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弱者的武器》是一部卓越的农民运动研究著作，斯科特以其出色的工作展示了农民反抗外来侵犯的“全貌”，是对反抗霸权的日常形式的精彩理论和经验阐释。任何想要了解东南亚农民社会的人都不能错过此书。
【内容简介】
《弱者的武器》通过对马来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的探究，揭示出农民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斗争的社会学根源。作者认为，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
【作者简介】
詹姆斯·C.斯科特（1936— ），耶鲁大学政治科学和人类学斯特林教授、农业研究计划主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其研究兴趣包括政治经济学、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农民政治学、革命、东南亚和阶级关系等。主要著作包括《马来西亚的政治意识形态》（1968）、《比较政治腐败》（1972）、《农民的道义经济学》（1976）、《弱者的武器》（1986）、《统治与抵抗的艺术》（1992）等。
【媒体评论】
一部可能成为经典的令人难忘之作。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任何想要了解东南亚农民社会的人都不能错过此书。
——《亚洲研究杂志》
一部卓越的著作……斯科特以其出色的工作展示了人种学报告不能也无法呈现的农民反抗外来侵犯的“全貌”……是对反抗霸权的日常形式的精彩理论和经验阐释。
——爱德华·W.萨义德
【目录】
前言
*章 阶级战争中的短兵相接
拉扎克
哈吉·“布鲁姆”
权力的象征性平衡
第二章 常规的剥削，常规的反抗
未被书写的反抗史
作为思想和象征的反抗
人类行动者的经验与意识
第三章 反抗的景观
背景：马来西亚和水稻主产区
中层背景：吉打州和穆达地区的灌溉系统
第四章 塞达卡：从1967年到1979年
村庄
富与穷
村庄构成
土地占有与使用
租佃的变化
水稻生产的变化和工资的变化
地方机构和经济权力
第五章 胜利者和失败者眼中的历史
分类
夜行船
绿色革命的阶级史
双耕与双重看法
从活租到死租
联合收割机
失去的地盘：土地的获得
慈善的仪式与社会控制
记忆中的村庄
第六章 延展事实：意识形态的运作
特定情境中的意识形态运作
剥削的词汇表
歪曲事实：分层与收入
合理化的剥削
意识形态冲突：村庄大门
意识形态冲突：村庄改进计划
作为反抗的争论
第七章 超越口舌之战：谨慎反抗与适度遵从
公开的集体反抗的障碍
抵制联合收割机的努力
“常规的”反抗
“常规的”镇压
常规的顺从与不留痕迹的反抗
服从以及部分的文本
何谓反抗？
第八章 霸权与意识：
意识形态斗争的日常形式
塞达卡的物质基础和规范性上层建筑
重新思考霸权概念
附录
附录A 村庄人口记录，1967—1979
附录B 不同土地使用类型／农场规模的农场收入比较（穆达地区，1966、1974和1979年）
附录C 关于土地使用情况变更、净利润及政治事务的数据
附录D 飞翔信的译文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前言】
*章 阶级战争中的短兵相接
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主张“道德”是人类选择和意志的某种“自治领域”，独立地出现在历史过程之中。这样一种关于道德的观点从来就不够唯物主义，它通常将强大的惯性——有时是强大的革命性力量——简化为一个充满希望的理想主义的虚构。这就是说，与之相反，每一种矛盾都既是价值的冲突，也是利益的冲突；每一种“需求”在它成为“应然”的过程中，都含有情感和“要求”（反之亦然）；每一种阶级斗争同时也是关于价值观的斗争。
E．P．汤普森：《理论的贫困》
拉扎克
