光呢？”老慢说。
“老光命更好！”我喝完杯里的酒。
在北京混了两年，老光带回来一个女人，也可以换过来说，一个女人把他从北京带回来了。据老光自己说，两人是在同乡会上相识的。他也不讳言女人离过两次婚的历史，两任前夫给她留下了不少资产。至于年龄嘛，他说“只比我大七八岁”。女人有很多产业，知名的是一个全国性连锁美容院品牌，主打产品是羊胎素。另外还有一个时尚餐饮连锁品牌，主要在各大城市商圈做情调小火锅。两人回渝后不久，老光便策划了一场盛大的婚礼派对，邀请了数百位城内各行业圈层的名流，以及几乎所有的媒体。老光把其形容为“个人品牌的初放”。派对之前他曾邀请我们这些老兄弟伙1一同参与了幕后的策划。我记得他这样告诉我们，这个时代要塑造品牌，不再是靠花钱能解决的事了。再说，与其花钱投广告让人了解你的企业，还不如用媒体的手段，以讲故事的方式来塑造人。老百姓记住了你，就记住了你的品牌。
老光无疑是讲故事的高手，是深谙互联网营销的高手，更是豁1圈层资源的高手。没几天，我们便发现，老光把自己也包装成了名流——几乎每个圈层的聚会和派对，都有他和夫人的身影。原以为他会辅佐夫人开创事业，谁知他一头扎进了地产，在区县景区四处圈地，做起了旅游地产开发。
记得那时我不是很理解老光的思维，但东灵反问我：“报社广告，大头来自哪里？”
“地产。”我老实回答。
“还有比地产发展更快、盈利更高的行业吗？”
“没有。”我想了想，确实没有。
“那就是喽，我告诉你，现在是建筑行业在建房子，汽车企业在建房子，餐饮公司在建房子，各行各业都在建房子。”他说，“现在只有两样行业：一样是地产，一样是其他行业。”
“总之，东灵和老光走了一条正确的路，他们这十年，也是中国地产行业飞速发展的黄金十年。”我感慨道。
“那你为啥不去？”老慢睥睨着眼。
“我太懒了，这工作把人越养越懒。”我说，“我懒得跳了，再说我看地产也撑不了多久了。”
“上班有意思吗？”他突然说。
“没毬意思。”我说。
“哦，”他脸上又重新露出那种常有的惘然，“那又有啥子意思？”
“那你觉得什么有意思？”——但我没说。我问了他一个悬留已久的疑问：“后来，你到底找到那个舞女没有？”
“慧娴吗？”他说，“她死了。”
“你找到她了？”这个结局让我很诧异。
那个叫慧娴的女人骗了老慢的积蓄，在警方的大行动之前就溜之大吉了。这是前几年，我到朝天门派出所办事时，顺便得到的一点爆料。当时给老光打电话通知我们取人的那个民警，如今已经是副所长了。他对这个案件记得很清楚，说了一个我从未想到的故事：老慢虽然被抓了，但他同时也是一名受害者，有一个舞女供述称，他被一个来自四川的女人把存款骗了，数额不算小，超过五万，几乎是把卡里的钱全部取出，这在当时，算是一笔不小的款项。我甚至想象不到，老慢竟然当时就这样有钱！我问副所长，这种案件应该好破噻！但他说，是，只是老慢本人不肯受理，很不配合。
听我说完这些，老慢笑了。
“也算吧，但不全对。”
老慢说：“慧娴的确取了钱不假，但钱是他主动拿给她的。她有一个丈夫，染上毒瘾，她需要一笔钱送他到戒毒院。她对老慢说她虽然不爱丈夫了，但不能看着他死，他毕竟还年轻。如果老慢相信她，等把丈夫的毒瘾治好了，她就来找老慢。”
“那她找你没有？”
“没有。”
“慧娴刚刚取了卡上的钱，就被男的偷偷拿了。她找了好些日子，才在一家旅社里找到人——他和另一个女人蜷在床上，两只胳膊上都瘀青了，扎得满是针眼。慧娴当时就疯了，扑上去一阵乱捶，叫他赶紧还钱。他哪里肯理呢，加上刚刚注射过，恶劲上来，掐着她脖子，硬生生往外推。她死命往屋里挤，男人顺势一带，又加力一推搡，她就从阳台上翻下去了，脖子先落地。”
