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梳理总结我国各地方历史时期生态文明领域存在的问题及可推广可复制的典型经验，
为人类探索绿色发展之路提供科学依据和哲学理据。
为中国的生态治理横向增加研究覆盖面，纵向提高研究深度，具有方法论意义。
【内容简介】
朱熹继承儒家讲人是万物之灵，既讲"天人合一"，又讲人的主体性，讲人在"天人合一"中处于中心的地位，是价值中心，而具有主导性、能动性，强调人对万物的尊重，人对万物的平等相待，尤其需要通过提高自身涵养和对于物的差异性的充分了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重要的是，朱熹建构的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既不是把人与天地自然万物完全等同起来，又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对于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多有启示。
【作者简介】
乐爱国，男，1955年生，浙江宁波人；华东师范大学本科；复旦大学获硕士学位；现为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理事。出版著作：《20世纪朱子学研究精华集成-从学术思想史的视角》（2017）、《朱熹〈中庸〉学阐释》（2016）、《儒学与科技文明》（2015）、《走进大自然的宋代大儒：朱熹的自然研究》（2014）、《为天地立心：张载自然观》（2013）、《中国道教伦理思想史稿》（2010）、《朱子格物致知论研究》（2010）、《宋代的儒学与科学》（2007）、《中国传统文化与科技》（2006）、《道教生态学》（2005）、《管子的科技思想》（2004）、《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2002）、《王廷相评传》（1998）等。
【目录】
*章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一、天人一源：太极阴阳
二、天人一理：理一分殊
三、天人一心：仁德之心
第二章 “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的平等思想
一、“民同胞，物则亦我之侪辈”
二、“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
三、“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四、人与自然万物的差异和平等
第三章 “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生态原则
一、“仁民而爱物”
二、“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三、人对自然之物的合理开发利用
第四章 “赞天地之化育”的生态之道
一、“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
二、“赞天地之化育”
三、人与天地万物的相处之道
第五章 “致中和”的生态之心
一、何谓“中”“和”
二、“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
三、自然生态在于人之心
结 语
一、人是万物之灵
二、人对万物的尊重
三、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附录：朱熹《西铭解》
【书摘与插画】
*章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而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则是现代生态学中*受关注的问题，同时，这一生态问题也是当代社会极为重要且亟须解决的问题之一。“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基本概念之一。然而，在中国古代，由于“天人合一”中的“天”具有多重含义，或是指自然之天，或是指超自然的人格化的天，因而形成了关于“天人合一”的不同学说。在朱熹的学术思想中，“天”较多地被看作是自然之天，而且天人一源、天人一理、天人一心，因此，“天人合一”具有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内涵，具有现代生态学的意义。
一、天人一源：太极阴阳
先秦孔孟儒家重视人，讲人道。战国时期的儒家，把人与天、人道与天道结合起来讨论。思孟学派所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荀子较多讲天人相分，即“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又讲“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解释《周易》而形成的《易传》则把人道与天道统一起来，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又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改造道教的《无极图》而有《太极图》，并根据《易传》中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对《太极图》作了解说，撰《太极图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中，太极通过自身的动静而化生出阴阳之气，阴阳的相互作用而化生五行之气，阴阳五行相互作用而化生万物，以至于变化无穷。这样就建构了一个以太极为起源并由此产生出阴阳五行进而化生人与万物的宇宙图式。与周敦颐一样，同一时期的邵雍也建构了一个以太极为本原并由此产生出阴阳进而化生万物、万物又复归于阴阳*终归于太极的宇宙图式，而且还进一步描述了自然界万事万物生成变化的具体过程。