这是一个种植水稻的小村庄，作为村庄通道的那条狭窄的小路在那个早晨显得比平时繁忙。成群的妇女正赶着去插秧，男人们则骑自行车载着他们的孩子去邻近的凯帕拉·巴斯塔镇上的学校上早课。我的孩子们像往常一样围在窗边观望，而每一个路过的人也同样注视着我们，从我住的房子进入他们的视野直到从其视野中消失。这一情景在几个星期内成为每日的仪式。塞达卡的村民正在满足对生活在他们当中的陌生家庭的好奇心。另一方面，我的孩子们也在满足一种更为不怀好意的好奇心。他们开始温和地抱怨自己如同缸里的金鱼一样的处境，而且确信迟早有人会因探头观望而不留神走进或骑进路旁的沟渠。这种喜剧般的可能性引起了他们的想象，当它不可避免地发生时，他们希望亲眼目睹。
但事情似乎有点不对头。一小群人静静地站在隔壁的房子前面，一些过路的人停下来和他们交谈。哈姆扎、他的哥哥拉扎克和嫂子阿齐扎，还有村里的产婆托·沙赫·比丹都来了。他们说话的语调压抑而低沉，时断时续。往常这个时候，阿齐扎已经和其他贫穷人家的妇女与她的插秧组一起出发去工作了。在我准备离开前，和我同住这栋房屋的富有地主哈吉·卡迪尔走进来告诉我所发生的一切，“拉扎克两个季前出生的小孩死了”，“这是她的命，她运气不好”。
情况简单明了：两天前，小孩发烧病倒了。在吉打州，发烧在旱季的末期是常见的，但是这一次看起来要比通常的发烧严重，有人认为也许是麻疹。昨天她被送到勒拜·萨卜拉尼那里，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布道者和传统的治病术士，住在邻近的双溪通港村。他为孩子诵读《古兰经》中的诗篇，并在她的额头上敷了膏药。拉扎克后来告诉我，我才知道自己也牵涉其中。如果我不去访问另一个村庄，他就会请我开车把孩子送到州府亚罗士打的诊所或医院。因为我不在，他才去求沙姆苏尔，沙姆苏尔是村里除我之外*有车的人，沙姆苏尔告诉他需要15马元的油钱。拉扎克身无分文，我猜想，他对医院也没有足够的信任。而他的女儿在第二天的黎明前就夭折了。
我本能地走向拉扎克的住处，它位于哈姆扎家房屋的后面，尸体通常要在那停放。拉扎克叫住了我：“她不在这儿，我们把她放在哈姆扎家，那里比这好。”他的尴尬可以从他避开我的目光中显现出来。
拉扎克是村里的“贫困户”，他的房子不仅仅对他而言是一种尴尬，对大多数塞达卡人来说也是一种集体的耻辱。我到达村庄的时候，拉扎克和他的家人可以说是住在房子下面，而不是房子里面。两面竹木墙已经倾斜，大部分的屋顶也已经坍塌。村里人嘲笑说：“他们像小鸡住在鸡窝里一样，房子是单坡屋顶，和马来人的不一样。”不久以后，执政党的当地领导人巴塞尔了解到拉扎克加入了他所在的党派，而且对他来说，村里任何马来人像畜牲一样露宿是非常尴尬的，于是他让村长从他可支配的资金中拿出适当的钱购买木材来修复这房子。一小群全部来自执政党的志愿工作者修好了房子的三面墙，留下*后一面墙和屋顶让拉扎克来完成。毕竟，拉扎克和阿齐扎得在那屋顶下生活。然而，屋顶依然如故，而且用来修*后一面墙的木板也不见了，拉扎克把它们卖了两次——一次是卖给罗吉娅，另一次卖给了卡米勒，但只有卡米勒得到了木材；罗吉娅把拉扎克称做“老骗子”，还说他连自己的孩子也会卖掉。她发誓说她再也不会从他那买任何东西，除非她先拿到货。
当我爬上梯子进入哈姆扎家时，我意识到这是我*次真正进入他家人生活起居的房间。此前我从未进过拉扎克的家或村里其他*贫穷的6户人家。他们总是在屋外接待我，我们要么蹲着，要么坐在简陋的长凳上。我们之所以留在外面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房屋的状况感到尴尬，而且实际上进屋意味着有一定的款待（如咖啡和小点心），那将使他们原本匮乏的生活更为紧张。在可能的情况下，我尽量在公共场合去见他们，比如，在稻田里、路上、村里两个小店中的某一个或者每周两次在市场旁边相见。在这些地方，我可以合理地扮演主人的角色。对村里的富人来说，这从来不是问题；他们从来不进穷人的家。拜访总是沿着地位阶梯向上进行的，只有地位相等的除外，尤其是在穆斯林斋月结束后的仪式性访问中。事实上，访问模式服务于确定村庄的地位等级。这种模式只有在穷人家发生严重疾病和死亡的情况时才会破例，这时，待客的通常规则暂时停止，以表达对更普遍的人生礼仪的尊重。
这就是玛兹娜（拉扎克的女儿）的夭折使得哈姆扎的家门得以向我和其他人开放的原因。女孩躺在小床垫上，被从房椽上垂下的蚊帐包围着。她的身体裹在一块新白布里，她的小脸由于被那种妇女祈祷时所戴的花边头巾覆盖，几乎看不见了。在蚊帐旁边燃着一炷香，放着一个锡盘。每一个新来的访问者在掀开蚊帐看一眼女孩后，都会在盘子里放点钱，少则5角，多则2马元。这笔捐款将用做葬礼的开支，称为“救急款”或“紧急捐助”，由于拉扎克和其他许多非常贫穷的村民都未参加能够支付丧葬费用的死亡抚恤金会，这些捐助就尤为必要。一天下来，盘子里的钱至少可以支付*小的礼仪费用。