老慢轻轻说着这段。在他平静的语调里，听不出悲愁，也没有波动。可是我觉得，似乎面对一个内心坍塌的人，他那里面坍塌了，可他的肉身还耸立着。我突然很后悔提起这么一段八卦，我不知道八卦背后是这么残酷的故事。
沉默许久，我问道：“你来找我，不是只叙旧吧？”
他笑着说：“想请你帮个忙。”
我丝毫不懂，他因为看见我的书而来，抒发了许多感受，这跟他说的帮忙有何关系？我望着街对面，那里是一团漆黑，一条灰色的野狗从暗处郁郁走过。
“帮什么？”
第二天，我就去找了东灵。
他的公司在渝北，离地铁口不远，在天王星B座13层，这一层都是他的。所以说他眼力好嘛，确实看得远。当时这地界鸟不拉屎，项目也没名气，他就敢买，一买就是一层。现在看来，他买对了，城市扩张的趋势是向北。不过话说回来，“城市向北”也是他的广告公司竭力策划和推广的。这个城市，向来没有方向感，只有上半城和下半城之分——所以这个口号深得主政领导的喜欢，似乎顿时就大大拓延了城市的区域感和空间性，符合时代的发展需求了。据我所知，这煽动性的推广语并非他的原创，而是另有其人。但谁管这些呢？个提的人把自己作死了。他接过来操纵成功了，原属于死者的花冠自然就戴在他头上，毕竟死者是不需花冠的。这倒也合乎这个时代的逻辑，才几年，这里就兴旺起来了。“现在来安家置业的企业、业主们哪里还晓得这里原来是块大坟场呢？”有一次他偷笑着告诉我，他不信什么鬼神。
话说回来，现在的人还信鬼神吗？
我也不信。
我去的时候他正在办公室咆哮，不知为何事愤怒。等他开完会，我推门进去，看到他正抹汗。
“中央空调没效果吗？”我说。
“拿个冰桶来浇都灭不了老子这心中的块垒1。”他突然坐下，从抽屉里摸了一条烟甩给我。
我拿在手上摩挲，软中华，我喜欢，可我买不起。
他点上一支，用手捋了捋快秃顶的头皮，唉声叹气道：“你说现在这些娃儿，到底是啷个回事，连个像样的文案都做不出来，哪怕连个通稿也写不来，还是科班的！读那么多年书，读成废物啦？”
我告诉他这很正常，报社里的新职工大部分也分不清“的地得”怎么用，个个都认识，但就是摆不到对的位置。
“老子觉得奇怪呀，现在的娃儿为什么一点理想都没得了？”
“你还好意思谈理想？”我笑了。
“赚钱难道就不配成为理想吗？”他眼睛凸起，“哪个心里不想？虚伪！”
这倒也是。
“你这行，说实话业务谈得拢谈不拢又不是靠文案和策划，还不是靠关系、红包、回扣。”
“那是呀，没关系哪个放心拿你的回扣？不拿回扣，哪个龟儿愿意把业务交给你做？这是天然逻辑。但是，不管咋样，你给别人做的东西，还是要看得过眼噻，不能大窟窿小眼的，全他妈是坑，坑爹呀！干脆你来帮我，帮我负责文案策划这块。”
他又抛出这个话题。好几年了，多少次见面，他总喜欢提这事儿。我摇摇头。
“你有病呀，一个月几千块钱，就把你埋葬在那死咔咔了。”他说，“你啷个也不为家庭考虑考虑，来我这儿，给你年薪不好吗？”
“我晓得拿年薪好，我也想，但我拿不起那块砖。那块砖太重了，我又太懒了，懒得动。”
“媒体把你废了。”他怜悯地看着我。
“我记得你还有过新闻理想呢。”我好笑地望着他。
“锤子！老子的理想就是找钱，找钱，找钱，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没得钱，锤子个理想都没得。”
