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说真话，干实事，做一个真诚的人。 ——冰心
★其实，这样的人心里所爱的，只是他自己——他的地位、权势和既得利益，因而对生活中不合理的现象那么处之泰然，那么熟视无睹。不能恨的，根本也不能爱。 ——萧乾
★日前曾跌到在地，爬不起身来，行路困难，才知末日即将迅速来临，万事未成，心更不安。——董鼎山
★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的献身的幻想。从历史角度看来，这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以致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黄永玉
【内容简介】
本书图文并茂地记录了著名作家、人文学者李辉与冰心、梁漱溟、沈从文、巴金、黄永玉、汪曾祺、黄裳、贾植芳等30多位重量级文化大师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过程。从他们日常往来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文坛名宿不为外人知的真性情和人格光芒，同时，这本书也是读者了解这些名人大家的珍贵史料。此书可以使读者直接聆听到大家的思想，领略大家的风范，从而获得精神上的升华。
【作者简介】
李辉，1956年生，湖北随县人，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人民日报》资深记者、编辑，著名作家，著名出版策划人，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主要从事传记文学和随笔创作，先后出版论著《巴金论稿》、历史纪实《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以及萧乾、沈从文、黄苗子、郁风等人传记，随笔集《沧桑看云》《封面中国》等。2001年由大象出版社出版图文系列“大象人物聚焦书系”10种。主编“金蔷薇随笔丛书”20种、“沧桑文丛”24种、“历史备忘书系”6种，参与策划“火凤凰文库”24种。另有《福斯特散文选》《走进中国》等译著出版。
【目录】
001 巴金
009 毕奂午
025 冰心
043 常书鸿
063 邓云乡
077 丁聪
091 董鼎山
108 董乐山
118 范用
135 方成
144 冯骥才
164 黄永玉
180 黄宗江
194 黄宗英
204 贾植芳与任敏
216 姜德明
232 李泽厚
242 梁漱溟
257 刘再复
268 骆宾基
282 潘旭澜
292 邵洵美
304 沈从文
321 唐弢
335 王世襄
346 汪曾祺
356 吴冠中
366 吴祖光
378 萧乾
389 徐迟
405 于光远
422 郁风
436 曾敏之
450 张颖
458 周有光与张允和
471 先生们
【前言】
先生们
李 辉
记得 1978 年 2 月，我走进复旦大学中文系。秋天时节，我与陈思和说，我们开始研究巴金先生。
走进中文系资料室，我们见到贾植芳先生。1955 年贾先生被打成“胡风分子”，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多年。“文革”之前，贾先生回到复旦大学印刷厂，矮小的身体，一直推拉卷筒纸。“文革”结束，他回到中文系资料室，当时尚未平反。记得我走进资料室，说要看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巴金文集》。贾先生说，你们应该看初的版本。就这样，我们成为贾先生的弟子，一直在他和任敏师母的关照下，渐次走进巴金的视野。
从此，我们就与巴金先生结伴同行。
后来，我来到北京，成了《北京晚报》的副刊编辑。1987 年秋天，我又来到《人民日报》，还是做副刊编辑。
这许多年，我开始与老先生们接触。听他们的聊天，收到许多他们的来信。我与思和的《巴金论稿》，就是丁聪先生设计的巴金肖像。之后，我转而开始写萧乾的传记《浪迹天涯——萧乾传》。对我而言，重要的经历莫过于采访不同的老先生，听他们谈自己起伏跌宕的往事，终写下《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一书。之后，我又继续写《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的故事。大约几年之后，我在《收获》杂志上开始写不同的专栏，如《沧桑看云》专栏、《封面中国》专栏。一写多年，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长达四十年间，我一直得到诸多先生的关怀与教诲，每念及于此，温暖常在心中。