大约25个村民，大部分是女人，坐在这间破屋的地板上轻声地相互交谈着。几个男人自己聚在一起交谈，但大多数迅速离开加入到屋外的其他男人中。坐在地板上的拉扎克被忽视了，但是他被孤立并非表达对他个人悲痛的一种集体尊重。在筵席上，在其他葬礼上，在村庄的店铺中，甚至在市场的货摊上，其他男人总是与拉扎克保持一定距离。他无法使自己加入其中，即使他女儿的死亡也不例外；那些起身离开的男人们从他身边不慌不忙地走过，好像他只是一件家具。当他被提起的时候，人们的语调是明白无误的。有时，一群男人坐在村子的一家店铺中边喝冷饮边抽烟，看见他来了，人们会以“敦·拉扎克来了”作为招呼，随之而来的是周围心照不宣的笑声。敦·拉扎克是马来西亚第二总理的贵族头衔，这一称谓用在这个贫贱的、虚弱的、谄媚的*下等村民身上是要说明他的地位。那天如果谁做东谁就会付他的饮料钱，而拉扎克则吸着自己用烟草和切碎的聂柏榈叶做成的农民式香烟。他被给予了*程度的礼遇，但在其他方面被忽略了，就像今天村民在埋葬他的女儿，而他本人*好还是被视而不见。
直接穿过村中的小路，在集中了村庄会所、伊斯兰学校和祈祷场所的建筑外面，几个年轻人开始丈量他们收集来的不多的木板，准备做一具棺材。雅各布觉得木板太长了，于是村长的儿子达乌德被派回哈姆扎家拿绳子去丈量。这时，巴塞尔带来了热茶和用来垫在棺材下面的特制帆布。如同经常发生在咖啡店里的一样，话题变成了有关拉扎克的许多可笑的故事的交流，这当中大部分构成了村里流言蜚语的来源。阿明讲了*近的与政府资助的房屋改造和建设永久性室外厕所有关的分期付款的事情。拉扎克连同其他执政党的成员（只有他们）是一种瓷制抽水马桶的受益者。尽管已经被明确告知这一物资不许买卖，拉扎克还是拿它和阿明的塑料马桶进行了交换，并换回一些现金，而后又将塑料马桶以15马元的价钱卖给了诺尔。雅各布开玩笑地问道，拉扎克甚至连房子都没有，为什么要建一个厕所呢？
雅各布接着问有没有其他人看见拉扎克两天前在罗吉娅女儿的婚宴上大口猛吃咖哩饭，而这场筵席并没有邀请他。沙赫侬补充道，就在昨天，当拉扎克来到集市的咖啡店时，他请拉扎克喝咖啡，这意味着由沙赫侬买单。接下来他注意到拉扎克不但喝了咖啡，还带走了三块蛋糕和两支香烟。部分由于我的提醒，其他一些人回忆起拉扎克是如何从卡米勒那里拿到买屋顶木材的钱而不交货，以及卡米勒是如何把买特种稻种的现金付给他，因为拉扎克说他可以从邻村的一个朋友那儿拿到这些种子。可一个星期以后，他说他朋友和种子都不在家里。又过了一个星期，他说他朋友已经把种子卖了。而这笔钱却从未退还。在不同的场合，人们还说到拉扎克经常以播种的名义讨要稻种，以养家糊口为由要饭，而每一次村民的施舍都被他换成了现金，既没有耕种也没有吃掉。加扎利指责他未经允许私自使用他房屋后面的聂柏树做房顶，而且甚至在收割季之前，他就开始讨要伊斯兰教每年一次的稻谷施舍（扎卡特）。在许多人不停地摇头时，他补充道，“我发脾气了”。
当富人们不断地抱怨他们所雇用的田间劳力变得越来越懒惰和独立的时候，拉扎克总是现成的例子。尽管他们也有其他的例证，但拉扎克到目前为止是*适用的。他们说有许多次，拉扎克提前拿了工资（现金或稻米的形式）却不出来工作。对于他的贫穷他们心存怀疑，毕竟他有半里郎（0.35英亩）地，但他却像地主一样租了出去，而不是自己耕种。对拉扎克的普遍看法是他简直不成器。当村长阿布杜尔·马吉德向我谈及穷人不再愿意工作并要求不切实际的工钱时，他援引了拉扎克的例子，“他使自己陷入困境，那是他自作自受”。
现在简易棺材差不多做成了，村里*好的木匠阿明开始做一些小装饰添加上去。阿里芬提出，“没有必要添加装饰”，于是阿明停了下来。当他们把棺材运到停放玛兹娜的哈姆扎家中时，有人察看了棺木的做工后说，“太破了”。
在回住所的路上，我碰到一群帕克·哈吉·卡迪尔妻子的朋友在议论孩子的亡故。她们似乎都觉得这很大程度上是拉扎克和阿齐扎的过错。毕竟，前天他们把生病的女儿带到了罗吉娅的筵席上，喂她不该吃的东西，而且让她一直待到深夜。“他们吃得很差，”托·卡西姆的妻子说，“他们只能吃些其他人筵席的剩饭。”在我的追问下，她们向我透露了这个家庭饮食匮乏的细节。比如早餐，如果家里有点钱，就是咖啡和木薯或者是前一天剩下的一点冷饭。如果没有钱，就只有水。有人补充说拉扎克家里的饮用水和洗浴用水来自同一个沟渠。早餐很少有粥，从没有牛奶，而且几乎没有糖，除非从阿齐扎在杜兰村的亲戚那儿拿来一点。同他们相比，村长哈吉·加法尔则经常在镇上的咖啡店吃早餐，在那里他喝粥或者吃加糖或咖哩的油炸面包片，还有各种蛋糕、用糯米做的甜点和加甜浓缩牛奶的咖啡。中餐在村里是正餐，拉扎克一家人经常吃的是米饭和从村里免费采集到的蔬菜，如果经济状况允许，会有一些从市场上买回来的干鱼或*便宜的小鱼。没有人见过拉扎克买过蔬菜。当他们吃新鲜鱼的时候，通常是直接放在明火上烧烤，因为他们几乎买不起*少卖3角钱的*便宜的烹调油。而在另一方面，哈吉·加法尔的中餐则表现出他的富有和更是奢侈的偏好：用市场里买来的蔬菜和*贵的鱼做成的美味的咖哩饭，每周至少吃两次肉，这是拉扎克从未有过的奢侈。