“你已经够有钱了好不好。”然后我告诉他，“老慢回来了。”
“啊，他还活着啊？”他的反应跟我当时一模一样。
“是啊，他让我们帮个忙。”
“什么忙？”
“送他去精神病院。”
“他——真这么说？”老光一身中式长褂，手上握着一串摩挲得乌光发亮的小叶紫檀，端坐在席上，隐隐已经很有一些名流的风范了。
东灵看着我，我点了点头。“真是。”
我们离开公司，找了一间日式自助料理。老光闻讯开车过来了，只有我一个人要了几瓶清酒，一边浅斟慢酌，一边给他们讲老慢的事。
“老慢这家伙，是在策划些啥子呢？”老光面色凝重。
“不是说老慢去了几天终南山嘛，成天跟一些个隐士混在一起，”东灵说，“有可能哦。”
老光拍一拍手，“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前几天不是出了一本关于精神病院的书嘛，成都的一个女诗人写的，听说火了。老慢是不是想混进去偷拍，做一组选题送到国外去获奖？”
“策划个铲铲，”我告诉他们，“你们是没见着老慢，他哪里像是有欲望的人？”
“那他是搞哪样？”老光还是不信，“难道疯了？”
“他人呢？”东灵问道。
“是呀，不管咋样还是先聚一聚嘛，”老光道，“再说，他要有啥难处不是还有我们吗？”他盯着东灵，“你说是不是？”
然后他们开始怀念过去：
“你说那时我们好穷，吃个串串都要凑钱才付得起账。”
“是啊，你说那时我们怎么吃得下那多，啥都好吃吔。”
两人哄然大笑。
他们怀旧的时刻，我给老慢打了个电话——那晚他给我留了个号码，是座机。电话一响，老慢就接了起来，好像他一整天就是在等这通电话。
我告诉老慢，我现在跟东灵和老光在一起，他们正在痛说“上层社会”的血泪史。
他呵呵笑，“现在不是‘上层社会’了，改名了。”
“哦？”
“后进集体。”
我猛然意识到，他还住在那里，那个被我们早早遗弃的地方。“你一直没搬？”
“要搬了，”他说，“十八梯还有几天就拆了。”
他们两人暂停了对话，问道：“是老慢？”
我点头。
“那我们现在过去？”
我跟老慢说：“他们两个现在要去看你。”
“不用，你说地方，我过来。”
半个小时后，我们在洪崖洞船长吧的门口看到了老慢，先看到的是脸，然后是肩膀，后才是他的腿。他一身灰衣裳，还真像土里钻出来的。多年没见，自然免不得推推搡搡地亲热一番，老光把他抱起来转了几个圈，说：“老慢你又瘦了。”
老慢坐下来说：“是啊，老了。”
这注定是值得回忆的一晚。这晚我们喝了至少二十打德国黑啤，一直喝到半夜散场，但毫无排斥感，可能是因为老朋友相聚，又是七八年没见，难得的肝胆相照，难得的放松，喝得越多越舒服，越舒服越想喝。后保持清醒的，反而是不善饮酒的老慢。
中途，我在卫生间遇见老光，他说：“老慢没病呀，这么正常！”
“是呀，”我说，“我没说他有病呀。”
喝高了，大家难免要问东问西的，老慢一一作答。但是问到老慢去精神病院是为啥子，老慢抿着嘴，也不解释。
“其实嘛，我也想去，”老光似乎是安慰他，“近这一两年，脑壳这半边老是抽搐，卡起卡起的，老子都怀疑是不是要变神经了。”
“那我们组团去呗，”我说，“我也想歇着。”
“哈！”东灵很激动，拍了一下桌子，把隔壁的一群男女都惊到了，“不就是玩儿行为艺术嘛，好简单嘛！我想办法！”
我不知道该去哪儿了。
