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 “百科全书”式的艺术家。作者邱志杰为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院长，中国当代艺术界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家，2017年度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艺术家。
- 创造性的艺术与文化洞见。本作品是知名艺术家、策展人邱志杰2003—2016年在中国美院十多年的教学档案，其所记录的策展、调查、演出、思考，揭示一些艺术展览、演出和各样活动实现的过程，并深刻反思了其艺术与文化价值，具有独创的内涵和意义。
- 全书300幅彩图。文中所附的彩图，生动形象，揭示了艺术家邱志杰这一二十年来的所做的杰出工作，部分反映了当代艺术的发展现状与现实图景。
【内容简介】
《失败者》，包含邱志杰2003—2016年在中国美院所做的富有穿透力的剧场脚本，参观和考察韩国、印度与中国台湾、西藏、曲阳等地所撰写的极具思想力的艺术笔记，还有书法、素描和艺术市场等深度文论。
全书配有约300幅彩插，文字质朴，却精悍有力。作者以“失败者”的愿力与无尽的勇气投身于当代艺术的创作与思考，具有宽广的世界格局与浓重的中国情怀，展现了当代艺术家彪悍无畏的创作底色。
【作者简介】
邱志杰
1969年生。现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实验艺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中国*影响力的当代艺术家之一。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版画系。创作涉及书法、水墨绘画、摄影、录像、装置、剧场等多种方式。
曾在国内外美术馆举办几十次个展，并参加过数百个群展。1996年中国*早的录像艺术展《现象与影像》策展人。2012年第九届上海双年展总策展人。2017年度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
2003年以来投身于当代艺术教育。其“总体艺术”理念以文化研究为基础，发展出一种将观察、造物、现场、事件、写作和策展等糅合于一体的实践，寻求艺术与人生、艺术与社会的贯通。近年来致力于实验艺术教育体系尤其是社会性艺术和科技艺术的构建。2017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创立了EAST科技艺术教育国际联盟。
【媒体评论】
邱志杰是中国当代*有创作激情的艺术家，他在架上艺术、影像艺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多媒体艺术等方面均做出了实验性的探索，其作品形式多样，观念极有深度，实验性强。如要了解当代中国的实验艺术，不可不了解或阅读邱志杰的作品和文字。
——赵汀阳
这就是邱志杰，他的艺术是一种带有责任的规划，一步一步、一环一环，不为了引人瞩目，只为了全力以赴的通透问题的根本。
——国家美术金星奖
对邱志杰来说，不管在宣纸上临摹古文还是在石头上刻章，这些练习早已超越其本身的意义，成为一种通过书法接触中国文化的重要表现方法。邱志杰将自幼学习的 “书法” 作为表现的核心，通过书写这一行为，再一次对人类的存在发出普遍性、根源性的叩问。
——日本金泽21世纪美术馆
邱志杰的作品和其对生活的理解紧密相连。他在艺术教育和创作中，不断发展“总体艺术”的理念，展示了艺术如何成为阐释改变、传统及全球化的引擎。
——荷兰凡纳贝美术馆
【目录】
目录
前言：如是成为失败者
浙江美术学院的激浪派
韩老师的素描课
为什么要创建ART218
忍不住要煽情一下
《九曲1:大眼睛》纪事
《九曲2:毛毛虫的爱情》
《九曲3：影子戏》
《木乃伊之死》和现场艺术
《木乃伊之死》剧本
梦工厂戏剧的起承转合
总体艺术游西湖
在安养的48个小时，新“安养八景”
西递、宏村写生者调查
《理想国1：你还记得苏联吗？》
华西村居民幸福指数调查