【书摘与插画】
任何研究领域的局限性在与其相关研究的共有定义中*能突显出来。大量的关于农民的近期研究———包括我本人的和其他人的——都关注反抗与革命的问题。平心而论，除了关于亲属关系、仪式、耕作和语言方面一贯的标准民族志描述之外，更多的关注集中于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因为它们尽管只是昙花一现，却显然对国家造成了威胁。我可以想到对此类运动重要性的共同理解得以盛行的原因在于一系列相互强化的因素。对左派而言，对农民起义的过度关注显然受到越战和现在已经开始消退的左翼学术界对民族解放战争的迷恋的刺激。*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历史记录和档案鼓励了这种迷恋，它们从不提及农民，除非农民的行动对国家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农民只是作为征召、粮食生产、税收等方面的匿名“贡献者”出现在统计数字中。这种视角下的每项研究强调了不同的侧面。一些研究只能是强调外来者——预言家、激进知识分子、政党———在动员通常懒散、无组织的农民的过程中的角色。另一些研究关注的只是西方社会科学家*为熟悉那些运动———那些拥有名称、旗帜、组织机构和正式领导阶层的运动。还 有一些研究，只是在精确考察那些可能在国家层面推动大规模的、 结构性变迁的运动方面有所贡献。
我认为，这种视角所忽视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贯穿于大部分历史过程的大多数从属阶级极少能从事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那对他们来说过于奢侈。换言之，这类运动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即使当选择存在时，同一目标能否用不同的策略来实现也是不清楚的。毕竟，大多数从属阶级对改变宏大的国家结构和法律缺乏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霍布斯鲍姆所称的“使制度的不利……降至*”。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活动，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是典型地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拥有；在这一领域寻找农民政治大半会徒劳无功。并非偶然，这也是走向结论的*步：农民阶级在政治上是无效的，除非他们被外来者组织 和领导。
就其真正发生时的重要性而言，农民叛乱是相当稀少的——更不用说农民革命了。它们大多被轻而易举地粉碎，即使非常罕见地成功了，令人悲哀的是其达到的结果也很少是农民真正想要的。无论是哪种革命的成功——我并不想否认这些成果——通常都会导致一个更大的更具强制力的国家机器，它比其前任更有效地压榨农民以养肥自己。
鉴于上述原因，对我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可以称为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斗争——农民与试图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的斗争。此类斗争的大多数形式避免了公开的集体反抗的风险。