从那一片废墟出来，坐在车里，我有一种莫名的无力感和空虚。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如泡沫般烟消云散。一年后，甚至只消几个月，连这片废墟都将不复存在，更新的事物将矗立在这里，一切都在显示，我们并没有存在过。我想起我们住在这里的时候，一些青春的灵魂在这里游荡。那时我们有朝气，有梦想，现在，我们只有酒杯里破碎的梦的声音。我想起老慢，我们离开那么久，他仍固执地遗留在这里，他把自己放逐在这里。如果这儿没拆，他会继续驻留。他已经跟这片区域融为一体。我想我还是太冷漠了，我们都太冷漠了。我们忽略了一个真挚的人。我们轻易地就省略了一个人的时间。而他在这里——但究竟发生了什么，经历了什么，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他来自哪里，他没说。我不知道他究竟有没有妻子和孩子。他爱过谁，他恨过谁，都不知道。包括他给我讲述的那些，我都觉得极不真实，就像这片狼藉的废墟。
我感到颓然，打开音响，是胡德夫的《匆匆》，年轻时我并不喜欢这样的歌曲，也不喜欢这样的唱腔，等接近中年，才发现那时我们追逐的流行，原来只是一种工业化的快消品，而被我们摈弃的老套的传统，反而是个性的。
在低沉厚重的声音里，我突然看见了老慢从对面的街口出来，又一头钻进了十字街的巷子。我赶紧下车，一路小跑，在后面紧紧尾随。
我跟着他一直走，一直走。我们经过石灰市，穿过菜市场、厚慈街，走到江边。在江边，他跳上一辆公共汽车，我招了一个出租车，在后面继续跟着，一直跟着他到了回水坝。远远看去，山腰有一座废弃的镇子，只有破烂的房子，没有商贸，没有声音，没有人。我看着他进到那个荒芜的镇子，跟着上去，却找不到人了。我循着一条山路，往上爬，走了许久，终于在一棵柏树下看见他的踪迹——一包衣服。我把裹成一团的衣服摊开，里面是他那部漆快掉光的相机，还有镜头和一块梅花机械表，除此别无他物。
我在山里待到黄昏，四处游荡，呼喊他的名字，我听到峡谷里传来巨大的回响，但没有一丝他的回应。眼看天就黑了，我只好下山，走了十几里，才看见一个小集市，我借了电话打给老光。我说老慢把衣服什么的都扔了，光着身子消失在山里，死活找不到。老光叫我先回家，他会想想办法。
但是我并没返回，而是在附近找了一个旅馆。可能是因为走得太累，我睡得很香，连个梦都没做。突然，我的脸被扇痛了，房东站在我床边，吼道：“你不能再睡了，你已经睡两天了。”
我找到一个汽车站，坐车回到城里，又打了一个出租回家。朝芳打开门，却不让我进屋，犹如见到死人，惊惧地盯着我。
“几天就不记得我了？”我觉得很好笑。
“你怎么回来了？”她说，“你不是在山里迷路了吗？”
“我好好的，迷什么路？”我告诉她，迷路的是老慢，他从精神病院跑了，跑到一座山上，把衣服脱了，藏在山里，根本找不着。
“可是，”她迟疑着，讷讷地说，“不是说你在山上吗？”
“先让我进去。”我说。
可是，我发现她死死地抵着门。我似乎明白了什么，我使出全身的力，将她和门一块推开，冲进卧室——啥都没有。我站在房间里，看着凌乱的床，我感觉到自己像被风吹过的叶子，每一根神经都在战栗。
我离开了房子，快步下楼，直到穿过小区，脚踏在大街上，才涌出泪来。到单位已是晚上，周围寂静无人，我打开空调，给自己泡了一壶茶，启动电脑，一个弹窗从网页跳出来：“摄影师尸体找到，疑脱水死亡。”
点开网页，我看到这样一则快讯：今天，在缙云山中的雪地里发现了摄影师老慢的尸体，他浑身赤裸，无伤痕，疑为脱水而死。网页下方，是一则随播视频，老光和东灵在演播厅接受华龙网的采访。老光说：“老慢之死，与他不停失败的爱情没有关系，虽然我不能解释他为什么浑身赤裸，但他不可能是迷路！应该说，他其实一直在为死亡做准备，只是选择了这个时间点——当旧街区被拆除之后，他来到山林之中，坦然等待死亡来临。作为朋友，我们有必要澄清、还原事实……”