让乡村重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裂变的狮子——曲阳石雕产业现状和图像观念调查
曲阳人物谱（部分）
从曲阳石雕看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心理
书法，困兽之斗还是凤凰涅槃
西藏题材绘画调查报告
为什么去那里——关于西藏题材绘画的调查及相关创作
贫困设计博物馆计划
这样成为“无知者”
图像和叙事中的旅行者
艺术作为一个饭碗
从产业的眼光来理解艺术生产——景德镇调查笔记
意见——台湾考察笔记
《人间地理杂志》——为什么去印度？
答学生研究课题札
代后记：两个讲座和两代人
【免费在线读】
前言：如是成为“失败者”
收录在这本书中的文字，是我从2003年开始在中国美术学院（简称“国美”）教书到2016年调任中央美院为止，这13年间所做的事情的记录。有的直接是当时的工作文本，如剧场的脚本；有的是当时的笔记；有的是社会调查项目完成之后形成的调查报告，其中不少内容都可以算是原始档案。那些年中和我一起做事情的同学们，今天已经成为各校教师或各行业翘楚，分布在世界各地。大家倘读到这些文字，回想起那些“闪亮的日子”，应能忆起初心，鼓舞一番志气，再来笑对眼前的大大小小的麻烦。
整理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发现这13年我在中国美院所做的工作主要围绕着三件事情展开。
*重要的是社会调查和文化研究方法的实验。2003年我刚到国美，*件事情就是让学生们利用暑假调查各自家乡的中山公园。这个工作后来发展成2012年上海双年展的特别项目“中山公园计划”。然后是“北京地下室招待所调查”，再然后是“总体艺术医院调查”（这些项目在这本书里甚至没有收录）。我的社会调查改变了美院传统的下乡模式，成为总体艺术工作室的核心课程，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工作方法。每次都是抱着投影机下乡，白天陪着同学们出去做调查，晚上上课到深夜，13年间足迹遍及中国的新疆、西藏、台湾地区和印度。一代代的学生，在无垠的大地上，脱胎换骨，成男成女。
2013年10月在景德镇调查陶瓷产业的时候，景德镇正在开瓷博会，旅馆爆满。难得地找到一家能容纳60个学生的便宜旅馆，却没有够大的会议室。于是每晚150元包场租了楼下的麻将馆开会上课。我记得*晚讲“摆脱幻觉性绘画的历史桎梏”。隔壁传来猜拳声，隔壁的隔壁的隔壁，生意清淡的小姐们在粉灯下消磨青春。而楼上包间的麻将客高举着椅子挤过学生们，上楼开战。景德镇之夜生机勃勃！前一天价格谈判时，麻将馆老板娘很是担心我们租场地是要上传销课，满腹狐疑。开课那天，偷偷躲着听了我们几耳朵绘画课，感动得不行，态度大变。下课后跑过来，说我连上三个多小时的课，“原来真的是好人”。第二天再上课，老板娘就切了果盘送来。
每次社会调查项目，总能收获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因为一起下到过底层，从此亲如家人。但也正因为社会调查课程，老邱工作室的苦和累都是出名的，吓跑了不少文艺青年。每次大二期末学生分流选工作室，喜欢玩iPad和iPhone的同学们都会选姚大钧的工作室，大钧那边永远*。电影青年都会选杨福东的实验影像工作室。选总体工作室的总是和杨福东的那边上上下下。
2016年我离开中国美院，调任中央美院。2018年，中国美院跨媒体艺术学院来北京的时代美术馆办了一个展览。我去看，看到了四种东西：大钧的工作室继续做VR做声音表演继续崇拜坏像美学，高世强的文艺影像继续深沉凝重，老管工作室发展出了机械装置，牟森的工作室做着多媒体巨构。而我在国美耕耘了13年的社会调查似乎连一点影子都没有留下。这时候我才*次意识到，我在国美的教学实验其实是失败了。
我在国美做的第二件事情是实验剧场。回国美教书之前，我在北京和“后感性”的兄弟们发展出了一种游移在实验剧场、媒体表演和事件艺术边缘的所谓“现场艺术”，但这种集体行动面临着被要兴起的艺术市场解构的危机，艺术市场只需要自爱的个人。于是我不死心地把“现场艺术”的理想带到国美，开始用剧场作为总体艺术的输出形式，我把它叫作“总体剧场”。我带着学生们做了《木乃伊之死》《谜宫》《九曲》系列、《奖状》系列、《理想国》系列、《独立时代》等很多表演。此外，还有很多学生个人的剧场项目，都各有动人心魂的力量。*个用剧场作为毕业创作的似乎是叶楠，接着是牛珂和宋振，然后是陈晨，然后是贺冰、子月、小鱼……