在此我能想到的这些相对的弱势群体的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这些布莱希特式——或帅克式——的阶级斗争形式有其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了解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就是理解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对抗或保守或进步的秩序所作的大多数努力。我猜想长期以来正是这类反抗*有意义和*有成效。因而，研究封建主义的历史学家布洛赫指出，相对于“农村社区顽强进行的坚韧的、沉默的斗争”而言，伟大的千年运动也只是“昙花一现”；这类斗争旨在避免对他们的生产剩余的索要和维护他们对生产资料——如耕地、林场、牧场等的所有权。这一观点肯定也适用于对新大陆奴隶制的研究。对奴隶与其主人关系的分析不能仅仅去寻找纳特·特纳或约翰·布朗式罕见的、英雄主义的、注定失败的举动，而必须着眼于围绕工作、食物、自主权、仪式的持续不断的琐碎的冲突——即反抗的日常形式。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会在税收、耕作模式、发展政策或繁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与当局直接对抗；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政策。他们宁愿一点一点地挤占土地而不是直接侵占土地；他们选择开小差而不是公开发动叛乱，他们宁可小偷小摸也不去抢公共的或私人的粮仓。而一旦农民不再使用这些策略而是采取堂吉诃德式的行动，这通常是大规模铤而走险的信号。
这种低姿态的反抗技术与农民的社会结构非常适合——农民阶级分散在农村中，缺乏正式的组织，*适合于大范围的游击式的自卫性的消耗战。他们的行动拖沓和逃跑等个体行动被古老的民众反抗文化所强化，成千上万地累积起来，*终会使得在首都的那些自以为是的官员所构想的政策完全无法推行。反抗的日常形式不需要名目。但是，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形成的珊瑚礁一样，大量的农民反抗与不合作行为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暗礁。在很大程度上，农民以这种方式表明了其政治参与感。打个比方说，当国家的航船搁浅于这些暗礁时，人们通常只注意船只失事本身，而没有看到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行为的大量聚集才使失事成为可能。仅此而言，理解这些无声的匿名的农民行动的颠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这样一个目标，我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村庄里度过了两年（1978—1980）时间。这个村庄被我称为塞达卡，这并不是它的真名。它是吉打州水稻主产区一个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小村落（有70户人家），该村在1972年开始引入双耕。与其他许多“绿色革命”一样，它使得富人更为富有，而穷人仍然贫穷甚至变得更穷。1976年大型联合收割机的引进或许更是致命的一击，它使得小土地所有者和无地劳动者失去了三分之二挣工资的机会。在这两年当中，我设法收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我在关注反抗实践本身的同时也关注村庄内的意识形态斗争———它为反抗写就了脚本。在本书中，我试图讨论反抗和阶级斗争的重大主题，以及赋予这些主题以实践和理论意义的意识形态支配问题。
在塞达卡，贫富之间的斗争不仅是关于工作、财产权、粮食和金钱的斗争，它也是关于占有象征符号的斗争，是有关过去和现在如何被理解和被分类的斗争，是确认理由、评价过失的斗争，也是赋予地方历史党派意义的斗争性努力。这一斗争的细节并不光彩，通常包括背后诽谤、流言蜚语、人身攻击、给人起绰号、肢体语言和无声的蔑视等，这些大部分都局限在村庄生活的“后台”。而在公共生活中——亦即在负载权力的情境中——经过精心算计的遵从是普遍和经常的状态。阶级冲突的这一方面的显著特征是它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一个共同的世界观。例如，如果没有关于什么是越轨、