我抡起手里的手机砸向屏幕，砰的一声，我醒了。我发现我还在车里，全身是汗。
本来说得好好的组团，结果送老慢入院那天，还是只有我陪他。
我把入院手续办完，给他们打电话说晚上一起吃饭，两个还是不得空。老慢就说，你陪我去走走呗。于是我们就沿着江边步行，不知不觉就走到了黄桷坪。我突然就想吃胡蹄花了。老慢没意见。
“喝什么酒呢？”
“歪嘴吧。”我说，然后就一人拿了一个歪嘴，很快就见底了，“还喝不？”
“换老白干吧，有劲儿。”
我诧异了，说：“老慢，你这酒量是在哪儿练出来的？”
“慢慢就会了呗。”
“兴许你之前就能喝，只是你不愿喝，或者是怕喝。”
“也许吧。”
不一会儿，一瓶老白干又被干掉了。我喝得晕乎乎的。
老慢说：“再走走？”
我们两个就摇摇晃晃拐到街背后，那里有一段铁轨，已经废弃好多年了。老慢在那儿坐下来，说：“来来，给你讲个事。”
“讲什么？”
“上次不是在书店见到你的书吗，想给你讲一个故事。”
“要帮你写出来？”
“不，不一定，总之，我给其他人讲过，没得一个人相信。”
“我信。”
“你听都没听！”
“好嘛，”我摸出一支烟，“你说。”
但是，他句话就把我吓到了。
“有一天，我决定去死。”
“为什么想死？哦不，不，我没经历什么惨痛的事。不是哪个把我害了。我值得哪个害吗？嗐！不是为钱，钱对我没多大用。我不缺钱，我有一些积蓄，买个解放碑的床买不起，买个大渡口的房是够的。虽然我现在主要拍昆虫，偶尔也会接一些活儿，是，有些是老业务。活命，其实很容易。好多人不拿相机也没得其他本领照样活。我早不参加什么摄影比赛了，没意思。摄影展？摄影展跟摄影比赛一样，已经烂透了，烂到根上了。什么自由摄影呀，国际大赛呀，现在随便一个乡镇都能铺这个摊子，都敢说。对，就是地产推广给带坏的，嗐，其实也是政绩思维。我原来是靠十八梯的摄影获过一个国际奖，那也没什么意思。好多摄影师指着这个出名呢！正南齐北1地，哪个又愿意安身住那地儿？哄鬼！都是打一枪就跑，刨完了作数，十八梯是矿哪。十八梯都不在了。我认识的那些菜贩子、杀猪的、挖耳朵的、沽酒的、划拳的，都不在了。就是保留下来，还有什么意思？难道做成标本吗？这些年我跑了不少地方，没哪里是不一样的。都一样。对，对，我现在主要拍虫子，虫子比人有意思。好些年了，我对什么城市、人物，甚至对什么选题都没了兴趣，厌倦了。假的，再真的假，还是假。我发现虫子是真的，野物是真的，那些东西你不用去管它，不用去规划它。你看那些虫子，看起来小，其实很巍峨的。它们为什么只生活在荒野呢？它们只在适合的地方，它们待的地方就是自然——哪怕只有一小块，那也是。那是一种选择是吧。当然你也可以理解这是物竞天择。虫子的世界是很巨大的，你看它们漫山遍野，好像难以发现，那是你缺乏了解。我？我也不算了解。自然学家？哦不，有几个学者是正儿八经做田野考察的？都在图书馆翻书呢。几年前我在一条山坳里拍到一种奇特的小生物，你说它是虫子吧不是，比虫子还是大一些，又有四脚，也有盔甲，但不是蜥蜴，盔甲要更薄，更软。它还有翅膀，只是弱化了，脆弱得很，只能在紧急时使用，只能使用一次，因为用一次就要断掉。它们只生活在古树上，比如银杉、桫椤、水杉、崖柏、红豆杉，可是古树又有多少呢？越来越少。后来我查资料，发现这小玩意可能是树鼠的变种。树鼠当然已经绝种了，据说是远古时代的群居生物。一只树鼠要是被树胶粘上了，同类会一直留在身边，给它喂食。算了，还是说正事。啊？拍多久了？大概也有四五年吧，断断续续的。想不开？恰恰是想开了。哎，你莫打岔，你晓得我平常不啷个说话，说也难得说抻展。今天喝了点酒，就是想说给你听，你那些小说我读了，很好，很有想法。不，不是幻想。哪个说梦不真实？不真实你看得见啊。算了，莫扯远了，你还是老实坐到，听我摆给你——