朱熹学术*的特点在于讲“理”。早在宋乾道二年（1166年），他所撰《吕氏大学解》就引述程颐所说的“凡一物上有一理，物之微者亦有理”“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小而一物之所以然，学者皆当理会”，并指出：“程子之为是言也，特以明夫理之所在，无间于大小精粗而已”。还说：“伊川之说，正谓物各有理，事至物来，随其理而应之，则事事物物无不各得其理之所当然者。”在这里，朱熹继承程颐的“一物上有一理”“物之所以然”，进一步讲“物各有理”“理之所当然者”。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理”，不只是人际交往中的道德之理，同时也是人的心性之理，甚至也是自然事物之所以然的道理。
朱熹于淳熙十六年（1189年）所完成的《大学章句》说：“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对此，《大学或问》作了进一步解释，指出：
至于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
天道流行，造化发育，凡有声色貌象而盈于天地之间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则其所以为是物者，莫不各有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已，是皆得于天之所赋，而非人之所能为也。
在朱熹看来，天下万事万物，包括自然事物，都必然有作为其根本的“理”；而所谓“理”，包括“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两个方面。“所以然之故”是指事物存在的根本原因，“所当然之则”是指事物存在的必然法则，而且，这些都是天所赋予的，是“天道流行，造化发育”本身所固有的，是人所无法掌控和改变的。
至于“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二者的关系，据《朱子语类》载：
问：“《或问》，物有当然之则，亦必有所以然之故，如何？”曰：“如事亲当孝，事兄当弟之类，便是当然之则。然事亲如何却须要孝，从兄如何却须要弟，此即所以然之故。如程子云：‘天所以高，地所以厚。’若只言天之高，地之厚，则不是论其所以然矣。”
“事亲当孝，事兄当弟”“天之高，地之厚”，这是当然之则，是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或者说，就是人们日常所见、日常所做的合情合理、理所当然且必然的事，朱熹又称之为“道”，“所谓道者，只是日用当然之理。”至于“事亲如何却须要孝，从兄如何却须要弟”“天所以高，地所以厚”，这是所以然之故，是就原因而言。朱熹还说：“天下万物，当然之则，便是理；所以然底，便是原头处。”“所以然之故，即是更上面一层。”也就是说，所以然之故是当然之则为什么是“当然”的根本依据。需要指出的是，在朱熹那里，当然之则与所以然之故，二者是相互联系的，合称为“理”。由此可见，朱熹所谓的“理”不只是日常的当然之则，而且还有更深层次的所以然之故，同时，又不只是抽象的所以然之故，不只是道理而已，而且是必须落实到日常事务的当然之则。甚至在朱熹那里，当然之则往往受到更多的重视。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朱熹注曰：“道者，事物当然之理。苟得闻之，则生顺死安，无复遗恨矣。”以为闻事物当然之理，是孔子一生的追求。
朱熹不仅讲“理”，而且还讲“气”。他说：
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
朱熹认为，天下万事万物由理和气构成，理为形而上，“生物之本”，为事物的根本；气为形而下，“生物之具”，是事物的材料。
在理、气关系上，朱熹讲理、气不离不杂，指出：
所谓理与气，此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
在朱熹看来，理与气不是并列的两样东西，而是事物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两个方面。就具体事物而言，理与气互相联系、不可分离，相互混合在一起。
由于理与气是事物的两个方面，朱熹认为，就根本而言，二者是有先有后的，理在先而气在后。据《朱子语类》载：
问：“先有理，抑先有气？”曰：“理未尝离乎气。然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或问：“理在先，气在后”。曰：“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
需要指出的是，朱熹讲理先气后，只是在理、气不离不杂的结构中而言，并不是指实际上有一个可以离开气而独立存在的理，而是指在理、气不离不杂的关系中，理为超越的形而上者，是气之所以为气之根本，对气起着决定作用。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朱熹讲理先气后。
朱熹不仅讲天下万事万物由理和气构成，讲理、气不离不杂，理先气后，而且还把理和气与周敦颐《太极图》中的太极和阴阳对应起来。他认为，在周敦颐《太极图》中，“太极，理也；阴阳，气也。气之所以能动静者，理为之宰也”。他还说：“太极是理，形而上者；阴阳是气，形而下者。然理无形，而气却有迹。”但是，朱熹讲理气，与周敦颐讲太极阴阳是不同的。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中，太极有动静，并由此而化生出阴阳；但在朱熹那里，“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若理，则只是个净洁空阔底世界，无形迹，他却不会造作；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也就是说，周敦颐的太极可以化生出阴阳，而朱熹的理并不会造作。
为此，朱熹又通过对《易传》中“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解读，合理与气而言道，并以此讲“太极之流行”，讲“天道流行，造化发育”。据《朱子语类》载：
问：“‘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何以谓之道？”曰：“当离合看。”