什么是可耻和无礼的共同标准，那么任何流言蜚语和人身攻击就是毫无意义的。在一定意义上，争论的强烈程度基于这样的事实：人们所主张的共同价值观遭到背离。人们争论的不是价值观本身，而是这些价值观适用的事实：谁富、谁穷、何以致富、何以贫穷、谁吝啬、谁逃避工作等。这些斗争除了可以视做动员社会舆论的约束性力量以外，还可视为这一小共同体中穷人为抗拒他们所遭受的经济和仪式上的边缘化并坚持*限度的公民的文化尊严而进行的努力。这种视角含蓄地肯定了“以意义为中心”的阶级关系分析的价值。在本书*后一章，我将就更广泛的意识形态支配和霸权问题进行说明和探讨。
在塞达卡度过的14个月中，我有时兴高采烈，有时万分沮丧，有时手足无措，有时辛苦乏味，这些是每个人类学家都能够体会到的。由于我并非正式的人类学家，因而所有这些经验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如果没有贝利给予我的实用的田野研究讲座，我将不知如何去做。即使是在这些明智的建议的指引下，我仍然对人类学家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的基本事实缺乏准备。在*初的几个月里，我去室外活动大半没有目的而是为了自己独处。我发现需要保持一种审慎的中立——亦即保持缄默，这是明智的，但同时也是巨大的心理负担。随着我自己的“隐藏的文本”（参见第七章）的增多，我首次认识到琼·杜韦格纳德的评论的正确性：“在多数情况下，村庄会向外来研究者做出让步，而研究者通常求助于隐藏。”①我同样发现邻居们总是原谅我难免犯的错误，在每一点上容忍我的好奇心，他们对我的不适当行为并不在意，并允许我在他们身边工作。他们有着既嘲笑我同时又与我友好相处的非凡能力，他们具备划分界限的尊严和勇气，他们善于社交，经常在非收获季就感兴趣的话题与我彻夜长谈。他们的友善表明，相对于我适应他们来说，他们更好地适应了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对我的生活和工作的意义是言辞的感谢不足以表达的。
尽管我努力删减原稿，但它依然很长。主要原因在于许多特定故事的讲述对于揭示阶级关系的结构和实践是*重要的。既然每个故事都至少有两面，因而有必要考虑社会冲突所产生的“罗生门效应”的存在。努力讲述这些故事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要将一种贴近底层的阶级关系的研究提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我认为这些更为宏观的思考需要有血有肉的详细实例来呈现本质。因而，一个实例不仅是将一般概括具体化的*成功途径，而且它具有比归纳出的原则更为丰富和复杂的优势。
在马来语很难直译的地方，或马来语表达本身很有意思的地方，我都将其加在正文或脚注里。除了对那些外来者所做的正式演讲，我从不使用磁带录音机进行记录。我的工作是依靠谈话时片断的笔记或事后马上进行追记来完成的。由于许多句子中只有一些比较容易记住的片断可以忆起，结果使得我所记录的马来语有某种类似电报的性质。刚到时，我听不懂吉打州农村的方言，相当多的村民用他们在市场上所用的更简单的马来语对我说话。
我觉得，本书的写作还有一个特殊缘由。与其他乡村研究相比，它更多是研究对象的产物。在我开始研究时，我的想法是展开我的分析，将研究写出来，并准备一个关于我的发现的简短的口头版本，然后回到村民中去收集他们对此的反应、意见和批评。这些反应将收集在*后一章——作为“村民的回应”的部分，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将其视为那些应该知晓本书内容的人所做的“书评”。事实上，在塞达卡的*后两个月中，我的确花了更多的时间用于从大多数村民中收集这些意见。在各种各样的评论中——这些评论通常反映了评论者的阶级立场——充满着一系列针对我所忽视问题的富于洞见的批评、修正和建议。所有这些在改变原有分析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是否应该将我较早的愚钝的分析交给读者而只在*后才呈现村民提出的见解呢？这是我*初的想法，而当我动笔时，我发现把我现在已经知道的当做不知道来写是不可能的，于是我逐步把这些洞见融入到我自己的分析中。其结果就是去理解在何种程度上塞达卡的村民既是形成分析的原因，也是研究的原始素材，并因此使得那些复杂的谈话更像是一种独白。