“有一天，我在一条古道上拍着拍着突然觉得兴致阑珊，觉得累。我想是不是背包太重，我就把包扔了，后来还是感觉不好，我就脱衣服，一边走一边丢，直到赤身裸体，挎一个相机。相机就是我的命，哪天要没得相机，就没得我了。我走着走着，怪哉，也不冷，很舒服。但舒服过后还是累，我想是不是我太重了，我寻思是不是要把自己扔掉。怎么扔？总不可能把皮扒了吧。这天天气很好，出鬼的好，四周安静。我突然觉得在这样的天气，在这样的环境里死掉也算是一桩幸事，称得上愉快。我就想着给自己找一个合心的归宿。我走着走着，看见一个靠江的小坝子上有个黑乎乎的树洞。一株老树，死了快几年了吧，只剩半截儿树桩。我想，就这儿也不错呀。我掰了掰树洞，树干都粉了，一掏掉一大块儿。我把洞口抠大点，就抱着相机钻进去，哎呀树心软软的，窝在里面，真的马上就舒服了。十几分钟后，我就仿佛快要融在这树洞里了。我在里面窝了几个小时，也找不到适合的方式，就窝在里面吧，不吃不喝，我想。慢慢地，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觉得我就快要跟这死去的树合并了，有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后来天黑了。我听着虫子的声音四面八方漫过来，好像水一样漫过我头顶，把我浸在里面。我感觉虚弱极了，浑身没有一丁点力气，我动不了，也不想动。我也看不见一丝光，就只有声，后来连声都没了。慢慢我就睡着了。
“醒来时我发现一个人趴在我身上。其实说‘人’不准确，是一个穿着皮甲的小人，尖尖脸，有胡子，不是耗子，是甲壳虫。你没仔细近距离看过甲壳虫，就是那样的模样，只有一尺高，肋下有一对翅膀，灰色的，收拢着。我睁眼的时候他往我嘴里灌什么东西，甜甜的，是酒，像是蜂蜜酒。看见我眼睛睁开，他拿起酒壶——好像是一种什么贝壳，又像是一个果核——从我胸脯上弹开，翅膀倏忽迸了出来，在我眼前盘旋，盯着我，我看得到他的眼睛。他嘴里吱吱地说着什么，我听不懂。但我一点也没觉得害怕，我觉得挺有意思。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吹了一声哨，我想是哨，反正是一种信号吧。我马上就看见奇怪的一幕，他的身体开始慢慢发亮，慢慢变得透明。接着，很多跟他一样的小人飞起来，在我眼前，头顶，慢慢地在旋转，发光，手里捧着那个果核，不时饮一口，嘴里呜呜呜地叫着，唱歌一样。一会儿我周围就全是亮光，星星点点的。我甚至看得到天穹，月亮很圆，星星特别多。他们就像星星那样，只不过，我伸手就可以碰到一个。但我不敢，我怕我一伸手他们扑腾一下，全部飞走。他们围着我唱、跳、扇动翅膀，很快乐。那种快乐就像酒一样，传染给我。他们跳来跳去，欢喜得很，隔一会儿又给我灌点酒。我感觉整个人渐渐就开始热起来，骨头松活了，我就想动，我试着站起来，奇怪，我明明站起来了，却看见我还在地上蜷起的。我看起来很庞大，我次这样居高临下地打量我自己，次发现我居然那么庞大。你不说话了？是，我也意识到其实是这个‘我’变小了。他们欢乐一阵后，地上升起一面白雾，雾里有一道光晕，他们就抬起我，径直走进去了，好像没受力一般，似乎我没得重量。
