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剖析二战后美国科学-政治关联的***力作，从书中可以窥见美国何以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对我国的科学发展、科研战略制定、科学制度完善和科学管理有借鉴意义。
【内容简介】
本书初版于1967年，是*部关于二战后美国科学建立的批判性研究著作，于1999年再版。本书对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科学领域的代表性事件进行了剖析，对我国科学制度完善和科学管理有借鉴意义。格林伯格比较二战前后美国与欧洲管理模式下，科学共同体与政府之间的运作，重点解剖美国在战争前后的科学与政府关系。它融历史和现实于一体，值得当下从事科学研究、社会探索和行
政管理的专业人士潜心品味。
【作者简介】
丹尼尔•S•格林伯格：美国著名专栏作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科学、医学和技术史系兼职教授。曾担任《华盛顿邮报》记者、《科学》杂志新闻编辑、《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和《柳叶刀》专栏作家。创办《科学与政府报告》(Science & Government Report)，并担任25年的编辑。
【目录】
1999年版 序一
1999年版 序二
致谢以及对于资料来源的说明
前言
*部分 001
*章 科学共同体 003
第二章 沙文主义、仇外心理和福音传播 026
第二部分 047
第三章 当科学还是孤儿 049
第四章 战争年代建立的关系 065
第五章 战争中的经验 077
第六章 让对立融为一体 092
第七章 不情愿的领导者 117
第三部分 141
第八章 科学政体 143
第九章 莫霍钻探计划：惨败的解析 160
第十章 高能物理政治 195
第十一章 MURA的*后结局 228
第十二章 科学的新政治 249
后记 270
注释 280
附录 300
译后记 312
【前言】
1961年，我加入了美国科学促进会旗下《科学》周刊的新闻部。我被安排写作有关科学事务的报道，我将要面对的，是科学的一个特殊领域。我要写的，并非关于科学的内容，而是科学中的政治。
这两者当然差别巨大，尽管它们不无关联。科学的内容存在于研究和实验的过程和结果中，而政治则存在于人、研究机构和研究过程当中，由他们来决定要研究什么，由谁、在何处、在何种情况下进行研究，以及研究结果将被用来做什么。科学的内容，集中在实验室里，而有关科学的政治，则在委员会的办公室里。
科学的实质内容，是科学的根本。但是，政治—除了被科学独特的传统所影响的部分—则不是科学所独有。就像农业、军事、劳工、商业或民权运动一样，科学当中也存在既得利益、精英、受压迫者、同盟者、老板，以及爱恨情仇。科学政治与其他政治没有实质上的不同。倒是科学政治更隐蔽些，而且在我看来，通常更加斯文，也许从威廉·华兹华斯那里借用一句话来形容它会很合适：“虽有充沛的力量去惩罚、去征服，但它不粗粝、不刺耳。”
无论如何，这本书是有关科学政治的。不过，即使是这一点也还需要进一步说明一下。它是关于科学的一个特定的部分—纯科学（pure science）的，或者如它经常被称为的，是关于基础研究（fundamental research）的。本书只限于纯科学，原因有两个。首先，我在《科学》杂志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纯科学的政治上，这本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些年我所积累起来的知识。其次，非纯科学—即应用科学和技术—的政治已经在报刊和各种大部头的研究著作中获得了很多有力的关注。空间、原子能和军事技术等不会缺少人们的关注。另一方面，虽然我在研究中也接触到了许多前人的研究，但我相信在纯科学的政治方面还有一些重要的领域迄今为止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写一本关于科学与政府的书，擅自把它加入此类已经过于臃肿的书籍清单当中。
阅读这份清单的大部分内容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在科学和政府这个主题上占主导地位的有两个思想流派。*个我称之为“纯洁之孕主义”（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ist），第二个我称之为“腐败主义”（the Corruptionist）。前者普遍看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后科学与政府关系日益紧密中的智慧、精华和必然性，而后者则看到从内部对财政资金的掠夺和对民主程序的篡夺。
作为“纯洁之孕主义”的例子，我们可以看一下哈佛大学工程与应用物理学院院长哈维·布鲁克斯的话，他写道：“在基础科学家中，在科学信誉和优先权的问题上，有一个受到整个科学界强力认可和约束的、严厉的道德准则。在向政府提供科学建议的客观性上，它提供了一个虽不成文、但受到类似认可和约束的准则榜样……如果说有任何有关科学问题的政策观点占主导地位的话，这也是由事件的逻辑而非由任何一群特定的顾问所强加的。”①
另外一派的例子则是芝加哥大学前校长罗伯特·哈钦斯，他指出：“基于长期痛苦的观察，我的观点是，教授们做得比其他人要更差一些，而科学家则比其他教授更差一些……很少有科学欺诈行为，这是因为科学家可以每天欺骗他的妻子、他的同事、大学校长和杂货商，再进行科学欺诈的话可就愚不可及了……一个科学家所受的教育有限。当他35岁时，他的学位论文为他赢得诺贝尔奖，他突然变得无所事事……除了耗尽余生变成自己所讨厌的人之外，他别无选择。”②
我的目的不是采纳或探究上述任何一种观点，而是既不带尊敬的态度，也无玩世不恭心态，去研究纯科学的政治，以确定它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运转的。
丹尼尔·S·格林伯格
1967年7月于华盛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