我的这本《先生们》，是为前辈们所写，留存先生们的丰富细节。感受先生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所写先生，交往或深或浅，不同侧面，不同印象，于我而言，他们的身影，在历史场景中依然清晰如初。
先生们，仍与我同行……
2019 年 12 月，写于北京看云斋
【免费在线读】
巴 金
——《随想录》已成绝唱，巴金仍与我们同行
2016 年 10 月底，又到上海。伫立在上海图书馆门前，一个巨幅招贴把我吸引——“讲真话——纪念《随想录》创作完成三十周年图片文献展”。
时间过得真快，巴金《随想录》的篇《谈〈望乡〉》写于1978 年 12 月 1 日。1986 年《随想录》五卷本完成，合集出版至 2016 年，整整三十年。对于我，这个时间，巧合得颇有些不可思议。我与陈思和两人合著的《巴金论稿》，1986 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们出版的本书，时间至今正好也是三十年。
1978 年年初，我走进复旦大学就读，大一下学期，现代文学史开始讲到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等。清晰记得是在一个冬日，我与同窗陈思和一起闲谈，两人都对巴金作品感兴趣。聊到投机处，思和忽然建议：“要不我们一起研究巴金，好不好？”我不假思索，当即兴奋地应了一声：“好啊！”就这样，三十八年前的那个冬天，巴金成了我们两人合作研究的个对象。也正是此时，1978 年 11 月 25 日，巴金迎来他七十四岁的生日。一个星期之后，巴金连续写下《随想录》的前两篇：《谈〈望乡〉》《再谈〈望乡〉》。这一年，思想解放掀起浪潮，改革开放拉开帷幕，被誉为“新的长征”的历史行程，蹒跚起步。巴金融进了这个新的时代，以围绕《望乡》是否应该公映的争论，开始发出自己独立思考的声音。从此，巴金晚年的创作，在痛定思痛之后，达到人生的后一个高峰。
如今的年轻人，恐怕无法想象当年思想、文化起步的艰难。1978年，随着邓小平访问日本，中日关系开始进入友好时期。与之相配合，“日本电影周”于 10 月在全国开始展映。《追捕》与《望乡》轰动一时，高仓健、栗原小卷等日本影星，顿时成为我们心目中的偶像。不过，《望乡》却引发激烈争论。多年来，中国文艺一直倡导塑造“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形象，甚至避讳在作品中正面描写爱情，电影《望乡》却是以现实主义风格描写二战期间日本妓女的生活，这就难怪在北京、上海等地公映后，招致诸多指责、非议，甚至有人呼吁停止上映。曹禺曾私下告诉巴金，为适合中国“国情”，《望乡》引进之前已先期做过删节，即便如此，有的批评者还是将其归为“黄色电影”，主张禁演，担忧电影对青年一代产生不良影响。一位当年服役的军人回忆说，当时他所在的连队竟然接到更改休息日的通知，内容是：“本星期日更改到下星期一。”其目的是要避开影片《望乡》的放映日，不让士兵到地方电影院观看，避免“中毒”。
当《望乡》招致非议时，一位老人挺身而出为之辩护，这位老人是巴金。12 月 2 日，他写下短文《谈〈望乡〉》，交由香港《大公报》副刊发表，这是他为新开专栏《随想录》所写的篇文章。乍一亮相，他便呈现出“干预生活”的姿态，就正引发议论的《望乡》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为电影《望乡》叫好，其实是为青年一代鼓与呼；为青年辩护，证明巴金自己回到了青春的起点。巴金此时的文字表述，虽然尚未摆脱流行的时代痕迹，但他态度明确地拉开了与其他“老年人”的距离，这预示着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人生转折——过去他曾说过自己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时隔多年，他开始了向五四精神的回归。
为《望乡》辩护，正是巴金重新启程的契机。1987 年他在《〈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中承认这一点：要是没有《望乡》，我可能不会写出五卷《随想录》。……我初替《望乡》讲话，只觉得理直气壮，一吐为快，并未想到我会给拴在这个专栏上一写就是八年。从无标题到有标题（头三十篇中除两篇外都没有标题），从无计划到有计划，从梦初醒到清醒，从随想到探索，脑子不再听别人指挥，独立思考在发挥作用。
曾经人云亦云、放弃独立思考的巴金，因《随想录》而得以改变，他在《随想录》中倡导的说真话、自我忏悔意识、历史反思精神等，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成为文化界的精神标杆，他也因为这部作品，而被许多人称作“知识分子的良心”。