“走了多久我不知道，总之我醒来时，我在一个岩洞里，四周岩壁上都趴满了虫子，一闪一闪的，发出堇色的光。这里没有水，很干燥，地上铺满干草。不知道是谁把我放在这里。我醒来后，一群小人走进来，每个人拎一个罐子，轮流喂给我。是酒，各种味道的酒，有香草味、刺梨味、枇杷味、酸梅子味的。做完这些他们就出去了。第二天，我感觉自己力气恢复得差不多了，我试着站起来，走出岩洞，发现这个岩洞是连通的，一个洞连着一个洞，一个洞就是一个家。从这个家穿过去，就是另一个家，有的家是独个的，有的是一群的，有点像是临江门以前的那个吊脚楼群。不过那是竖立的，是外露的，而这里是平铺的，或者是纵深而隐蔽的。但是这个洞穴究竟有多大，我也不清楚，我走了整整几天，也没看见尽头。但是，我慢慢地仿佛能察觉到这些洞穴并非恒定，因为这些洞穴不仅是他们的家，还是一条重要的道路，随时处于迁徙中，在延长，在更新，在变化。前些日子你居住的洞穴，可能过一些日子就看不见了，它们被掩埋了，或者被开掘了。不，没有什么痕迹，没有任何的生活痕迹。他们把一切都带走，甚至排泄物。他们所有的一切仿如珍贵的基因，是不会流失的。他们全部都要带着。是，我不懂他们的语言，但我相信他们是有语言的，不过这不重要，我能感受到一切，我能感知到他们的心意，懂得他们的思维。我在他们中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善意，总之，我很舒适，非常愉快。”
我启动车子从下半城离开，不一会儿，我发现我已经来到外环高速上了。我想，我是在试图到达老慢说的那个地方，我被刚刚的梦所驱使。他说他曾经死在一个荒芜的地方，然后他复活了。我本来是不信的，我不可能相信，一个正常人，是不可能相信这种故事的。
但我又是被什么驱赶而来？
四十分钟后，我的确看到了老慢说的那个地方。我记得他说：“有一条路，从道门口下道……”于是我减速，下道。这是一段漫长的小道，弯弯绕绕，路上连人都难得见到一个。我完全没有方向感，对于所谓前方毫不知情，不知道究竟有没有一个所谓目的地。但我越是觉着荒诞，就越是想接近它。他告诉我这是他死去的地方，他真是这样说的。
但不会有人信这些的。我也不信。
老慢入院后，我终于约齐了东灵和老光。他们两人仰靠在坚果酒吧的长椅上，下巴高高扬起，狐疑地瞧着彼此，然后，他们的嘴唇不约而同地凹陷，又同时绽开，“哇哈，”他们笑得眼泪都飘出来，“你娃——说什么聊斋呢！”
“他自己也说了，没人会信的。”我也笑。
“但是你明明信了，”东灵指着我的太阳穴，“就像一个被洗过脑的传销分子。”
“愚昧啊，”老光喘息着，终于止住了笑声，他说，“老慢看来是真病了。”
“可是你也说他看起来完全正常呀！”我申辩说。
“那也只是表面，”他说，“有些疯子跟我们正常人没有多大区别。但是你这么一说，我确信，老慢自己的判断是对的——他精神出问题了。”他吸了一口气，缓缓说道，“那么，既然他进到了一个童话世界，既然他说得那么满足，那么幸福，为什么他要回到人间？”
