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曾引起西方许多代人的想象……诺里奇伟大的三部曲并没有消除这个词的神奇，却又赋予其人性。
——《独立报》
“拜占庭三部曲”成就斐然，让我们得以摆脱爱德华·吉本以及其他史学家对东帝国的轻蔑。
——《星期日独立报》
三部曲的历史内容，由水平极高的活跃讲述者娓娓道来，他的热忱让故事的每一个转折都激动人心。
——《星期日泰晤士报》
这一著作的广度与篇幅，加上诺里奇通顺清晰的笔触，为广大读者展示了人类历史之中的一个完整篇章。
——《星期日电讯报》
这本动人心魄的著作，首次将拜占庭帝国早年的历史以可信且优雅的文字记述。
——《独立报》
【内容简介】
拜占庭帝国——这个自君士坦丁大帝于330年5月11日建都，到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于1453年5月29日破城，延续了1123年的大帝国，在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朱利叶斯?诺里奇的生花妙笔下徐徐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本书为“拜占庭三部曲”的*部，从君士坦丁的诞生乃至之前的戴克里先“四帝共治”时代讲起，在公元800年圣诞节查理曼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时收尾。在这近500年的时光中，这个罗马帝国见证了君士坦丁、查士丁尼、希拉克略等多位皇帝的光辉，也不断面临着周边蛮族的入侵和袭扰。自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以来，拜占庭帝国作为基督教世界的东方堡垒，不仅继承了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化，而且保卫了欧洲的学术之光，并留下了辉煌灿烂的艺术珍品。
【作者简介】
约翰·朱利叶斯·诺里奇(John Julius Norwich)，出生于1929年，逝世于2018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游记作家。诺里奇爵士曾任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联合主席，英国皇家文学学会、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和英国皇家古文物学会的会员，在1993年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CVO）。
他的作品包括《南方的诺曼人》（TheNormansintheSouth）和《阳光之下的王国》（The Kingdom in the Sun），集合在《西西里的诺曼王朝》（The Normans in Sicily）之中出版；《阿索斯圣山》（Mount Athos，与里尔斯比·西特韦尔合著）和《撒哈拉》（Sahara）等游记；以及《威尼斯史》（A History of Venice）等。
译者简介
李达，浙江大学毕业，中世纪军事历史爱好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世纪军事史、拜占庭帝国制度史、中世纪东地中海-黑海交流史等。
【目录】
示意图/家族谱系图/译者说明/致谢
引言
*章 君士坦丁大帝（至323年）
第二章 皈依基督（323~326）
第三章 君士坦丁堡（326~337）
第四章 背教者尤里安（337~363）
第五章 绝境之中（363~395）
第六章 罗马陷落（395~410）
第七章 异端与匈人（410~453）
第八章 西帝国陷落（455~493）
第九章 查士丁尼登基（493~532）
第十章 贝利撒留（532~540）
第十一章 哥特人托提拉（540~549）
第十二章 查士丁尼的*后岁月（549~565）
第十三章 江河日下（565~610）
第十四章 圣战先驱（610~641）
第十五章 希拉克略王朝（641~685）
第十六章 受劓皇帝（685~711）
第十七章 破坏圣像（711~775）
第十八章 伊琳妮（775~802）
伊斯坦布尔的拜占庭遗迹（公元800年之前）
皇帝列表/参考文献/索引
【前言】
引言（节选）
对拜占庭帝国的评价之中，一个普遍的历史认知是，拜占庭是文明世界中一切卑劣无耻的集合……所有长期存续的文明之中，只有拜占庭与任何一种伟大都完全绝缘……他们罪孽深重，既放弃了勇敢，也不知道德为何物……奴隶，与自甘沦为奴隶的人，在思想与行动上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只有一些神学上的琐碎辩论或者战车赛上的胜负争夺，才能使这些人疯狂暴动，暂时摆脱倦怠……帝国的历史是单调的阴谋史，是和僧侣、宦官、妇女有关的毒杀、密谋、忘恩负义与手足相残的历史。这段令人讶异的诽谤来自1869年出版的W·E·H·莱基（W·E·H·Lecky）的《欧洲道德史》（History of European Morals），而对当代人而言，这位作者的观点或许不再能引起多少共鸣——按*后一段话的说法，拜占庭历史与其说是单调，倒不如说很有娱乐性。但事实上，在此前二百多年间，所谓的“晚期罗马帝国”，其风评堪称恶劣。漫长的诋毁似乎自十八世纪的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开始，吉本和所有接受传统教育的英国人一样，将拜占庭帝国视作背弃古希腊与古罗马一切精华的叛徒，而这种观点影响至今。一战之后，在罗伯特·拜伦（Robert Byron）、戴维·塔尔博特-赖斯(David Talbot-Rice)、斯蒂文·朗西曼(Steven Runciman)，以及他们的朋友与后继者的努力之下，天平开始向另一侧倾斜，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黎凡特地区的旅行终于变得容易、快捷和较为舒适了，大众才得以亲身参观拜占庭帝国的遗迹——帝国才回归了本来面目。人们*终意识到，拜占庭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继承了此前的两个伟大文明。