我之所以选择“总体剧场”作为社会调查、文化研究、媒介研究和理论思考之后的输出形式，是因为这种方式*能打通个人与群体、虚构与现实、身体和话语。在这里，每个参与者都必须拿出身体和心灵来激烈地碰撞，必须交出自己，没有躲闪余地。在这样的现场里，正如在田野中，青年们迅速地成长，我可以听到他们细胞分裂、骨骼生长、皮肤脱落时的咔咔作响声。
也是在2018年时代美术馆的那个展览上，看着那些舞台模型和文学，我意识到牟森的多媒体巨构并不是我的“总体剧场”。再回想，我倾注了巨大心血的“模特队”小组已经烟消云散，“居委会”小组已经烟消云散，贺冰的单人表演也烟消云散。我意识到，我在国美的“总体剧场”的实验也是失败的。
我在国美做的第三件事情是带策展学生，这件事情是和高士明、张颂仁一起做的。这件事情某种程度上非常成功——我们的学生曾经屡获青年策展奖，也曾经年纪轻轻就担任上海双年展的联合策展人。我们的“展研”（今天的正式名称叫“艺术与社会思想研究所”）同学们虽然经常处于自学状态（因为导师太忙），但水平之高傲视国内所有真真假假的策展专业学生。*难得的是他们心志之高、品位之纯洁令人欣慰。颂仁带来的“亚际书院”和“中土西天”、士明力推的“人间思想”、卢杰的“长征”等项目都标示着一种纯洁的高度和思想的力度。在策展专业，我的主要工作是确保学策展的学生懂艺术，这一点或许也有部分做到了，但是我依然有一种失败感。
2013年，参加杭州一个叫作“林泉”的以山水画为概念核心的展览之后，我曾经给高士明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有点担心你现在接活太密。你成了策展包工头，学生们就成了策展民工，没有办法发展自己的策展计划……任务交给他们之后，我们难免口头上当作例子谈起我们爱的那些艺术家，然后……然后就算我们装低调假民主，再三强调说这只是建议，完全由你们自己来把握，但事实上他们是不会反对的。我们提到过的那些艺术家当然都会*显眼。我想是否可以索性更放手一点，完全让小朋友们自己弄呢？”
事实上，我在口头上比文字中更为激烈地建议士明，越是打心眼里重视的好学生，越是要让他们离开自己，到江湖上闯荡一番，今后他们才会带着满身的伤痕和狼性回来，回报母校。或许不回来，不回来更好，我们培养他们不就是去改变世界的吗？杭州的这些展研同学，见识、思辨、心志、写作、言谈、执行力都不错，*的缺陷就是胆气。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导师太强大，总是把太有意思的项目分发给他们做，他们就会很自然地守在学校，守在老师身边。派他们到上海弄个西岸双年展，到中国美术馆弄个国美校庆展或者王冬龄个展，他们都能力极强经验丰富。但那都是被“派”，他们自己从心里长出来的项目，是否就在这样的一次次地被“派”之中消磨了？
唐晓林和刘潇曾经跟着我在曲阳下乡。看着那些被采石坑挖断的田野，一种“国在山河破”的悲怆在我们心中共鸣。我们谈到乡村的被夺名，匠人的真诚和表演，发展与持守的冲突。刘潇在那里誓言要做《国道计划》，要从上海到她家乡贵阳的320国道做一系列的项目。我当时激动了，我认为这是国内青年策展人中心志*、视角*锐利也*接通这个国家和时代的地气的设想，是一个或许有机会超越《长征》的构思。可接下来就是刘潇忙西岸、忙上双、忙纤维三年展，现在成为艺术管理专业的中流砥柱，深受学生们爱戴的老师……可是“国道”呢？今天刘潇已经不接我关于“国道”的话茬了。而晓林的“国道”又在哪里？帮我做了上双“中山公园计划”的文珊的“国道”又在哪里？如果这些“国道”没有延展，我在中国美院的策展教育工作，又失败了。
2008年10月，我曾经开着我的路虎卫士从北京到广州，去参加士明和颂仁策划的广州三年展“向后殖民说再见”，沿路用刻了字的轮胎在道路上印下“如何成为‘失败者’”的墨迹。那是一条2米宽、2000多公里长的版画长卷。
其实并不是做过了那么一件作品，就真的懂得了如何成为“失败者”。在中国美院的教师生涯中，当然还有些许成功时刻，但面对这三重的大失败，我将何以自处？