“他说，那一刻他突然不想死了，他很想从洞穴里出来，把经历的这些说给别人听。”我复述老慢的说法，“当这些洞穴向前移动的时候，他往后走，停留下来，等到岩壁上的萤火虫彻底消失，他的眼睛里充满黑暗。他知道，这是废弃的时刻，也是自己的机会。他等着等着，感觉到空间越来越小。他知道，这个洞穴已经不复存在，他奋力扒着头顶的东西，一会儿，他的手伸出地面，他知道，自己获得了重生。”
“靠，你果真是在编小说哪！”东灵嘿嘿笑道，“没一点事实。”
我告诉他们，我只是转述老慢的原话。我提议，大伙儿还是该去精神病院看看老慢。
“他发神经，你未必陪他一块儿发神经啊？”东灵是这样认为的，“狗日的老慢，要么是在玩游戏涮我们，要么就是他在设局。”
“他设这样的局有什么意义？”我不理解。
“你知道二十一世纪什么有意义吗？”东灵似笑非笑。
“有屁就放。”我已经有点玩不起了。
“无聊！”他得意地说，“无聊是这个时代有价值的东西。谁把无聊做到极致，谁就是天下牛逼。”
“等等，”老光突然发现了什么似的，若有所思，“这个故事其实蛮有点意思。哪天我们在金佛山的旅游地产项目，也可以讲一个这种故事，浪漫的，童话的，非人的……”
“完全可以！”东灵马上揽业务，“就用这个故事现成的壳，我来好生包装策划一下。”
“你们疯了？”我瞪着他们。
他们齐刷刷地瞪着我，“你娃才疯了！”
事实证明，是我疯了。
因为我现在驱车几个小时来到一个陌生的乡村地带，行至江边，无路可走。我弃车步行，至此我已经在一条小路上走了半个小时了。我想回去告诉他们，我去找老慢了，就是老慢说过的他曾经死去的位置。他说那个地方没有名字，是遗落的世界，是一个梦境一样的地方。我想到我这样说的时候，他们的面部表情一定很好笑，一定会忍俊不禁，一定会数落我，揶揄我，耻笑我。但是我也承认，这地方的确存在，这里有老慢描述的那条路，那片森林，那面岩壁，包括那些厚厚的落叶，还有潺潺的水声。可是我也确信，在这地方不可能遇见老慢，这里没有人活着的痕迹。
我继续走在路上，走了多久，我也不知道。
但是渐渐地，我发现，这条路似乎是通往过去的，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我赫然发现，这应该是多年前，我们一同走过的那条没有走通的古道。不同的是，当时我们是从另一个方向和角度进入的。没想到这么多年它还在，如此寂静地存在着，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它像一面巨大的镜子。
事实上，我已经不太想把这些分享给其他人了。
我一边走，一边脱去衣裳，我感受到巨大的从未发生的愉快。我自己的裸体让我感到开心，我脚掌下松软的树叶让我感动。我开始相信老慢说的话，在这里死去，是一种极其幸福的选择。
我躺了下去，在夕阳浸染的草地上，听着漫山遍野的虫鸣和鸟声。我点了一支烟，贪婪地闻吸它的烟气。我觉得这支烟如此香甜，无端端想起不知道从哪儿看到的一句诗：“美不跟你讲道理，死者也是。”
然后，我闭上了眼。
【作者简介】
宋尾
诗人，小说家，现居重庆。
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芙蓉》《山花》《长江文艺》等文学刊物发表小说数十篇，并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转载。出版过诗集《给过去的信》，小说集《到世界里去》，长篇小说《完美的七天》。
曾获第三届巴蜀青年文学奖、第七届重庆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