问：“一阴一阳之谓道”。曰：“此与‘一阖一辟谓之变’相似。阴阳非道也，一阴又一阳，循环不已，乃道也。只说‘一阴一阳’，便见得阴阳往来循环不已之意，此理即道也。”
道，须是合理与气看。理是虚底物事，无那气质，则此理无安顿处。《易》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便兼理与气而言。阴阳，气也；“一阴一阳”，则是理矣。
在这里，朱熹既讲阴阳是气而非道，道是合理与气而言，又讲“一阴又一阳，循环不已，乃道也”。也就是说，由阴而阳、由阳而阴，这个过程看上去是气的变化，但可以从中看出道体的流行。朱熹还说：“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
在此基础上，朱熹把道与太极联系起来，指出：
一阴一阳虽属形器，然其所以一阴而一阳者，是乃道体之所为也。故语道体之至极，则谓之太极；语太极之流行，则谓之道。虽有二名，初无两体。
在朱熹看来，一阴一阳是气的变化，是由道体的流行之所为，道体之至极而为太极，即为理；太极作为理，其本身“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但太极作为道，其本身不仅流行不已，而且造化发育，因而能化生万物。
朱熹在解读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中的“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时说：“‘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即太极之动，静即太极之静。动而后生阳，静而后生阴，生此阴阳之气。”甚至明确指出：“太极生阴阳，理生气也。”同时又说：“有是理后生是气，自‘一阴一阳之谓道’推来。”强调通过对“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分析，并由道而言太极，才能明了“太极生阴阳，理生气”。而且，朱熹还说：“‘动而无静，静而无动者，物也。’此言形而下之器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此言形而上之理也。理则而莫测，方其动时，未尝不静，故曰‘无动’；方其静时，未尝不动，故曰‘无静’。静中有动，动中有静，静而能动，动而能静，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错综无穷是也。”也就是说，太极之动静，并非形而下的“动而无静，静而无动”，而是形而上的“动而无动，静而无静”。所以，太极生阴阳，理生气，也并非如形而下的“母生子”，子为母之所生，而是指阴阳为其中的形而上之太极所化生，是在太极与阴阳、理与气的不离不杂的结构中的“太极生阴阳，理生气”。
朱熹不仅把理和气与周敦颐《太极图》中的太极和阴阳对应起来阐述宇宙的起源，而且对宇宙起源的过程作了具体的描述。他说：
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得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只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
显然，这是一个以阴阳之气为起点的宇宙起源说。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朱熹那里，理、气不离不杂，“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理与气是同时存在的，并统为一体；以气为起点，并不是以“无理之气”为起点，而是以理、气不离不杂中的气为起点。朱熹又说：
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
这里讲“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显然是讲以理为起点，以为只有理的存在，才有气的运行，才能化生天地万物。但是在朱熹那里，理、气不离不杂，理与气是同时存在的，并统为一体，以理为起点，并不是以“无气之理”为起点，而是以理、气不离不杂中的理为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朱熹的宇宙起源说以理为起点，实际上也是以气为起点，只是理与气二者在化生万物中的功能有别：“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就形而上而言，以理为起点；就形而下而言，以气为起点。
朱熹不仅描述了宇宙的起源，而且进一步解说了大地的形成、万物的化生与人的出现。他说：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时，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时凝了。初间极软，后来方凝得硬。……水之极浊便成地，火之极清便成风霆雷电日星之属。
阴阳气也，生此五行之质。天地生物，五行独先。地即是土，土便包含许多金木之类。天地之间，何事而非五行？五行阴阳，七者滚合，便是生物底材料。
关于生物的起源，朱熹说：
生物之初，阴阳之精，自凝结成两个，后来方渐渐生去。万物皆然。如牛羊草木，皆有牝牡，一为阳，一为阴。万物有生之初，亦各自有两个。
天地之初，如何讨个人种？自是气蒸结成两个人后，方生许多万物。……当初若无那两个人，如今如何有许多人？那两个人便如而今人身上虱，是自然变化出来。
显然，朱熹对宇宙起源与万物生成作了细致的描述。然而，在今天看来，朱熹所阐述的宇宙起源、大地的形成、生物的起源，都属于自然科学研究的问题，必须经过精密的观察实验和严密的逻辑论证，而不能仅仅依靠哲学的想象和思辨的猜想。但不可否认，朱熹通过对周敦颐《太极图》和《太极图说》的诠释，将理、气与太极、阴阳对应起来，描绘了以理、气为起点的宇宙起源图景，从而说明宇宙中人与天地万物都来源于太极、阴阳，来自于理、气，人与自然一源，天人一源，这些观点仍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仍是今天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出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