我们回到美术学院教书，本不是为自己谋一个饭碗，找一个退休的地方，而是把学院当作改造世界的实验室。这个讲台是用来发出呐喊，呼唤同志，是用来与那些包围着我们的毁灭性的力量争夺青年。这根教鞭，每天都是打在自己身上。所以十几年来不眠不休，殚精竭虑。我在中国美院教书，曾经从早上8点上课上到第二天深夜3点，然后请学生们吃夜宵，小睡一会儿，第二天早上接着上课——士明形容我上课的风格是“粉身碎骨”。但我虽然投入，其实并不专制。我是强烈要求学生们把自己当作成年人来看待的。所以推行头脑风暴和自我组织的教学，所以推行课题式的自我研究计划和大型计划，所以后来实验剧场叫作“群个作品”而不能变成集体创作，所以不断地带着年轻人下乡看社会现实遭遇各种人生史，都意在唤醒年轻人为自己负责，为自己选择，并成为积极的贡献者。这条思路，至今在中央美院发展成一门叫作“换位教学与自主学习”的课程。然而我们的目标在世界在中国在人生，这目标远远超出了教学和艺术，而这是一所艺术学校，总体艺术的理想，只是在谈论艺术的温度中慢慢发酵。然而我们注定愿望太迫切，用力过猛，这个意义上，失败早已不可避免。失败感，是因为心愿无尽。
蔡元培、林风眠先生的国立艺专是成功还是失败？“美育代替宗教”是成功还是失败了？“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理想是成功还是失败？艺术大众化的理想呢？艺术运动社的理想呢？吴大羽先生的“势象艺术”的理想呢？潘先生的“两峰对峙、拉开距离”呢？2019年夏天，我读到董希文先生的言语，他说：“我这辈子，想画的画都还没有来得及画。”一部校史，看起来竟是一部失败者的历史。那是因为这座学院在它的源头处，就远远地溢出了艺术，就是无尽的愿力。
生也有涯，移山填海之事，岂有成败！我的社会调查课程可能已经渗透到了整个国美的下乡的方法中。“总体剧场”中规模*的是2011年的《理想国2·华西村》，那次大戏成了把牟森吸引到中国美院的机缘。那天晚上，15个“乌托邦市集”地摊在草坪上铺开，牟森拉着我说：“你们这里是黑山学院啊！”而策展的同学们一定会以各自的方式完成他们自己的“国道”，即使不是以我们所熟悉和所能理解的那种方式。总体艺术工作室的思想和实践*后必是杀身成仁。正所谓“呕血心事无成败，拔地苍松有远声”。我在国美教过的那些学生，从来不是那种坐直升机平步青云大红大紫的著名青年艺术家。我并不以为这是失败，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按照这个艺术圈既定的游戏规则和刻板的青年艺术家想象来工作，他们要做的事情更大，他们要走的道路更远，我依然相信他们会为这座学院带来真正的荣耀。
2012年我策划上海双年展。开幕的第二天早上，《纽约时报》的艺评家霍兰·柯特问我：“告诉我，为什么我在这里看到的，和在纽约听说的中国艺术完全不一样，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告诉他其实大家做了不少事情，只是没有被叙述。我和他讲了这么多年来发生在当代艺术教育中的种种事情。他说：“如果一个学校居然能够有高士明、张颂仁、杨福东、张培力、耿建弈、邱志杰这样一群人在一起教书，那就是梦想啊！”然后他突然伤感起来，说：“We don’t have Black Mountain College anymore.”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向瑞京宾馆青翠的草木，遥想黑山学院。富勒带着人在搭圆顶，阿尔伯斯在讲色彩，康宁汉带着人在草地上跳舞，池塘里有人泡在水中练瑜伽，劳森伯格正在山下的小镇上捡垃圾。人来人去的黑山学院，24年星流云散的黑山学院，又岂有成败！
2006年我和同学们一起做《谜宫》总体剧场，整理台词的时候发现了梁启超先生谈成败的一段话，我经常不厌其烦地用来推荐给学生。梁任公曰：