我与思和有幸，在开始研究巴金时便与陆续发表的《随想录》结伴同行。同样有幸，我们很快认识了贾植芳先生。贾先生因 1955 年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而入狱多年，出狱后在学校印刷厂当搬运工，我上学时他回到中文系，但尚未平反，不能执教，被安排在资料室当管理员。就是在资料室里，他为我们打开研究巴金的大门，之后，他负责带领老师们编选巴金资料集，并且邀请了我们参加。从此，我们更加深入地走进巴金的世界。
当年，香港的报纸不对学生开放阅读，因贾先生关注，我们才有阅读的机会。犹记得，我们几乎每个月都要找时间走进学校图书馆的内部阅览室，找出香港《大公报》翻看《随想录》，并做摘录。《怀念萧珊》《“遵命文学”》《把心交给读者》《说真话》《赵丹同志》《“文革”博物馆》……随着一篇篇文章，我看到巴金先生的真诚与忧思，我跟随他的笔，走进历史，走进他的内心。我很高兴，能够在大学期间与巴金先生的《随想录》相伴同行，以他倡导的“说真话”滋养自身。
同在上海，我和思和研究巴金三年，却一直没有去打扰先生，直到毕业前夕，1981 年的冬天，我们终于鼓起勇气，次走进武康路 113 号见巴金。这一年，巴金七十七岁，《随想录》整整写了三年。他不仅仅写《随想录》，从维熙、谌容、张洁、冯骥才、沙叶新、张一弓、张辛欣等不少在新时期走上文坛的作家，同样得到巴金的扶持、鼓励和保护。特别是每当有年轻作家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时，巴金总是公开站出来发表文章，声援他们，为他们辩护。这就难怪当年的文坛将巴金视为一棵遮风挡雨的大树，就像当年鲁迅为胡风、巴金遮风挡雨一样。许多年里，从几代作家那里，我常常听到他们发自内心的对巴金的敬重与感激。
如同大树一般的巴金，其实个头矮小、体弱气虚，但思维敏捷、记忆准确。我没有想到，在作品中感情如激流奔泻、文字酣畅的巴金，言谈却不多。我们问一个问题，他很快说上几句便打住，几乎很少主动说话。后来我发现，类似于巴金这样情形的有好几位先生，如沈从文、黄裳、金庸等，他们的文章读来无不酣畅跳跃，可是与之面对时，却言谈颇少。
次见面，印象颇为深刻，他与我们谈了不少话题，有的是我们研究所需要的细节，以及他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等。这次谈话，我做了笔录，这也成为我与巴金谈话的份难得的文献。之后，一直到 2005 年巴金去世，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经常找机会前去看望先生，与他聊天。我们谈周扬，谈沈从文，谈萧乾，谈他经历的风风雨雨，006 先生们在断断续续的言语中，感受他精神的忧郁与苦恼。尤其在重病之后，他再也无法动笔写作，失去与读者交流的可能，这才是他*的痛苦。
与巴金先生的后一次长谈，是在 1997 年初秋时节的杭州西子湖畔。93 岁的巴金思路之敏捷、记忆之清晰仍然让人吃惊。试试他的手劲，左手明显强过写字的右手，用力紧握，居然让人还有一种痛感。不过，他说他气不足，说话困难，很痛苦。他思想，他回忆，苦于气力不足，无法把内心里的话说出来，无法毫无障碍地与人们交流。交谈时，看得出来他的思维敏捷，他能敏锐地抓住你所讲述的较为深入的问题，并很想表达出来。可是，只见他嘴唇颤动，想说的那句话却迟迟说不出来。对于一个一辈子愿意将心交给读者的作家来说，这恐怕是无奈的痛苦。
那年我是在 9 月初在苏州大学参加第四届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后，来到杭州看望巴金的。苏州大学即过去的东吴大学，巴金的二哥李尧林曾在那里念过书。我告诉他，苏州大学将东吴大学的校园建筑保护得非常好，是一个秀美、安静、值得苏州为之骄傲的校园。他马上接过话说：“我去过。”我问：“住了多久？”他说：“住了两天。”我又问：“是什么时候？”他说是在去法国之前。他去法国是在 1927 年。1927 年到 1997 年，整整七十年，但他却记得这样清楚，实在令人惊奇。
1998年春天，我再去上海华东医院看望巴金，他正在写《怀念曹禺》，答应完成后交给我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上。一篇千字文，他足足写了好几个月，而且只能用口述的方式。我又一次前往上海，走进医院，取走这篇真诚感人的文章，发表在《大地》副刊上。谁想到，巴金很快病重，再也无法与人交谈，《怀念曹禺》成了巴金一生后的一篇文章。
时间又是一个巧合。巴金晚年的写作高峰，始于 1978 年，止于1998 年，整整二十年。在《随想录》之后，90 年代初，思和与我二人联袂主编的“火凤凰文库”，出版了巴金的《再思录》，实际上是《随想录》的延续。后一篇《怀念曹禺》与《随想录》《再思录》里的作品，形成一
历史延续，先生同在。
《随想录》已成绝唱，巴金精神仍与我们相伴前行。
完稿于 2016 年 11 月 26 日，北京
个完美衔接。
【书摘与插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