问题在于，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对拜占庭的了解都太少了。成见依然根深蒂固。我在英格兰*古老也*秀的公学之一的五年学习期间，拜占庭仿佛被避而不谈。说实话，我记不清课堂上有没有人提到过这个词，更不可能具体研究了，这种全方位的忽视，让我在进入牛津大学之前，一直都无法对拜占庭下一个大致的定义。或许，许多人直到今天对拜占庭的认识还是同样模糊，而他们正是我写下这本书的主要原因。
但完整的故事不止于此。自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于330年5月11日（星期一）建城，到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ehmet Ⅱ）于1453年5月29日（星期二）破城，拜占庭帝国延续了一千一百二十三年零十八天，而我在几年前写作一部威尼斯历史作品时意识到，将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的种种，汇集在一本篇幅合宜的书中，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两位史学家尝试过，但在我看来，结果并不算令人满意，读者或者因过于简略、破碎的记述而感到困惑不解，或者在无休止的史实罗列轰炸之下知难而退。我更希望提供一种轻松的叙述氛围，因此将*卷叙述的时代限制到大约五百年之内。前两章作为全书的序言，主要讨论君士坦丁的早年生活与掌权历程——这不但是一段引人入胜的故事，也是接下来叙述内容的必不可少的铺垫；直到第三章我们才开始讨论“新罗马”君士坦丁堡的建成，而罗马帝国自此也可以被称为拜占庭帝国——尽管他们自己从未放弃原来的国名。*卷跨越四百七十年，在公元800年圣诞节查理曼加冕成为“罗马人的皇帝”时结束——这也是*方便的历史节点之一——博斯普鲁斯海峡畔的皇帝终于首次有了一个对手。下一卷将写到十字军时代，第三卷则将写到其壮烈而近乎无法承受的悲剧结局。
您或许要问，是什么让我决心完成如此艰难的任务？事实上这个想法并非源自我本人，而是我的朋友鲍勃·戈特利布（Bob Gottlieb），那时的他还没有离开美国的出版社而成为《纽约客》的编辑。尽管我多少觉得，完成他提议的长篇大作过于大胆，但我并没有犹豫。自从1954年首次前往希腊，并于次年在贝尔格莱德的英国大使馆中任职之后，这二十多年以来我已经对拜占庭世界着迷，此后在贝鲁特停留的三年更是增添了我对东地中海的种种喜爱，而这座迷人的城市依然是世上*宜人的地方之一。当我于1964年离开外交部，决定靠笔谋生时，我的*本书——与里尔斯比·西特韦尔（Reresby Sitwell）合著——的主题便是那个依然存留着拜占庭精神的地方——阿索斯山（Mount Athos）。这绝非偶然。
我近期作品的主题是威尼斯，她*初是帝国行省，而后成为帝国的孑遗，圣马可大教堂（St Mark’s）——事实上其设计正是以君士坦丁主持建造的圣使徒大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Apostles)为模板——和托尔切洛大教堂（Cathedral of Torcello）的镶嵌画，堪与君士坦丁堡的镶嵌画遗存相媲美。而这两座城市的差异，写出来又是多么惊人！在威尼斯的历史之中，潟湖的浅水使她与陆地分离，庇护着这座城市的安全。她清楚，在共和国结束之前，她一直安然无恙。而君士坦丁堡，却面临着无休止的威胁。一场又一场的围攻之中，城市一次又一次靠着皇帝和臣民的英勇而获救。两座城中的居民也可谓截然不同。威尼斯人信奉犬儒主义，冷眼旁观，是世上*商人思维的人。拜占庭人则信仰神秘主义，对他们而言耶稣基督、圣母和圣人们就和他们的家人一样真实。*后也*重要的是，威尼斯的统治者是匿名的议员们——他们选举一批身着黑袍的人，秘密工作，人员组成总是变动，实行集体决策制，避免任何突出的个体。拜占庭则是专制政府，统治者拜占庭皇帝接近天堂，等同于使徒——上帝在人间的辅助统治者——掌控着每一个臣民的性命。其中一些皇帝是英雄，一些皇帝是怪物，但没有哪位皇帝是沉闷无聊的。
仅这一个原因，就足以让这本书的写作充满乐趣，但若是谦逊地表述，也算是一种致敬。我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东罗马帝国对我们的文明有何种恩惠。若不是这个基督教世界的东方堡垒，欧洲要如何抵御七世纪的波斯王和八世纪的巴格达哈里发？我们今天要说何种语言，要崇拜何种神祇？在文化领域中，这种恩惠也极为可观。在蛮族入侵，罗马城中的皇帝衰落之时，西欧的学术之光几乎完全熄灭，只剩下修道院中偶尔的闪光；而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学术之光依然闪耀着，古典时代的遗产得以留存。我们对古典时代的很大一部分知识——特别是希腊与拉丁文学，以及罗马法——都是源自君士坦丁堡城中的学者、书记员与抄写员，若是没有他们，这一切早已散佚。
然而这些意义重大的辛劳，长期以来被视作理所应当而被人们遗忘。在当今时代，只有一件事依然在提醒着我们拜占庭人的天才：他们辉煌的艺术成果。基督教历史之中——或许可以说，世上所有宗教的历史之中——怕是再没有哪一批艺术家，能够将如此深刻的信仰渗入艺术作品。拜占庭神学家过去坚持宗教画作与镶嵌画作必须展现上帝的形象。这要求绝非简单，但在帝国的教堂与修道院中，它一次又一次地被成功达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