凡任天下大事者，不可不先破成败之见。然欲破此见，大非易事。必知天下之事，无所谓成，无所谓败，参透此理而笃信之，则庶几矣。何言乎无所谓成？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透一层更有一层，今之所谓文明大业者，自他日观之，或笑为野蛮，不值一钱矣。然则所谓成者果何在乎？使吾之业能成于一国，而全世界应办之事复无限，其不成者正多矣；使吾之业能成于一时，而将来世界应办之事复无限，其不成者正多矣。况即以一时一国论之，欲求所谓美满、圆好、毫无缺憾者，终不可得，其有缺憾者，即其不成者也。盖世界之进化无穷，故事业亦因之无穷，而人生之年命境遇、聪明才力则有穷。以有穷者入于无穷者，而欲云有成，万无是处。何言乎无所谓败？天下之理，不外因果。不造因则断不能结果，既造因则无有不结果，而其结果之迟速远近，则因其内力与外境而生种种差别。浅见之徒，偶然未见其结果，因谓之为败云尔，不知败于此者或成于彼，败于今者或成于后，败于我者或成于人。尽一分之心力，必有一分之补益，故惟日孜孜，但以造因为事，则他日结果之收成，必有不可量者。若怵于目前，以为败矣败矣，而不复办事，则遂无成之一日而已。故办事者，立于不败之地者也；不办事者，立于全败之地者也。苟通乎此二理，知无所谓成，则无希冀心；知无所谓败，则无恐怖心。无希冀心，无恐怖心，然后尽吾职分之所当为，行吾良知所不能自己，奋其身以入于世界中，磊磊落落，独往独来，大丈夫之志也，大丈夫之行也！[1]
2018年9月我在日本金泽二十一世纪美术馆做个展。我把梁任公在日本写下的这一段话，以“一字一石经”的做法，一个字一个字地刻在600块鹅卵石上，并将其散放在美术馆内外周边，散在整座城市的各种角落中。这些卵石有的已经被带到了其他城市。但不管它们如何离散，它们曾经聚集在一起，成就一篇雄文。
感激在杭州肝胆相照的同志们和同学们。
2019年7月8日
代后记：两场讲座和两代人
这一天有两个奇葩讲座。
下午尔东强的讲座感动许多同学，令我欣慰。尔东强很有意思，讲座开始的时候放了一张幻灯片，说：“这是瑞京饭店，我小时候每天走过时就梦想住在里面，现在我就住这里，当然是租的。”这个阔气把孩子们都镇住了。然后开讲自己怎么在周围世界拍照片和做研究。当年喜欢上海的老洋房，他在杂志社当摄影，一下班就开始扫街。步行着一座一座地拍摄，在香港出了*本书，很多香港人看到就哭了——原来我们家还在。这样，他赚到了*桶金，马上用来在香港注册一个出版社，在上海开了汉源书店。当年上海人开始赶时髦，把ART Deco的家具往外扔，他一件件地买回来，买成了一座博物馆。然后驱车走丝绸之路，用气球航拍世界各城市，现在开始玩帆船。尔东强现身说法，从他嘴里说出来，似乎只要认死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总能撞上大运。轻描淡写，其实隐去了各种艰辛和不易。当讲座快结束的时候，他说：“年轻人，你们要是还有一点点钱，赶紧去周游世界，千万别被骗了去买房子。不要恐惧，要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你就一定会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于是掌声雷动。
到提问环节，*的问题竟然是：“尔老师您招不招助手？”
他说：“你要是像谭斌和文珊这么靠谱，你就不愁找不到工作。”这讲座的话风简直太神奇了。
尔东强老师单纯善良，有品位。只展现“老克勒”的优雅幸福，给年轻人的都是正能量。两代人其乐融融，笑声不断。
晚上参加同济孙周兴教授的讲座。其间一位站起来挑战权威的史论系同学粗暴离席。
孙周兴的讲座叫“革命和艺术”，用瓦格纳和格瓦拉做举证。讲座结束，开始提问环节。老孙在台上憋得难受，掏出烟来抽。
这位同学提问说：“我要问你海德格尔的翻译问题，我认为你这个地方理解错了。”孙周兴回答说：“这个问题和本讲座无关，所以我不在这里回答。你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这位同学说：“我很反感你们在这里抽烟。”听到这句话，老孙和我本能地立刻把烟掐了，老孙在台上说：“我向大家道歉。”
接着这位同学继续回到海德格尔的真理问题。老孙还是说：“这个问题和今天的讲座无关，我们另找机会交流，不在这里谈。”
这时候台上主持人、研究生处的Y老师按捺不住问：“你是什么系的？”
这位同学很牛地说：“我是史论系四年级的某某某。你可以去开除我！”（大意）他已很情绪化了。
我一看势头不对，举手请求发言。刚接过话筒，这位同学冲着我说：“你有本事你给我说说海德格尔的‘真理’是什么意思。”