*后，我要强调这是一个非常自觉的地方阶级关系的研究。这意味着农民—国家关系可能为很多反抗提供解释，但在本书中，除非它们影响了地方阶级关系，否则不会被涉及。这也意味着那些在任何政治危机中都相当重要的族群冲突、宗教运动或抗议也基本上没有被涉及。本书也不去分析这里所考察的细微阶级关系的经济起源，这些源头不难一直追溯到纽约和东京的董事会议上。这还意味着处于省或国家层面的正式的政党政治也将被忽略。从一个角度看，所有这些省略都很可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里的努力是要表明地方阶级关系是多么重要、多么丰富和复杂，还表明不以国家、正式组织、公开抗议、民族问题为中心的分析视角将给我们带来的潜在发现。
下面这些过于冗长的谢辞意在表明为了进行研究我必须学习的许多东西，同时也表明那些教导我的人的耐心和大度。对于塞达卡的那些家庭——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们的名字被隐去——我所欠甚多，这笔债之所以沉重，原因在于我所写的内容让不止一个人感到他们的友好被滥用了。当然，对一个专业的外来者而言，那是一种人性的困境，而我只能期待他们将会发现我是以诚实的努力和自己有限的学识来公正地对待我的所见所闻的。
我的接待单位是位于槟榔屿州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比较社会科学院。作为客人或学者，我是非常幸运的。我要特别感谢学院的Mansor Marican，Chandra Muzaffar，Mohd Shadli Abdullah，Cheah Boon Kheng，Khoo Kay Jin， Colin Abraham及副校长兼院长Kamal Salih和院长助理Amir Hussin Baharuddin，感谢他们的建议和友善。Nafisah bte. Mohamed作为吉打州方言的特别辅导老师，帮助我为田野工作进行准备。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政策研究中心对吉打州的穆达工程和与之相关的农业政策进行了许多出色的研究。该中心的Lim Teck Ghee 和David Gibbons不仅帮助我制订研究计划，而且还成为我弥足珍贵的朋友和批评者，他们的功劳在书中随处可见——即使在我决定自行其是的时候。我还要感谢Sukur Kasim，Harun Din，Ikmal Said，George Elliston，当然还有中心主任K. J. Ratnam。位于亚罗士打附近Teluk Chengai的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部的官员们总是非常慷慨地贡献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统计数据，尤其是他们的丰富经验。任何发展项目中要找到这样一些有知识、严格而坦率的官员都不是件容易的事。Affifuddin Haji Omar和S. Jegatheesan，以及时任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经理的Datuk Tamin Yeop，都给予了很多帮助。
与我的研究路径互有交叉、对马来西亚乡村社会进行研究并著述的“无形学院”的成员们，对于我的理解和分析贡献良多。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我无疑会有所遗漏。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宁愿不被提及，而我还是必须提到这样一些名字，他们是Syed Husin Ali，Wan Zawawi Ibrahim，Shaharil Talib，Jomo Sundaram，Wan Hashim，Rosemary Barnard，Aihwa Ong，Shamsul Amri Baharuddin，Diana *，Donald Nonini，William Roff，Judith 以及Shuichi Nagata，Lim Mah Hui，Marie鄄AndréCouillard，Rodelfe de Koninck，Lorraine Corner和Akira Takahashi。