我说：“海德格尔的真理问题……我当然不知道了。”（这位同学如果熟悉哲学史的话，应该能够知道，对于他的问题，苏格拉底一定会这么回答）不过我不准备像苏格拉底一样戏弄他。我很真诚地说：“你既然喜欢哲学，那我来说说我对哲学的理解。对我来说，哲学只是一种讲道理有耐心的讲话风格，粗暴地断言、不能倾听和推敲，那是自恋，不是学问。如果所谓哲学不能让我们更谨慎、更迟疑、更自省，那只是迷信。”
我的话还没说完，这位同学收拾本子离席，扬长而去。
该生比较情绪化，态度带有挑衅。不过主持人Y老师询问该同学系别的做法隐含威胁之意，也确有不妥，很容易引发年轻人悲愤的受害妄想。
我理解：孙周兴拒绝回答，*个原因确实是今天讲的不是这个题目，另一个原因可能是问题太初级懒得费口舌。就海德格尔问题，如果要在一个美术史系学生和老孙之间打赌押宝，我押老孙，因为这位同学读的海德格尔八成也是老孙翻译的。老孙随便怎么忽悠一下，应该能把他忽悠晕。他没有这么干，一方面是为别的同学争取时间，另一方面其实是因为犯懒。
于是我接着说：“刚才这位同学的被害妄想其实没有用武之地。我可以用个人名誉，负责任地为他担保，如果他因为今晚对孙老师的挑战受到迫害，我就辞职。在我们学校绝不会有学生因为这类自由思考而遭受迫害。但是同时，大家要知道，自由勇敢独立地思考，不等于思考的结果一定是高质量的。有时候，我们也独立地进行了好多荒谬的思考。要确保思考的品质，独立并不是完备的条件，对话是更好的选择。”
我的两次发言都得到其他同学的大掌声。但其实我心中想说的是更狠的话，某种程度上“政治不正确的话”，姑且记在这里：
这位同学能够指责我们抽烟，说明学生们的维权意识成长起来了，理性地想是好事情，为他高兴。但这是法律上的胜利，同时也是审美上的失败。
我记得当年意大利大学者翁贝托·艾柯来北大做讲座的时候，一进讲座厅，环顾一圈，大声嚷嚷道：“把窗户打开，把窗户打开，我得抽烟！”然后，大摇大摆地掏出雪茄。这是所谓的名士做派。法律上不对，但是审美上对。
孙周兴也是有名士做派的家伙。他的一口绍兴口音，不断让我想到《王子猷雪夜访戴》，想到绍兴人徐渭，想到绍兴人张岱的《湖心亭看雪》，想到绍兴人章太炎，想到《世说新语》中那些疯疯癫癫的魏晋名士。我想到，他这么一个哲学家，为什么十几年来每年来杭州上课？仅仅因为许江院长敬重他吗？仅仅因为对于老家浙江的感情吗？仅仅因为这里有一些迷恋哲学的画家吗？不，我想，他一定是在这所学校感觉到了某种他在上海、在同济所不可能感觉到的舒畅。那是什么？
是中国传统中文人狂狷的渊源，允许天才怪诞狂野，允许童言无忌，允许粗头乱服。对于有些人的有些行为，中国人明明知道不可以大家都这样做，但是我们一笑了之，并且欣赏。我们欣赏王羲之坦腹东床。我们说：“都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我们还记得，就在这座杭州城，当年苏东坡夜游西湖，朋友们一人一船带一个歌女，半夜鸣金收船，老百姓夹道争看风流太守。这要放在今天，明显违反规定了。今天，这种狂狷文人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渐渐绝迹。今天的世界属于正确的人，今天的世界是律师和牙医大获全胜的世界，不属于魏晋名士。如果说中国有哪个地方是这种美学传统的*后栖身之地，那一定是美术学院。而在美术学院中，一定以江南为*。所以，浙江的中国美院，或许还应该加上南京艺术学院，是狂狷文人*后苟延残喘的地盘。这样的学校应该可以“藏污纳垢”，见怪不怪。这样的学院，人们的小小的“恶习”，可以成为传奇。这样的学院，不会充斥着维多利亚时代的卫道士。我真的相信这个，在我们这里，同性恋的老师和学生没有受到歧视，我们毫不费劲就做到了。
所以，我想，下次我在学校做讲座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一定要学习艾柯把烟拿出来，然后我要问底下的同学们：“如果不许抽烟，那我讲一小时；如果可以抽烟，我讲三小时以上。请你们表决。”
以上的话，纯属“政治不正确”。包括*后这一段构思，纯属企图“用民粹绑架法制”，我得去深刻反省一下。还好我这么，也就想想而已。
2013年4月
[1] 梁启超：《自由书》。
【书摘与插画】
一字一石 成败
北京的边缘
曲阳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