两位来耶鲁做毕业论文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的教师Mansor Haji Othman和S. Ahmad Hussein给我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和批评。*后，我要特别感谢东京发展经济学研究所的掘井健三的慷慨，他在1968年对塞达卡的土地所有制进行了研究并得出可以利用的结果，如此我才能确定十年间的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后的手稿在同事们细致的批评指正下有了很大改观。我忍痛割爱，不再争论那些他们认为荒谬或无关紧要——或两者兼是——的论题，同时增加了他们认为必要的历史性和分析性的内容。即使我拒绝他们的看法，我也总是尽量通过加强或改变我的立场来减少直接的打击。然而，到此为止吧。如果完全遵从他们的想法，我可能还在改稿子并努力调整他们无意造成的混乱。我迫不及待地要回报他们的厚爱。感谢Ben Anderson，Michael Adas，Clive Kessler，Sam Popkin（对，就是他），Mansor Haji Othman，Lim Teck Ghee，David Gibbons，Georg Elwert，Edward Friedman，Frances Fox Piven，Jan Gross，Jonathan Rieder，Diana *，Ben Kerkvliet，Bill Kelly，Vivienne Shue，Gerald Jaynes和Bob Harms。还有一些未提及姓名的人，他们同意甚至请求阅读原稿，或许他们看到书稿之巨后又改变了想法。他们知道他们是谁。真是遗憾！
自1978年以来，许多机构的资助使得我和这项研究事业得以持续。我要特别感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国家科学基金（批准号SOC 7802756）和耶鲁大学对我在马来西亚研究的支持。*近，由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项目”授予的埃克森基金（Exxon Fellowship）使本书的终稿和大多数修订工作得以完成。Carl Kaysen容忍了我对书稿倾注过多的精力，并且与Martin Kreiger，Kenneth Kenniston, Charles Weiner, Peter Buck, Loren Graham, Carla Kirmani, Leo Marx和Emma Rothschild一起，帮助我保持智识上的收获。由日本大阪的国家民族学博物馆主办、Shigeharu Tanabe和Andrew Turton安排的“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研讨会，有助于使我的观点更加明晰。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帮助组织的在海牙社会研究所举行的另一个有着更多争论的工作讨论会，对本书第七章有关反抗的分析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我不清楚这两次会议的参与者是否完全认同我所提出的论点，但他们至少应该知道他们的著述和批评对本书具有何等重要的价值。
应当感谢的还有下列对本书早期的部分内容给予发表的出版物：《国际政治科学评论》（1973年10月）；《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Andrew Turton和Shigeharo Tanabe编，《山崎民族学研究》第13期；大阪：国家民族学博物馆，1984）；《政治人类学》（1982）；《马来西亚研究》1:1（1983年6月，马来文）。
本书的出版倾注了许多打字员、排版员和编辑的心血，他们高兴地看到这一出自他们之手的书稿。其中我特别要感谢的是Beverly Apothaker，Kay Mansfield和Ruth Muessig出色的工作。
本书与我的家庭生活的相互交融已经足以免除任何通常在此要说的常规套话。在此我可以说，尽管我努力了，但从未能够哪怕稍微让路易丝和孩子们相信，他们也在为我写作本书出力。
